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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马克思晚年在关于古代社会的几个《笔记》中，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柯瓦列夫斯基，不同意他把印度的采邑制、公职承包制、荫庇制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78页。）；他也批评菲尔，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385页。）。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是比较肯定的，之所以批评他和菲尔，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用西欧的封建主义来硬套印度、锡兰的实际，都犯了僵化历史的错误。其实，马克思认为西欧同亚洲的印度和锡兰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他至少已经指出：（一）西欧封建主义的土地不能转卖给贵族以外的等级，在印度、锡兰没有限制。（二）印度和锡兰不存在农奴制，马克思则认为，农奴制是封建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注：同上书，76页。）。
    综上所述，首先，马克思明确反对将“五种生产方式”僵化、绝对化，反对到处套用；其次，他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不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的；第三，事实证明，在西欧以外，存在着一些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
    的确，关于“五种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写下长篇的、条理分明的巨著，只是留下了一些片断的、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意见。但是仅仅这样一些思考，也就足以使我们受用不尽了。如果一切都要求伟大导师们替我们安排稳妥，任何人都可以躺在他们的结论上高谈阔论，那要我们长脑袋又有什么用呢？
    我期待着史学界同人们的批评指正，更期盼着史学界焕发出蓬勃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