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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现代审视(3)

首先,在崔述的心目中,圣人的道德无比崇高,“五经”所体现的古圣先王之道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应为万世之准则。对圣人之言“皆为尊信不疑,不必于圣人言外别立一意也”。[15](P612)然而他并不清楚,圣人也会受到时代、社会、个人见闻及学识的限制,经书上的记载不可能事事确切。
    其次,由于崔述过分尊崇圣人,因此其考辨古书古史的目的是,阐释蕴藏于经书中的儒家精义,实现圣人之道。他十分迷信经书,尤以《诗经》、《尚书》两书为甚,主张“居今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道可明也”。[16](P921)受此局限,崔述错误地认定《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为夏代的原始文献,并不加分析地加以运用。崔述这种笃信儒家经典和崇拜圣人权威的思想,对其古史辨伪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阐释《五经》和发掘圣人本意,作为经史研究的崇高使命;他反对舍经典以求圣人之道,凡与经传不合者,皆当作理解者的主观成见或曲解而不予置信。结果,崔述在经史考证中,常常放弃自己的理性判断以及大胆疑古的思想,盲目尊从经书的权威。前文谈到崔述对三代先王、五德终始说等古史的考辨,正是由于不见于经传,他才大胆怀疑。崔述学识的局限主要就在于他坚持以“五经”为基准考辨古史,只敢怀疑传记和诸子书中的古史记载,对古帝王和圣贤的神圣地位没有丝毫疑意。他虽自云:“不好有成见,于书则就书论之,于事则就事论之”,[2](P16)但实际上,迷信圣人的偏见始终制约着他的古史研究。他对圣人的维护突出表现在他对《孟子》一书中某些错误的古史记载的辩护上。在《孟子事实录》中,崔述指出了这些记载的失实之处,但又说:“《孟子》一书……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17](P433)这显然是为孟子推卸责任。诚如顾颉刚对崔述的认识:“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18](P59)
    再次,在建构古史体系上,崔述意欲用经书直接整理出古史,破传而不疑经,只重“破”而不在乎“立”,虽然在廓除旧的古史体系上有所建树,但他以经书为考证古史的唯一准绳,对先秦时代的子书、史书一概加以摈弃,因而在确立可信古史体系上能力有限,用功不足,难有作为。从现代史学发展看,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旧的古史体系,而要建立可信的古史体系,不仅要用文献史料,还要用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资料考证和发现古史,甚至要运用人类学、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的现代科学成果揭示历史真相。以现代史学观念评判,崔述的经史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儒家圣贤和经书的信仰,二是历史事实的真伪与否。因此,在客观上他不可能重建一部系统的信史。
    此外,崔述治学是闭门自修,独学无友,少于交游,主张学贵于精,读书不必多,他本人确实有“鄙陋少文,学问不广”[16](P922)的一面。如他辨伪《古文尚书》,而对前人辨伪此书的一些名著却未曾读过,甚至连阎若璩那部给《古文尚书》定性的《古文尚书疏证》也未见到,可见其视野的狭窄。崔述写《五服异同汇考》历时几十年,原因就在于他没能找到《大唐开元礼》和明代的《孝慈录》,而《大唐开元礼》就收在《四库全书》中(在史部的政书类)。这说明他闭门治史,不熟悉《四库全书》目录,缺乏目录学知识,也无法掌握治学之门径;又无师友可交流,故崔述进行古史辨伪时,常常依靠实际经验和逻辑推理,其结论多用演绎法得出,其著述难免有偏颇失实之处。然而,瑕不掩瑜,崔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就前人对古史而言,愚者信而不疑,智者存而不论,起而作爬梳剔抉,辨伪祛疑的,崔述堪称为第一人。尽管其治史的目的是在维护道统,但他辨伪的结果却破除了许多伪说,足以毁坏道统,并终于在近代反传统的疑古风气下破土而出,愈见璀璨的光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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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崔述。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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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崔述。崔东壁遗书。孟子事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顾颉刚。与钱立同先生论古史书[A].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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