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尤其是诗文集，则是完全抒发作者性情的著作，个性最为鲜明，主观色彩最为浓烈，所谓：“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远，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其中“作”的成分最多，可只能排名第四。
于是，在经、史、子、集的传统排名次序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由“述”优于“作”的历史逻辑：“述”的成分越多，越受尊重，排名越靠前；换言之，“作”的成分随着排名的靠后而递增。这无疑是“述而不作”文化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此外，中华学术史上曾出现六个高峰，即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仔细分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虽曾异端蜂起，但最终以儒家独尊的局面结束；魏晋玄学只停留在空谈义理上，并留下“清谈误国”的恶名，从未形成实践性品格；隋唐佛学一度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支撑，亦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优势；宋明理学，是对儒家心性义理作形而上的思辨，至于明代已经留下空疏无实之名；真正代表了“旧学”文化品格，并塑造了国人性格的是两汉经学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而兹二者都与“述而不作”的思想直接有关，占三分之一。两汉经学是对传统儒学的解释，带有浓厚的复古守旧色彩，思想方法上僵化、繁琐。汉儒墨守成说，尊经重师，所谓“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勿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皮锡瑞《经学历史》）。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评价的：“后世纪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翻阅汉儒著作，多有以两三万言、甚至十万言说几字之经文，这种治学方法与复古守旧倾向互为表里，使重复、摹仿、诠释他人成说成为一种学术本能。如给《文选》作注、并开创“文选学”的唐人李善，似乎就缺乏点儿创造力，史载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词，故人号‘书簏’”（见《新唐书·李邕传》）。
一方面是知识积累丰厚，“淹贯古今”；另一方面是缺乏创新能力，“不能属词”，只能充当“书簏”，整理、总结、编述前人的成果，这是“述而不作”文化思想培养出的典型人物。清代是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文化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有清一代，学者把智慧、精力完全集中消耗在解释经典、整理古籍之中，使中华学术以缺乏创新精神的“述而不作”结尾，其中利弊，颇令人深思。学术界公认，有四部古书的注解质量之高不仅为原作增色，甚至有的超过原作，它们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水经》郦道元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其中《水经注》的注文超过原著20倍，引用书籍多至437种，且文采富瞻，其价值远远超过地理学范畴，以至于世人只知郦氏之《水经注》而不知《水经》，实际上《水经》也正是借助《水经注》才得到流传下来。旧学所说的“学问”二字，也主要是指“述”的部分，即对已知材料的积累和掌握。可见“述而不作”思想影响之大，涵盖之广。
“述而不作”思想对民族性格及思维方式的塑造，虽不无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宏观而论，它尊崇古代，迷信经典，相信经验，重视已知，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忽视探索未知的欲望和兴趣，缺乏原创性及创新能力。即使想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以复古为革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者是也。不仅在古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的选拔人才系统中，不仅在讲究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旧式私塾教育中，“述”占据了绝大部分，就是在今天以“高考”为核心的中小学教育中，“述”的部分，即需要背诵、记忆、重复、摹仿的内容，也远远多于“作”。其中，实在有一种“述而不作”的民族文化心理惯性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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