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前修后续，拾遗补缺，连续性和系统性很强。史志目录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 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前修后续，拾遗补缺，由此形成贯通古今的正史目录和政 书目录两大系统。
正史目录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拾遗补缺。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增补刘 向、扬雄、杜林等人在西汉末季完成的著作。唐修《隋书·经籍志》，鉴于前代史书大 都缺艺文志，所以不仅纪隋代藏书之盛，还要上溯六朝图书流通情况，力求能与《汉书 ·艺文志》和袁山松的《后汉书·艺文志》相衔接。《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官藏目 录编纂而成，对开元以后200年唐人著述没有著录，后来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 ，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补入了开元以后唐人著述2万余卷。尽管如此，正史中有艺文 志的毕竟只有6部，许多朝代的图书情况仍缺乏详细记载。鉴于此，自清代以来许多学 者纷纷为正史补写艺文志，先后出现了黄虞稷、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 、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k1nb01.jpg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和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等三、四十种。如果把这些补史艺文志与原有的六部正史艺文志相配，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就可以构成一个前后相连，古今贯通的正史艺文志系列。
政书目录也存在续补问题。郑樵《通志·艺文略》“纪百代之有无”，其下限当在两 宋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据汉、隋、唐、宋四朝史志成书，其下限至南宋 嘉定。清乾隆十二年，大学士嵇璜等奉敕编修《续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两书 都有《经籍考》。其中，《续通考·经籍考》上承马氏《经籍考》，著录宋宁宗至明末 的典籍。《清通考·经籍考》则著录清初至乾隆初年的著作。后来，刘锦藻又撰《续文 献通考·经籍考》，补录乾隆至清末的著作。乾隆三十二年，嵇璜等又奉敕编纂《续通 志》和《清通志》，两书都有《艺文略》，其著录内容与郑氏《艺文略》相互衔接。通 过清代续修《三通》的工作，政书目录也前后相连，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政书目录系统 。
无论是正史目录还是政书目录，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如此重视前修后续，拾遗补缺，使 其著录内容相互衔接，贯通古今，由此构成一部完整的综合目录。这种现象在其它类型 的目录中是极少看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
4、重视目录学理论方法的探讨和目录学发展史的总结。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目录 学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但一些史志目录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对某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很注意总结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得失。以《隋书·经籍志》 为例，该志的序文涉及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首先，志序开篇就谈到经籍的作用和起源 ，认为经籍出自史官。后来簿录类序又提出“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体制堙灭，不可复知”。这种目录学源于史学的论断影响深远，至今仍在讨论。其次， 该志明确提出目录学具有“弘道设教”、“为治之具”的政治功用，并极力强调古圣先 哲著作的重要性，将儒家经典置于首要位置，而将“无益教理”的道经佛典屏弃于四部 之外，附在目录之末。其三，该志首次提出著录图书要“离其疏远，合其近密”，即把 内容“疏远”的图书分门别类，“近密”的图书则归于一类或相近类目。在著录每类图 书时，先著录隋唐实有的图书，然后再将同一体例或同一内容的齐梁尚存而隋代已亡的 图书附录于下。这种著录原则和方法也被后来不少目录沿用。另外，该志还历述了汉隋 之间目录学发展过程，又设“簿录类”著录其书，对有些目录也略有评点。
郑樵《通志·校雠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求书 、类例、著录和提要等问题。关于求书，郑樵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求 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 代以求。关于类例，郑樵撰有《编次必谨类例论》，其主旨是图书分类要严谨细密，“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通过分类达到“存书”和“明学”的目的。此外，郑樵还论述 了“一类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和“见名见书”、“看前看后”的归类方法。关于 著录，郑樵主张通录古今，不遗亡佚，全面记有，兼录图谱金石。他特别强调记录亡阙 书的重要性，为此还专门写了《编次必记亡书论》和《书有名亡实不亡论》。关于提要 ，郑樵认为书“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为此他专门写了《泛释无义论》、《书有不 应释论》和《书有应释论》，主张“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并批评《 唐志》“一概不释”而《崇文总目》又“一概释之”。除此之外，郑樵还阐述了“不类 书而类人”的标目原则及“校雠之官必久其任”的编录人选思想。
明人焦竑私淑郑樵学风，撰《国史经籍志》。他也强调类例要严明，其“簿 录类”序云：“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分则书亡。向、歆剖判百家，条纲粗立。自是 以往，书名徒具而流别莫分，官滕私楮，丧脱几尽，无足怪者。”该志最后附《纠缪》 一卷，对汉、隋、唐、宋各正史艺文志，及唐《四库书目》、宋《崇文总目》、《通志 ·艺文略》、晁氏《读书志》、马端临《经籍考》等在归类上的谬误分别予以辩驳纠正 。对此，昌彼得、潘美月给予了很高评价：“自西汉哀帝时刘歆编《七略》，我国有了 目录书，也可以说初步建立了目录学。而要到一千一百多年后，郑樵撰《校雠略》，才 有探讨目录学的专著。但此后却暗然无闻。焦氏《经籍志》所附之《纠缪》，探讨前代 诸目部次的缺失，虽不足以方驾《校雠略》，但尚有其历史的意义。《纠缪》上距《校 雠略》之完成，达四百五十年。下距章学诚撰《校雠通义》逾一百八十年，章氏《通义 》第二卷实仿焦氏而作。这些都是焦氏《经籍志》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11]（P 191）
以上四个方面，既是史志目录的特点，又是其优点。正因为如此，史志目录才能在众 多的书目中独树一帜，成为古典目录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至今仍受学人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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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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