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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2)

二、史志目录的主要特点
    史志目录虽然在著录的内容、范围和体制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与 官藏书目和私家藏书目录等相比较,它又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人编制目录,其目的一是纲纪群书,即将凌乱繁杂的图书 分类部次,使之井然有序,便于保管和考索;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人明了各学 术派别的性质、内容及其渊源流变。汪辟疆先生曾把古代目录学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 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和读书家之目录四派。在他看来,目录之学贵在折衷学术,竟 其流别,而“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换句话说,“所谓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者,本史家志艺文之天职。溺其职者,则非良史”。[6](P4-5)史志目录 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始于《汉书·艺文志》。该志卷首有篇总序,概述经学及诸子的分化 、秦汉图书的聚散及刘向父子的校书和编目情况,是全书的纲领。接下来在著录每类书 目之后皆有一篇小序,每“略”之后又有一篇大序。这些序文从不同的范围和层面,剖析了西汉以前学术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以《六艺略》为例,班固于每篇小序中首先 追溯各经的起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然后叙述其传授系统及衍分的派别,最后叙述古文 经的来历及其与今文经的异同。在《诸子略》各家小序中,班固也是先推言某家学术出 自某王官职掌,其流为某某氏之学,然后总括该学派的主旨,并评其利弊得失。班固如 此重视条辨学术源流,无疑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清人章学诚称赞说:“《汉志》最 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 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7](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张尔田也说:“ 班《志》之部居群籍也,考镜源流,辨章旧闻,不诩诩侈谈卷册,与藏家目录殊,不k1nb02.jpgk1nb02.jpg评论失得,与官家目录亦异。盖所重在学术流别”。[8](P1697)
    《隋书·经籍志》卷首也有一篇三千余字的总序,详细叙述了图书的起源、作用以及 历代典籍的聚散流传情况,可以上继《汉志》之缺。四部之后各有一篇大序,分别概述 经史子集的起源、演变及其利弊得失。部下每小类之后又各有一篇小序,其中经、子两 部的小序所论学术源流大致不出《班志》的范围,史、集两部因新增了十几个类目,作 者也一一补叙其渊源流变。总之,《隋志》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班固“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的传统,对各学术派别的渊源流变及利病得失分析得相当简明扼要,有助于人们 了解学术的兴衰变化。王重民先生称赞“魏征仿《七略》的辑略作了《隋书·经籍志》 的总序、大序和小序,为各个部类与学术发展史的关系,各个部类内图书的沿革、内容 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这就把四部分类法的方法和理论又提高了一 步”。[9](P92)张舜徽先生也说:“汉、隋二《志》,可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 为用尤宏,而未可徒以簿录视之也。[10](P38)
    此外,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志》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或以细密的分类,或以辑录体提要,或撰写小序,也都在条辨学术 源流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2、分类精密,著录完备。“目录之两大要素,曰分类,曰编目。有书目而不分类,未 得尽书目之用也”。[1](P58)比较而言,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细密,而且善于继承创新, 在目录学发展史上贡献良多,其中尤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郑樵《 通志·艺文略》表现突出。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谨守刘氏《七略》遗法,分群书 为六略38种,分类细密,条理清晰,不仅创立了一个能反映当时学术和图书文献全貌的 书目分类体系,而且对后世的图书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汪辟疆先生所说:“刘《 略》班《志》,乃始有书籍分类,且极精密,后世四部之法,多源于此”。[6](P137)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也一直为人所称道。该志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的成就,在分类上开始正式以经史子集标目,四部之下再细分为40类,又附录道、佛两 家15类,共计55类。这种新的分类体系不仅全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发展的成就,适应 了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的趋势,代表了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最高水平,而 且影响深远。以后的官簿私录大多遵循《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只是在个别类目上有所 调整损益而已。郑樵在分类法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变传统的七分法和四分 法为十二分法。《艺文略》把古今有无之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 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12大类,这就大幅度增加了大类类目,打破了四部分类法 的樊篱;二是他在大类下分家(82家),家下分种(442种),由此开创了三级分类方法, 使图书分类更进一步科学化、细密化。王重民先生评论说:“宋代以前的分类表仅能分 到两位,从郑樵才分到了第三位类,这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9](P149)后 来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因受郑樵影响也特别留意于分类的细节。他在全书最前面设“制书”一卷,后面是经史子集四部。五大类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又分子 目。章学诚虽对《国史经籍志》有所不满,但却称赞其分类“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 亦有可节取者焉”。[7](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史志目录不仅分类精密,而且著录图书数量繁多,范围广泛。中国古代藏书,一直以 官藏为主。“盖一代之兴,必有访书之诏,求书之使。天下之书既集,然后命官校雠, 撰为目录。修史者据为要删,移写入志,故最为完备,非藏书家之书目所可同年而语” 。[5](P167)不仅如此,有些史志目录所依据的不止一部官修目录,而且往往还有新的 补充,因而其著录数量不仅超过私家目录,也往往超过同时期的国家藏书目录。比如, 《七略》是根据汉成帝秘阁藏书编修而成,班固因之作《汉志》,又增补了刘向、扬雄 、杜林3家50篇,著录图书超过了《七略》。《隋志》自称四部著录“通计亡书,合419 1部(据姚振宗考证实际著录4757部),49467卷”,加上附录道经、佛经2329部,7414卷 ,其数量不仅超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也超过魏晋南北朝任何一部官簿私录。《新 唐志》自称著录开元时藏书53915卷,开元后唐之学者自为之书28469卷(实际收录开元 书目52094卷,开元后唐人著述27127卷)。两者相加,其数量大大超过《群书四部录》 和《古今书录》,吴竞等私家藏书目录更无法与之相比。《宋史·艺文志》取材于两宋 四部《国史艺文志》,著录更为丰富,共计为9819部,119972卷。这个数字不仅超过《 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及《馆阁续书目》,也超过《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 录。《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著述4633种,105970卷,虽然纪藏书与纪著述不具有可 比性,但就著录数字而言,这也不是明代一般官私藏书目录所能比的。更值得一提的是 《通志·艺文略》,该书通纪古今,存亡并录,总共著录10912部,110972卷,748篇, 12章,37图。自有目录书以来,这是收录文献数量最多的一部目录。
    著录图书数量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著录范围的广泛。《汉志》的“增入”,《隋志 》的“梁有今亡”,《新唐志》的“不著录”,都是努力扩大著录范围的具体表现。另 外,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图书品种的不断增加,许多史志目录往往通过增设类目以扩 大著录范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郑樵的《通志》。他在《校雠略》中宣称:“ 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 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显然,他不仅要纪“有” ,而且要纪“无”;不仅要纪“今”,而且要纪“古”;不仅要纪“崇文四库”,而且 要纪“民间之藏”。总之,他要“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关于图书的品 种和门类,郑樵很重视图谱文献和金文石刻,因而他便在《艺文略》各大类中兼录图谱 ,又于“文类”之下创设“碑碣”子目,收录《碑集》等17部金石目录。除此之外,郑 樵还于《艺文略》之外,另撰《图谱略》和《金石略》,备载历代图谱表格及金石名目 。这些举措无疑是一个创造,它大大扩展了史志目录的著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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