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师为吏”是指以习儒的经师为官吏，西汉正式出现这种局面是在武帝时期。它的先决条件有两个，一是要有“经”的称谓和习经的传统。战国以降，凡学术著作皆可称“经”，如黄老帛书有《十六经》之称；医书有《黄帝内经》之称等。“六经”之名出现于战国后期，《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孔子开一代私学之风，从此形成习经授徒的传统。儒家习经的传统表现在“师法”和“家法”两个方面，皮锡瑞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1]，这虽是就师法而言，其中也道出了儒家习经讲究师承的情况。“家法”也是谈“师法”，只不过是孔子既殁，其徒各自分立门户，到战国后期出现儒分八家的局面（注：《韩非子·显学》：“有子张之儒，有子恩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孔氏（荀卿）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师法与家法不是一成不变，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P.136）师法与家法的合流是汉儒习经传统的所在，两者间的相互发明就推动着汉代儒学的昌明。
二是经过积淀，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六经除《春秋》外，其余皆为孔子以前的文献，但孔子将其视为先王的政典，从中学习积极用世的经验，在环绕“皇极”的过程中积极干谒帝王。作为传统，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比其他各家更为强烈。这种文化精神在荀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荀子在稷下学宫讲学的重点是“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经他的培养出现了像韩非、李斯等为帝王师的人物。他们虽是法家人物，但向儒家经师学习儒术则充分说明了儒学为帝王师的内容比其它学说更有可师法性。质言之，为帝王师的文化能量在秦汉之际虽是由法家人物发挥，但文化的根却在儒家那里。
从博士之职的内容来看，为博士者应熟习先王政典和诸家学说（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秦焚书时，将《诗》、《书》与诸子学说并称（注：《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表明治《诗》、《书》并不是儒家的专利，但是儒家以熟习先王政典高标独立，以研治《诗》、《书》为心要，这就为儒生跻身博士行列赢得了空间。秦有博士七十人，王国维考证，西汉时秦博士尚在的有六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活跃在汉初政坛上的有叔孙通等，在野的有伏生等。儒生在朝的作为改变着高祖刘邦溺儒冠的举动，并使他发出“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的痛悔之辞，他告诫太子“可勤学习”（刘邦《手敕太子》，《全汉文》卷一），任命儒生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所有这些都表明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逐步得到帝王的确认。
《后汉书·翟酺传》称汉文帝时始置一经博士。古今学人对一经博士有两种认识，一说一经博士指《诗》博士；一说当时的经学博士还有《书》博士（注：《史记·儒林列传》：“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受之。”《汉书·晁错传》：“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这就提出了究竟是立一经博士还是立二经博士的问题。这里先存疑不论。从其争论中，他们共同承认的大前提是经学博士设置于文帝一朝，最初的经学博士是《诗》博士。这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经学为官学的开始。文帝是好刑名之辈，尊经的举动似乎不可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帝尊经不是尊儒，因为“六经本先王之旧典……班固作《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列于诸子之前，诚以六经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然又列《论语》、《孝经》于六艺之末，由是孔门自著之书，始与六经并崇。盖因尊孔子而并崇六经”（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八课，宁武南氏校版第6页；又见《国民丛书》第二编第三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经学博士虽不是有意为儒生设置，但战国后期以降，儒生把研习六经视为家学，故一经博士的始置在事实上支持着儒学。这对儒生来说是一大鼓舞，《汉书·儒林传》云：“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颜师古注：“具官，谓备员而已。”尽管如此，它在“以师为吏”方面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景帝时出现《春秋》博士，到武帝时又置五经博士。宋人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指出：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
这种说法未必精确，但大体道出了从文帝到武帝年间经学博士设置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武帝年间设立五经博士与文景年间设立经学博士相比，已产生了质的飞跃。根据《史记》、《汉书》有关记载，文景时的经学博士不是专门为表彰儒学而设立的，经学博士只是被视为精通先王政典而备顾问。到了武帝年间，经学博士则是直接为儒生设置的了。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武帝好儒，即位的当年就立即采纳了丞相卫绾的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武帝纪》）的建议，揭开了把诸子学说清理出官学的序幕；其二，史称“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后“后景帝六岁”（《汉书·外戚传》），是说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晚年双目失明不再临朝，这样，建元五年春立五经博士应是武帝个人的意愿。其三，窦太后死去，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独尊儒术，是在补充说明五经博士们的出身是儒生。所有这些都说明西汉的官学至此已定于儒学。
官学定于儒学是西汉向“以师为吏”迈出的重要步骤。《史记·儒林列传》云：“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公孙弘以布衣任丞相，破西汉以列侯为丞相之例，任丞相后得以封侯，其难以复加的殊荣自然要引起天下学士的向往。《汉书·儒林传》又云：公孙弘为学官时曾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他的建议得到武帝的赞赏，推动着习经的风潮。对此，皮锡瑞评价道：“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1]（P.73）意思是说，这是后世明经取士的盛事和开始。
武帝通过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任命经师公孙弘为丞相等一系列的步骤，激赏习经风气的形成，而武帝以经取士的做法则标志着西汉彻底完成了“以师为吏”的举措。武帝以降，习经之风日炽，为西汉“以师为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元帝之时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匡衡以治经位至丞相，贡禹、薛广德则以治经官拜御史大夫，乃至当时出现“遗子黄金满籯（竹器），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习经成了当时人攫取功名利禄的捷径。如《汉书·夏侯胜传》云：“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官服），如俯拾地芥耳。学术不明，不如归耕。’”其口气使人很容易想起明清人对八股文的推重。所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对武帝以后西汉以经取士的描述是非常客观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是不诬的，桓谭在《新论》中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P.35）“曰若稽古”是《尚书·尧典》的首句，意为如果考察古事（代）。其意晓畅明白，没有任何微言大义，说至三万言颇为不可思议，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这就告诉我们，习经虽是苦事，但习经者趋之若鹜，其原因就是“禄利之路然也”。皮锡瑞十分赞同班固的观点，他说：“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1]（P.131）读书人魂断经书是西汉帝王推行“以师为吏”的必然结果，可谓赚得英雄尽白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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