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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老出版新书《老子绎读》之评说(20070324)

“任老”,就是任继愈先生。
    网见先生又出版了一部新书:《老子绎读》。据说这是先生第四次翻译和阐释老子的《道德经》了。这些书,笔者都没有。倒是有先生73年版的《中国简明哲学史》一部,放在案头,时常翻读。
    名人出书,如今名利丰收,故祝贺先生:恭喜发财。
    然而,虽然发财,但要紧的是学问。先生新作《老子绎读》,是否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和崭新的思想,这才是笔者祝贺的关键所在。
    据网络报导,从其所引先生的原话来看,《老子绎读》有几新:一是“《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它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二是“老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入世的,老子也讲‘治天下’”;三是“‘无为而治’的重点是不要扰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老子学说体现了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他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虽然不是正面冲突,但也是战斗,也还是要‘克’、要‘胜’,因此,老子思想不是绝对的‘退守’,也要进取”;五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比孔子更加丰富”,等等。
    先生这些新思想确实可喜可贺。但是,笔者的祝贺存有“保留”。因为,以笔者的观点看来,先生在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基点上存在着漏洞,因此,要把握《老子》思想的真缔就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
    从先生提到的“农民”二字中就显出了端倪。
    在《老子》一书中,是看不到“农民”二字的。有的,如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等。故《老子》讲的是“百姓”、是“民”。
    而在“百姓”、“民”与“农民”之间,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它们有着特定的含义。比如,“农民”就与“地主”相反相成,它们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在谈“农民”的时候,其语义便限定在了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萌芽于何时?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战国时期。可见,当先生提出“农民”二字时,就已经将老子的生存和活动时期放在了封建社会。何况,联系先生《中国简明哲学史》中认为老子“生卒时间不详”但《老子》,即《道德经》一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认识,故在先生看来,老子大约就为“战国时期人”。
    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先生在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基点上存在着漏洞,使之不能全面、准确的把握《老子》思想。
    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如果基于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那么,怎么回答“武术”与“兵法”谁个在前谁个在后,和《孙子兵法》、《鬼谷子》等等是否有“理论”来源,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史实问题。
    笔者2003年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首发于四川省社科院网站,后被收入《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2006年著文《“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首发于人民网理论,这些文章,得到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其别开生面,独僻蹊径,从中国“武学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其中,阐明了老子所创的“武术”、“武学”在前,而孙子、鬼谷子等等所创的“兵法”在后,而且,阐明了“兵法”是对“武术”、“武学”的继承和发展。
    对此,先生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但是,笔者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是不得不让人深思的。
    因此,笔者这里对“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提出置疑。
    当今理论界公认:《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虽然如此,但是认为孙子却大约为春秋中晚期人。据此,故产生了这样的推论:老子与孙子最多同时期,而老子生于孙子之后。以此,老子的“武术”,来源于孙子的“兵法”。这显然是不合历史,不合逻辑的。
    因为,简单的说,战国时期只能是产生“兵法”的时代。如果老子生活其间,却不关心,甚至无视“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战争,相反,而热衷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单打独斗,这种状况,岂不有悖常理?历史的看,从“长勺之战”开始,就拉开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的帷幕。所以,笔者认为,“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甚至“老子大约为春秋时期人”之说,都值得置疑和商榷。
    第二、如果基于老子大约为“战国时期人”,那么,怎么回答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和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认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从‘神’到‘人’”的转化时间和标志,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史实问题。
    笔者2004年著文《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首发于“老子文化网”,月点击率达20000次以上,之后,相继著文《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武学文化之先河》,等等,这些文章,阐明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和理论,及其来源,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乃是老子在人类思想史上首开先河提出的伟大哲学命题,阐明了正是这“柔弱胜刚强”,使老子一开始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并在反对以“刚强胜柔弱”为统治思想基础的“霸道”、“暴政”之中,逻辑的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揭示出了“民本”和“民主”的思想。
    对此,先生也可以不同意笔者的观点。
    但是,笔者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思想史中,第一个揭示和提出“民本”和“民主”思想的人,是谁?这就是老子。进而问:为什么老子会有“民本”和“民主”的思想?笔者回答:这与老子生活的历史时期有关。具体说,这与老子直接感悟西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有关。
    因为这两大事件,使老子从中得到了“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实证”。同时,一方面,“国人”推翻了周厉王,即“天子”的统治。这就证明了在社会历史中“柔弱胜刚强”的“规律”同样适用。这当然如老子说,是有“条件”的。由此,产生了老子的“民心”,和“忘我”、“爱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共和行政”是靠了社会各方面形成的“约定”,故尔能够长达14年之久。由此,产生了老子的“契约”,和“以契彰德”、“以德治道”的思想。而正是“民心”和“契约”这两个根本,形成了老子“民本”和“民主”的思想。
    基于此,笔者认为,老子生活的时期,当主要在周厉王时期,即“西周中晚期”。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从‘神’到‘人’”的转化时间和标志。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至今一团迷雾,避而不谈,实际是毫无所知的重大学术问题。
    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时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并在相对安定,即“没有战争”的环境中,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武学”,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德治”,和“民本”、“民主”思想。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正是这种批判,动摇了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正是如此,笔者基于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和《老子》的“武学文化”内蕴,以此出发,从20004年起,先后著文《为“武学”文化正名》、《“老庄”之说失之偏颇》、《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老子及其“道德经”乃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等等,发表于网络、杂志,得到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故对先生《老子绎读》中的上述新思想,无疑的,笔者已经有之。然而,笔者有些思想,比如,“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是老子揭示的伟大“哲学命题”;“柔弱胜刚强”蕴含有深刻的“民本”、“民主”思想;统治与被统治者如何做到和谐共处思想,对此,笔者著文《论老子的“和谐”社会的思想》,首发于人民网理论,并被45家网站发表和转载,等等,这些,则是《老子绎读》所没有的新思想。
    当然,对于笔者的新思想,可能先生会说:“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这种看法是十分正确的。笔者很有同感。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生就犯了类似的错误。比如,先生讲的“弱势群体”,讲的“农民”,这些就在《老子》一书中找不到。
    在谈到“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的时候,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关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学术界争论了很久,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既主张过唯物说,也主张过唯心说,但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驳倒另一方。我现在认为,这样划分的方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是老子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后代的观点来套老子,既不可取,也讲不清楚”。
    对于此说,笔者不能苟同。
    笔者以为,如果把老子哲学视为“玄学”,则当然是讲不清楚的。
    然而,老子哲学绝非“玄学”。因为《道德经》明明白白的向人们展现出了老子哲学的理论脉络:一是“道法自然”。讲“道”要符合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方如此,“道”才具有规律、法则的意义。并且,“道”,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在老子看来,“柔弱胜刚强”与“刚强胜柔弱”都是“道”,其中,“刚强胜柔弱”是“一般”规律,而“柔弱胜刚强”则是“特殊”规律。以之,形成了“柔弱胜刚强”对“刚强胜柔弱”的批判;二是“阴阳辩证法”。讲“阴”与“阳”是相反相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讲“阴”与“阳”的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在老子看来,因“阴”与“阳”相反相成,故有“刚强胜柔弱”,就必然有“柔弱胜刚强”。同时,在老子看来,“柔弱胜刚强”是有“条件”的。而正是老子在对“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认识之中,提出和揭示了“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予以说明。也正是在引入“无极太极”观的时候,使得老子的哲学,与先秦“阴阳家”的思想划清了界线;也正是老子在对“柔弱胜刚强”的“条件”的揭示之中,缔造出了“以暴制暴”、“以武制武”的“武术”,和缔造出了“‘道’、‘德’一统”、“以德治道”的“武学”,从而成为了“柔弱胜刚强”对“刚强胜柔弱”的锐利的批判的“物质”的“武器”;三是老子对“道”,和对“知识”的“认识论”,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对此,笔者于2005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博客中国、强国博客“老子与中国武学文化”中,等等,就发表了《摘去无端扣在老子头上的政治帽子》一文,对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故笔者以为,老子哲学有着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在其理论的造诣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写到这里,又要对先生道一声“对不起”。
    因为,在笔者谈到的上述哲学的时候,显而易见,诸如,“一般”与“特殊”、“辩证法”、“规律”、“范畴”、“转化条件”、“认识论”,等等,这些,都是《老子》一书中所没有的。如果以此,就是“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的话,那么,在“先人”与“后人”之间,该作何沟通?该要不该要当今已达共识的一些哲学文明成果?应该怎样表述才不会将“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展示”并继承和发展首屈一指、光耀无比的中国“东方哲学”?
    因此,不谈“哲学”,就根本不能了解老子“东方哲学”对世界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在面临今天有人谓“东方无哲学论”面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总而言之,对先生《老子绎读》的新思想,笔者是十分赞同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新思想并未触及老子“哲学”最深层次的东西,故这种新思想表现为“皮毛”,而缺少本质上的、根本上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尽管如此,笔者看到,今天人们对“老学”研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有成效,已经突破了视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的“没落、出世、保守、反动”的藩蓠,这实乃国家民族之幸事,笔者也深感“我道不孤”。
    注:附任老新书《老子绎读》出版之网络报导提要。
    任老新书《老子绎读》出版之“网络报导提要”如下:
    “哲学是上层建筑,但是它有一个‘根’。《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它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任先生说,这是他最初翻译《老子》时的体会,而几译《老子》,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受。
     “老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入世的。老子也讲‘治天下’,他也有一个蓝图——‘治大国若烹小鲜’,只是治世的角度和孔子不一样。孔子学说的社会基础是中央、上层社会;老子反映的是下层老百姓的呼声,代表了他们的要求。‘无为而治’的重点是不要扰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老子学说体现了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他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虽然不是正面冲突,但也是战斗,也还是要‘克’、要‘胜’,因此,老子思想不是绝对的‘退守’,也要进取。
    “‘老子绎读’中的‘读’,不仅仅是我读,而是大家读。中国人应该多读读《老子》。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比孔子更加丰富。如何看待强与弱,进与退,大与小……,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视角。
    “如今,我越来越觉得,不能把今天研究者的意思强加给先人。比如,有关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学术界争论了很久,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既主张过唯物说,也主张过唯心说,但无论站在哪一方,都发现缺乏足够的证据驳倒另一方。我现在认为,这样划分的方法本身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是老子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后代的观点来套老子,既不可取,也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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