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俺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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