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 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 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 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 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 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 ”，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 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 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 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 、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现象。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 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 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 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虽然“类比法”是 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的类比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 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 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而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 。同样，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做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 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譬如，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历史记载经常都是男性的活动 ；但在读这些史料时，沉浸在此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会太注意这样记载过去有 何不寻常之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觉醒中，学者开始注意一些多元的、边缘的、 异常的现象，并从中分析意义。譬如，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 ratives），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如此，学者不再以“史实”为 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对于“芜”，学者或更感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 ，或两种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
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 永恒的追求。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 实。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 “史实”。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记忆理论，及其与史学和人类学之关系。在社会学的研究 中，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 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 ，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 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 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注：①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 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记忆的另一面则是“失忆 ”。譬如小学生活回忆凝聚小学同学会成员；当小学同学不再聚会，从此缺乏共同的回忆活 动，小学生活片断也逐渐被失忆。
另一位学者，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其对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人 类“心理构图”（schema）的实验与诠释。“心理构图”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 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 响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由过去记忆来印证或诠释从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这 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强化或修正个人的心理构图。Bartlett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 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由个人 心理学出发，Bartlett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 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 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 （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 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 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 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 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 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 究与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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