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师与帝王
经师是指传授经学的儒生，儒生在传经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原则。诚如皮锡瑞指出的那样：“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1]（P.139）因为这样，经师传经非常重视师法。考其源，可能与秦火有关。秦火以后，经学传授转入地下，因为没有写本，无论是经文还是心要都以口头的形式传授，这样就形成了要求接受者“谨守训辞，毋得改易”的传统。这种传统的确定便突出着经学“守旧”的特点，而“守旧”的确定便保证了经书在传授过程中的“经旨不杂”。
西汉经学的传授主要是今文经。所谓今文经是指经师将口授的经文用通行的隶书写下，它有别于用籀文写下的经文即古文经。刘师培曾指出：“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经学教科书·序例》，宁武南氏校版）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汉的时候古文经时有发现却没能动摇今文经在学术界几乎独尊的势头呢？刘师培说得好：“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经学教科书·序例》）这应该是今文经在西汉受到帝王重视的主要原因。进而言之，西汉经师与帝王构成的关系主要是指习今文经的经师同帝王的关系。
严格地讲，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是从惠帝开始的。叔孙通虽任太子太傅，但向惠帝传授所学史无记载。相反，真正以其学说受到帝王重视的倒是在民间传授经学的经师。如田何传《易》，伏胜传《尚书》都曾受到惠帝、文帝的重视。文帝置经学博士以后，原来在民间的经师经帝王的网罗开始到朝廷任职，这时他们的任职主要是博士。这当然是就经师而言，不包括习儒的朝臣和诸侯王。作此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无法理解“及至孝景，不任儒”（《汉书·儒林传》）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儒”是指经师。
经师得他任大约是从董仲舒开始，董仲舒发表了《天人三策》以后，武帝赞许之余将其提升为江都相，即使后来去位还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真正给经师带来殊荣的是公孙弘，公孙弘以丞相封侯标志着经师不再仅仅是西汉官学的传授者，不再仅仅是以经书为帝王提供统治的思想武器，而且标志着经师全面地参预到西汉政治统治的行列。
武帝以后，在经师与帝王的关系中有四点值得重视。其一，经师受学有着严格的师法和家法。师法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家法者，专相传祖，以成一家之说。有学者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内容指出：“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师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家法。”[2]（P.39）仔细追究起来，师法和家法都是谈师承问题，是讲某人治经的来路。武帝以后帝王习经成为传统，深厚的经学修养使他们看重师法和家法。凡成一家之言的经师往往为帝王所器重，为鼓励经师传经，帝王们不但同意为他们择弟子员，而且以禄利相诱。西汉帝王从立一经博士到立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都表明他们十分看重经师的师法和家法。
其二，经学成为官学、成为帝王之学以后，帝王与经师的关系空前紧密。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少傅为常职，此外，经师还经常为帝王传讲经学。经师由讲经得到重用、位及三公已是平常之事。特别是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为丞相，开西汉人主师为丞相的先例，以后，形成了惯例。
其三，人主习经受经学的熏染，逐步养成了尊师的风气。如初元三年（前46）冬，元帝下《赐肖望之爵邑诏》：“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汉书·元帝纪》，《肖望之传》）又如成帝“方乡（向）经学，敬重师傅”（《汉书·张禹传》），帝王尊师的实质是尊重儒学。
其四，帝王尊师是与崇礼联系在一起的，如初元元年（前48），刚即位的元帝下《令孔霸奉孔子祀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汉书·孔光传》）在儒家主张的社会模式里，“礼”是其核心，西汉帝王尊师的实质是兴礼。“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礼”重点讲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主张人们守“礼”不能僭越。由于武帝以后西汉王朝逐步走向败落，因此，帝王尊师固然是帝王习经的必然结果，但也包含着以尊师达到兴礼的目的，要求以“礼”的精神光大三纲五常来稳定社会秩序。
在经师与西汉帝王形成的特殊关系中，经学对西汉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成的一种状态是士大夫朝议无不引经据典，无不以先王理想的社会模式来议论现实政治，而西汉帝王对这一社会模式的认可则鼓励着习经的社会风尚。由于六经所言不能完全概括西汉社会表露出的种种现象，而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又非要解决不可。于是，由引援经文向阐释经义过渡，经师们死守着孔子为后王立法的教条不变，狠挖其中的微言大义，在解释经义中表现出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所以，周予同在总结西汉经学特点时指出：“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学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点为功利为，而其流弊为狂妄。”[9]（P.20）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事实上，西汉的经师们也是在挖掘经文的微言大义方面狠下功夫，经师们习经常常是深思其旨，常常是“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1]（P.90），这种情况的存在就造成了经师习经以为现实所用为主，在精不在博。纵观西汉经学的传授，经师多专一经，不能兼通属正常情况。皮锡瑞曾指出：“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1]（PP.126-127）经师的情况尚如此，这样，帝王习经时便出现了一人有数师的情况。而这些经师们同时在朝中位居三公九卿，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就势在必然。
“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1]（P.122）从西汉历史的轨迹看，经师得到帝王的信赖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设置五经博士虽标志着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将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但经师并不因此都得到帝王的重用。如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汉书·儒林传》），但因申公回答治乱之事时不能让武帝满意，因此申公得不到重用。武帝以后，随着经师为帝王师渐成制度，经师在朝廷的地位才发生重大转折。“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9]（P.462），这几乎成为制度。特别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夏阳男子张延年入京诣北阙自称是卫太子，众朝臣明知卫太子当年因巫蛊之祸已死，但因牵涉到皇家事务，个个面面相觑不敢断然处理。这时，经师以《春秋》决狱，毫不犹豫地将张延年腰斩，此事引起朝野的震动，经师的声望一下子得到提高，昭帝也十分感激。
以经治国，尊重经师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特点。总结其要，其一，这是由西汉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权的安定需要文治而决定的。经师参预朝政不直接说己见而是托经言今，其委婉之辞更容易使帝王接受。其二，延辩之风的形成为朝议时各抒己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帝王们意识到“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尚书·周书》）的必要性。由廷辩到廷议，经师们将学术的争论运用到议政方面。其三，经学鼓吹“王道”，以德政思想、民本思想为皇权张目，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汉王朝的延续打了强心针。
必须指出的是，经师与帝王并不都处于蜜月阶段。当经师以经义干预朝政时，专制的皇帝认为对其统治有利时自然会采纳，当经师引经据典限制皇权时或引起帝王的不高兴时，帝王也可能对经师毫不客气。如董仲舒因言灾异下狱，眭孟（弘）因察天变被处死，就是生动的说明。班固曾指出：“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总之，当经师引经据典与皇权发生冲突时，帝王们往往并不遵守经义，表现出较大的选择度，但是，他们又需要利用经师来规范个体行为，维护皇权，以便宣扬他们的权力意志，将皇极意识深入到社会心理之中。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济东印书社，1948.
[4]桓谭。新论·正经第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贾谊集·傅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张强。汉初韩诗与齐诗廷辩索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3）。
[8]王健。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J].中国史研究，1996,（3）。
[9]周予同。群经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
[10]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