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阶段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的形成期，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欧洲(西方、西欧)中心论”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地球上的人类此时有可能全部进入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欧洲之外的许多地区是欧洲人发现的或首次接触到的，欧洲人是观察者，非欧洲人是被观察者。欧洲人以自己的文明进化标准来衡量“化外之民”自然产生了民族优越感，文化中心论，认为自己才是历史的中心、世界的主宰和领袖，因而他们所谓的“世界史”就只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欧洲之外的地区或者忽略不计，或者浮光掠影，偏见多于真实，局部代替全貌。这样的世界史著作自然难以称其为真正的“世界史”。但这样的世界史却是后来全球史兴起的基础，是全球史学者吸收、借鉴、扬弃的对象。
黑格尔(1770-1831)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撰写过一部纯粹的世界史著作，他的世界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史哲学》体现出来的(28)。他把整个世界分为新旧两部分，新世界是指新航路开辟之后发现的美洲和大洋洲，旧世界是欧亚非三洲。世界历史不是和人类与生俱来，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人类世界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联系之时，世界历史才会出现。同理，也只有那些进入这种普遍联系之中的民族才会成为世界历史关注的对象。因此，只有旧世界才属于世界历史的范围，是“世界历史”的舞台，至于新世界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即使在旧世界，真正的世界历史也是从波斯开始的，因为它首先与欧洲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亚洲东部的中国、印度由于“闭关自守，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与其他民族没有紧密的联系，只能被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29)。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30)世界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是逐渐展开的，先是一个人的自由(东方君主政体)，后是少数人的自由(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和贵族政体)，最后是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人的君主政体)。因此，世界精神的起点是亚洲，是东方，终点是欧洲。他据此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4个发展阶段(31)。东方虽然被黑格尔看做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仅此而已。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空间都在欧洲。而且东方也只有与欧洲相联系的地区(北非、近东)才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可见，黑格尔骨子里仍然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
黑格尔的世界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世界精神只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只有在全世界人类不断扩大的相互接触、交往的历史过程中才能逐渐彰显和认同，绝非因果倒置。而且，自由精神是否就是世界精神的核心也值得怀疑，以此来划分的历史分期有多大的合理性也应当谨慎对待。黑格尔将中国、印度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古老国家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无疑荒谬之极，但他将各地人类普遍联系的建立(尽管他强调的是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作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和世界历史形成的标志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也似乎可以看到与黑格尔的一些相似之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2)；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3)。这与黑格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都强调了历史的纵横向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因素。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可以视为后来重视横向联系的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前奏，全球史学者或许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
如果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则是它的实践者。兰克虽然被后世标榜为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但他在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方面却并非客观。他的多卷本《世界史》(34)除了在第一卷略谈埃及和西亚的文明之后，其余主要是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终于1453年。在兰克看来，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应该包括所有民族和时代的历史。但世界史并非不同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世界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将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并主导他们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和重大事件。此外，一部世界史实际上也不可能将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内，只有那些充满活力，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的民族才有资格被纳入世界史的考虑范围。这样，他眼里所认为的亚洲那些一成不变、缺乏推进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民族的历史(如印度和中国)就被他合理地排除掉了(35)。在这种世界史编撰思想的主导之下，兰克的视野自然集中于欧洲的历史，他的《世界史》实则一部欧洲史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明确的全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兰克竟然置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于不顾，还美其名曰在编写《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视野与比他早一个世纪的伏尔泰相比显然大大倒退了。
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虽然不是严格的世界通史，但他的笔锋却触及了整个世界。他对东方情有独钟，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而且要研究这个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从东方国家开始，然后到西方国家，而第一个应该首先注意的就是中国(36)。他的《风俗论》的开篇两章就是关于中国的介绍。中国的形象在伏尔泰的眼里不仅比较清晰，而且特别伟大，令其赞不绝口。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伏羲时代；中国有远至公元前2155年的天文观测记载；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超过欧洲；中国物产丰富，是丝绸的故乡；中国有“就其规模和用途来说”超过埃及金字塔这一伟大建筑的万里长城，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有完善的道德和法律(37)。虽然其中有不乏失实与溢美之处，但如此较为详细地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并将其纳入世界“各民族”之中，这在西方世界史的著述中还是比较突出的。伏尔泰还对他所知道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地，特别是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都尽可能地做了介绍。应该说，伏尔泰不仅是近代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创始人，而且是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大约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家施罗塞(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1735-1809)也写过一部《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史应包括“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研究世界史就是要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38)这似乎是全球史观的萌芽。尽管这些史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史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的历史，但由于资料、视野的局限，他们的世界史也只能是以欧洲的历史为主。伏尔泰的《风俗论》全书正文共197章，但从第8章以后(除个别章节外)就基本上是欧洲各国或与其有关的历史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著名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也难以摆脱它的影响(3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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