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7岁入学，先后就读于周氏族立小学、省城第一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五四时期，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回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英文兼伦理学教员，在这里认识了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1930年-1942年，先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等职。
一
早在学生时代，周谷城先生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语是工具，我觉得自己还应当搞个专业，就自学历史”（注：周谷城，《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版。）。五四时期，他一边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一边博览群书，从马列著作中接受了许多进步的理论与观点。回到长沙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为指导，分析农村社会阶级问题，先后写有《论租谷》、《农村社会的新观察》等文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各阶级、各派别在社会史大论战中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此时，周谷城先生已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系主任，自然关注这场论战，并把兴趣集中到社会学上。他认为“革命实践是与历史分不开的，因此我想运用革命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注：周谷城：《我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写出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书（即后来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册），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
周谷城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统治阶级利用知识分子作工具统治人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中国社会三结构是不平等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断而相继进行斗争的，因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斗争，“所以说中国史为一部斗争史”。三重结构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传下来的遗产，而在近几十年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渐渐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中国社会“快要由静的社会变到动的社会”（注：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他在探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变化时，非常重视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有学者认为“周氏之作是我国早期社会结构史研究的代表作”（注：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在这部书的《现状篇》、《变化篇》中，周先生还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动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是自己努力运用马克思学说从动的史事中寻找出中国数十年变动所依据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注：周谷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到八十年代，这些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变革的文章被整理成书，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30-40年代是周谷城先生史学著述的一个黄金时期，他不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通史著述上也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1904年-1906年，夏曾佑的章节体《中国古代史》面世。此后，具有通才的史家纷纷关注通史。其中，周谷城先生在通史领域的成绩最为卓著。1939年，他的《中国通史》（上下卷）出版；1949年，《世界通史》问世，成为我国当代唯一以一人之力著成两部通史的史家，而且此两部通史均观点鲜明，独成体系。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先生20-30年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结晶之作。此书以风格独特和学术见解新颖而见长，在当时影响颇大，此后一直畅销不衰，至80年代已印刷了20多次，被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广泛发行，《中国通史》开明书店版在港澳台地区一直广为流传，足见其学术影响。
“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先生在写作《中国通史》中独创的史学理论。他的治史讲求“通”，注重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因而写作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历史完形论”，并将这一思想首次运用于《中国通史》。他认为以前的史书很难表现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统一整体，因而“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序言《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实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注：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即要写出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性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他对“历史完形论”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这样的概括：首先，认为史料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之片段，二者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反对“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偏狭观点，“我教中国通史，原则便是把理论贯穿于史事之中，既不发生以论代史的流弊，又不发生为考证而考证的问题”（注：周谷城：《我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再多的史料也不等于历史，更不是完整的客观历史之本身，“完形论”就在于“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以增今人之知识”。其次，对过去几种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批评，指出它们最大的不足是破坏了历史的完整统一，就是新坐标体亦将完整的历史破坏无余。最后，他指出：“必须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这一史学理论贯穿于《中国通史》始终，因而使这本书发前人之所未发，自成体系。“历史完形论”构成了他史学理论的主轴，以后的许多理论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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