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网络写史
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称:“历史是一门比较古老的学科,但历史生命之树常青。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环境变化,历史的书写方式不断演进,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历史学肯定要和网络结合,因此必须改变自身的形式。……网络史学是历史学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在传统史学与互联网结合下产生的,实际上是电子史学。”
辽宁大学耿元郦教授说:“最近在网络写史方面,专题化成为一种趋向,比如微信上的大象公会的35篇文章,其中17篇是跟历史有关的,如黑社会、耶稣长什么样、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吗?网络写史开始出现专题化现象,我觉得这个更好,比当年的略有深度,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倾向。”
钱茂伟教授说:“焦老师的网络史学,周兵老师的数字史学,我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分支学科来建构。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公众史学框架下面的一部份,一个角度来思考它,所以想了半天把它定名为‘网络写史’,完整的定义应该还要加‘业余’两个字,有别于专业的。进入网络时代,面临着历史解释权和书写权的开放问题。以前只有历史学家有权利解释和书写历史,今天意味着很多业余的人都能够凭他自己的理解诠释历史和书写历史。”
陈新教授引导大家观看了TED演讲《单词的诞生》,让与会专家对大数据时代的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有了初步的理解。
五、文化遗产
钱茂伟教授说:“精确的文化记忆资源,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档案)。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遗产,在中国本身是成熟的学科。
我们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处理好博物馆、档案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家庭的、民营的博物馆越来越多,这种现象都是以前不太有的,是大众时代才会有的东西。比如说私人档案馆、政府档案馆,各种组织档案馆比较发达,我们现在提出家庭的、个人的档案意识、档案的保存,这些都要提上议事日程。今天我们的乡村也好,城市的社区也好,个人也好,家族也好,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资源的打捞问题。对于那些没有开设文博专业的历史系来说,公众史学下文化遗产内容的设立有个好处,让他们懂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像专门的博物馆、档案专业那样深,站在公众角度来稍微了解一些,这拨人走出去以后就能够用,能够管理这些文化资源,他们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工作。”
河北大学杨倩茹揭示了当前国内处理文化遗产的现状,一是凡文化遗产就要搞旅游开发,商业化;二是地方上打着“非遗”的旗号大肆包装旅游产业。历史学者可以将这些民间博物馆纳入到公众史学的范畴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能使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散发光芒,同时也能形成推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学者可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对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进行抢救和整理,不能用文献和口述传达的就用录像录下来。
说到非遗的保护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保是保不住的,因为以前这些东西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观赏的一部分,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钱茂伟教授认为:“浙江的乡村礼堂制度,硬件比较容易做起来,软件上面还不行,里面还是没有东西,所以很多还是要靠我们打捞乡村记忆的东西。乡村记忆怎么打捞呢,恐怕还是要靠口述史的方式进行,把乡村里百年间各种各样的故事、变化打捞出来、采访出来,然后丰富文化礼堂、乡村文化的建设,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最后,周樑楷教授与张广智教授对本此会议作了总结性发言。周樑楷教授指出,公众史学的建设首先强调思想的多元化、技术的多样化,为历史的受教育者提供营养丰富的各类食品,使历史的受教育者从传统的“吃桌菜”转变为新型的“吃自助餐”的形式,让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选择学习的内容。张广智教授称这次研讨会“为初夏吹来一股清凉的风,在学术的碰撞中产生了思想的火花。我们要实实在在的为公众史学做一点事,要对公众史学加以推广,同时要培养新一代的公众史学人才。中国公众史学正如一道暗流,将来一定能破冰而出,二十一世纪是公众史学的时代!”
(本文的作者是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周俊超、桂尚书、林坤、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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