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们泛称为思想的可以分为精英思想（包括经典思想）、统治思想、普遍的社会思想与观念、大众心态等等不同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其间有互动、沟通，又有区别。对社会具有实际、直接规范和操作意义是统治思想和社会普遍思想，这些思想与观念与精英思想相比多半属于平庸，或了无新意，其实正是这些思想与观念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行为的研究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也有相应著作问世，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对大众习俗、行为中的蕴含的观念研究的还不够，比如普遍性的泛化的王权主义观念，亦即权威观念（诸如家庭、行会、结社、团体、秘密会道门、宗教、师生、朋党等等社会组织观念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大众心态属于日用性的，焦点是生存、利益问题，与精英思想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并有著作问世，但总的来说，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4.价值取向、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与行为方式。学界对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累累，但对价值很少注意，甚至不把价值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似乎价值只是研究者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历史和历史本体之一。就实而言，价值是人的本质问题之一，或者说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活动都包含了价值内容。价值的中心是“意义”。一谈到意义，总有一种“空”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实际的，比如礼的仪式的真谛就在于意义。“意义”无处不在，以至有人说，人就是“意义网上的动物”。思想和社会的互动正是人的价值实现领域。我们的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历史本体性的系统研究，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5.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比如改朝换代思潮与社会运动，革命思潮与社会运动，改革思潮与变法，社会矛盾激化时期群体性的盲动、疯狂与观念，社会“解构”过程中的畸形、怪异、妖孽性的文化和运动等等。
6.纲纽性（核心）概念与社会。小到个人，大到学派和社会性的思想，都有纲纽性概念来支撑。这种纲纽的概念，特别是普遍化了的社会性的纲纽概念是文化精神的凝结，又是社会关系的坐标，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比如“道”这个概念就包含了数不清的思想与社会内容，我们不能只在思想层面上研究它，还要进行整体研究。
7.形式主义与文化和社会。社会化的形式主义是社会的规范与定位的准则，又是人们生活的当然前提。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有政治的、文化的、习俗性的、宗教性的等等。形式主义是历史的凝结，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存在物，我们应深入揭示形式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内容。比如源远流长的颂扬文化（其中包含了假、大、空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一般不被人们注意，其实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内容，很值得研究。
8.社会化的文化典型、文化偶像、文化符号、文化图腾等。比如“孔子偶像”、“清官现象”、“曹操现象”、“关公现象”、“诸葛亮现象”以及物化的标志，如旌表牌坊、神位祠堂、神物等等，这些是既虚又实的混合物，其中汇集了太多的历史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9.观念的制度化与制度的观念化过程研究。这中的问题很多，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理论形态、制度规定与实际的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认真梳理。另外，现在研究制度本身的著作不少，但对制度观念研究则相对薄弱，比如关于宰相制度的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但关于宰相观念的研究则很少。不研究制度观念，也就难于准确揭示制度功能。
10.区域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研究。
11.思想社会化与社会思想化过程研究。如互化的渠道、中介、媒体、机制、组织及其资源的支配等等，问题多多。
12.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问题从哲理上有许多研究，这里只说一下我们自己认定的思维方式--“阴阳组合结构”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思维方式的阴阳组合结构？我想用如下一些组合命题来说明，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尊君-罪君”的组合，“道高于君-臣谬论”的组合，“等级贵贱-人为贵”的组合，“王有天下-天下为公”的组合，“礼之分-乐之合”的组合，“顺从-自强”的组合等等。我所以说是组合命题，意思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君本”、“民本”等等命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理论逻辑上也不能自成系统，而是一种组合关系；所谓阴阳组合也就是主辅组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种组合命题也就是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至大。
以上的问题都是零零碎碎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对思想与社会进行整体研究。从学科上说是属思想史呢，还是社会史呢？我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化的过程”。进一步说，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有些先生为了发扬传统，常常爱作“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无疑有其功效，但忽视整体的而过分的抽象，在我看来似乎是自己在说什么，因此我多有疑问。比如，近年战国出土简帛的确有极大的价值，足可以引起程度不同地改写历史，还有众多的疑难问题也是向历史家智慧的挑战。许多学者为此作了艰苦的探索，令人敬仰。但是有的先生说，这些简帛的出土足以带来一场新的“自家的文艺复兴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我深表敬意，但也有诸多怀疑。试问，以出土简帛作为新的文艺复兴的起点有足够的历史的根据吗？或者说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之外提供了这样的新的历史依据吗？还有，简帛的历史内容与我们已知的历史有那么大的差距吗？另一方面，以此“取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这可能吗？又如何“取代”？恕我直言，这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精神未必有利于我们要走向世界！“文艺复兴”从哪说起固然重要，但世界的历史注定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能“直线”地走，因此我们的“兴”恐怕也不能从“复”的形式来寻找源头或借题发挥。要承认在世界的进程中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也有便宜可用，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拿来主义”。有人提出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学习”史，分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应该想想我们认真学习了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这里附带说一句，我们民族文化自尊的依据主要不在祖宗那里，应在我们自己的新创造中来寻求。
最后，我还要扯到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思想与社会是有机的整体，并以历史的形态存在和延伸着。这里借机说一句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数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结构性的王权主义。这种结构性的王权主义也是传统的社会与思想纽结关系的主干。（2001年4月7日在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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