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正如学者所论，“自然科学的准确性、严格性和可预见性是固然令人羡慕的，但是模糊性、可争论性和或然性常常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和启迪”[32]。“就物质层次的历史而言，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就人文层次的历史而言，则其发展并没有物质事物发展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否则历史就不是人创造而是上帝或大自然所预先规定的了”[33]。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31]，或者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正是“历史学的本质特征”[34]。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史学界持这种看法的人正越来越多，且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白寿彝先生在历史编纂中开辟人物“传记”编的尝试就是这样一种反映。
从国外来看，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受到的批评以及随后“新叙事史”的兴起，已经充分证明，如果在跨学科方法中只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忽视人文学科方法，是极其有害的。它会把历史搞得支离破碎，变成“砸得粉碎的历史学”；会混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成为科学的奴隶；会失去史学著作的可读性，脱离广大读者群。而“新叙事史”的兴起正好能够纠正这一偏差。新叙事史的“目标不太高，但价值更大的作法应当是去探索和研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35]。它“既不是向传统史学模式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新史学’的全面否定，它的出现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模式相互补充的结果”[36]。
总之，为了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完美性和理想化，我们所建立的史学方法新体系是立体的、动态的、开放的、兼容并包的。它既继承了传统，又顺应了发展；既重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又给人文学科方法以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它的实现将成为我国历史学彻底更新换代的界标。
收稿日期：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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