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讲“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完全反映了历史的实际。20世纪的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革命中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亚洲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革命中诞生。中国是这批国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对内对外长期革命战争的结果，是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汇的产物。无论是从中国来看世界，还是从世界来看中国，这真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
说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并不是说那时就没有不打仗、不爆发革命的时候和地方，但是那时影响整个时代、影响世界全局的，的确是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大潮。
在从社会主义产生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的形势和时代的特征，并不总是可以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来概括。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这个论断就在酝酿之中，虽然没有见诸现在发表的文献中。到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依据邓小平的论断，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当做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12个理论观点之一。两大主题也就是两大主要问题、两大主要课题。这样来表达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或两大问题，并不是说当代已经没有任何战争，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成为全球性、战略性问题的，确实是这两个而不是别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把握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党的国内路线和战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如此。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新的结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诊断，同我们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就必须努力反对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旧秩序，争取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开放争取有利的环境。
80年代末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七国对我实行“制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升级。这时，邓小平不赞成把形势看成一片漆黑，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大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并且作出了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论断。
党的十五大再一次确认了这些论断。
科索沃事件和我驻南使馆被炸以后，国际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指出天下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大的进攻性、侵略性、扩张性和冒险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又指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没有变。十五大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判断仍然是站得住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再一次肯定：“世纪之交，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
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规划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新任务时，中央又一次肯定：总的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2001年以来的许多中央文件都重申了关于时代主题的命题。
由此可见，对于经过长期的深入的观察、分析、总结、检验而作出的关于时代、关于全局、关于战略的一些基本的判断，一方面要不断敏锐地把握多种现实的变化，细心地进行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可以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意地怀疑动摇。对基本判断作出否定的评价或根本的变动，那是要有充分的根据并经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程序的。
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难以一致也不必一致。将来时代主题会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更是难以预测也不必预测。重要问题在把握好当代世界的主题，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分析和判断时代主题，据以确定自己的任务、战略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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