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例：史书的结构之美
中国史学在历史撰述上，体裁多样而又看重体例。所谓体裁，是指史书在外部结构上的异同；所谓体例，是指史书在内部结构上的特点。体裁、体例是史书的形式，是为容纳丰富的史事和人物而被史学家们创造出来的。这一创造和运用的过程，无不包含着史学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唐人刘知几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序例）史例是结构，是非是判断，刘知几把结构和判断结合起来，说明结构之美也不能完全脱离价值评判，这个观点是对的。
在西方史学理论上，人们很早也提出了史书“秩序之美”的观点，这同中国史书讲求体裁、体例的结构之美，极为相似。古希腊的唯物思想家卢奇安（又译作琉善，约125 -192年），在《论撰史》的长文中指出，历史撰述应有“真实之美”、“秩序之美”和 文字表述之美。这些认识，同中国史学家的认识多有相通之处。卢奇安关于史书的“秩 序之美”是这样说的：史学家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 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9]（P210）。客观历史千头万绪 ，纷繁复杂。史学家的艰巨任务是首先使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达到“条理分明”的程度 ，然后才能写出“条理分明”的历史著作；这种著作如果属于上品的话，那就会给人以 “秩序之美”的感受。当然，按照卢奇安的观点，“秩序之美”是建立在“真实的美” 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撰述失去了真实，任何“秩序”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种“秩序之美”，主要表现在史书的结构上。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史书是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的结构是：“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10]这是说明《春秋》记事的“秩序”与《春秋》之所以得名的缘故。这表明，史书的记事，同历法有关，与纪年有关，因而同自然科学有关。同时，史事以日、月、时、年的顺序被记载下来，也就表现出一种“秩序之美”。中国编年体史书自《春秋》而《左传》，自《左传》而《汉纪》、《后汉纪》，以至于《资治通鉴》等，都反映出这种“秩序之美”。中国的纪传体史书是另一种结构，它反映出来的“秩序之美”同编年体史书有很大的不同。以《史记》为例，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条科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宸，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1]（太史公自序）这是把时间、空间、社会、自然、制度、史事、人物等按一定的体例写入史书，使其各自井然有序而又相互错综交叉，形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这种结构所展现出来的“秩序之美”自然显得更深刻、更具有引人的魅力。刘知几在《史通》中比较了编年体、纪传体的长短。他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二体）各种史事，皆按时间先后编次，这是一种以时序为中心的“秩序之美”。刘知几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这个概括，不如刘勰以“皇王”、“侯伯”、“政体”、“年爵”对纪传体的概括，后者更明显地反映了各阶层人物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秩序之美”。这是纪传体之表现形式的核心。当然，刘知几把历史看作是由许多史事交织起来的复杂过程，他以“大端”、“细事”、“年爵”、“遗漏”这些方面，说明纪传体在综合复杂史事上的优长，以肯定其错落有致的“秩序之美”。他的这一见解还是可取的。刘知几还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短处。这些短处，应是有关体裁本身所决定的，并非史家才能不及所致。所以刘知几认为：“欲废其一，固亦难矣”[2]。
中国古代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秩序之美”，除了编年、纪传二体外，还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典制体，一是纪事本末体。杜佑所创制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反映出历史（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的井然秩序。杜佑自序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2]这个逻辑体系，从纵向上看，是把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代天宝之末历代典章制度的创制沿革、得失损益的秩序之美反映出来；从横向上看，是通过对国家政权一些基本设施的认识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秩序之美”。当时人评论《通典》，说它“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12]（李翰序），就反映了它在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内容，改以事件为中心，因事而命篇，共厘为239事，略按时间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是反映出所记每一个重大事件之始末原委、完整过程的“秩序之美”。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历史的双重“秩序”的结合。文学家、诗人杨万里序其书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写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窈而槬，其究遐而迩。”[13]这是称道它尽事之本末、说远而意近的“秩序之美”。
以上这几种主要体裁，分别反映出历史内容在时间序列上、人物阶层上、制度沿革上、事件原委上的各自的“秩序”。如果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可以认为，它们又从很高的层次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关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制度等诸多方面所构成的综合的“秩序之美”。同这种外部形态上的“秩序之美”相结合，中国古代史书也讲求内部结构上的“秩序之美”。这种史书的内部结构，中国史学上习惯地称为体例。如上文指出，刘知几强调“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显然，体例也规定着一种“秩序”。他称赞《春秋》“始发凡例”，而《左传》“显其区域”，扩大了记事的容量。他认为，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的史例“理切而多功”，萧子显《南齐书》的例“义甚优长”，这些，“皆序例之美者”。刘知几也批评了一些史书在体例上的失当。他的批评，有的是很有见地的。如批评《汉书》等纪传体史书，“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2]（论赞）；批评有些史书机械地因习前史，以致“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2]（因习）。批评有的史书记人“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甚至对“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流俗也不加以辨析[2]（邑里），等等。但刘知几的批评，也有些是过分强调体例的“整齐”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历史本身的“秩序之美”。他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立“世家”等，就属于这种情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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