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来看，需要扩展研究取向，重视跨学科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反思不断深化，已经越发重视史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即使是在学术发展相对滞后一些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研究者也意识到对某些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着手做了积极的尝试。我以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中共党史博士学位点的博士论文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缩影。从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而从学术范围来看，有些论题则已经跨越了国界，延展到国际学术领域。下面，我试举两例做一说明。
李立志的论文《1949-1956年中国社会演变》，为丰富我们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作者所述，“学界对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形态变革这一层面上，然而，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化，惟有在研究由社会形态变革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可取得。因此，本文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为切入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1949至1956年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演变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文章涉及到社会结构方面的人口、家庭、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演变，社会生活方面的婚姻、衣食住行、语言、文化娱乐和社会问题的演变，以及农民、工商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变迁等广泛问题。”
侯且岸的论文《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则试图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国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而且，这一探究完全超出自身的文化背景，从理路上是根据美国学者自身的逻辑和规范。这也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作者所言，“其难度在于：这是一项以近现代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到社会、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集学术史、学术批判和理论研究为一体。”作者将美国现代中国学视为中美思想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文中阐明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内涵；在揭示西方汉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和西方汉学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及其向地区研究的转变；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背景，对美国现代中国学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围绕着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学术批判思潮，研究了理论模式的嬗变和方法论的更新；讨论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问题，着重分析美国学者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依据的方法论等等。
我们可以看出，跨学科研究确实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们带来了更为多彩的画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向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再次，从学术研究的背景来看，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注入文化研究的成分。其实，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文化同历史是完全相通的，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通过文化反映出来的（这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有启示作用的）。
我认为，在这方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存在着不少错误，一些美国学者也对该书的学术价值提出质疑。但我认为，该书毕竟是以“文明史”研究为主线，而不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线的。因此，它所包容的文化内容（主要包括知识分子研究和教育研究）、思想内容在全书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显然，在著者看来，知识人是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当认真地探讨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
从文化入手，我还联想到道德与法律、道德观念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层的文化思考。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思想根源。因为如何认识“法”与“德”的关系是一个千古命题，不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所能正确解决的。我想到的是两位学贯中西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和李大钊。这两位文化大师不仅对“法”，而且对“德”都有深邃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又都是建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
总结辛亥革命建国失败的教训，李大钊就认为，“不能纯恃法律万能之力，以求致治之功”。而要以“民彝”（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就我的理解，这里主要是指“民性”、“自由”而言）辅之，助其“理之力”。建设“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参见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梁启超则提出，深思中国“数千年之道德”，“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然而“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他尖锐地指出，“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由于“不知公德”，也就导致“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国家“安得不日蹙也”（参见李大钊：《新民说》）。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位文化大师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认识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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