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史作为“厚今”的内容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3月l8日,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8]4月28日,范文澜提出:“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9]5月,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贯彻落实“厚今薄古”的文章,意在说明史学研究要重视“今”(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内容。其中,刘大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要组织人力集中来做,也可以几个单位同时都做,先编写出一部分量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史;同时有关单位要及时拟定出国史研究的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10]席泽宗等人在总结科学史研究的方针时认为,“‘厚今薄古’——应着重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史,虽有困难,边干边学可以作到”。[11]
其次,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得以展开。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五四’以后的占了很大比重。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讨论科学研究工作时认为,1919-1949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没有人研究是一种反常现象,教研室应立即成立现代史组,大力开展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
再次,国史初步成果编写出版。通史类成果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14]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15];大事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6]、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的《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 等;史料有:《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7]、《伟大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19]等;研究论文和书评有:苑书义、陈慎同的《党的科学研究方针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怎样编成的?》[20],罗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介绍》[2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封信》[22],李荣朴的《“国史稿”是怎样编写出来的》[23],李建青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24]、《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一些观点问题——与胡大泽同志商榷》[25],程毅的《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26],胡大泽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问题——与李建青同志商榷》[27],里凡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8],高澜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9]等。这些成果的问世说明,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出现了小“高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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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1959年6月。
二、20世纪5O年代国史研究特点
(一)提出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
科学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国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包括国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原则。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拟定时,就突出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仅如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还强调,国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克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提倡在占有大量材料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 二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史稿》和《提纲》均是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产物,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仅用20天时间即完成了《史稿》一书,并于1958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写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党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著作,[23]还有人认为是“历史创作的卫星”,但里凡、高澜、罗林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里凡认为,《史稿》“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28];高澜认为,《史稿》从内容来说“不能令人满意”。[29]罗林对《史稿》进行了高度评介,但重读后发现过去的评价不适当,随即又写信分析了该书存在的严重缺点。[22]而《提纲》一书的编写者则采取了较为慎重的科学态度,李建青指出:“编写组采取了依靠党委、发动群众、边学、边编、边辩论的方法,除加强编写组内的集体讨论外,还与天津史学会合作召开了几次群众性的学术讨论会,对编写‘国史’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建国头三年历史(1949～1952年)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探讨;同时将‘国史提纲(初稿)’在‘历史教学’月刊上陆续发表。”[24]里凡、高澜、罗林、李建青等坚持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立场,强调国史研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处理分歧问题,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氛围下实属难得。
(二)初步探讨国史研究相关理论问题
第一,认识到国史的重要功能
《远景规划草案》将国史的重要功能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教育功能,指国史能教育中国人民“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是促进功能,指“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②对国内人民来说,弄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规律和特点,有助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殖民地国家人民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大大增强了当地人民反抗侵略的信心。
第二,展开国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国史分期,李建青认为,国史分期应当“根据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变化,以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线索,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质的规定性”。[24]但胡大泽认为,就当时的社会性质来说,“从1949年l0月至今仍不能认为有了本质的变化”,不存在李建青所说的几次质的变化,因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能用“质的规定性”作为标准。胡大泽提出:“目前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本着如实地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历史进程的原则,按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作为划分段落与编写章、节、目的依据。”[27]
关于国史与党史、革命史的关系,程毅认为:“党史和革命史、‘国史’是有区别的,不能画等号,不能说党史就是革命史或‘国史’,也不能把革命史或‘国史’当成党史,但从党产生以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建国以来的历史,又怎能和党的历史严格分开来呢?也就是怎么能写出与党和党的历史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革命史或‘国史’呢?”“建国以来的十年历史,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26]这就把国史与革命史、党史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关于国史编写的原则,李建青等提出,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以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为纲:“编写‘国史’,必须以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为指导思想,用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中的观点去分析、组织历史资料,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去说明、论证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的观点,做到观点与史料的统一。” 程毅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有三种方式:以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为武器,“去观察、分析、总结和阐述历史;结合历史史实全面讲解主席的著作;引用主席的论断和结论;三者应密切结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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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1、3页。
②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附表第9页。
第三,重视国史史料的保存和整理
l956年4月16日, 国务院提出要“迅速整理开国以来的积存档案”,并于1956～1957年两年内完成。[30]尽管不是专门针对国史研究,但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对国史史料的保存和整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都有2O世纪5O年代的档案文献。1956年6月,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31]同时,《远景规划草案》中也有关于搜集、整理史料的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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