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谷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融汇中西，不仅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之道与学术风范。回顾他的史学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独特的治史方法与治学特点。
（一）注重中外比较研究
周先生在治史中最善于运用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外比较研究绝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来看，还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注：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78页。）。所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常常适时地将中外历史发展的异同加以比较，让人们对事物的发展有个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周先生既有坚厚的国学根底和丰富的世界史知识，又有精深的外语专业基础，因而在中外比较中能够融汇贯通，运用自如。《世界通史》、《论古封建》是他中外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好的作品，特别是1981年的《关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被誉为是“一篇中外历史自‘古典时代’迄至当今的比较研究的大纲”（注：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5页。）。受周先生和西方史学界比较史学方法兴起的影响，我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运用比较研究，获取了大量涉及多方面比较研究的成果。
（二）注重全局观
历史全局观最能体现周谷城先生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历史自身，既有具体事实，又有有机组织；既是部分，又是全局”；“部分与全局，同在而有别，有别而同在；部分不能不影响全局，但全局终必决定部分”。因此，研究历史时，务必做到不要以偏概全、以部分代全部，正如不能把国别史看成世界史，而应把部分放入全局中去考虑，用部分去丰富、服务全局，全局则总揽、统驭各部分，这样才能高瞻远瞩，形成整体性的历史，正如他所言，“这等道理应用于历史中，可得解释问题的方便”（注：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74页。），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全貌，突出重点。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
周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不仅擅长作大文章，从宏观角度来把握历史的演进，从完形的历史中找出历史事实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治历史“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注：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8页。）；而且也善于做细微的考证工作，他“从书本上研究，从文字上研究，从实物上研究”（注：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427页。），颇有造诣。50年代初结集出版的《古史零证》单行本，许多考释工作有其独到的创见，深得同行的赞许。同时他还对地区史、专题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他的学识在博大的基础上更增添了精深的风采。
（四）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
周先生治史向来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因而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青年时代的周谷城先生就博鉴群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而不会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1924年《生活系统》一书，即树立了其学术体系，后来治学实际上都围着这个学术体系而进行。30年代提出的“历史完形论”要求写出反映客观存在的完整的历史；《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则是对历史完形论的更进一步阐述，主要论证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所谓意境》中指出“所谓意境，就是由反到合的过程，凡存在的东西都包括正反合三阶段”，亦可称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原理，意境就是作者对“历史是什么”、“历史有什么意义”在美学上的解释。
周谷城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原理的，但他又完全运用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和语言表达出来，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却又不囿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见解，新阐述。
由于历史的局限，周谷城先生的不少观点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自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周谷城先生的许多观点和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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