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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一直不懂，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别的老人那样，在退离工作岗位后去颐养天年，却偏偏坚持那条艰难的阐释现实的治史之路。也就是在我今年5月送父母骨灰、第一次踏上父亲故乡华容的土地，第一次来到与华容隔湖相望的岳阳楼上时，才似乎找到了答案。岳阳楼里，悬挂有1981年大修时请父亲写的一幅楹联：“鲁肃兵轻范公文远万般气象观今日，滕王歌歇黄鹤踪杳十面湖山上此楼。”父亲生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旧中国，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和那历尽千年风雨的岳阳楼，不可能不在他心灵上烙下鲜明的印记；而以关注现实，积极人世为主调的湘湖文化，也必会给他带来深刻的影响。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说过，科学的入口有如地狱的入口。这也应该是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座右铭。”何谓地狱的入口我难以想象，但父亲在病榻上，靠燃烧生命的余烬，为张友坤同志《张学良世纪风采》一书口述序言的令人心颤的情形，我是亲眼所见。当初张友坤同志《张学良世纪风采》一书编就后，曾请父亲作序。父亲欣然应允。但那时他在赶写《评近代经学》一文的引言，写序的事遂拖了下来。后来就因高烧不退住进医院。持续半个月的高烧，耗尽了父亲的体能，他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整日昏睡。张友坤同志来医院探望那天，我俯身说：“爸爸，张友坤看你来了。”当时父亲已昏睡了三天，对周围的人和事几乎无反应，可是这句话他听见了。他竟然清醒地说：“现在说张友坤的问题！”，就断断续续口授：“……是民族大义，还是个人行为……”他常常是一句话都说不完就昏迷过去，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又是“念稿子……”那篇序言只有几百个字，父亲却用了整整三天才口授完毕。看着父亲顽强地与死神抗争，我才明白古人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赞誉人的献身精神，是真实可信的。父亲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注：《近代史研究》杂志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一组纪念刘大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值得向大家推荐。此组文章共有14篇，由于篇幅太长，不得不割舍掉4篇，这四篇文章的题目和作者是：《学者的风范--忆大年同志》曾业英；《大年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姜涛；《怀念同行与朋友刘大年教授》（俄）С。齐赫文斯基；《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日）野泽丰。特在此向读者作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