（3）史学应爱憎分明
在崇尚忠义的伦理观的指导下，戴名世认为作史应爱憎分明。他甚至把爱憎作为史学伦理的沿伸，给予了高度重视。
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4]（P183）（《文心雕龙》直解、情采第三十一）感情是行文之根本。在戴名世所作的人物传记中，几乎每篇都立一赞，其中很多笔墨都直抒胸臆，毫无掩饰的倾诉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或赞颂，或批判，甚或鞭达，直接的表白了自己的爱憎之情。他对贪官污吏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对尽忠全孝的清官廉吏则赞美有加。这些文章，读来颇觉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在《金正希稿序》中，他对慷慨任事，身赴国难的金正希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面对强敌“声情壮气，不可遏抑”的大无畏精神，把排剂他的当朝权要斥为群小。对当时朝廷弃置贤才，重用非人大表遗憾，指出其灭亡：“岂足异哉！”在《杨维岳传》中，作者对其国灭君亡，不食而死的殉节行为大为赞赏，一再慨叹“遭时乱亡，士之自立，可不慎哉”。他对以语词尖刻，爱憎分明而著称的《新五代史》极为推崇，称其为“专家之学”。甚至认为没有欧阳修的才能，便不要去作史。
戴名世主张修史要爱憎分明，并把所爱圈定在为夫守节，为国尽忠的狭隘范围内，把所恨限定在易服变节的框架中。这表明了他难以超越封建伦理的蕃篱，给史学的伦理功能并未赋于多少新的内容。
四、结束语
戴名世的史学思想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欠缺。评价他的思想一定要立足史实，认真论证。有人认为：戴名世是一个有气节的进步文人，他的思想充满了民族大义。极端仇视满清统治者。甚至认为他主张复仇，歌颂并企图恢复明室江山。[5]（P5）（《戴名世论》）并将此作为评价戴名世思想的基础，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颇值得推敲。
首先，戴名世并非明室遗老，遗少，他和朱明王朝之间缺乏历史渊源。这一点在近人朱太忙的《戴南山集》序中论述甚悉，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以戴名世鄙视八股取仕便认为他仇恨清朝，此说更难服人。八股取仕起于明代，戴氏何以独仇清之八股？再说戴氏既仇八股，何以仍以此为敲门砖以进，服官列朝，授职翰林。如此言行不一，岂能算作有“气节”？
再者，以戴名世对清初社会现实的批判，定为他仇满反清的理由，更属荒谬。因为对现实的批判在清初下层文人的著作中所在多有，如清初“畸土”陈确便是其一[6]（P78）（《简评陈确的丧葬观》），桐城派祖师，戴名世的好友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尚对清政府统治下之一隅的监狱之黑暗有所揭露和控诉，难道就说方苞仇满反清吗？
在笔者看来，对戴名世的所作所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名世作为一个贫穷但正直的文人，其毕生都在追求一种真实，写真实的史书，反映真实的社会现状，并因此触犯文网，身败名裂。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1]王树民。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论语[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4]韩泉欣。文心雕龙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5]王凯符，漆绪邦。戴名世论[J].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3.
[6]侯虎虎。简评陈确的丧葬观[J].延安：延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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