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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5)

结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不管是时人的认知,还是当下的研判,学术取向与学派之别中的“南/北”与“旧/新”对应关系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本文关于1927年后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个案研究从整体上亦支持此论。不过,这种学术差别,从“实”的方面来说,各“派”确有明显差异;而从“虚”来看,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1939年受中英庚款资助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他人中大后有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5)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央大学及其学人始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莘田)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国学”的“反动大本营”。(76)
    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甚至是“讥为”)“旧学”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言经史,《山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旧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7)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78)
    抗战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国史学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学之趋势”,文曰:“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开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考证本为旧时研治经史的方法,于今则变为专门学科,所谓新旧,全在方法是否“应日求其进步”。而近年来研治“国学”更是“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79)金毓黻后期治学以史为本,兼及经学,求学问学又在南北之间。以上所论姑且不论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学人的视阈中,“新旧”不仅相对而言,且时常转化,这对本文所论有启示意义。
    相较于东大时期,中大史学风气变化尤多。但在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不仅南与北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且新与旧更不能强加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比科学考据更加趋新,古史“层累亡失”说相对“层累造成”说更似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的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注释:
    ①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第13-14页。
    ②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页。
    ③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
    ④杜正胜:《史学的两个观点》,《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⑤详细学术史回顾可参见彭明辉:《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初始(1911—1945)》,《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页。余文不再一一赘述。较新的研究有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版;赵雨乐:《中国文化史的构建——从〈学衡〉形成的派别说起》,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46页。近期,笔者对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和“学派”建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详见《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⑥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
    ⑦《文学院二十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录》,1931年12月23日,四川大学档案,转引自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133页。
    ⑧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原载《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原载1941年2月《学林》第4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3—523页。
    ⑩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7—18页,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顾颉刚与柳诒徵、刘掞藜的论争文章收入该书。
    (11)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50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1922年8月26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31页。
    (13)金毓黻:《史学述林题辞》,见《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0年12月30日,《金毓黻文编》编辑整理组校点,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629—4630页。
    (14)谭其骧:《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15)胡适:《评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1933年6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6)详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7)陈汉章覆柳诒徵函初稿(约1927年9月),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转引自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页,钱著句读有误,已更正。
    (18)具体时间考证参见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第292—312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36页。
    (2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6页。
    (2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侃和吴梅日记的相关内容,不再赘述。
    (22)陈汉章:《史学通论》,国立中央大学版,时间不详,第125页。据《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23)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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