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国史研究来说，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但应避免在方法论上误入歧途。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我们所借助的方法论要有助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如果打着方法论的幌子，搬弄名词，不仅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物搞得复杂化，谁都看不懂，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健康思维，不利于民族的振兴。使用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能用什么方式把问题和规律搞清楚，就用什么方式。科斯的“产权理论”、诺斯的“国家理论”、奥尔森的“集团理论”，都是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范例，只用一个概念，就开创了一个领域。比如，运用奥尔森的“集团理论”解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前苏联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形成了庞大的“分利集团”，从而导致了制度的僵化症，拒绝改革，最终使体制积重难返。这种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值得我们借鉴。
4.在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认真反思。中国有着好的方法论传统，比如提倡治学严谨、规范，这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使理论成果最大程度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研究方法也存在弊端，如厚古薄今，这导致对理论成果评价标准的不科学；研究的领域越古越老，就越有价值，学问也就越大越深。其实不然，评价学术成果价值大小的标准只应有一个：即是否对现实有借鉴意义。国史是研究现实问题的，更应注意总结现实变化的客观规律，借此推动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其实，今天的许多问题是由学术研究滞后造成的，如法律监督、两极分化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的力度，为实践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5.对于国史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我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史。从研究内容来讲，国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有很多问题运用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是无法深入的，所以要鼓励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我们从1992年以来，运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国史，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可以更加灵活地挑选感兴趣和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政治发展、政治动员、社会中介组织、农村发展政策都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线当中。这不仅有助于学科的不断创新发展，而且有利于学生们创新精神、研究方法的培养。目前，我们正在尝试着把经济学的某些方法运用到国史研究中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索，希望借此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第二，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研究历史要掌握翔实的材料，缺乏相关的材料，就无法提出有说服力度的理论，这种理论也必然是空泛的。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研究过程中掌握切实可信的数据和史料，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来得出符合逻辑的理论；另一方面，当代史的研究还有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要鼓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同时要注重口述史，以此收集整理相关的史实资料。除此以外，我们还要重视充分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料，比如：“大跃进”中的人口变化问题，各个地方史的资料，都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第三，要重视国史学科的规范建设。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规范的表述语言。国史学科也应重视规范的学科建设，对于各时期的划分、研究的主题、研究的基本方法，都应不断地进行梳理。在这些方面，可以组织一些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国史是政治史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上并没有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概念相近的是王朝。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就是由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而民族国家的概念，则是由孙中山先生第一次系统引进的。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由此，国史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化问题。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言，有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我们国史研究不但要发扬原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长处，而且还要时时注意吸收借鉴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力求根据特定的国情背景、时代特征和学科特点来选择恰当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力图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门科学。关键是注重所从事的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价值，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断想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中一项最年青的、具有断代史（即当代史，不过在我国历史学学科的断代划分中尚未明确规定有当代史，而在与历史学相近的文学当中却有当代文学）特点的专门史研究。经过学术工作者多年的努力，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着眼，我认为，在新的世纪，还应着重思考和解决一系列问题。
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学科研究对象。根据科学的学术规范的要求，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学科确立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对象。
在我看来，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要把握基本的认知标准。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以及学科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都应有深入的了解。对待当代史范畴的历史学科，我们还应特别强调对历史的过程性和主体性的认识，特别重视对历史过程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考察，特别注意世界历史进程和现代化的影响。根据这样的认知标准，我曾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做过界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为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有关的史学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的区别也有待于做出令人信服的比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对象的界定，还须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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