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44 静斋 liptontea 参加讨论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一）导言一．该怎么读《历史》？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首先是因为此书牵涉的地域跨度太大、年代跨度太长，人物、事件头绪太多。从空间上看，东起印度、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到北极圈附近，南达尼罗河的源头，希罗多德都涉及到了。从时间上看，从吕底亚王国的兴起（约680 BC）到希腊人击退波斯人的侵略（479 BC），前后200年。这还只是书中的主线，如果加上插叙中提到的其它事件，则有的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另外，作者特殊的讲述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他不断地打断自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讲到一半时插进一段有关的背景介绍。这种插话，短的时候大概是一、两节，但长起来就不得了。最长的一段是有名的介绍埃及风俗的第二卷。整整一卷182节，除了第1节之外，完全和叙述主线没有直接关系。更有甚者，在这种插话之中有时他还要插进另一段，于是就形成了“插话中的插话”。比如第五卷第55节（简记为五55，后文同此）以下，希罗多德讲到阿里斯塔戈拉（Aristagoras）——反抗波斯的伊奥尼亚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到希腊本土寻求支援。他先到了斯巴达，但没有结果，便转去雅典。这里作者插进一大段追述（五55至五96），向读者介绍雅典是如何摆脱僭主的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这本来不过分。可他在五57又插进了一段，介绍起杀死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之弟希帕科斯，并最终引发人民起义的两位英雄的原籍——盖菲拉（Gephyraei）。这还不算完，在紧接下来的五58，他又开始讲述和盖菲拉人一道在希腊本土定居的腓尼基人，进而开始讨论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希腊字母是腓尼基人传来的，并花了3节的篇幅（五59至五61）来举例说明之。这个研究成果诚然是很具洞察力的，但是和盖菲拉人有什么关系？和雅典人摆脱僭主有什么关系？和伊奥尼亚起义有什么关系？这种“插话中的插话中的插话”（我称之为“三次方插话”），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并不只此一处。比如这个“三次方插话”结束之后，在五96之前，即“一次方插话”结束之前，还有几段“二次方插话”和“三次方插话”。我要是苛刻一点的话，甚至连“四次方插话”都能找出来。 （当然，《历史》并非完全地缺乏主线。插话多的情况也只在前五卷中比较明显。后四卷因为已经开始直接叙述希腊－波斯战争，所以插话就减少了很多，现代人看到这里应该会觉得轻松了一大截。） 如果一定要介绍一点背景知识，又和正在叙述的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今天的作者大概会用脚注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希罗多德不会，而且我感觉就算他那个时代有脚注这种东西，他也不愿意采用。插话是他讲述方式的特征，而脚注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谁也没有在近代著作中见过“脚注的脚注的脚注”这种东西吧？ 这种时不时地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的叙述方式，你可以认为是当时文学技巧本身不完善的结果。但如果你心胸放开阔一点的话，也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叙述方式。我想凡是读过未经改编的《一千零一夜》的人，都能明白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结构其实并不罕见，也并不单调。它是一种随着语言/叙述/故事/logos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它是一种随时准备分流、回溯、旋转、重新汇合的言说之河。现代派小说中有所谓“意识流”、“生活流”的说法，借用一下这类术语，我也可以叫希罗多德的讲述方式是一种“叙述流”，或者说“logos流”。它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开端－结局的、单线条的、摆在那里的固定的话语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单独讲述的、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言说主/客体结合物。不光是读者可以以不同的途径来接近它，如果作者希罗多德不想讲述希波战争的话，他完全可以根据手头的材料，在诸如《希腊及周边地区风土志》或者《希腊及周边地区政治沿革录》的题目下重新开始他的叙述。而如果是这样一本书，而不是《历史》流传到今天的话，人们从中能得到的信息量，我想并不少于今天的《历史》的80％，只怕在有些方面还要多。 换句话说，今天的人们读《历史》觉得主线太不清晰、太繁杂，其实是看有脚注的文字太多了的缘故，是被某一种思路带领着看书看惯了的缘故。（而且就算看有脚注的文字，你何曾看到过“三次方脚注”这样奇妙的玩艺？）现代人所习惯的不是“logos流”，而是“思路”。而且这个“思之路”一般来说都是力求意义上的单向性、拓扑学上的简单性，也就是说歧义越少越好、歧路越少越好。像海德格尔那样对多重词义、多重理解的沉迷，像《花园小径》那样结构分散、无明确导向、多重线索反复交叉的叙述方式，出现于现代哲学、现代派小说中，似乎很新鲜。其实我要说，你看《历史》就明白那并不是首创。 “流”与“路”的区别，就在于流本身就没有，也不要求有明确的导向性，它往往是“讲到那里算那里”的，人们面对它也只有“随波逐流”的份；而路再怎么复杂，就算成了一片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路网，但只要人一走上它，人的目的性，也就是“我要从哪里到哪里去”的心态是避免不了的。这也就是“意识流”不能被称为“意识路”的原因。“路”总是从原始的环境中，被“走得多了”走出来的、和原始环境不一样的东西，而“流”却是包围着你的、迷惑着你的方向感的、浑然一体的原始之物本身。对于《历史》，追求一种clearly cut的结构，既是我们现代人的误区，也是无奈。 （就这个角度上说，我反而很欣赏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翻译者谢德风的举动。他大胆地将修昔底德原书中的插话改成了脚注，这样一来就使得主线更为清楚。修昔底德虽然只比希罗多德小30来岁，但两人讲述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们在文体上有本质的区别。受“智者派”的影响，修昔底德对于“理性”、“真理”的追求，势必要求他把明晰的“思路”放在第一位，谢德风的处理就是依据了这种精神。当然，这种处理也有弊病，那就是修昔底德原书的分节被打乱了。这样一来，有进一步研究需要的读者在读到国外学者谈论该书某卷某节时，往往不能很快找到中译本的对应部分[1]。） 现代人这种可以被称之为“主线依赖症”、或者“思路依赖症”的习惯，固然和后来的文体发展有关系，比如修昔底德那代人就已经开始改变叙述方式，还有后来基督教时代从“辩护士”们开始的、一开始就明确了主题（证明基督的神性、上帝的存在之类）的文章的影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后来的作者－读者关系发生了变化。 不知道有人发现了没有，我以上的文字中始终没有出现“写作”这个词，而是反复使用“叙述”、“讲述”这类词。因为我认为在古希腊，至少在希罗多德的当时，讲述和写作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完成形式；一个作者写出来某段文字，必须要等到讲给大家听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其“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第一次读《历史》的时候，我感觉对于这本书，一位抱着纯粹来听故事目的的读者，相比一位想探究古代历史的读者，恐怕能获得更大的享受。后来才明白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对。古代人就记述了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公民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并由城邦出面奖给他一笔巨款[2]。还有传说讲修昔底德，这位希罗多德之后希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广场上听了希罗多德的讲述，感动得满脸泪流。可见这本书最初的流传就是靠讲故事的方式。 讲高于写，这个现代人不太能接受的观念，其实对于古希腊人一点也不奇怪。关于“logos/言说”对于希腊人的重要性，类似讨论已经太多，我不准备重复。就我前面的说法来看，“logos流”最适合的表现场所，正是讲故事这种场合。讲述者和听众，有着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不是后来的读者那样只能通过固定在纸面上的字去认识作者。无论这些纸面上的字再怎么有歧义，我们的理解仍然只能基于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这些字本身，我们仍然无法得到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才有的效果。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希罗多德讲述的当时，会有听众提出要求说想知道某个原来的“logos流”一语带过的细节的具体情况，于是大师中断叙述，单独将此细节提出来详加说明，于是“logos流”开始分支、转向，当然最后总是会回到原有主流上，继续向前流动。另外，希罗多德在雅典讲的时候，可能会着重于有关雅典的部分；在小亚细亚讲的时候，又会改变重点以适合那里的听众。正是无数这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产生于讲述者－听众关系（而不是后来人习惯的作者－读者关系）的分流、补充、改编、重新汇集，才造成了《历史》现在流传下来的文本是这样的复杂、多变。可以说，《历史》现在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讲述环境。“logos流”一旦固定在了纸面上，变成了字母和单字，又怎么能流动得起来呢？生动、活泼的交流是不需要一个固定下来的面目的；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被讲述、不断地被问题激发、被环境影响而自我改变，不断地被作者充实。说得绝对一点：这些才是真正“活”的logos。而脱离了这个环境，任何被文字记录下来的“logos流”都只能是“死”的。同样的话适用于任何文字。 我们的大师其实也明白这个困境，因为他毕竟没有仅仅满足于讲，他还是写下来了。他还是亲自动手，将自己创造的这股“logos流”杀死，将其尸体留给了后人。我们不能说他错了，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们现在连其尸体也读不到，这将是更严重的损失。时间，是记忆的敌人，所以也就是历史的敌人。希罗多德自己在《历史》的开篇就声明“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一1，本札记的引文参考了王以铸的《历史》中译本，一些地方作了修改。）只是为了对抗时间和遗忘，大师决定用写代替讲。因为，任何活的东西都是有死的，活的“logos流”也不例外；能持久流传的东西都是无生命的。从石头、龟甲到纸、光碟，文字的媒质始终都是无生命的。写最终战胜讲，靠的就是这些能持久存在、对抗时间的媒质。当然，其代价就是失去了原始的生命力。当下的、活的交流只能存在于当下。在大师离去之后，我们也只能满足于阅读尸体，因为我们别无其它途径可寻。同时，我们也应该庆幸至少还有东西可以阅读。 另外，正如修昔底德他们进行的文体革命一样，“真理”要求于logos的，是不变、是普适、是唯一、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是“直指人心”。随时可能变动的东西、难以完整把握的东西、没有清晰“思路”的东西，对于求知也确实是个阻碍。任何一个认真的听众不能满意于一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任何一个认真的讲述者同样不能满意。求知欲的需要最终将战胜听故事的娱乐——这是不可遏制的潮流，那么文体的改变也就是顺理成章了。所以，既然希罗多德是认真地要“把他们（希腊人和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一1），那么写下来、固定下来就是他不得不做的事了，虽然他的这种固定还是很初步的（否则《历史》就应该更易读）。而修昔底德则将希罗多德可能写成奇幻小说的故事，自觉自愿地写成条理清晰的说明文。再后来，亚理士多德之所以要为无穷变幻的logos套上logic的枷锁，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大师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讲”，还要求logos能传达他们的“思”。永远只能存在于当下的“讲”，也只有上升到可以被反复进行的“思”的层次上，才算真正获得了永恒。这样，logos就必须先死上一回，成了不再有生灭的天使之后，才能成为“原因”、“真理”的代言人。我们阅读的确实是尸体，但如果我们真正对之进行了思考、理解了它，那么我们将重新获得其灵魂。虽然不是其生命，却也不应苛求什么了。 这种两难但是不得不做的牺牲，其实在任何logos由口传转变为笔传，即写作最终取代讲述、阅读最终取代倾听的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敏感的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中写过（讲过）一个传说（274C以下）：埃及的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便夸口说文字可以让埃及人增长记忆，可以变得更聪明。埃及国王萨玛斯却说文字只能让人容易忘记，因为他们不再重视当下发生的交谈，不再致力于内心的理解、真正的记忆了，而是相信外在的书写符号。学生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是近似于智慧的东西，却不是智慧本身，因为他们对那些书写符号其实大多并不真正理解。就我看来，这是关于文字与logos之间的关系最深刻的洞见之一。文字固然可以将logos记录下来，让后人来反复地阅读，这确实是增长、延长了人们的记忆。但如果以为书写符号本身就能带给人智慧的话，那么抄书匠和印刷工人就是最博学的人了。我们得将书写符号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思考中，尽量还原成活的logos，才能确保我们的读书和印刷厂校对员的读书是不同的活动。这固然是费力的，但是既然大师已经离去、围绕着他的那些活的logos也已经离去，我们也只有寄希望于阅读，因为我们已无法倾听。 我也很理解柏拉图为何有这样的担心。和希罗多德处于原生态的logos向书写符号转变过程的最关键阶段一样，柏拉图自己也处于同一位置。他的对话录在文学和哲学相得益彰的程度上，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巅峰。那简直就是原生态logos最辉煌的表演。然而一俟向书写符号的转变完成，他学生亚理士多德那种条分缕析、平铺直叙、甚至有点寡然无味的文体，却成了后世哲学家不约而同的范本。 我不敢说这种转变肯定是一种进步，但至少我得接受它。我也并非不知道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风气，早已经由“作者中心论”转向了“文本中心论”，甚至还有“读者中心论”。他们认为：对logos最有发言权的，已不再是作者，也不是logos自身，而是阅读者。只是这样一来，歧义成了最正常的现象，没有歧义倒是不正常的了。我得说这是长久以来缺乏大师的结果。读者既然成了理解的中心，那么读者和作者的直接交流也仅仅等价于任意两个读者之间交流读后感。对于绝大部分作者而言，这话并不错。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师，我得说我宁愿每天去听他们现场的讲述，而不愿仅仅满足于面对他们写下来的东西。既然我有不看尸体、直面活生生的logos的机会，那么我干嘛还要以自己或者文本为中心呢？特别是如果我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像希罗多德这样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大师的时候。就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希腊人简直是太幸福了。 同样的，面对《历史》，我们可以抱着求知的目的来读它，但需要避免那种静坐在书斋中、埋首于故纸堆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心理状态，而是要放松心情，走出去，到阳光下，去和众人一起，去听大师讲故事。我们要忘记那种中世纪僧侣，或者德国古典哲学家身上特有的学究气。因为这本书将要带领我们前去的，是所有学术的童年状态。天真、幼稚、饶舌、想象力，都在这里，而且确实是太多了些。但正因如此，它才有其特殊的魅力。如果你实在不习惯欣赏这种魅力，也不要紧。有位意大利学者Silvana Cagnazzi曾经将《历史》的九卷书分成28段“讲稿”（logoi），每段讲稿都自成一体且有其独立的中心内容。很可能希罗多德当年给人宣读的不是全文，正是这些logoi。想尽快从希罗多德的“logos流”中找到方向感的，我推荐他去这里，从那28个logoi入手吧。 细心的人恐怕注意到了，希腊口传logos，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口传logos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我前面始终没有提到，那就是荷马。这是因为关于希罗多德和荷马比较，将是我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 [1] 以后所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引文出处都依谢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版）并注明了页数。 [2] 具体的数目是10塔兰同，约260公斤白银。这后来成了普鲁塔克批评希罗多德的理由之一。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导言二．希罗多德和荷马的异同 “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开亚人带来了/受之不尽的苦难，将许多豪杰强健的魂魄/打入了哀地斯，而把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仍给了/狗和兀鸟，从而实践了宙斯的意志，/从初时的一场争执开始，当事的双方是/阿特柔斯之子、民众的王者阿伽门农和卓越的阿基琉斯。/是哪位神祗挑起了二者间的这场争斗？”（《伊里昂纪》一卷1行至8行[1]）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历史》一1） 如何？传说中的“缪斯钟爱之人”和我们的“历史之父”在其著作的开头，都把冲突、“争执”、“纷争”作为主题，这决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古希腊听众，在听了希罗多德的这段开场白之后，都明白他们下面将要听到的肯定是《荷马史诗》般宏大、庞杂的故事了。很有可能，在当时的希腊大众看来（听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和作为一个游吟诗人的荷马，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希罗多德自己可能也在有意无意间模仿那位已经和神话融为一体的老前辈。《历史》后面的许多细节将证实这一点。 《伊里昂纪》二卷讲到宙斯为了让阿伽门农蒙羞，故意用一个梦去鼓动他进攻特洛伊人，以便在战场上击败他。同样地，在《历史》七12以下，我们看到一个类似的梦降临到波斯王薛西斯头上，鼓动他去进行一场侵略希腊的战争，虽然其结局将是彻底的失败。没有理由相信薛西斯真地做过这样一个梦，但在当时的读者/听众心中，这种虚构却又是太熟悉了（因为荷马早已讲过类似的故事嘛！），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怀疑这梦是否真地存在。当然，在更年轻一辈的听众中，由于受“智者派”的影响，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修昔底德肯定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历史中怎么能有虚构的成分呢？这其实是所有民族刚开始研究历史时共有的情况。所谓“合乎情理的虚构”其实充斥着各种早期历史记录。不光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虽然是以“求真”为目的的，但也声明了他在处理各种演说词时“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用词句的一般意义；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2]中文史籍也不例外。开中国史学之先河的《史记》，里面就有不少太史公自己的创作。比如有名的“张良遇黄石公”、“霸王别姬”等场景，你能说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吗？最典型的例子是项羽在垓下被“十面埋伏”所困，突围出来，身边只剩二十八骑。这个时候项羽和他手下人说过些什么话，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呢？要知道，这些人，包括项羽自己，最后全部战死了，当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做记录。不过我们在读《项羽本纪》这一段时，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是“合乎情理的虚构”的魅力，也是当时文史尚未完全分家的结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希罗多德的虚构也应该宽容一些。 回到主题。还是在《伊里昂纪》二卷中，有著名的介绍两军阵容的一长段诗句。因为希腊方面几乎全部是海军，所以介绍希腊联军的部分又叫“船名表”。这一段按地域介绍各分舰队的文字，历来被认为是研究“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地区政治、地理情况的重要文献。同样地，在《历史》七61至七98，希罗多德用几乎同样的格式介绍了波斯军的组成——地域、装备、统帅。而这一段也被后来无数历史、地理研究者视为指南针。另外，在八43至八48，在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之前，他又为希腊联合舰队写了一张新的“船名表”，虽然要简短得多。 在《伊里昂纪》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介绍某位英雄时，附带会回溯他的祖先、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在温泉关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见七204），比如波斯王薛西斯（见七11）。 《伊里昂纪》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争夺战死的帕特洛克罗斯（阿基琉斯的朋友，被赫克托尔杀死）的遗体。《历史》七225同样写到斯巴达军和波斯军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也许这样的战斗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是4次呢？要知道，《伊里昂纪》十七卷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也混战了4次。 《奥德修纪》的主题是奥德修斯的长途历险，历经磨难后返回家乡。而荷马对他旅途上那么多陌生、新奇的国家、民族、风俗的描写，又让我们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当然，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也是明显的。 前面提到希罗多德有插话的习惯，其实荷马也有这个习惯。这一点也不奇怪。和希罗多德不同，荷马是个真正的、职业的游吟诗人，他进行即席创作、改编内容、加进新的插叙、倒叙的机会比我们的“历史之父”要多得多。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个在“logos流”上随心所欲航行的舵手的话，那么他这门手艺无疑是从荷马那里学来的。而他的听众们，由于从小就在《荷马史诗》的影响下长大，自然也不会觉得这样的叙述方式有什么不舒服。 如果以上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希罗多德在模仿荷马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语言本身。荷马的故乡，据最流行的说法，是在爱琴海东部、面对今天土耳其大陆的一个岛——开俄斯上。当时这里人说的是古希腊语的一种方言——伊奥尼亚方言。而希罗多德的家乡，正如本导言开始引用的《历史》一1的声明那样，他是哈利卡那苏人。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海岸上，现名博德鲁姆。哈利卡那苏和开俄斯岛直线距离大约200公里。当时这里人使用的是古希腊语的另一种方言——多利斯方言。而且希罗多德在其书一142至一151介绍小亚细亚沿海的各个希腊城邦的时候，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伊奥尼亚方言和多利斯方言之间的区别，大致可以用汉语里广东话和上海话来类比。可问题是他偏偏没有用自己最熟悉的家乡话来写《历史》，而是用了伊奥尼亚方言，即荷马的语言来写它。这种舍近求远、避简就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行为，如果不用仿效来解释的话，就很奇怪了。后人所记的希罗多德的墓志铭是：“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看来，后人对他在语言上的选择十分注意。 但是，仅靠仿效是写不出一部划时代、开风气的作品的。希罗多德确实模仿了荷马，但是《历史》仍然是他自己的创作。最明显的区别还是在文体上，荷马写的是有韵的诗，希罗多德写的是无韵的散文。不过最本质的区别还不在于此。 回到前面所引的那两段开场白。荷马以向“诗歌女神”提问作为全诗的开头。当时的听众很清楚：荷马后面的叙述本质上全是在转述女神的回答。但希罗多德一上来就声明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注意：这成果是属于“我”的，是“我”在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神的痕迹荡然无存。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在主宰logos？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logos真正的掌握者之后，真正的“研究”才有可能开始。而“研究”，又是一个对于“历史”特别重要的概念。 可能有人不知道，“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中的“研究成果”四字，对应的希腊文就是historiês。而本书的题目historia和这个historiês，其实只是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本书，其题目如果被翻译成《研究报告》，比翻译成《历史》更符合当时希腊人的理解。毕竟，是希罗多德自己开创了“历史”这门学问。如果在他之前，希腊人已经把historia理解为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历史”，那么历史学不就已经存在了么？“历史之父”还去开创什么？别以为这种问题好象很无聊。商务印书馆翻译过一套法国人写的《我知道什么》丛书，从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法国人就故意没有把希罗多德的这本书翻成les Histories——《历史》，而是翻成les Enquêtes——《研究报告》，或曰《考察报告》。 （各位不嫌麻烦的话，我可以稍微回顾一下historia的演变。当然，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完全跳过这段括号中的讨论。Historia最初的形式是histor，最初的意思是“仲裁”、“判断”。它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过。比如《伊里昂纪》十八卷502行，“两人于是求助于审事的仲裁”。再比如《伊里昂纪》二十三卷487行，“请阿伽门农，阿特柔斯之子，见证仲裁”。两处的“仲裁”词根都是histor。到了前8世纪上半叶，第一位“查有此人”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其长诗《工作与时日》也用了这个词。其793行：“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深谋远虑”的词根也是histor。我们可以大致推想histor向historia的演变过程：从“仲裁”、“判断”到“公正的判断”，到“正确地辨别是非的能力”，到“深谋远虑”，然后到“理智地研究、考察”。接下来，它要接受全新的含义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希罗多德之前，historia的意义是“研究”、“考察”。可能他自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可能他心中，这本书的题目就是《研究报告》的意思。但是他的这本《研究报告》却和以前众多类似题材的著作大有不同。 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从真空中诞生的。“历史之父”也有其前辈。他们就是所谓“记事散文家”（logographer）。他们是第一批走出荷马的阴影，要去探求事物真相的人们。这些人的革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不用诗的语言，用散文。避开了格律的束缚之后，写作更自由了。这不单是文体问题，还标志着思想的解放。诸位有心的话想想“白话文运动”和文言文传统的关系就明白了。二．走出去。记事散文家们都是些游历极广的人，他们大量地记录下沿途所见、所闻的地理、风俗、传说。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绝对地影响了后世各类学科的希腊学者们。 最初的记事散文家大约在希罗多德之前100年开始出现，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代表是一位我们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经常遇到的学者——米利都人赫卡泰乌（Hecataeus of Miletus，550?－476? BC）。古希腊学术的另一座巅峰——哲学就创始于米利都，而赫卡泰乌可能就是哲学创始人泰勒斯的再传弟子（有点类似于孟子和孔子的关系）。此人大概写过两本书，一本叫《大地旅行记》（Perêgêsis），记录了他游历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各地的见闻，重点在于各地的地理情况，后世因此称他是地理学的创始人。另一本叫《谱代记》（Genealogiai），在这里他收集了大量有关各地民族起源、城邦建立者的传说、神话。很有趣的，这本《谱代记》在古代有时也被叫做《研究集》（Historiai）。这仍然是historia的含义尚停留在“研究”时的事。因为我们绝不能将赫卡泰乌的这本书称为《历史》，因为他的“研究”和希罗多德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 从现存《谱代记》的残篇来看，赫卡泰乌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神话。从所谓“人类始祖”丢卡利翁造人的神话开始，接着叙述所谓各城邦创建者的传说。而希罗多德却没有这样做。在《历史》，或曰《研究报告》一1的声明之后，他先引用了几个传说来解释希腊人和异邦人是怎么起纠纷的，其中还提到了《荷马史诗》。但是，注意这个但是，他在一5马上就声明：“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如果说后面要说的才是他真正确信的纠纷起因，那么前面几个传说算什么呢？希罗多德引用了传说，但又不相信它们。这就是他和赫卡泰乌不同的地方。他不仅仅是简单地copy下各地的传说、记录，还要用自己的思考、判断去分辨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有疑问的。他尽量不让神话影响到自己的研究。要知道。对任何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分辨资料的可信度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是进行任何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历史学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历史之父”的尊号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仅此一见。全书中他还数次提到自己的这种态度。比如“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二99）、“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二120）、“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还有另外的原因”（七133）。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他也强调说“然而我个人觉得不可索解”（四30）、“我说不确实了”（七152）。你很难想象赫卡泰乌会去怀疑他收集到的传说，更难想象荷马会怀疑诗歌女神的回答。从这个角度上看，希罗多德和荷马的差距又何其大啊！ 只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判断，原来的含义泛泛的historia/“研究”终于有了全新的含义。作者必须要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取舍加进去，必须看透传说的迷雾，去寻找背后的真相，而不是像记事散文家们那样只是简单地收集、堆砌资料，在神话的迷宫中越陷越深。只有这样，historia才能被称为“历史”。 还是可以和中国的史家传统联系起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自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五帝本纪》中又说自己的写作原则是“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你能说司马迁只是单纯地收集资料，没有他个人的取舍吗？“史”和“史料”的区别从清末的章学诚到民初的王国维，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不多重复。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只是由于希罗多德一人一书的贡献，一种标准被设定下来了，historia这个词从此便特指一种特殊的“研究”，一种特殊的学术。在他之后，那些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必须要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必须摆脱神话的控制，才能被称为historia。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的这些“研究”，才可以被100％放心地称为“历史”。 类似的例子，即由于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贡献，一个词从原来的泛称变成一种特称，从原来的泛指名词变成专有名词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数学”，就完全得益于古希腊哲学中第二个兴起的大派系——毕达哥拉斯派（第一个兴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米利都派”）。毕达哥拉斯派研究的重点是万物的和谐，以及万物背后的“数”的关系。只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作得太出色，而在他们之前完全没有人以这样的热情来研究“数”，再加上他们派系中最顶尖的研究者组成的小团体自称“mathematicos”，于是mathematicos就成了“数学”[3]。要知道，这个词的原义也仅仅是“研究”而已。只是因为这些人的这种前无古人的“研究”成了一种标准，于是后来的人再想用这个词，就只能在这个标准下使用。后来的人再进行类似的研究，也都自觉地归之于这个词之下。在这个词下逐渐汇集起来的这种特殊的研究，也就是这门学问成长、发展的过程。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是从学科名称的被确立开始算。那么希罗多德以自己的思考，为historia/“研究”赋予了一个新含义，建立起一门新学科，就意味着他和荷马之间有着决然的不同。无论我们在前面列举了多少他模仿荷马的地方，甚至他讲述的方式仍然和游吟诗人一样——在“logos流”上泛舟，但只要他确立了“理性”为自己的原则，那么以上所有的相似性就全然是表面的东西了。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和荷马之间的异，绝对地大于他们之间的同。 回顾这两人之间的异同，其实就是回顾“历史”是如何从“史诗”发展出来的。 然而，正如任何一位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不可能像大人那样熟练地计算一样，第一个尝试用“理性”来作为区分资料真伪之原则的希罗多德，他的尝试注定是不成熟的、有缺憾的，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自己对这个原则也没有贯彻始终。我们虽然在前面看到了他用自己的判断去分析传说和神话、去分辨真相，却也会时常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二123）、“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七152）。看来，很多东西他确实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仍然不加区分地记了下来。看来，对于“理性”的原则，他并不视之为至高无上，并不要求自己随时遵从之。那些记事散文家们的态度在他身上仍然没有完全蜕尽。所以，后人对他的批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后来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都批评过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不点名地批评过他；“一般人相信斯巴达王每人有两个表决权，而事实上他们每人只有一个表决权”[4]，这里就在暗指《历史》六57。针对希罗多德“听到什么就记什么”的声明，修昔底德也特别声明：“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5]普鲁塔克曾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论希罗多德的恶毒》来大骂他。西赛罗，这位首次以“历史之父”来称呼他的学者，同时也称他是“谎言之父”。这些人，由于不再有希罗多德当初建立“历史”时手头毫无前车之鉴可以参考、完全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摸索的经历，以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批评他，我是理解，但不完全赞同的。 另外，恰恰是由于希罗多德不加分辨、或者略加分辨地记录下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广大区域内的各种传说和风俗，而这些资料虽然不能算是经过批判之后的历史，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这样就为后人重建当时各古老民族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提供了极难得的素材。再加上他游历的范围之广，可能只有公元后的地理学家鲍桑尼阿斯、斯特拉波等人能够相比，所以这些资料就更是弥足珍贵了。（在东方，游历之广度能和他相比的大概只有张骞一人。可惜张骞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记录，我们只能从《史记·大宛列传》中读到一点梗概，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幸。）所以现在西方学术界给他新加了一个“人类学之父”的称号，也算不过分。 很遗憾，我对希罗多德的赞扬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下面的札记中我将用现在的历史学、地理学知识来重新评价《历史》。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事情是说对了，有哪些事情是说错了，还有哪些东西他甚至自己都还没弄明白就写了下来。很明显，下面的内容大多是批评他的，因为他弄对了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大家去看他的书就行了。他弄错了的内容，以及他为什么会弄错，才是我感兴趣的。当然，我的这些重新评价绝对不是完整的，仅仅是我个人感兴趣的一些方面。而国内对于这本书的研究、批判，应该说还是很不够的，是和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相称的。我写这些札记，只是想唤起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这也就是我不顾自己学识浅薄，硬着头皮写它们的原因。 ────────── [1] 本系列札记引用的《荷马史诗》译文都参考了陈中梅的中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17页。 [3] 参见《希腊哲学史》第一卷252页，汪子嵩、范明生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17页。 [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17－18页。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三）一．对《历史》第一卷的评论 本卷以及其它各卷的概述主要依据www.livius.org上的相关内容。对于各卷的讨论，部分依据www.perseus.tufts.edu、www.livius.org、www.herodotuswebsite.co.uk的内容，部分是我自己得到的结果。对于《历史》不熟悉的网友可以去看王以铸译本的电子版（上册、下册）。不过，这个PDF版有一些输入错误，看时请注意。 《历史》第一卷在我看来是全书九卷中问题最多、可讨论的地方最多的部分。所以后面的讨论可能比较冗长，请见谅。 1．第一卷概述 按导言一提到的Cagnazzi的分法，第一卷可以被分成3个“讲稿/logoi”（为便于讨论，所有各卷的logoi将采取连续编号的方式，即从L1一直排到L28）。L1：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与覆灭、L2：波斯帝国建立者居鲁士的兴起、L3：居鲁士的征服与结局。现分别简述如下：
L3（一141至一216）：居鲁士已经征服了美地亚，在L1的结尾我们知道他又新征服了吕底亚。于是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开始担心起来。在简述了各希腊城邦的情况（一142至一151）之后，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除已经和居鲁士缔约的米利都之外，所有亚洲希腊城邦都开始准备战争，新征服的吕底亚也在闹事。居鲁士本人回到了波斯，先是派他手下的一名将军来解决掉吕底亚的反叛，后又派前面提到的那位哈尔帕哥斯来镇压各希腊城邦的反抗。弗凯亚人逃到了今科西嘉岛，提奥斯人逃到了色雷斯，其余的亚洲希腊城邦都战败投降了。同时，居鲁士自己也在大肆征服。希罗多德重点讲到了他攻陷巴比伦的情况。在作者看来，巴比伦是美地亚王国之前的亚洲霸主——亚述帝国的最后残余。在一178至一187这段著名的介绍巴比伦城的插话之后，他讲到居鲁士是如何用降低幼发拉底河水位的方法攻进了似乎坚不可摧的巴比伦城。随后，他又插入了一段介绍巴比伦风俗的文字（一192至一200）。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居鲁士想征服里海东岸的一个游牧民族——玛撒革特人。在前任吕底亚王克洛索斯的建议下，居鲁士渡过河（具体是哪条河见下面的讨论）去向对方进攻。虽然初战胜利，但最后他还是战败被杀。本logoi同时也是本卷的结尾是一小段对玛撒革特人风俗的介绍（一215、一216）。 ────────── [1] “如克洛索斯般富有”后来成了古希腊人的一句谚语，意即“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富有”。 2．“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苏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从全书的这第一句话，似乎可以断言希罗多德是哈利卡那苏人。其实不然。亚理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引用这句话时却作“图里人希罗多德”（1409a27）。图里是位于今天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城，是雅典的殖民地，约建立于444 BC。可见作者的籍贯在古代就已经开始有争议了，或者说《历史》这本书很早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现在看来亚理士多德引用的版本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要证明希罗多德出生在444 BC之后是极不可能的。中世纪的一本叫《苏达辞书》（Suidas）的词典中收录了导言二中提到的希罗多德的墓志铭，而且记载他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并自称图里人，这也许就是亚理士多德引用的版本中的错误的原因。《苏达辞书》还说希罗多德的墓就在图里，看来图里可能是希罗多德的最后的定居地。另外，《苏达辞书》提到图里的市场上有一尊希罗多德的雕像。在市场上树立雕像的荣誉一般只授予城邦的建立者。所以希罗多德很可能在444 BC参于了图里的建立，然后一直居住在这里直至逝世。另外，图里是雅典的殖民地，他本人则不是雅典人，那么很可能在444 BC之前的一段时间他是生活在雅典的，所以才能参加这次殖民行动。 关于他去世的时间，大体可以从他的书中推断出来。在七137，他在讲斯巴达处死了波斯王薛西斯派来要求投降的使节时，顺便提到了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处死两名斯巴达使节的事。这件事修昔底德也提到了，而这件事是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即430 BC的[1]。另外，在九73，他提到雅典的一个叫Decelea的郊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从未被斯巴达占领过，但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斯巴达人在413 BC攻占了Decelea[2]。那么希罗多德的卒年就在430－413 BC之间。 至于他的生年，我们的线索更少。他在《历史》中从来没有提到自己亲眼见过笔下描写的战争场面，那么很可能这些战争发生时他根本就没有出生。而书中的战争最晚的是在479 BC。考虑到他最迟413 BC就逝世了，我们可以假定他出生在470 BC之前。这样他的生年就在479－470 BC之间。他大约活了60岁。 ──────────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7章，152页。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七卷2章，510－511页。 3．两点奇怪和四个神话 在一1的开场白之后，希罗多德开始引用“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来解释希腊人和异邦人纠纷的起因。这本身就有点奇怪。很难想象写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美国学者会从“有学识的英国人”方面，或者写抗日战争史的中国学者会从“有学识的日本人”方面开始他的研究。既然希波战争最后是希腊方面取得了胜利，那么一个希腊学者何以会从“有学识的波斯人”开始他的“研究报告”呢？这本身就启示我们，在作者看来，这场战争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反抗侵略或者争取独立的正义战争。希腊人和波斯人并不是这一边绝对的正义，那一边绝对的邪恶。他的视角实际上超越了纯粹的民族感情，至少在研究态度上，他对双方是一视同仁的。不要忘记，在一1中，他说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保留下“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 不要以为古人的正义感就比我们弱，希罗多德的这种贯穿全书的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古代就遭到了众多的非议。很多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指责他是“亲蛮派”（philobarbarism）。不要把现代的所谓“亲日派”、“亲美派”的印象带到这个词中。因为波斯在侵略希腊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灭绝或者文化灭绝，这是和抗日战争有着绝大的不同的。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在希波战争中并不太适用。后代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来自中亚、中东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中——从波斯人（希腊人永远的对手）、帕提亚人（杀死了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到匈奴人（罗马人最大的恐怖）、日耳曼人（灭掉了西罗马帝国），“野蛮人”对于他们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用这个带有歧视的称呼表达出的是他们自己的恐惧。而他们从自己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指责具有世界视角的希罗多德是不公平的。希罗多德当然可能是“亲蛮派”，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所谓的“野蛮人”就比希腊人坏、比希腊人劣等。而他同时代的人中有这种倾向的绝不止希罗多德一个。比如三大悲剧家之一的埃斯库罗斯，他本人亲身参加过希波战争，而且他的一个兄弟就死在马拉松（六114）。但在其名著《波斯人》（这是传世的希腊悲剧中唯一一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他用了“同宗的姊妹”来比喻希腊和波斯的关系。你能说埃斯库罗斯也是“亲蛮派”？ 现在来看希罗多德引用的“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具体内容是什么。又一件很奇怪的事出现了。“有学识的波斯人”居然用了四个希腊神话来说明双方争执的起因。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其实是希罗多德自己的看法，他只是借波斯人的口说出来而已。这四个神话对于熟悉希腊神话的读者并不陌生。现将它们的通行版本简述如下： 伊娥（Io）的故事：伊娥是阿尔戈斯的公主，因被宙斯所爱，赫拉妒之，将她变为一头母牛，并有牛虻时时叮咬、追逐不已。她在逃亡中游历了希腊、小亚细亚各地，后在高加索山遇见因盗火而被罚的普罗米修斯。后者告诉她逃去埃及，并最终得救。（埃斯库罗斯的名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提及了此神话。）现在看来，这个神话是为了解释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创作出来的。伊西斯的形象就是带着牛角的女神。 欧罗巴（Europe）的故事：欧罗巴是提尔城（在今黎巴嫩）的公主。宙斯为了得到她，化成一头公牛，趁其坐在背上之际一跃而至克里特岛。后来有名的克里特岛米诺斯怪兽就是她的后代。现在看来，这个神话的背后可能是克里特文明起源于近东的历史事实。而且对公牛的崇拜是克里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至于她的名字何以成了一个大洲的名字则人们至今不解。 美狄亚（Medea）的故事：美狄亚是科尔启斯（在今黑海东岸，格鲁吉亚一带）的公主。伊阿宋（Jason）带领下的“阿尔戈号”英雄们到科尔启斯寻找金羊毛。而金羊毛是科尔启斯的镇国之宝。美狄亚因为爱上伊阿宋，违背她父亲的命令，暗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在其父准备惩罚她时，美狄亚登上“阿尔戈号”，和伊阿宋一起返回了希腊。（另一位大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的名著《美狄亚》是此故事的后续演绎。）这个传说反映出的是古希腊人和黑海地区的贸易交往情况。金羊毛其实是一种误解。格鲁吉亚人今天仍有用羊毛从河里淘金的传统，可能希腊人便以为羊毛本身就是金的了。 海伦（Helen）的故事：因为《荷马史诗》的缘故，这个故事流传太广，这里不做介绍。今天看来，古希腊人和小亚细亚人之间的特洛伊之战的目的并不是争夺海伦，而是争夺对爱琴海的控制权。 以上是这些神话的通行版本以及现代人对它们的解释。但希罗多德的解释完全出乎我们，以及当时希腊人的意料——这也可能是他要借波斯人之口说自己的观点的原因。 他依次将这四个神话解释为：腓尼基人将爱娥从阿尔戈斯拐到了埃及、克里特人将欧罗巴从提尔拐到了克里特、希腊人将美狄亚从科尔启斯拐到了希腊、特洛伊人将海伦从希腊拐到了特洛伊。这样。东西方各有两个女子被对方绑架，所以就起了纷争。虽然他在一5马上自我否定了这些解释，开始真正的研究，但是这样一种解释神话的做法仍然叫我们吃惊。不过，就“想从神话中寻找历史真相”的动机而言，我们现代人的神话研究仍然是和希罗多德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的解释由于太初步，我们看起来才觉得幼稚。 4．一出戏 在《历史》一7至一12，希罗多德讲到吕底亚王国是如何建立的：吕底亚王国的第一位国王巨吉斯（Gyges）原来只是前任国王坎道列斯（Candaules）的大臣。坎道列斯对自己的王后喜爱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他想让巨吉斯来看王后的裸体，让他知道王后有多么漂亮。巨吉斯的抗议没有效果，他只有遵命。结果王后发现了有人偷看，便暗地里胁迫巨吉斯杀死国王以雪耻辱。巨吉斯无奈，只有被迫和王后合作，杀死国王并取得了王位。 这段故事不太会是真实的历史。一来是因为它太戏剧化，二来是因为我们大概知道确实有一部希腊悲剧就叫《巨吉斯》（已失传），很可能希罗多德就是根据这部悲剧写的这个故事。 5．一段可能的神话 希罗多德在L1中曾经用了很长的篇幅（一34至一44）讲了一个故事。吕底亚王克洛索斯想传位给一个儿子。但他做了一个梦，预示他的这个儿子将被铁器刺死。于是他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可是最后这个儿子还是在一次捕杀野猪的围猎中被人误伤而死。 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不过仔细地分析的话，小亚细亚一带倒的确流行一种，或者说一个类型的传说，可能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一位代表着生命力、大地、谷物的女神，总有一位年轻的男神作为配偶。他们之间的结合被视为农作物丰收、国家人丁兴旺的保证。而这位年轻的配偶往往命中注定早死，于是悲伤的女神无心照料人间的事，大地便陷入一片荒芜贫瘠。无望的人们只有靠分享女神的悲哀、祭奠男神的死亡的方式来乞求女神重新关注人类的困境。 这类神话明显是用来解释四季的轮回，大地由春天的生机勃勃变成冬天的毫无生气这样的自然现象的。动植物在春夏的繁盛生长被认为是女神和其配偶之间爱情的产物，而一切生命现象在秋冬时趋于停滞则被认为是男神的死亡和女神的悲伤。人们每年进行的哀悼男神的仪式其实是在乞求世界重新充满生命力，希望春天快点取代冬天，是对丰收的祈祷。 这类神话在东西方各地有着大同小异的各种版本。比如两河流域有伊斯塔（Ištar）和塔穆兹（Tammuz），在希腊有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和阿多尼斯（Adonis），在埃及有伊西斯和奥西里斯（Osiris），在弗里吉亚有库伯勒（Cybele）和阿提斯（Attis）。所有这些神话有着大体上一致的结构和特点，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春天和生命力的祈望。想具体研究者可以去看弗雷泽的巨著《金枝》第29章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组，即库伯勒和阿提斯的神话，因为弗里吉亚离吕底亚最近，而神话中年轻的男神阿提斯就是被野猪杀死的。当然，在希罗多德讲述的故事中克洛索斯的儿子并不是直接死于野猪之“手”，但这个儿子的名字还是泄漏了这个故事和神话的关系——他也叫阿提斯（Atys）。 6．一种模式 如果说巨吉斯和克洛索斯儿子这两个故事的戏剧性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居鲁士出生的故事就太富有传奇性了。一位注定要改天换地的大英雄，一出生就被抛弃，要不是有好心的养父母，他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成年。稍稍联想一下我们就能想到罗马建城始祖罗慕路斯兄弟（Romulus and Remus）的故事，和居鲁士的故事有多么相似！有趣的是，和母狼给罗慕路斯兄弟喂奶一样，居鲁士的传说中提到他是由母狗养大的（一110、一122）。不过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抚养居鲁士的是那个牧人的妻子，而她的名字正好和美地亚语“狗”同音，所以后来才会产生这种“母狗抚养”的误会。我们倒是可以反过来看：居鲁士传说的原始版本里的“狗”，可能确实是指真的狗，而不是牧人的妻子；波斯人可能真地相信居鲁士是野狗养大的，就像罗马人真地相信是野狼救了罗慕路斯兄弟一样。是希罗多德自己因为不相信这个说法，才发明了“同音巧合”的细节来解释“母狗问题”。不过他倒是很正确地指出这个说法的广为流传是因为有人“想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一122）。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母狗”在王以铸的中译本中被翻成了“母狼”。这是不准确的。希罗多德提到牧人妻子的名字用希腊文写就是“Cyno”，而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只可能指狗，不能指狼。著名的“犬儒主义”（Cynics）就得名于其创始人安提斯泰尼经常活动的一个地方——“白犬之地”运动场（Cynosarge），这个词的词根就是Cyno。如果Cyno是狼的意思，那么哲学史上出名的就应该是“狼儒主义”了。） 我们可以稍微深入一点来看这个类型（居鲁士、罗慕路斯兄弟）的故事。首先，这类故事是极广泛地存在的。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都曾不约而同地用它来解释其民族领袖的诞生。远的比如第一位史诗英雄吉伽美士（Gilgamesh），传说他就是一个弃婴[1]。还有两河流域古阿卡德王国（2340－2159 BC）的建立者萨尔贡（Sargon），有这样一段他的“自传”传世：“我名叫萨尔贡，全能的国王，阿卡德的国王。我的母亲是个尼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而我的叔父住在山里。在我的城市阿苏皮兰尼——它座落在幼发拉底斯河畔——我的母亲，就是那个女尼，怀上了我。她秘密地生下了我，然后把我装在芦苇箱里，用沥青封好箱子，放入了河中。河水没有淹死我，却把我带给了阿克，提水人阿克。他出自善心救我出水。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哺养成人。阿克让我当了他的花匠。我当花匠的时候，伊斯塔和我相爱了。后来我成了国王，在位统治了45年。……”难以想象吧？说得好象真的一样呢！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除了明显的传奇色彩之外，伊斯塔是近东的一位著名女神（上一项札记提到过她），作为一个人的萨尔贡怎么可能和她相爱？ 另外，《圣经·旧约》中讲到先知摩西（Moses）的诞生，和萨尔贡王也很相似。摩西在三个月大时被母亲装在一个篮子里，放进尼罗河任其漂流，最后被人救起并养大（《出埃及记》2章）。中国的传说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诗经·大雅·生民》、《史记·周本纪》都说周人的始祖后稷，因为其母姜原在野外踩在一个大脚印上而怀了他，生下来之后觉得“不祥”，于是三次将他抛弃，可每次他都奇迹般地得救了。姜原这才知道这孩子不寻常，于是“收养长之”。后稷的另一个名字“弃”就因此得名。其他民族的类似故事还有很多。既然巴比伦人、犹太人、波斯人、罗马人、周人等等都有类似的传说，那么不太可能是谁抄了谁的故事，而是因为这类故事表达了人类史前时代中某种共通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从先前的精神分析学者们到后来的结构主义者们，都或多或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重复他们的观点，下面只是简要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在萨尔贡王、摩西、后稷、罗慕路斯兄弟、居鲁士这五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分辨出至少两个共同之处。一．这孩子的来历是不明的。他的双亲的身份要么都不清楚——摩西的父母《出埃及纪》只简单地说是“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几乎和没说一样；要么只有母亲的身份比较清楚，父亲的身份则不太清楚——萨尔贡王、后稷、罗慕路斯兄弟都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后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说这孩子的父亲是神（比如罗慕路斯兄弟被说成是战神玛尔斯的儿子）。如果双亲的身份都清楚的话，那么也是母亲的身份要明显地高于父亲——居鲁士的母亲是美地亚的公主，而父亲“刚比西斯则比中等身分的美地亚人都要低得多了”（一107）。在我看来，这些特点都是先前的母系社会在后来人们记忆中的反映。先民们更重视母系方面的血统，对父系不太重视，所以后人创作传说时就只强调母系。 二．孩子诞生后总要被“抛弃”。至于抛弃的理由，有时是因为对上面讲到的来历不明的血统的排斥——萨尔贡王的母亲是尼姑，她生的孩子当然是可疑的；姜原觉得后稷“不祥”而弃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想这大概是后来父系社会时代人想象出的一种解释，因为只有到这时人们才会觉得父亲的身份不明是一种“不祥”，母系社会的人们对此则安之若素。“抛弃”的真正原因不会是这个。更多的时候，这种抛弃是出于一种阴谋：一种不想让孩子出生、如果出生就要害死他的阴谋——这在摩西、罗慕路斯兄弟、居鲁士的故事中很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阴谋？这三个故事也给出了一样的答案：这孩子将威胁到阴谋制订者的权威和统治。特别的，在罗慕路斯兄弟、居鲁士的故事中，阴谋制订者都是孩子在母系方面的亲属。想害死罗慕路斯兄弟的是他们母亲的叔叔，想害死居鲁士的是他的外公。 我认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英雄人物——萨尔贡王、摩西、后稷、罗慕路斯、居鲁士在实际历史中扮演的都是推翻以往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开创性领导人的角色。除了摩西以外的四个人物都可以用下面的理论解释其传说。 一方面，传说的创作者用英雄母系方面的血统和原有统治者挂上钩（不用父系的原因已见前述）：萨尔贡王的母亲是尼姑，而当时社会中只有王族才有祭祀权，所以萨尔贡后来取得政权就不是全然没有依据；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嚳的正妃，而商人始祖殷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嚳的次妃（这里采用了《史记》的说法），如此一来，周取代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罗慕路斯兄弟后来确实吞并了埃尔巴，居鲁士后来确实征服了美地亚，如果说他们的母亲原本就是埃尔巴或者美地亚的公主，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就没有疑问了。 另一方面，政权的更迭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确实是一个原来身份低贱的人登上了万人瞩目的宝座。所以“抛弃”的说法就出现了，用来解释一位所谓的政权合法继承人为什么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抛弃说”一旦成立，英雄所谓的高贵出身和事实上低贱的生长环境就很自然了。为了适合于“抛弃说”，有时会出现梦，有时会出现预言者的形象。梦或者预言者总是警告那些后来将被英雄推翻的统治者：英雄的降生是你的灾难。所以原统治者就制订不要让孩子出生，如果出生就要害死他的阴谋。由于前一方面的原因，这些阴谋制订者就往往是英雄的母系方面的亲属。例外的是后稷。他的母亲姜原虽然试图抛弃他，但最后还是把他抱回去养大了。我有点疑心后稷传说的原始版本里养大后稷的不是姜原，毕竟姜原既然最后没有“弃子”，那么又何必要给儿子起名叫“弃”呢？只有养父母才会这么起名字，司马迁用的“收养长之”也有点奇怪。 更大的例外是摩西。他的生身父母是无名的小人物，收养他的倒是埃及的公主。制定下要害死他（还包括所有犹太男孩）阴谋的是埃及法老。这种反差导致弗洛伊德在他的小册子《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了著名的极具争议性的观点：摩西其实不是犹太人，他其实是埃及的王室后代。摩西的传说是一个反向的“抛弃说”。其目的就是要在摩西归化并领导犹太人之后，抹去他原来的身世。当然，他所依据的精神分析等等一套理论我是不太感冒的，那已经对研究历史没有多大帮助，倒是和文学更接近了。不过他的这个结论也许是对的。 最后谈谈另一个最有名的“弃婴”——俄狄浦斯（Oedipus）。他是忒拜国王的儿子，出生前神喻说他将杀父娶母，所以一生下来就被父亲遗弃，却被另一城邦科林斯的国王发现并抚养成人。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而当他得知有关自己命运的神谕之后便独自离开了科林斯，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宿命。结果偏偏在路上遇到了生父（当然，他不认得），争执之中又失手将对方杀死。接下来他在忒拜城外解开了妖怪斯芬克斯（Sphinx）的著名谜语，解救了城邦，于是被立为王并娶了前王的孀妇（也就是其生母）。由于他和生父争执时唯一活着的证人已经离开了忒拜，所以他不知道前王的死和自己有关。后来忒拜城遭馑，神喻说必须找到杀死前王的凶手才有好收成。于是俄狄浦斯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绝望中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自我流放，他的生母/妻子自杀。 这是俄狄浦斯的传说中最著名的版本，由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的剧情简介。拉辛说过这部悲剧是“尽善尽美的”范本，弗洛伊德在它的直接影响下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之所以我没有把俄狄浦斯放在上面和那五个英雄一起讨论，一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他的分析太有名，其他人再尝试去解释他的传说总有些顾虑；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和上述五位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父母的身份是很清楚的，而且都是王族。其次他养父母的身份也是王族，和生身父母之间没有高下之别。再次他本人并不是创建新国家/民族的大英雄，他的故事不牵涉政治。我的看法是他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而是知识分子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个故事可能借鉴了那些“弃婴英雄”传说的一些结构，但根本上是不同的另一类故事。弗洛伊德在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时的主要依据了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的故事，尚不为过。而他的学生兰克在其《英雄诞生的神话》一书[2]中把“俄狄浦斯情结”推广到各类“弃婴英雄”传说，这就过分了。我认为兰克的解释有太多牵强之处。总之，想从历史方面研究像居鲁士这样的“弃婴英雄”类型的传说，我认为最好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如果想从文学方面去研究这类传说，再去看重心理学也不迟。 ────────── [1] 参见《世界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赵乐甡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09页。 [2] 想深入研究者可去这里参阅此书的电子版本。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四）7．历史上的居鲁士
除开《历史》的记载，我们能依据的主要是被居鲁士征服的巴比伦方面的记录。因为波斯人自己的文字最早要到波斯王大流士时代才被创造出来，居鲁士征服的地域内只有巴比伦人有文字记载传世。而巴比伦人主要的历史文献是他们的编年史。
（有一点需要说明：巴比伦编年史中将巴比伦人自己，依照古称叫作“阿卡德人”。下面提到的各城市可以参见后面对两河流域古代史的简介及其附图。我是根据编年史的英译文译为中文的，原英译文见这里） “纳波尼都王在位之第六年（550/549 BC），阿斯提亚吉王率军和安善（Anšan，波斯一部）王居鲁士作战。阿斯提亚吉王的军队临阵倒戈，他们将他本人用脚镣锁了送到居鲁士那里去。居鲁士向阿干塔努（即美地亚王国的首都伊格巴塔那）进军。他占领了王宫。他将阿干塔努的银子、金子和其它珍宝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安善。珍宝……（以下缺失）” 这就是《历史》L2所写居鲁士兴起故事的历史事实。看来希罗多德所记录的传说并不是完全的向壁虚构，确实有军队临阵倒戈的事发生。那个传说中因为吃了自己儿子的肉所以后来向居鲁士投降的哈尔帕哥斯，看来也不完全是乌有先生。 纳波尼都王在位之第九年（547/546 BC）的记载中也提到了居鲁士，这一段的内容我此处先不讲。但这里有一个现象：在“第六年”到“第九年”的3年之间，居鲁士的称号从“安善王”变成了“波斯王”。看来居鲁士在这3年中统一了全部波斯部族。要知道，波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在居鲁士之前实际上不存在。他们当时只是各自相对独立的部落，有着各自的名称、统治者。生产方式也不一致，有的已经务农，有的还是游牧部落（参见《历史》一125）。“波斯人”作为一个通称几乎没有实际的意义，这很有点像女真族在努尔哈赤之前的状态。但正如努尔哈赤将女真族团结在一起而建立了全新的满族一样，居鲁士将原来分散的波斯各部落统一起来，建立了新的波斯民族。 “阿达鲁月（公历2、3月间），……波斯军队发动了进攻。”编年史泥版此处损坏严重，但据估计是在纳波尼都王第十六年（540/539 BC）发生的事，因为下一年波斯军队就攻到巴比伦城下了。 “纳波尼都王在位之第十七年（539/538 BC），……塔斯里图月（公历9、10月间），当居鲁士向底格里斯河上的欧匹斯城（今巴格达附近）的阿卡德军队进攻时，阿卡德居民举行了起义。但他（可能是指纳波尼都，即起义者是反对他，支持居鲁士的）将匆忙起事的人们全部杀死。本月15日（公历10月12日），西帕尔城不战而降。纳波尼都王逃走了。本月16日（公历10月13日），古提（Gutium[1]）总督戈比亚斯（Gobryas[2]）率波斯军未经一战便进入了巴比伦城。后来，纳波尼都王在潜回巴比伦城时被捕。……阿拉珊那月（公历10、11月间）3日（公历10月29日），居鲁士进入了巴比伦城。绿色的嫩树枝铺在他的脚下——城市恢复了和平。居鲁士向全城人致意。他的总督戈比亚斯任命了巴比伦的官员。……” 这就是《历史》L3中讲述的居鲁士攻下两河流域明珠巴比伦城故事的历史事实。和希罗多德的故事不同的地方在于：《历史》中讲是居鲁士自己率军攻陷巴比伦的，而且经过了很艰苦的战斗，最后不得已想出了降低幼发拉底河水位的办法才告偷袭得手。这里却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不在巴比伦城下，实际上在欧匹斯城和西帕尔城，这两个巴比伦的门户陷落之后，巴比伦王纳波尼都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当然，巴比伦方面自己的记载更接近史实。 居鲁士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个善良的好国王。不光是波斯人这么看他（希罗多德在三89提到波斯人在他逝世很多年之后还称他为“父亲”），被他征服的巴比伦人也是如此。原因是巴比伦原来的国王，那个逃跑又被捕的纳波尼都太不得人心了。有一篇当时巴比伦城的大祭司写的长诗传世。这篇长诗的主要内容是指责纳波尼都王不崇拜原来的神，要崇拜新的神。他忽视原有的礼仪，甚至常年不住在巴比伦城内。所有这些行为导致了人民的强烈不满，长诗的作者甚至认为他发疯了。而后来的居鲁士则恢复了原有的宗教礼仪，于是他赢得了人民的热烈支持。长诗的作者据此认为居鲁士征服巴比伦是合乎神意的。这篇长诗的具体内容我不引述，想仔细研究的可以去看其英译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居鲁士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不光统一了自己的波斯各部落，不光会打仗，而且他尊重所征服地区的原有宗教和习俗，所以他的征服总地来说是被各地人民所接受的。
居鲁士这种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不把自己民族的一套强加在别人头上的做法还很意外地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好名声。那就是他允许先前被新巴比伦王国征服、后来一直滞留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返回故乡，还答应给他们钱来修复被巴比伦人毁掉的犹太教“第一圣殿”。于是，这段犹太人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时期由于居鲁士的仁慈得以结束。犹太人从被新巴比伦王国征服到被居鲁士释放大约经过了50年，这段痛苦的经历对于他们后来形成的“弥赛亚/救世主”观念有着决定性作用。即他们相信无论现实的情况多么悲惨，如果犹太人能坚持对上帝的信仰的话，上帝就会派遣一个有着“神/王”双重身份的“上帝的使者”来解救犹太人。这个观念后来以新的形式进入了基督教，从而影响了西方后来的历史。当然，居鲁士本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可能将他视为救世主，但是居鲁士宽松的民族政策确实是引发“救世主”观念的原因之一。所以犹太人对他印象颇佳就不奇怪了。所以我们毫不意外地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45章、《以斯拉记》1章中看到了居鲁士的名字[3]，他的形象在这里成了遵从上帝的旨意行事、被上帝祝福的贤君。这样一来，居鲁士不自觉间为自己赢得了后世无数基督徒的景仰。 关于我们在《历史》之外能得到的有关居鲁士的记载，最后值得一提是一个叫克特西亚（Ctesias）的人写的一本叫《波斯史》（Perisca）的书。这个克特西亚是希腊人，起初作为战俘被抓到波斯，后来他凭借出色的医学知识当上了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404－358 BC在位）的御医。他在波斯大概呆了17年（414－397 BC），最后7年完全是在波斯王宫中度过的。而他说自己写《波斯史》就是为了纠正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波斯的不准确记载。很可惜，克特西亚作为医生大概是很不错的，但作为历史学家就太差劲了。本来以他在波斯宫廷的经历，他很有希望给我们带来关于波斯的最权威的记载，但是他对于奇闻轶事的兴趣比希罗多德还大，对于史实和传说他根本分不清（比如他把479 BC的普拉提亚战役放到了480 BC的萨拉米战役之前）。他的这本《波斯史》对于后人的价值只是一种不太可靠的参考，而且这本书流传下来的只有残篇[4]。不过《波斯史》残篇第2节提到居鲁士在550 BC征服美地亚之前，娶了当时还是美地亚王的阿斯提亚吉的女儿。而《历史》中娶了阿斯提亚吉女儿的是居鲁士的父亲。这两种说法中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现在仍然不得而知。 ────────── [1] 古提是古老的印欧部落之一，此前已被居鲁士征服。关于印欧人可参见第四卷第2项札记。 [2] 此人是居鲁士的部将，与他同名的另一个戈比亚斯将是大流士王朝非常重要的人物。 [3] 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将居鲁士的名字译成了“古列”、“塞鲁士”。在KJV、RSV等英文版本中，则明明白白地写着Cyrus。 [4] 《波斯史》残篇的主要梗概见这里。 8．克洛索斯真地得救了吗？ 巴比伦编年史中，在纳波尼都王在位之第九年提到居鲁士的地方，之所以我前面没有讲，是因为这段太重要又太有趣了。其译文是这样的： “纳波尼都王在位之第九年（547/546 BC），……，尼珊努月（公历3、4月间），波斯王居鲁士率军在阿别拉（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城下渡过了底格里斯河。阿加鲁月（公历4、5月间），他向吕……（此处泥版残缺）王国进军，杀了那里的国王，把他的财富归为己有，在那里设置了一个自己的要塞。随后国王和驻军都留在了那里。” 很遗憾，在最关键的地方，即居鲁士到底灭掉了哪个王国的问题上，泥版偏偏残缺了。但从留下的一个“吕”（Ly…）字我们大概可以猜到是“吕底亚”。而且居鲁士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渡河的进军路线，也告诉我们他确实在向卡帕多启亚进军。这个被他灭掉的王国很可能就是《历史》L1中讲到的吕底亚王国。 可问题是L1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吕底亚王克洛索斯被居鲁士击败后，本来要被绑上柴堆烧死，结果居鲁士听到了他在呼唤梭伦的名字，后来又听说了梭伦对他说的话，动了恻隐之心，最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救了克洛索斯。这里却记着“杀了那里的国王”。那么克洛索斯到底得救了没有呢？ 很可能是没有得救。什么突如其来的大雨浇熄了已经点燃的柴堆，这种“最后一分钟的拯救”的情节太像传奇故事了。 如果说前面讲过的《历史》中那些传说多少还有一点史实的影子的话，这个“克洛索斯得救”的情节则完全没有任何历史基础，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虚构。希罗多德大费周章、细致动人的描写也仅仅是想象力的产物。是的，一个对众人影响深远的人，即使已经死去，民间传说也一定要让他活下去。好的例子比如猫王，坏的例子比如希特勒，不是总有传言说他没有死么？这个“柴堆上得救”的情节，不知道是吕底亚当地人的创作还是希腊人的创作，反正就这样以近乎经典文学的形式进入了历史。 要是克洛索斯没有得救，那么他后来的出场就一概是虚构了。克洛索斯最后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卷，在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年代。而这些他“死后”的情节里，比较有趣的是他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处派谴责团的事（详见前面对L1的概述）。我们可以猜想这其实是神谕处的祭司们向希罗多德撒的一个谎。毕竟正是克洛索斯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而正是他们自己的预言导致了此人的国破身亡。他们需要一种说法来解释。于是他们就虚构了一个对所谓的谴责团的回答。更有甚着，“柴堆上得救”可能也是祭司们编出来的。他们可以对前来询问的希罗多德这样说：“您瞧，是他自己误解了神喻，不是我们骗他。而且神还在他上柴堆的时候救了他呢？您不知道么？当时火已经点起来了，是神降了一场大雨，把火堆浇熄了，他才得救。” 9．居鲁士的生平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历史上的居鲁士的生平。 从一些考古发掘得到的巴比伦人的信件可以知道，从530 BC的12月份往下，巴比伦人开始用“刚比西斯王在位之元年”纪年。说明居鲁士应该是在530 BC的11月份逝世的。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居鲁士当政一共29年（一214），所以居鲁士即位为安善王的时间应该在559 BC。 据说他的母亲，或者是妻子，是美地亚的公主。当然这两种说法也许都是传说，都不真实。 即位9年后，即550 BC，他开始了对美地亚王国的反叛。战场上美地亚军向他投降，美地亚王阿斯提亚吉被俘。随后他征服了美地亚王国。 之后的3年中，他统一了波斯各部落，开始成为“波斯王”。包括帕提亚在内的东方其它部落也听命于他（一125）。 即位12年后，即547 BC，他征服了吕底亚王国。克洛索斯王被杀。居鲁士的势力现在西起爱琴海东岸，横跨今天的整个土耳其、亚美尼亚、两河流域的北部，南面一直到今天波斯湾东岸的波斯本土，北面到达了里海沿岸。现在只剩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了。 即位20年后，即539 BC，他征服了巴比伦。居鲁士恢复了这里原有的习俗，并允许犹太人返回以色列。
居鲁士出生的年代不可考，普遍接受的看法是600 BC左右，这样他阵亡时大约70岁。 他的墓在帕萨伽代（Pasargadae），这里是他建立的波斯的首都。波斯的首都在大流士王时代迁到此地西南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意译为“波斯城”）去了。但帕萨伽代仍然作为一个宗教中心受到重视。这里也是历代波斯王登基加冕的地方。居鲁士的墓至今尚在（见左图）。亚历山大东征时，曾特别叮嘱手下人要好好照看这座墓[3]。 ────────── [1] 《亚历山大远征记》四卷3节，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 撒迦人是一个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生活在雅克萨提/锡尔河流域，对于他们后面有专门的讨论。 [3] 《亚历山大远征记》六卷29节。 10．两河流域古代史的一点简介 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古代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的历史，对于这方面不熟悉的网友可以看看我在下面写的一个简介，无此需要的网友径可跳过此节。
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八千纪，即大约8000－7000 BC，遗迹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的北部。大约在第五千纪，可能是受到气候变化和洪水的影响，农业文明开始向南部转移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标志是轮制陶器的出现。大约在第四千纪，南部的小规模村庄逐渐合并为大的城市，进而成为独立的原始城邦国家。同时，两支后来有重要影响的民族——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先后进入两河流域南部。前者可能来自东方的埃兰，后者可能来自北方。 大约在3500 BC，苏美尔人正式崛起。虽然他们的文字已经可以释读，但他们的语言仍无法判定属于何种语系，所以我们仍不知道他们属于何种民族。乌鲁克成为第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城邦。著名的世界第一部史诗《吉伽美士》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传说中的乌鲁克国王。当然，各城邦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统治权经常在各城邦间易手。这种政治态势和后来的希腊城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相似。另外，苏美尔人发明了原始的象形文字，后来的楔形文字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000－2350 BC被称为两河流域的“早期王国时期”，铜器开始取代石器，得到普遍的应用。尼普尔成了周围城邦都承认的宗教中心，但苏美尔人在政治上仍然是分裂的。各城邦间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最主要的是乌尔和拉伽什之间的争霸。 约2350 BC，说闪语的阿卡德人崛起。前面讲“弃婴英雄时提到的萨尔贡王，就是阿卡德王国的实际建立者。他第一次全部统一了两河流域南北两部，并向西进攻叙利亚，向东进攻埃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人用原来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记录的自己的语言，这种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将长期主宰两河流域未来的历史。随着阿卡德王国的崛起，阿卡德语后来成为西亚的“国际语言”，甚至在埃及法老的宫廷也出现了楔形文字文书。但王国很快开始衰落。约2150 BC，扎格罗斯山方向来了一支印欧部落古提人，趁机将其灭亡。各城邦恢复了原有的独立。
2000 BC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南北分别重新兴起统一国家。北方是早期亚述王国，南方是更为著名的早期巴比伦王国。而早期巴比伦王国最著名的国王就是汉漠拉比（Hammurabi，1792－1750? BC在位)。他的成就不光是他的法典，他还想力图恢复萨尔贡王时的疆域，除了统一巴比伦尼亚、重新征伐埃兰之外，早期巴比伦王国的北部边界也被他推进到玛里、阿速尔一线。另外，各种艺术在早期巴比伦王国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吉伽美士》等史诗这时也得到了编纂。两河文明著名的天文学也在这时打下了根基。从此以后巴比伦城成为了两河流域的明珠。 新的威胁总是免不了的。北方，米坦尼王国（Mitanni）在两河河源地区兴起，他们约于1600 BC取代了早期亚述王国。南方，早期巴比伦王国受到从西北方叙利亚一带来的赫梯（Hittite）人，以及从扎格罗斯山方向来的加喜特人（Kassite）的先后进攻，约于1574 BC灭亡。加喜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并将继续统治这里约400年。虽然更南边的苏美尔（这个名称现在和阿卡德一样，成了纯粹的地名）一带在1400 BC左右组织了一个“中期巴比伦王国”，但他们更像是埃兰的附庸而不是原巴比伦王国的继续。而且他们和加喜特人谁都没有力量来统一全部两河流域。这个任务得由亚述人来完成。 亚述的首府是阿速尔，亚述这个名字（Assyria）就是来源于此城（Assur）。总地来说亚述在文化上深受南边巴比伦尼亚的影响，但文明程度则不及。在被米坦尼人控制了约250年之后，亚述人和赫梯人一起灭亡了米坦尼王国，建立起“中期亚述王国”。但这个王国仍然不稳固，很快就衰落下去了。新亚述帝国约于911 BC建立。而阿速那斯巴尔二世（Aššurnasirpal II，883－859 BC在位）则将新亚述帝国的扩张野心明白地告诉世人。他向西征服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向东越过了扎格罗斯山，向北进入乌米亚湖区域。这时东面来了一个叫美地亚的印欧部落，新亚述帝国的武力扩张才暂时停止。约750 BC，亚述和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和平地合并，亚述现在的地域和萨尔贡王时代的阿卡德王国相仿了。萨尔贡二世（Sargon II, 721－705 BC在位）则进一步学习了那位1600年前的同名者，他向东击败了美地亚人，向西征服了以色列王国（犹太人建立的两个王国之一），直达今天的加沙。在他儿子的时代，亚述的首府迁至尼尼微。后来亚述人还曾一度占领埃及。 但亚述帝国的消失和其兴起一样迅速。626 BC，巴比伦尼亚宣布独立，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612 BC，新巴比伦王国和美地亚人一道攻陷了尼尼微，巴比伦编年史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役。亚述帝国从此灭亡，其领土被这两家瓜分，北部归美地亚，南部归新巴比伦王国。这样，美地亚王国才得以和吕底亚王国隔哈吕斯河相望。而新巴比伦王国的著名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604－562 BC在位）则没有停止征服。后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597 BC、586 BC两次征服犹太人的最后一个独立政权——犹太王国，并将5万多犹太精英分子掳到巴比伦。这就是犹太人历史上痛苦的“巴比伦之囚”事件。尼布甲尼撒由此在日后西方文化中成为暴君的代名词。然而新巴比伦王国自己也不比犹太王国多活几年。539 BC，又一个从扎格罗斯山东面来的印欧部落——波斯人，在居鲁士的带领下，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事件。美索不达米亚再次得到统一。 想更详细地了解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网友可以去看刘文鹏主编的《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一书。 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它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都不用我多说什么。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在普遍使用10进制的时代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角度不是10进制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把一个周角分成100度而要分成360度呢？为什么1度要等于60分而不是100分呢？这是因为在巴比伦人的数学中，除了10进制，还有一套60进制。这么做的好处是60可以被2和3同时整除。想想看如果周角分成100度，那么正三角形的内角该怎么写？另外，今天世界上1天分成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的计时体系，也是巴比伦人首先确定下来的。 欧洲的名字“Europe”前面提到了，希腊人的神话是无法解释的。但用阿卡德语就很好解释了。阿卡德语的“落”是erêbu，这样一来，“欧洲”的原义就是“日落的那一边”。不光如此，亚洲的名字“Asia”也可以在阿卡德语中找到解释——他们的“升”是asû。 11．希罗多德没有去过巴比伦城？ 从前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对于巴比伦的情况其实是不熟悉的。巴比伦编年史明明告诉我们亚述帝国是被美地亚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联军攻灭的。而希罗多德却说亚述帝国是在美地亚人的单独进攻下覆灭的，而巴比伦只是原亚述帝国的残余部分，是尼尼微被毁之后的亚述新首都（一102、一106）。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新巴比伦王国的存在。 还有证据说明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去过巴比伦城。比如他在介绍这座名城时说此城是个每边长120斯塔迪昂的正方形（一178），而且全城被护城河环绕。1斯塔迪昂约合185米，如此说来，巴比伦城每边约有22公里长，城区面积大约是490平方公里。这样巨大的城池无论如何是太夸张了。虽然希罗多德说幼发拉底河从城中穿过，这点已经被考古学证明是对的，但整个城区的面积据发掘的情况看仅约3公里×2公里。而且护城河仅在城东部有，城西没有护城河。 其次，希罗多德说巴比伦的城墙有200配巨斯高（一178）。1配巨斯约合46厘米，200配巨斯就有92米高了。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再有，他说巴比伦城有100座城门，而且每座城门都是青铜的（一179）。但考古者只找到了9座，而且都是用西亚特有的琉璃砖装饰的。 还有，他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是该城第一次被征服（一191）。这肯定是不对的。历史上巴比伦此前曾多次被征服，最近的一次在647 BC，是被亚述人攻陷的，离居鲁士的征服才100年左右。 不过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说明希罗多德确实知道巴比伦的风俗。比如他说每个巴比伦人随身都带着一个小印章（一195）。这是对的，因为小印章上就是他们的名字，巴比伦人在立约或交易的时候都是要用这个印章来代替签名的。此外还有一些习俗细节也说明他确实见过巴比伦人。总地来看，希罗多德虽然没有去过巴比伦城，但巴比伦周边的其它地方他肯定游历过。他可能就是根据这些地方的人的叙述写了关于巴比伦城的介绍，所以就充满了源自这些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夸张之词。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五）12．清清楚楚的金德斯河
这条河的位置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一189中说此河在欧匹斯城附近汇入底格里斯河。和今天的伊拉克地图一对照就知道金德斯河就是今天的迪亚拉河。 另外，在介绍波斯帝国的“王家大道”的五52中，希罗多德又提到：从吕底亚的首府萨尔迪斯出发，过了亚美尼亚之后，还要渡过4条河才能到苏撒。先是底格里斯河，再是两条同名的河（这显然是今天的大、小扎卜河），然后就是金德斯河。金德斯河和流经苏撒的科阿斯配河之间的距离是42.5帕拉桑该（约合242公里）。这与今天的迪亚拉河到卡尔黑河的距离也相当。 唯一有点疑问的是如果居鲁士从波斯出发攻打巴比伦，为什么会走东北方向的路线而不是更直接的东南方向？如果不是纯粹的军事理由（比如绕道包抄）的话，只可能认为居鲁士不是从波斯，而是从美地亚发兵的。 13．云里雾里的阿拉克塞河 《历史》中可以很清楚地找到现代对应地名的例子很多，之所以上面要把金德斯河提出来讲，是因为希罗多德在一202提到了这条金德斯河，同时他还提到一条叫阿拉克塞（Araxes）的河，而这条阿拉克塞河的位置则出奇地不清楚。 一202中说：这条阿拉克塞河的流量很大，几乎和伊斯特河（今多瑙河）相当。阿拉克塞河与金德斯河一样，都发源于所谓“玛提耶涅人”居住的地方。与金德斯河不一样的是：它最后注入的是里海。 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金德斯河就是今天的迪亚拉河，那么迪亚拉河的河源当然就是“玛提耶涅人”居住的地方了，再从这里找一条流入里海的大河，不就找到了阿拉克塞河么？可惜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希罗多德对“玛提耶涅”这个地方的描述前后很矛盾。在介绍“王家大道”的五52，以及导言一中提到的那位阿里斯塔戈拉向斯巴达王介绍亚洲地理的五49，他都说“玛提耶涅”在亚美尼亚和苏撒之间，再加上一202金德斯/迪亚拉河源的线索，似乎很明显“玛提耶涅”就是美地亚西南的山区地带。可是，在介绍哈吕斯河流域的一72。希罗多德又说哈吕斯河中游的右手边是“玛提耶涅”（这里王以铸的中译本误译为“玛提耶尼亚”。其实原文中这两个地名是同一的），左手边是弗里吉亚。这样一来，“玛提耶涅”又在亚美尼亚西边，和卡帕多启亚很接近了。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希罗多德心中的“玛提耶涅”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地方吧？从哈吕斯河东岸开始，包括亚美尼亚，一直到苏撒，他都叫做“玛提耶涅”？可惜不是。前面提到，在介绍“王家大道”的五52，他说有两条河是同名的（即今天的大、小扎卜河）。这里他特别声明这两条河一条发源于亚美尼亚，一条发源于“玛提耶涅”。看来“玛提耶涅”并不包括亚美尼亚。 也许在亚美尼亚西边和东南，各有一个“玛提耶涅”？但希罗多德提到这个地名时从来没有用“之一”之类的词，看来他心中这个地方是唯一的。只是这样一来，五52、五49的“玛提耶涅”和一72的“玛提耶涅”不可能都对，必然有一个搞错了。
按一72的说法，即“玛提耶涅”在卡帕多启亚附近，我们也可以找到一条流入里海的河，今天叫做阿拉斯河。除了和五52 的“王家大道”、一202的金德斯/迪亚拉河源等线索对不上茬之外，这条阿拉斯河的流量倒确实比较大。此外在四40，希罗多德说阿拉克塞河是向着日出的方向流的，这是对阿拉斯河最有利的线索。现在暂且将它列为二号候选者。 之所以要在阿拉克塞河上讨论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居鲁士最后就是渡过了这条阿拉克塞河，去征讨玛撒革特人（Massagetes）并战死在那里的（一205以下）。而此前一个世纪，玛撒革特人、斯基泰人（Scythians）、辛美利亚人（Cimmericans）联合上演了西方历史中第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导致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然而，由于有关的史料记载稀少，玛撒革特人的真面目至今仍不清楚。甚至有学者说玛撒革特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月支人”[1]。搞清楚阿拉克塞河的具体位置对于研究玛撒革特人是绝对必要的[2]。 很可惜，上面两个候选者——克孜勒乌赞河和阿拉斯河都没法和玛撒革特人扯上一丝关系，因为希罗多德在一204明确告诉我们玛撒革特人住在里海东边。这样，居鲁士要从波斯、美地亚出发去攻打他们，要渡过的这个阿拉克塞河只可能也在里海东边。只是如此一来，在里海东边且最后注入里海的这条河就应该是朝西流的，怎么可能是“向着日出方向”流的呢？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假设第三个候选者，它应该是在里海东边，朝西流，注入里海，且流量很大。在进一步确定其身份前暂时叫它为X。 概言之，如果我们不像古代学者那样认为希罗多德在阿拉克塞河问题上是前后一致的，我们不去寻求一种“人造”的解来把他互相矛盾的记载硬性地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只有承认：他在讲和“王家大道”、和美地亚地区、和金德斯河相关的故事时，他心中的阿拉克塞河应该是克孜勒乌赞河；如果是在讲和亚美尼亚有关的故事，那么阿拉斯河最有可能；如果是讲和玛撒革特人有关的故事，那么此时的阿拉克塞河其实就是X。很可能他这三个故事各有不同的资料来源，里面都提到了一条河，希罗多德本人又没有仔细区分，把三条河当作了一条，并叫它作“阿拉克塞河”。于是这条河就有了这样混杂的面貌，简直让人以为它像UFO一样会到处飞了。 幸好，希罗多德的混乱描述在他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得到了澄清（或者说部分澄清）。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让希腊人亲身实地到达了里海南部和东部，他们现在知道那条分东西两岔的Araxes并不存在。接下来，阿拉克塞河的认定问题就比较随意了，三个候选者中随便哪一个以后都可以继续被称为阿拉克塞河，因为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它们三个共同拥有的，另两个失去这个名字的只需起新的名字就行了。自从公元前后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 of Pontus，63 BC－24? AD）以来，后代历史、地理学家都选择第二号候选者阿拉斯河为阿拉克塞河的继承者——比如2世纪的学者阿里安写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七卷16节就是这么叫的。我的附图中也是这么标明的。直到今天，这条河现在的名字（Aras）仍然和阿拉克塞（Araxes）一脉相承。 最后说点题外话。《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中译本（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三卷18节有一个脚注（116页）说在波斯波利斯附近也有一条叫阿拉克塞的河。我想这肯定是英译者搞错了。因为阿里安根本没有写这条河的名字。 ────────── [1] 参见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76页。据说林梅村最近也持此观点。 [2] 关于玛撒革特人、斯基泰人等，可参见第四卷第3项札记。 14．渺无踪迹的咸海 如果有人以为《历史》中对阿拉克塞河的混乱描述，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就完全得以澄清，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段混乱的叙述的后遗症几乎延续了2000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还在受它的影响。问题就在于那个X究竟是谁？ “阿拉克塞河”这个名字有了确定的归宿，但X却还没有确定。居鲁士渡过了X去攻打里海东边的玛撒革特人，由此推断的X的特征前一节已经提到了：在里海东边，朝西流，注入里海，且流量很大。 还是要说亚历山大东征，这是希腊人实地了解里海东边地区的唯一机会。
于是2000年中，西方人对里海东部的了解只有靠亚历山大时代留下的一些记载。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到，当时马其顿远征军已经占据了奥克苏河（今称阿姆河）流域、雅克萨提河（今称锡尔河）流域的一部分地区。而这两条河都比较大，都在里海之东，都朝西流，于是古代学者们当然会想：X也许就是它们中的一条吧？ 现代人，包括现代学者，一看今天的世界地图就知道这有问题，因为这两条河都不注入里海，而是都注入咸海啊！但是且慢。 首先，古人没有今天的世界地图，他们作此猜想是完全合理的。 其次，让我们回到《历史》的一202。那里说居鲁士征讨玛撒革特人时渡过的所谓“阿拉克塞河”，其大部分水量流入了一个“沼泽”，余下的水注入了里海。请特别注意：这个记载其实非常接近奥克苏/阿姆河在前5、6世纪的实际情况。今天的阿姆河确实只注入咸海，但在大约400 AD以前，它却真地是大部分水量流入咸海（咸海南部的花拉子模一带自古水网密布，这里即是希罗多德所谓的“沼泽”），其余水量注入里海的。直到大约1550 AD，奥克苏/阿姆河才不注入里海，只注入咸海。那一段现在已不存在的奥克苏河，我已在关于中亚的附图中用虚线标出。具体的讨论请看这里。这一点，据我的观察，国内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尚未注意到。
（其实只要仔细读关于亚历山大远征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玛撒革特人是在奥克苏/阿姆河之北，而不是雅克萨提/锡尔河之北。因为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就和玛撒革特人交过手。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四卷16、17节就写到他们在索格底安那、巴克妥利亚一带和玛撒革特人打过几仗。另一方面，这更证明了奥克苏河就是X。） 由于不知道咸海，亚历山大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关于这一点我留在评论第四卷时再讲。而没有征服花拉子模对于学术界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错过了西方人在2000年中发现咸海的唯一机会。很明显，亚历山大的军队占据了部分奥克苏、雅克萨提河流域之后，他们肯定听当地人说西边有一个很大的湖——今天的咸海，于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湖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那个“孤立的海”（一203）——今天的里海。
这种画法在1550年之前对于奥克苏河还不算全错，毕竟奥克苏河那时还是部分流入里海的，但对于雅克萨提河就从来没有丝毫正确性可言了，因为它从来就只注入咸海。 西方人最终了解到奥克苏/阿姆河注入咸海这个事实，要等到1715年沙皇俄国的探险队对里海的考察，沙皇还想过让阿姆河改道重新流回里海[2]。至于西方人何时知道咸海的存在并知道雅克萨提/锡尔河注入咸海的，我现在还查不到，但大致也应该在这段时间。1715年，天哪，要知道，新大陆这时已经发现了217年了，西方人对亚洲内陆的基本情况居然还是这么模糊。 没有办法，历史是靠记载组成的，而记载靠的是写记载的人。写记载的人，或者他认识的人如果没有去过某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情况对于记载、对于历史来说就是空白，就是模糊。既然西方人在2000年中没有去过中亚，那么也就只能原谅他们这个源远流长的错误了。只是希罗多德如果在《历史》一202中不要用“沼泽”，而说明是一个湖的话，也许咸海不至于失踪这么久。 ────────── [1] 另三个是罗马、汉、贵霜。 [2] 参见《世界探险史》，马吉多维齐[苏]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602页。 15．游牧民族的进攻 前面提到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进攻，对此问题的具体讨论我放在对专门描述斯基泰人的第四卷的评论中。这里只是简单讲讲这个问题和我们现在研究的西亚地区有关的部分。 希罗多在第一卷中提到的游牧民族的地方有四处，其中一处比较重要。 第一处在一6，他告诉我们辛美利亚人曾经进攻爱琴海东岸的伊奥尼亚。 第二处在一15、一16，这里他对一6的事情讲得详细了些。在第二代吕底亚王阿迪斯（Ardys，克洛索斯的曾祖父）时代，辛美利亚人差点攻陷了吕底亚的首都萨尔迪斯。直到第四代吕底亚王阿利亚特（Alyattes，克洛索斯的父亲）才把他们赶走。另外，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辛美利亚人是被斯基泰人从故乡赶了出来，才进入亚洲的。 第三处在一73、一74，这一段是个故事：一些游牧的斯基泰人来到了美地亚，本来和美地亚人相安无事，结果因为一点小事双方闹翻了。斯基泰人杀了美地亚人的孩子之后，就逃到吕底亚去了。后来美地亚和吕底亚还为此大打了一仗。这件事据希罗多德说也发生克洛索斯的父亲阿利亚特的时代。这个故事其实是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了。一件应该是斯基泰人入侵美地亚。所谓因为一点小事而杀了美地亚人的孩子，其实只是斯基泰人劫掠美地亚的委婉说法。另一件是美地亚和吕底亚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恐怕和斯基泰人没有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第四处，一103以下，这次希罗多德把故事讲全了。一6、一15说辛美利亚人被斯基泰人赶出了家乡，于是入寇小亚细亚。这里则说斯基泰人追踪辛美利亚人，也到了亚洲。不过他们迷了路，没有像辛美利亚人那样进入小亚细亚，去攻击伊奥尼亚和吕底亚，而是误打误撞地到了美地亚。他们推翻了美地亚王克亚克萨里（Cyaxares），到处抢劫，还曾想入侵埃及。在亚洲横行了28年之后，被他们推翻的克亚克萨里卷土重来，把他们赶走了。而这位卷土重来的克亚克萨里，就是被居鲁士推翻的那位末代美地亚王阿斯提亚吉的父亲。我们知道阿斯提亚吉是克洛索斯的姐夫（或妹夫），那么他的父亲克亚克萨里就应该是克洛索斯的父亲阿利亚特的同时代人。所以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上面一73中斯基泰人入侵美地亚的故事，只是去掉了掩饰。 总地来看，先是辛美利亚人被斯基泰人所逼迫，进入了亚洲。后来斯基泰人自己也来了。前者差点灭掉了吕底亚，后者实际上已经灭掉了美地亚。照希罗多德的叙述推算，他们的入侵应该发生在前7世纪下半叶，他们被赶走的时间大概是前6世纪上半叶。这就是西方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次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他们的行为应该说让农业民族很恐惧。一106特别提到他们“骑着马到各地把人们的财物掠夺一空”，对中国史比较熟悉的网友应该很容易地联想到匈奴人。后代西方人将无数次地重温这种恶梦——罗马城下的西哥特人、伊朗高原上的帕提亚人、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奥斯曼突厥人、更不要说铺天盖地而来的蒙古人。 在专门讲斯基泰人的第四卷，我们将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地研究，在那里我们将得知斯基泰人其实也是被别的民族赶出了家，才不得不去逼迫辛美利亚人的。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多米诺效应”。这种模式在后来的西方历史中还会多次重演。比如汉人之于匈奴人，匈奴人之于西哥特人，西哥特人之于罗马人。 最后作点有趣的补充。希罗多德说在第二代吕底亚王阿迪斯的时代，辛美利亚人差点攻占了吕底亚的首都萨尔迪斯（一15）。其实辛美利亚人进入亚洲要比这更早一些。前面讲“一出戏”的时候，我提到了吕底亚的第一代国王巨吉斯的传说。其实历史上巨吉斯之所以能推翻前王的统治，不是因为和王后合谋，而是因为辛美利亚人这时已经在弗里吉亚到处出没，前王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巨吉斯掌权之后，如何打败辛美利亚人，稳定自己的统治就成了首要任务。当时统治西亚的亚述帝国方面有一篇记载传世，让我们一睹当时的吕底亚人是如何迫不及待地寻找安全感的。亚述王阿速巴尼帕（Aššurbanipal，668－631 BC在位）这样写道：“……巨吉斯的信使骑着马出发了……他来到了我的国境。我的人发现了他，并问他：‘你是谁，陌生人？你们国家的骑兵还从未在边境上出现过呢？’他们把他……带到了我的王城尼尼微，带到我的面前。可是在阿速尔神赐予我统治的从东到西所有民族里面，却找不到能听懂他的话的翻译。他的话我们完全不明白。……”这样的病急乱投医，结果却是亚述王最后还是明白了他的来意，答应出兵帮助吕底亚人。当然，是有偿的。不过巨吉斯最后还是被辛美利亚人杀死了[1]。希罗多德所说的萨尔迪斯差点被攻陷的事，其实应该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巨吉斯儿子的时代。（这段记载的英译文见这里）。 ────────── [1]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一卷3章21节提到了此事。 16．波斯兴起之前的西亚国际政治 稍微回顾一下波斯兴起之前的西亚国际政治关系，也许可以让我们对古人的了解有所加深。上面讲到一73中，吕底亚王阿利亚特和美地亚王克亚克萨里，为了一些逃亡的斯基泰人大打了一仗。这一仗其实和斯基泰人没有什么关系。一16告诉我们阿利亚特赶走了辛美利亚人，一106告诉我们克亚克萨里赶走了斯基泰人。在各自消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之后，两个王国就把彼此作为了新的征服目标。不过这一仗打了5年也没有结果，再加上一个“神迹”的出现，双方这才明白这种劳而无功的战争实在没有必要，不如做好邻居。于是两国结盟，阿利亚特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克亚克萨里的儿子（一74），这样阿斯提亚吉就成了克洛索斯的姐夫（也许是妹夫）。 （王以铸的中译本不知为何将阿斯提亚吉和克洛索斯之间很清楚的姐夫/妹夫关系，译成了“连襟”（一73）。连襟的意思是他们的妻子是姐妹哦！） 这种结盟其实不是权宜之计。当时地中海东岸的四个最强的王国——吕底亚、美地亚、新巴比伦、埃及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四国之间保持一种均势，互不侵犯。进一步讲，这四国其实结成了一个大的同盟。《历史》一77告诉我们，克洛索斯不光有阿斯提亚吉一个盟友，还有巴比伦的拉比奈托王（即前面第7项札记中被居鲁士推翻的纳波尼都），埃及法老阿玛西斯。这就明白告诉我们确实有一个四大国同盟的存在。再加上克洛索斯和斯巴达人的结盟（见一69及前面对L1的总结），希腊也包含进来了。那么东地中海这五个最有实力的国家结盟到底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对付日益强大起来的波斯。波斯人也明白这个。居鲁士就亲自解决了五国之中的三个——吕底亚、美地亚、新巴比伦，他的儿子刚比西斯解决了埃及。至于希腊人，波斯人将在他们身上吃一个大苦头。 17．一次日食 吕底亚王阿利亚特和美地亚王克亚克萨里，打了一场5年的仗，因为一个“神迹”的出现而结束。这个“神迹”就是在战争第6年的某一天，双方正要交锋时，太阳忽然不见了。 这是一次日全食。这也是《历史》中第一个可以准确推算出时间的事件。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这次出现在两国交界处的日全食，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 于是两国休战了。不用嘲笑他们的迷信。所有古代民族对于日食这样的异常天象都是很敬畏的，包括古代中国人。 18．“七贤”？ 有一位学者曾经预言了585 BC的这次日食，或者说他推算出了日食的时间。这个人就是米利都人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624?－546? BC）。他是哲学的创始人，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也是著名的“七贤”之一。
这个名单中前四位是古代所有名单都包括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没有争议的“贤者”。 在希罗多德的时代，“七贤”的说法肯定已经有了，但他的书里一次也没有提到。不过很有趣地，他的《历史》第一卷中，却出现了上述七位中的六位，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第一卷中提到的六位是：泰勒斯（一74、一75、一170）、梭伦（一29至一33）、比亚斯（一27、一170）、皮塔库斯（一27）、基隆（一59）、佩里安德（一20至一24）。 除了梭伦和佩里安德之外，其它四位在《历史》其它各卷中再也没有直接出现过。 希罗多德对这些“贤者”的态度也不一样。对于其他人，特别是梭伦，他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对于佩里安德他就很不客气了。他记录了不少讲他残暴的传说。不过据我的研究，历史上的佩里安德可能没有那么坏，甚至可能还是一位不错的政治家。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僭主[2]，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雅典人自然要将他和后来的暴君等同起来。由于希罗多德在政治态度上倾向民主制，而且他在雅典待的时间肯定不短，于是受此影响，他笔下的佩里安德就很不像一位“贤者”了。 ────────── [1] 这七人的名字见于2世纪人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十卷24章1节。还可以参见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梭伦传》第4节以下（此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第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卷一（此书有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但译得不好）。 [2] 关于僭主，可参见第三卷第8项札记，以及第五卷第12项札记。 19．祆教 希罗多德有一个习惯，或者说古希腊人普遍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其它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希腊人自己的宗教作对比，用希腊神话中神的名字去称呼其它民族的神。《历史》中这种盲目附会的例子俯仰皆是。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如果其它民族的宗教失传了的话，后来的学者很难去还原它们，更难进一步去研究它们。而一些现在还存在的古老宗教，当学者们去研究它们时，又会发现希罗多德虽然了解它们，但是也误解了很多东西。 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祆教。祆教是波斯的国教，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一131以下），我们简直认不出这是祆教了。以下是我写的一个关于祆教的简介。 祆教（Zoroastrianism）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由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或作Zoroaster）在原始的伊朗－雅利安人信仰上改革、发展而成。原始雅利安人是一个印欧部落[1]，他们原来生活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大约在2000 BC分裂为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两个族群，并先后南侵。前者进入印度河流域，后来对于佛教的传播有重要影响的摩揭陀王国和孔雀王朝都是他们建立的。后者进入今天的伊朗高原，并分裂为东西两支。西支即美地亚人和波斯人。他们先后入侵两河流域。后来的美地亚王国、波斯帝国和萨珊帝国就是他们建立的。东支为花拉子模人、索格底安那人、巴克妥利亚人。两支在语言、风俗上虽有差别，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原始的伊朗－雅利安人信仰是一种多神教，本质上和以《吠陀》为代表的古印度－雅利安人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其内容主要是崇拜各种以神为代表的人格化的自然力，还包括各种精灵、恶魔的神话。 如同佛陀对原有的印度－雅利安人宗教进行改革，建立了佛教一样，查拉图斯特拉对原有的伊朗－雅利安人信仰进行改革，建立了祆教。其主要教义是善恶二元论，即认为这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善神（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恶神（Angra Mainyu/安格拉·曼纽），而且他们是孪生兄弟。世界的历史被分为三个阶段：“初创”（善、恶神皆已被创造存在）、“混合”（善、恶神交战）、“分离/永存”（善神最终战胜恶神，善与恶分离，光明世界得到永存，所有生前行善的祆教徒将复活）。人现在生活在第二世，即“混合”之世中。人要追求善、尊崇善神，摈弃恶、拒绝恶神的诱惑。作为世界上所有宗教里最早也是最明确提出善恶二元论的祆教，其思维成果对后世影响很大，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它。佛经中就出现过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2]。最明显的例子是由巴比伦人摩尼（Mani，216－277 AD）创建的摩尼教，其教义基础“二宗三际论”几乎就是祆教教义的直接翻版。而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例子是被称为“教父哲学之父”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AD）。他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是一个摩尼教徒，而他的哲学中就有不少善恶二元论的影子。祆教以间接的方式，通过圣奥古斯丁，对后世基督教哲学的发展起了方向性的决定作用。 作为祆教创始人的查拉图斯特拉（或译为苏鲁支、琐罗亚斯德），其生平几乎全部笼罩在神话之中，这和佛陀的情况也很相似。他出生的年代据古希腊人说是570 BC，但是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如果历史上真地存在过这个人的话，其生活的年代恐怕要在1000 BC或者更早。他的出生地现在已经确定是在今伊朗高原的东北部。据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的记载，他在30岁时受阿胡拉·马兹达的启示得道。其后终生都致力于传播所创立的新宗教，在42岁时他的努力首次取得了重大成果，即他说服了一位今天伊朗东北部的国王皈依祆教，并以此为根据地更大规模地传教。77岁时，他在一次坚持旧信仰的保守派发动的袭击中被杀。但祆教并未被扼杀，而是进一步地传播开了。 祆教的发展是和波斯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以来，历代波斯国王都是祆教徒。历代波斯王的训令的开头都是“以阿胡拉·马兹达的名义，……”。祆教在当时的西亚、中亚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其鼎盛期是前6世纪末大流士王统治时期。331 BC，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亚历山大东征中被杀，波斯帝国解体，希腊文化的因素大规模进入中亚，祆教陷入低潮。继亚历山大统治中亚的塞琉古王朝依旧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祆教依旧处于地下。祆教徒当时主要聚居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古称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和阿塞拜疆两地。其中前者可能对佛教大乘派的发展有过影响。直到塞琉古王朝之后的安息王朝、贵霜王朝时祆教的情况才有所缓解。这一时期祆教还进入了索格底安那地区。甚至远在希腊、罗马，也出现了变形了的祆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进入西方古典文化的变了形的祆教信仰，注定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后世西方人眼中，是个神秘主义者＋炼金术士的形象。当取代安息、贵霜王朝的萨珊帝国建立之后，祆教得到振兴。祆教经典《阿维斯陀》在7世纪时得到编纂，从口头传播变为文字记载。现代研究者认为《阿维斯陀》中的《伽泰》（Gatha，即佛教经典中的“颂”）部分的内容最为古老，可能最接近查拉图斯特拉本人的思想。《阿维斯陀》的其它部分还包括后来祆教徒的创作，以及原始伊朗－雅利安人信仰的某些部分。7世纪中叶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灭亡了萨珊帝国，而他们信仰的是新兴的伊斯兰教，祆教再次遭到致命打击。阿拉伯帝国之后的历代中亚统治者基本上都对祆教采取了遏制态度。一直到近代，祆教徒的人数始终都很少。现代的祆教徒主要聚居在印度[3]、伊朗的个别地区，总人数约15万人（1994年统计）。 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唐朝时，由于唐王朝的开放态度，祆教在中国达到鼎盛。由于中国人对祆教的最初记载中有“事天神”之说（因祆教徒的祭天仪式而来），唐人便用“礼”字旁和“天”字造出一个“祆”字（读作“xiān”）特指之。北宋以后，祆教在中国逐渐消失。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可参考陈垣著《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至于祆教的另一俗称“拜火教”（因祆教徒祈祷时对火的崇拜而来）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祆教不只崇拜火，对于洁净的水也是崇拜的。 祆教的主要仪式包括每天5次祈祷、崇拜圣火、清洁身体（包括灵魂）、庆祝节日等。其道德规范极其严格，甚至超过了耶稣改革之前的犹太教。和其他宗教最显著的不同的在于：祆教认为人本身就是善、恶神交战的场所，而人的灵魂是善的，身体是恶的。他们甚至认为最善的人死后，其尸体是最污秽的，因为他身上善、恶之战最为激烈。所以他们不重视埋葬死者，尸体总是被尽快抬到一块荒地上，任凭飞禽走兽将之吃光，等到只剩骨殖时再收集起来另行埋葬。而且除了专门负责清理尸体的人之外，其他人绝对不能碰死者。这和印度教传统中负责处理尸体的特殊种姓其身份最为低贱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由于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本来就源自同一个民族，他们的习惯有相似之处是很自然的。现代学者也大多是对印度－雅利安人最古的经典《吠陀》（特别是其中成书最早的《梨俱吠陀》，大约成书于1500 BC）、《摩奴法典》和《阿维斯陀》进行比较研究，来考察原始雅利安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结构的。 有关祆教的具体研究可参考龚方震、晏可佳著的《祆教史》一书。 希罗多德对于波斯的风俗是很熟悉的，他记录的一些细节可以和祆教教义对上号。比如他说波斯人痛恨说谎、波斯人很崇拜河水（均见一138）、波斯人等尸体被野兽吃了才埋葬（一140）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祆教教义的要求。不过他的介绍总体上看仍然很像希腊的宗教。 受本民族的习惯，对其它民族的风俗无法作出准确描述的不光是希罗多德和希腊人，其它古代民族也是。比如犹太人，因为波斯人的宗教仪式中只出现阿胡拉·马兹达，他们便以为波斯人的宗教和自己的一样，也是一种一神教，所以他们才以为居鲁士也是信耶和华的。 ────────── [1] 关于印欧人，可参见第四卷第2项札记；关于雅利安人，可参见第七卷第10项札记。 [2] 尼采所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被鲁迅的弟子徐梵澄首次全译为中文时书名取为《苏鲁支语录》。“苏鲁支”正是查拉图斯特拉在汉文佛教经典中的译名。 [3] 现在最大的祆教徒社区在印度的孟买。祆教徒在印度被称为“帕西人”（Parsi or Parsee），他们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人数约10万人。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六）20．两段可能的伪作 末代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在准备去攻打波斯人之前，想问问神的意见。不过他拿不准哪座神谕处的预言最准确，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使者们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到各地的著名神谕处去问同一个问题：克洛索斯此刻在干什么？而克洛索斯自己，到了那一天，做了一件他认为谁想不到的事——把一只羊羔和一只海龟切碎了，混在一起，放进青铜锅里煮。结果使者们回来汇报时，只有德尔斐的祭司准确地说出了这件事。后来克洛索斯就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奉献了极多的珍宝，而德尔斐的祭司们就对他说了那句著名的双关语（见一46以下以及前面对L1的总结）。 但很奇怪，一49很突兀地说奥洛普斯的安菲亚劳斯[1]神庙也准确地预言了克洛索斯在煮那锅奇怪的汤。一52又很突兀地说克洛索斯向安菲亚劳斯神庙也奉献了礼物。 我很有理由断定这两节不是希罗多德的原文，是后人插进去的。理由之一：既然有两座神庙能准确地预言，何以克洛索斯只去德尔斐问最关键的“能否对波斯人动武”的问题呢？这岂不是已经说明了他只相信一座神庙的预言么？ 理由之二：一52所谓克洛索斯向安菲亚劳斯神庙奉献的礼物，只不过是纯金的盾牌和长枪而已，这和他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奉献的礼物差距太大——在那里，光金砖就是117块，还有重260公斤的一座纯金狮子像。 理由之三：后来克洛索斯在柴堆上“得救”，也只派人去德尔斐质问当初给他预言的祭司们，没有派人去奥洛普斯。 插入这两段的用意是明显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只有德尔斐一处的预言是准确的，那么其它地方的神谕处的生意还怎么做哦！还有谁会来这里求神、献祭呢？只插入这两段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毕竟克洛索斯最后失败了，那么就让德尔斐的祭司们独自承担后果吧。这就是典型的“见好处就上，见危险就让”。 ────────── [1] 安菲亚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他参加过“七将攻忒拜”的战争。可参见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将攻忒拜》。关于神谕处和神谕，可参见第八卷第5项札记。 21．历法问题 第一卷中讲到一个故事。雅典的政治家梭伦在访问萨尔迪斯，和吕底亚的克洛索斯王见面的时候，对他说：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顺境和逆境，不要因为现在一切顺心就以为将来就会事事如意，因为人生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一29以下）。 在一32，梭伦说人大概可以活70岁，不算闰月的话有25200天——这样说来，希腊人的历法就是1年360天，每年12个月，每个月30天。他又说如果按常规，隔1年加1个闰月（参见二4）的话，70年里要加35个闰月，这样要多加1050天。 可是每2年就要加1个闰月，平均下来每年就有375天了，和我们的365.25天的公历差距可不小，似乎希腊人的历法是蛮混乱的。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古希腊人的历法。 先看季节的划分。希腊是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夏天炎热少雨，冬季温和湿润。由于没有像中国这样明显的寒冷干燥的冬季，所以和中国人很早就划分出4个季节不同，希腊人一开始是把一年分成3个季节的。这3个季节分别是：春（ear）、夏（theros）、冬（cheima）。早在《荷马史诗》里，这3个季节的名称都出现过。比如“……，当着春暖花开的时候，”（《奥德修纪》十九卷519行）、“冬天，他睡在屋里，和帮工们一起/垫着灰堆，贴着柴火，走动时穿着脏滥的衣衫；/然而，当夏日来临，在金果累累的盛夏，那时，/他到处睡躺，席地为床，……”（《奥德修纪》十一卷190－193行，这里的“盛夏/opôra”被陈中梅译为“秋天”，但与上下文不符）。 后来的诗人也一直延续了这种季节划分，比如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里，“它（指鹤）的叫声预示着……多雨冬季的来临，……”（450行）、“你要在春季耕种，但是夏季休耕的田地不会使你的希望落空。”（462、463行）。一直到古典时代，3季节的分法依然是主流。比如“他们（指人类）不知道凭可靠的征象来认识冬日、开花的春季和结果的夏天。”（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453行）、“它们（指鸟）为他们（指人类）区分出季节：春天、冬天和盛夏。”（阿里斯托芬《鸟》710行）。希腊人最后提出4季节的划分，可能要到前4世纪。 具体来说，和古代中国人相似，古希腊人是用自然现象来划分季节的，夜空中的天象是最主要的划分依据。而他们划分季节的目的，也和古中国人一样，是为了指导生产活动。按照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中的描述，季节与古希腊人的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从这个季节划分可以发现，古希腊人的夏季有6个月之长，相当于我们的夏季＋秋季。 一直到罗马时代，希腊人、罗马人都是像赫西奥德这样，把某种天象、某种植物的开花、某种鸟的到来等等自然现象，作为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外出航海等活动的时间参考[1]。 而古希腊人划分月份，则和划分季节出于不同的目的。他们划分月份完全和实际的生产、生活无关，完全是出于宗教的需要。这和我国古代的农历是很不一样的。 古希腊人的1个月，对应于月亮的一个满亏循环，即新月为该月的1号，满月为该月的15号。这是大部分早期历法的共同特征，毕竟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古人最容易观察到的天体现象。他们用这个现象的周期来计时，也就决定了人类的大部分早期历法都是阴历。 现在的天文学计算告诉我们，月亮的一个满亏循环（学名是“朔望月”）的时间是29.53059天，而地球绕太阳一周（学名是“回归年”）的时间是365.24220天。这两个数据请大家先记住。它们之间是不能整除的。这个简单的数学结果，导致了古人在历法问题上将遭遇长期的苦恼，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付出了长达几千年的持续努力。 先让我们粗略地来算算看。1个月算30天，1年算360天，那么360÷30＝12。这个结果我们称为“1级近似”。 按照这个“1级近似”，那么最古老的历法就是1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这样的历法当然不够好，因为真正的一个月只有大约29.5天，没有30天。按照“1级近似”得到的历法，2个月是60天，而月亮的2个满亏循环只需要大约59天。如果1月1号是新月，1月15日是满月，那么到了3月份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月亮在3月14日晚上就是满月了，而不是历法所要求的3月15日。到了5月份的时候，满月会发生在5月13日晚上，和历法所要求的5月15日隔了2天。累积下去的话，历法将越来越偏离实际天象。另外，真正的1年也不止360天。按照“1级近似”的历法，累积一段时间之后，1月1日会从原来的冬天跑到秋天（因为这个历法每年“少”了5天），甚至会跑到夏天。这样的历法肯定不能让人满意，人们于是开始寻找“2级近似”。 “2级近似”认为1个月是29.5天，1年是365天。365÷29.5≈12.373。古人认为这个结果近似于12.5，这样就得到了一种新的历法。首先，由于以29.5天作为一个月实在是不方便，人们的实际生活都是以1整天为基本单位的，而不是以0.5天为基本单位。当时的解决办法是：让12个月里有6个月是30天，即“大月/plêreis”；让另6个月是29天，即“小月/koiloi”，这样平均下来每个月就是29.5天。至于年、月之间的那个12.5的关系，他们用了相似的解决办法：让第1年有12个大、小相间的月份；让第2年在第1年的12个月之外，再加上1个大月。每2年有25个月，这样平均下来每年就是12.5个月。 这种每2年一次循环的历法在古希腊叫做“trietêris”，每隔1年加入的这1个月被称为“闰月/embolimou mênos”。只有理解了“1级近似”、“2级近似”，我们才理解希罗多德在一32的意思。他在说1年等于360天的时候，是指“1级近似”的历法；他在说每隔1年加1个30天的闰月的时候，是指“2级近似”的历法，即trietêris。希罗多德在这里的描述比较含混，让我们误以为当时希腊人的历法是每年375天。实际上，在一32故事涉及到的梭伦的时代，当时的希腊已经普遍采取了“2级近似”的trietêris历法。这个历法的2年循环里，第1年是354（＝6×29＋6×30）天，第2年是384（＝6×29＋7×30）天，平均是369天。这个结果和真实的1年的长度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大、小月相间的历法可以让每次满月差不多都发生在每月的15日，这样当然比“1级近似”更符合人们的实际需要。 在这里，trietêris历法的要点在于：把月亮的满亏周期（月），和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年）协调起来。既让每个月尽量能符合月亮的满亏循环，也让每年尽量能符合人类生活的季节循环。一旦考虑到季节循环（其实就是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那么这样制订的历法就不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阴阳合历。一旦他们把太阳的周期也考虑进去，那么朔望月和回归年之间不能整除的问题，就将开始考验他们的能力。 Trietêris历法当然是有问题的。369天毕竟比真实的365.24220天多了大约3.75天，这个差距累积起来也不得了。每一次trietêris的2年循环，就让这个差距累积到了大约7.5天。比方说600 BC春天的第一个满月是古希腊人的某个节日，那么到了598 BC春天的第一个满月，大家再来过这个节日时，这一天其实向夏天移动了大约7.5天（因为trietêris历法每2年“多”了大约7.5天）。要不了多久，大家就会在夏天来过这个节日了。这样的历法当然不够精确，于是他们开始考虑“3级近似”。 “2级近似”里，365÷29.5≈12.373的这个结果，被近似为12.5，“3级近似”则把它近似为12.375，即12又3/8。也就是说，他们注意到每2年多了大约7.5天，那么每8年就多了大约30天。这样的话，每隔8年大家少过1个大月，就能让日历尽量回到8年前的状态。再换句话说，原来的trietêris里，8年要加4个闰月，现在则只加3个。这种每8年循环一次的历法叫“ennaetêris”。具体在哪3年里加闰月，现代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8年循环中的第3、第5、第8年里各加1个闰月。但也有古代记载说是把3个闰月全部加在第8年末尾的，似乎在当时并没有固定的做法。 在希罗多德自己的时代，古希腊各地大致都已经接受了这种ennaetêris历法。至于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则很难确证。 “3级近似”就完美了吗？当然不。Ennaetêris历法里，8年一共有48个小月、51个大月，合计是99个月、2922天。平均到每年，就是2922÷8＝365.25天。这离真实的365.24220天只差了大约0.008天（约11分钟）。也就是说，当时的希腊人已经比较精确地知道1年的确切长度了。然而，如果真地是99个月的话，那么合计应该是99×29.5＝2920.5天，比ennaetêris历法的2922天少1.5天。原因是我们加了3个大月，1个大月就比29.5天多了0.5天。而如果我们不加大月的话，那么又无法达到8年8×365.25＝2922这个天数。 更要命的是，一个朔望月＝29.5天，这本身就是近似值，真实值应该是29.53059天。现在的ennaetêris每个月平均有2922÷99≈29.515天，和真实值差了大约0.015天（约22分钟）。换句话说，ennaetêris在1年的长度上比较精确，但在1个月的长度上则不够精确。1年差11分钟还不算什么，1个月就差22分钟就不怎么好了。 那么接着找“4级近似”？还有人真地找到了。这是一位生活在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天文学家Meton。他根据观测和计算，得到了1个月大致是29.53天的结果。现在，365.25÷29.53≈12.369。Meton进一步把这个12.369近似为12.368，即12又7/19。 也就是说，Meton构想出了一个19年的循环（后世称为“Metonic cycle”），每19年加7个闰月，然后把4个小月换成大月。这样一来，19年里有110个小月，125个大月，合计是235个月、6940天。平均到每年，是6940÷19≈365.263天，和真实值365.24220天相比，差了大约0.021天（约30分钟）；平均到每月，是6940÷235≈29.532天，和真实值29.53059天相比，差了大约0.001天（约2分钟）。 Meton的这个19年循环和“3级近似”的ennaetêris历法相比，在1年的长度上精确度要差一些，但在1个月的长度上则要精确得多。从432 BC开始，首先是雅典，后来是希腊其余地方，纷纷采用了这种Meton历法。但是和以前实施ennaetêris历法的情况一样，各地加闰月仍然没有统一的规范。现代学者们估计标准的Meton历法的7个闰月，是加在19年循环中的第3、第6、第8、第11、第14、第17、第19年。但从古代记载看，希腊各地似乎从来都是随意在某一年里加闰月的。当时的人似乎认为只要在19年里加满7个闰月就行了，不必太在乎一定要在某年加。这种随意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有绝妙的讽刺。月亮女神这样埋怨雅典人：你们把日子随意拨上拔下的，让众神对我也起了怨恨。因为祂们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在规定的日子里去参加宴会或者去接受献祭（《云》615行以下）。 自从Meton历法于432 BC出现，一直到希腊被罗马征服，这套历法一直流行于希腊各地。但后来的古代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改进Meton历法的方案。 在Meton之后大约100年，有一位天文学家Callippus在Meton的基础上提出了“5级近似”。Callippus想让历法既接近每年的真实长度，同时也接近每个月的真实长度。他认为1年是365.25天，19年就是6939.75天，比Meton历法少了0.25天。这样4个Meton循环就比真实长度多1整天。于是他提出把4个Meton循环加在一起，然后把1个大月换成小月，即减掉1天。Callippus的这个76（＝19×4）年的循环里有441个小月，499个大月，合计是940个月、27759天。这样一来，平均每年是27759÷76＝365.25天，回到了ennaetêris历法的精确性，和真实值365.24220天相比，差了大约0.008天（约11分钟）。而平均每月是27759÷940≈29.5308天，和真实值29.53059天相比，差了大约0.0002天（约23秒）。在兼顾太阳、月亮两个周期这方面，Callippus历法应算是很精确的了。 Callippus的改进方案被后人称为“Callippic cycle”，大约在330 BC开始在学术界内部流行（官方一直还是使用Meton历法）。我们知道它开始流行的具体时间，是因为Ptolemy在《天文学大全》（Almagest）里，提到在“第一个Callippus循环第47年”的2月某一天，有人观测到了昴星团被月亮掩盖。而这被现代学者认为是在283 BC发生的事情。 不过既然Callippus已经提出了“5级近似”，那么更一步的“6级近似”也是可能的了。这就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Hipparchus（190?－120? BC）提出的新方案。Hipparchus此人是古希腊天文学的顶峰式的人物。他是第一个用三角学来计算星星的具体位置的。虽然他本人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到今天，但由于Ptolemy的《天文学大全》几乎全部借鉴了他的数据，我们从中可以辩认出他的成就，他也随之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天文学家。 Hipparchus通过观测，最先发现了1年的实际长度并不是365.25天，而是比这个数据稍小。他提出把4个Callippus循环加在一起，然后减掉1天。这样Hipparchus历法就是一个304（＝76×4）年的循环，里面有1765个小月，1995个大月，合计是3760个月，111035天。平均到每年是111035÷304≈365.2467天，和真实值365.24220天相比，差了大约0.0045天（约6分钟）；平均到每月是111035÷3760≈29.53058天，和真实值29.53059天相比，差了大约0.00001天（约0.4秒）。这是古代最精确的阴阳合历了。换句话说，这是把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结合得最好的历法了。 我在上面的讲述可能显得比较简单。但大家要明白，古人并不知道1年、1个月的实际长度多少。他们是在不断地观测天象、不断地计算、不断地摸索中才达到这样的精确度的。我们在上面的每次“近似”，只需要和现在已知的数据比较一下就行了，而当时的他们要从大量、长期、细致的天文观测中去推算哪里出了问题，去揣测真实的数据可能是多少。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研究都是相当困难的。 另外，Callippus、Hipparchus的想法，在他们的时代只流行于学术界内部，并没有在当时的各希腊城邦中得到应用。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他们的想法并没有被彻底束之高阁。罗马人在征服希腊之后，就一直在借鉴希腊人的历法。他们最后接受了Callippus历法中每年365.25天这个结果，并参照它来修改罗马人自己的历法，其结果就是凯撒提出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儒略历在西方一直实行了上千年，后来经过细节调整之后，改进成“格列历/Gregorian Calendar”，这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我在这里回顾古希腊人的历法演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 （儒略历和格列历都是纯粹的阳历，即只参考太阳周期，不再兼顾月亮周期。所以今天的满月很少是发生在当月15日的。它们的优点在于比较简单易行。而且普通的年份与闰年之间相差只有1天，比较规整，不像以前希腊人那样有时一年会比另一年多1个月，甚至多几个月的。） 最后提一下，由于古希腊没有一种统一的历法，各城邦都是实行自己的一套历法，所以即使他们最后都使用了Meton历法，但是在诸如：哪一年加闰月、加几个闰月、闰月放在哪个月之后等等方面，都是彼此不一样的。这就给后人想研究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下面是几个主要的希腊城邦所使用的历法之间的比较。注*意味着该城邦以此月为岁首，粗体表示该月为大月。注意，下表成立的条件是：大家都没有加闰月。如果有一个城邦加入闰月，则下表中它名下的各月将顺延。而且这里没有考虑大月变为小月，小月变为大月的情况。下表参考了《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William Smith编），223页以下的表格，以及王晓朝的《希腊宗教概论》中的类似表格。具体拼写可能有少许差异。
注意，德尔斐虽然和斯巴达都是以秋分为新年，但德尔斐以秋分发生的当月为新年第一个月，即岁首，但斯巴达是以秋分后一个月为岁首的。另外，提洛人和雅典人都是伊奥尼亚族，而且自从雅典建立“提洛同盟”后，提洛就受到雅典控制。它们两地的12个月里有4个月的名称、位置都是相同的，表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但提洛以冬至为新年，而雅典以夏至为新年，它们仍然有不一致的地方。 古希腊人划分月份，前面说了主要是考虑宗教方面的因素，因为他们一直是参考历法来决定的宗教节日的具体日期的。在每个月里，他们都要举行相应的节日。比如雅典的Anthesterion月中旬有“花节/Anthesterta”[2]、Pyanepsion月中旬有“地母节/Thesmophoria”[3]等等。再比如斯巴达人的Carneius月上半月有“卡尔涅亚节/Carneia”[4]、Hecatombeus月有“叙阿琴提亚节/Hyacinthia”[5]等等。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另外，由于雅典的新年是夏至，所以每年的官员交接都是在夏天。而雅典是用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的。比如波斯王薛西斯进攻希腊的几场主要战役，都发生在480 BC下半年。而480 BC当选为执政官的人叫卡利亚德斯（Calliades）。那么那几场战役发生的时间，按当时的写法就应该是“卡利亚德斯任执政官之年”的某月某日。480 BC上半年发生的事件是不包括在“卡利亚德斯任执政官之年”内的，应该包括在他上一任执政官的年份内，即“叙普塞喀德（Hypsichides）任执政官之年”[6]。我们在看古希腊人，比如雅典人的记载时，要注意事件是发生在哪个月，才能和现在的公历准确地对应起来。如果没有其它的证据，光从“某某任执政官之年”这样的记载中推断出的事件发生的年份，就可能有上下一年的误差。 总之，即使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就一直在研究古希腊文明，但很多历史事件直到今天也很难确定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关键就是古希腊城邦的历法问题太过复杂。这和我们的“天干地支”自从商代就一直沿承下来，从而让中国学者可以比较方便地研究中国古代史，是很不一样的。另外，从古希腊各地历法的不统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里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我们最好不要把古希腊各城邦看成某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最好是用研究国际关系的态度来看待它们。 关于古希腊历法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这里。 ────────── [1] 参见古罗马学者瓦罗（Macus Terentius Varro，116－27 BC）的《论农业》一卷28章以下。 [2] 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3节隐约提到了这个节日。 [3] 参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 [4] 这个节日在《历史》中会屡次出现，诸如六106、七206。 [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2章，371页。 [6] 这两人的名字分别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八51和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22节。 22．人名问题 第一卷里的这些波斯人、美地亚人，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人传给我们的，其实和他们真正的名字还是有差距的。现在将巴比伦编年史和波斯人自己的记载中他们的名字列表如下：
23．译名问题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到，很多人名我都没有采用王以铸的译名。不光是人名，一些地名我也尽量采用了通常的叫法，或者是我自己译的。原因就是王以铸的译名有时确实不堪。以下的表列举了一些我特别不满意的他的译名（仅以第一卷中出现过的为限）。
前者还算可以理解，因为拉丁字母y，对应的是希腊字母υ（古音读作“优普西隆”，现代希腊文中读作“伊普西隆”）。如果纯粹按读音，拉丁字母u（在希腊文中没有对应字母）是最合适翻译希腊字母υ的。但这个u已经被用来翻译希腊文中的双音字母ευ了。所以，Astyages、Atys中的ty，如果按古时读音，其实应该是tu。所以王以铸把它们都翻成“杜”，这比较符合古时希腊文的读音。但考虑到字母υ的读音现在已经有了变化，ty在今天的希腊文中已经读作“提”，所以我们尽量还是按照一般拉丁字母的规则，把y翻成“伊”而不是“乌”。 后者我就不能理解了。Ph是用来代替希腊文φ（读作“发艾”）的，而这个字母在单词中从来都是发“弗”的音，怎么会出来“普”呢？像Delphi（希腊文原文作Delphoi）因此就成了“戴尔波伊”， Phrygia因此就成了“普里吉亚”，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他总要把m翻成“姆”。于是Am就成了“阿姆”，Cim就成了“奇姆”。这实在没有必要。Am最好还是翻成“安”，Cim最好还是翻成“辛”。同样地，“rau”也没有必要翻成“拉欧”，直接翻成“劳”就行了。希腊文名称翻成中文，最忌讳的就是译名过长，绕口又不好记，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简短。按中文的习惯，三、四到五个汉字是最上口，最好记的。所以译名最好一般不要超过五个字。 希腊人名、地名结尾一般都有s。这个音其实不一定要翻。像比较常见的Socrates/苏格拉底、Athens/雅典，都没有必要翻成“苏格拉底斯”、“雅典斯”。在译名比较长的时候，“斯”就应该去掉。像“哈利卡尔那索斯”，都七个字了还要把“斯”翻出来，太拘泥了。 每个音节都想翻译出来，其实没有必要。翻译再怎么贴近原文，也不可能取代原文。翻译本来就是一种妥协、折衷。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翻译。懂原文的人也根本不必看翻译。所以如何在不影响原义的情况下，尽量去贴近读者，特别是那些不懂原文，也不必去学那门语言的读者，才是翻译者应该考虑的方向。 在此我特别呼吁《历史》能有新的中译本出现。好象《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经有了新的中译本了，《历史》什么时候有，我将拭目以待。 我在后面的札记中将尽量使用我认为合适的译名，而不受王以铸《历史》中译本的约束。所以如果我用了和他不一样的译名，我将把原文也写出，以便和王译本相对照。可能大家看时会觉得麻烦，特此先行致谦。至于王译本中除了译名之外的误译，比如我在前面第6、第13、第16项札记中已经提到的三个，以后将随时说明。 24．对古希腊民族情况的简介 讲古希腊的历史，对古希腊人不加以介绍是说不过去的。又因为这个问题和译名有关，所以放到这里来讲。 古希腊人分四个民族：Achaean、Ionian、Aeolian、Dorian。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Ionian，这个民族对于古希腊文明，进而对于后世西方古典文明有着重要影响。荷马、雅典的那些政治家、哲学家们，都属于Ionian族。我在导言二提到：自己是Dorian族的希罗多德，特别用了Ionian方言来写这本书，可见民族问题是很关键的。 这四个民族国内一般分别译为“阿开亚/阿凯亚/阿该亚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多利斯/多利安人”。问题比较大的是中间两个。王以铸翻译《历史》时把Ionian翻成了“伊奥尼亚人”，把Aeolian翻成了“爱奥里斯人”。而古希腊历史学的另一部名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翻译时则把Ionian翻成“爱奥尼亚人”，把Aeolian翻成“伊奥利亚人”。两人恰恰把“爱”、“伊”两个字对调了一下。这就给看过这两本书的中译本的读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由于Ionian到底是译成“伊奥尼亚人”还是“爱奥尼亚人”，在国内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取舍，这就造成许多了不可避免、原本也没有必要的混淆。事实上，对Ionian这个关键词的翻译混乱遍及国内所有有关希腊文明的书。比如苏联人塞尔格叶夫的那本《古希腊史》的中译本，就是用“爱奥尼亚”的。而汪子嵩等编写的国内最近最好的一套《希腊哲学史》，却用了“伊奥尼亚”。建筑史里面鼎鼎大名的、古希腊建筑三大柱式之一的“Ionic order”，建筑史一般都翻成“爱奥尼亚柱式”。而在地理学上，希腊以西、意大利以东的海域，即“Ionian Sea”，地图上又都译为“伊奥尼亚海”。 之所以产生这种混乱，根源还是在读音上。Io这个音在希腊语中读作“伊奥”，在英语中读作“爱奥”。Ae这个音在希腊语中读音类似“厄”，在英语中读作“伊”或者“埃厄”。（Ae在英文单词的字首出现时读作“埃厄”的情况，一般都和“空气”有关，比如aerial。其它情况一般都读作“伊”。从这个角度上说，Aegean Sea被翻成“爱琴海”，就是按希腊文读音译的，如果按英文读音翻译就是“伊津海”。）英语虽然是现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但是在研究古希腊历史的时候，还是应该以希腊文读音为准。所以古希腊的四个民族在本札记中译为“阿开亚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多利斯人”。 古希腊人自己对于民族问题是很明了的。在古希腊神话世界中，有一个创世神话是这样说的：大神宙斯因为对人类不满，于是引发一场大洪水，淹死了了所有的人类。由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给人类盗火的那位提坦神）的儿子丢卡利翁（Deucalion）事先得到了消息，于是造了一艘方舟，和妻子一起躲过了这场大灾难（这个版本的洪水－方舟神话中没有提到动物）。
神话继续讲到卡利翁和皮浪有两个儿子：长子希伦（Hellen）和次子安菲克提昂（Amphictyon）。希伦有三个儿子：爱奥鲁斯（Aeolus）、许修斯（Xuthus）、多罗斯（Dorus）。其中的许修斯又生了两个儿子：阿开修斯（Achaeus）、伊昂（Ion）。请特别注意：后世希腊人认为这些神话人物就是四个希腊民族各自的始祖。阿开修斯的后裔是阿开亚人，伊昂的后裔是伊奥尼亚人[1]，爱奥鲁斯的后裔是爱奥里斯人，多罗斯的后裔是多利斯人。对比一下他们的名字和这几个民族的名称，就能推知这种联系。由于这些始祖都是希伦的子孙，所以这四个民族合在一起便被称为“希伦人”（Hellenes）。我们今天叫他们“希腊人”，就是源自“希伦人”这个名称。从这个神话的观点看，希伦是所有希腊民族的共同祖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希腊民族就是得名于这个希伦。 至于丢卡利翁的次子安菲克提昂，则被认为是那些非希腊民族的祖先。古希腊人对于这些非希腊民族有一个称呼：“土生人”（Autochthones），也就是土著居民的意思。 这个由丢卡利翁开始的人类谱系神话，起源应该是比较晚的。我估计大概是前6、7世纪的雅典人创作的一个神话。因为这里提到的丢卡利翁的次子安菲克提昂，原本只是传说中的第三位雅典王，生活的年代据说是前15世纪。另外，这个神话流传的范围并不广泛。很多城邦的建立者传说都是独立于丢卡利翁－希伦系统的，比如忒拜城的“龙牙战士”传说等等，都说明丢卡利翁－希伦神话的晚出。 把四个希腊民族都说成是一个叫希伦的人的后裔，创作这种神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希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和汉族的始祖神话，即所谓“炎黄子孙”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实际上，汉族的形成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希腊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是漫长而复杂的。这里简要地把希腊民族的形成过程介绍如下。 首先要明白，所谓四个希腊民族，即“阿开亚人”等等，实际上指的是古希腊语的四种主要的方言：阿开亚方言、伊奥尼亚方言、爱奥里斯方言、多里斯方言。而所谓的非希腊民族，指的是不说古希腊语的民族。由此可见，在希腊人看来，民族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 作为补充，可以提一下βάρβαρος（拉丁化拼法为barbaros）。这个词是英文barbarian（野蛮人）的词源，但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刚出现的时候，并不含有什么贬义，它的意思仅仅是“吧吧地说话的人”。所谓“吧吧地说话”，其实是由于希腊人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于是只能用象声词形容对方。Barbaros的原意其实是“听不懂他们的语言的人”，这就是非希腊语民族的意思。只是到了后来，希腊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之后（特别是由于希腊－波斯战争和亚历山大东征这两场大战的影响），他们才在这个词的原意上加入了蔑视对方的意思。要到前4世纪之后，这个词才能放心地被译成“野蛮人”。而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这个词最好还是像王以铸那样译成不含贬义的“异邦人”。 由于古希腊人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又加上他们把那些非希腊民族的始祖安菲克提昂叫作“土生人”，我们可以推知：说希腊语的这四个民族其实是这片土地上的后来者。那些不说希腊语的民族，在这四个民族到达今天被叫做希腊的这片土地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他们其实是希腊的土著。
关于这些在希腊语民族之前就居住在爱琴海附近地区的非希腊语民族，古代作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名称是所谓“配拉斯吉人”（Pelasgoi）。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几次提到他们，比如一57、一58。在希罗多德看来，这个民族要比希腊民族更古老，生活的地域大概是帖撒利以北、色雷斯一带。其实这个民族早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然而荷马也不清楚这个民族的来历，只是认为他们非常古老，以至于他在用“配拉斯吉人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某个事物时（比如《伊里昂纪》十六卷233行），实际上的意思只是“久远得已经无法追忆的”。历代很多古希腊作家都使用过这个词，他们在希腊各地都发现了据说是“配拉斯吉人”的遗迹。比如雅典卫城最古老的城墙，就被冠以“配拉斯吉人之墙”的名称。实际上，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由于这些学者发现了很多非希腊语民族在希腊语民族到来之前的建筑、文化痕迹，于是把它们都归在“配拉斯吉人”名下。
回到主题，虽然早在3000 BC，希腊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文明，但要到2250 BC左右，说古希腊语的民族才开始进入这里。他们大致是从北方的帖撒利南侵，进入希腊本土的。除了神话之外，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崇拜的圣山——奥林匹斯山就位于帖撒利以北。这里应该是他们南侵之前的居住地。要知道，非希腊语的米诺斯文明的主要宗教信仰，并不是宙斯等奥林匹斯山众神。
值得注意的是，《荷马史诗》对于希腊联军的称呼，使用最多的词的是“阿开亚人”（有人统计超过500次）。也就是说，迈锡尼文明的建立者，主要是一些说古希腊语阿开亚方言的民族。而神话告诉我们，当初协助阿开亚人从帖撒利南侵的，是爱奥里斯人。所以这个时候的希腊大地上，最流行的语言是古希腊语的阿开亚方言，其次是爱奥里斯方言。而丢卡利翁－希伦神话又告诉我们：阿开亚人的始祖阿开修斯，和伊奥尼亚人的始祖伊昂，是同一个父亲许修斯所生。这暗示阿开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比他们与另两个希腊民族的关系要更近一些。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伊奥尼亚人看做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开亚人的旁系后裔。这样，古希腊四个民族，现在已经出现了其中的三个。 多立斯人出现在今天的希腊，要比阿开亚人晚许多。从考古学上看，他们应该是在1100 BC左右来到的。证据就是很多迈锡尼文明的古城都在这个时候被毁灭了。颠覆阿开亚族建立的迈锡尼文明的这些多立斯族后继者，在文明程度上远远不及他们的希腊语同胞。在比如建筑艺术的风格、绘画风格（主要证据是陶罐上的瓶饰画，参见左图
这里并不是说多立斯族是完全野蛮的文明毁灭者，只是他们的文化水平要低于之前的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也并非完全没有文化上的贡献，比如今天的希腊字母就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 至于多立斯族南侵之前的原始居住地，应该和阿开亚族等等一样，也在帖撒利以北。最具决定性的证据已经由自己也是多立斯族的希罗多德本人在一57明确给出了。 多立斯族入侵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前12世纪晚期、11世纪早期的“第一次大移民运动”，即多立斯族从帖撒利之北一路向南，经过阿提卡半岛，最后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居住在那里的阿开亚族，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属民，并迫使绝大部分伊奥尼亚族和爱奥里斯族居民外逃。这些人基本上都逃往了爱琴海东部各岛屿以及小亚细亚沿岸——雅典和其周围的阿提卡半岛是伊奥尼亚族在希腊本土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根据地；爱奥里斯族则失去了希腊本土的所有城邦。再后来多立斯族自己也来到了小亚细亚。从此，爱琴海东部便出现了众多希腊殖民地，而他们都是按民族分别居住的。希罗多德在一142至一151详细介绍了这些希腊殖民地，从中我们知道：这一段今天处于希腊和土耳其交界地带的海岸线，从北往南居住的分别是爱奥里斯族、伊奥尼亚族、多立斯族。这些希腊殖民地，特别是伊奥尼亚族的几个，比如米利都、萨摩斯等，是古希腊人刚刚走出“黑暗时代”后最先在文化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地方。希腊本土则要到前6、7世纪才开始赶上那些在海外的同胞们。在这种追赶过程中，和海外各希腊城邦进行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前面说过，《荷马史诗》对于迈锡尼时代的各希腊民族（不包含多立斯族），主要是用“阿开亚人”来统一称呼的，但史诗中也出现了一次（仅仅只有一次）“希伦人”（即后世所说的“希腊人”）这个名称。这是在《伊里昂纪》二卷的681至685行，即按地域介绍进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各分舰队的“船名表”里的一段。在这里，“希伦人”指的是一个很小的部落，主要居住在今天帖撒利南部的一个叫弗西亚（Phthia，后世希腊人称为Phthiotis/弗提奥提）的小地方，荷马对于这个名称没有给予任何特殊的注意。所以这应该是丢卡利翁－希伦神话被创作之前，“希伦人”这个词的原始含义。 关于“希伦人”的原始含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卷1章里有非常精到的表述。这里只引用几处来佐证我前面叙述。“在丢卡利翁的儿子希伦以前，希腊的名称根本还没有，各地区以各种不同的部落名号来称呼……”、“他（荷马）只用这个名称（希伦人）来指阿基琉斯部下的弗提奥提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原始的希伦人……”、“在他（荷马）的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以外的世界区别开来”。 另外，希罗多德在一56也提到了丢卡利翁－希伦神话，也提到了“希伦人”最初的居住地是弗提奥提。（这里，王以铸译本把希腊各民族共同始祖“希伦”的名字误译成了“海伦”，莫名其妙地和特洛伊战争扯上关系了。） 那么为什么“希伦人”这个词后来会逐渐崭露头角，慢慢把四个说古希腊语的民族全部统一到了自己的名下，并最后演变成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希腊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伊里昂纪》里最伟大的英雄阿基琉斯，就是来自于弗西亚这个小地方的。所以，当有人想把所有能听懂彼此语言的四个希腊语民族团结为一个整体，并和非希腊语的其它民族加以区分的时候，很自然地选阿基琉斯的家乡人作为统一的希腊民族的名称，因为这位英雄是大家共同崇拜的。于是有关希腊各民族共同始祖的希伦的神话被创作了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用“希伦人”来称呼彼此，其含义是荷马不能理解的。于是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归纳为“希腊语”，并把自己的语言视为统一的“希腊语”的各种方言。在这个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中，“Hellen/希伦”这个名字起到了一种聚合剂的作用。到了后来，连不说希腊语，只是接受希腊文化的民族也可以被称为“希伦人”了。比如马其顿人，他们的语言不属于四种古希腊语方言的任何一种（这一点今天仍有争议），但照样可以被称为“希伦人”。证据就是很多马其顿人都参加过只有“希伦人/希腊人”才能参加的奥林匹亚赛会，尽管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发展到最后，出现了由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开创的“Hellenistic/希腊化”时代，我们就能明白“Hellen/希伦”这个名称已经主要只是文化上的意义了。 关于“希伦人”这个词的成长过程，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弗提奥提/弗西亚——“希伦人”的原始故乡。荷马说这里有一个小镇就叫“希腊”（Hellas，“希伦人之地”的意思）。这个小镇今天仍然存在，仍然叫这个名字。当“希伦人”这个名称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它名下的民族越来越多的时候，“希腊”这个名称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大，一直到整个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东岸，都被叫做“希腊”。这已经远远不是原来那个弗西亚小镇所能比拟的了。直到今天，Hellas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名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在英文中的叫法Greece，好像和“Hellen/希伦”无关。其实这个词是来自于拉丁文Graecia，这是古罗马人对希腊的称呼。因为罗马人首次接触到希腊人，是在前8世纪。这时的希腊正在经历“第二次大移民运动”，即不再是因多立斯人入侵引发的逃难浪潮，而是各希腊城邦组织本城人口有目的地向东地中海周边区域移民（主要目的是经济和商业上的）。而罗马人最先遇到的希腊殖民者，来自希腊本土中部波奥提亚地区的一个小城Graea（这个小城在荷马的《伊里昂纪》二卷的“船名表”中也出现过）。这个小城的部分居民在今天那波勒斯附近建立的新城，也叫Graea。所以古罗马人便用他们的名字来代指所有的希腊人了。在希腊人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移民的鼎盛期，罗马人甚至把亚平宁半岛的南部和西西里岛，统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直到今天，意大利南部仍有9座小城的居民不是说意大利语，而是说古希腊语多立斯方言的（但已经原来希腊本土的多立斯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别。也难怪，2000多年的流传，一点也不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些居民也认为自己是希腊人的后裔。 就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译名，中文的“希腊”，要比英文的Greece，更为合适。 ────────── [1] 后来伊奥尼亚人为了提高自己在希腊诸民族之间的地位，说伊昂并不是许修斯的儿子，而是许修斯的妻子和太阳神阿波罗所生。这算是对原来的希伦神话的一种改编吧。可参见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伊昂》。 [2] 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本身就告诉我们：他进入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山众神体系是经过了很多困难和考验的，这说明对他的崇拜是一种后起的信仰。这种新兴信仰融入原有的奥林匹斯体系经过了一段并非和平的过程。而原来的迈锡尼文明没有崇拜赫拉克勒斯的习俗，这说明这位新来的神是多立斯族所特有的。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七）二．对《历史》第二卷的评论 1．第二卷概述 第二卷主要讲的是埃及。可以分成3个logoi。L4：介绍埃及地理；L5：介绍埃及风俗；L6：介绍埃及历史。现分别简述如下： L4（二1至二34）：居鲁士去世了，现在他的儿子刚比西斯即位为波斯王，他想征服埃及。希罗多德于是转入介绍埃及。在他看来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简单介绍了埃及人的历法（二4）之后，他把本logoi剩下的篇幅全部用来介绍埃及的地理情况。在这里他主要讨论了四点：埃及国土的大小（二5以下）、埃及的国土是尼罗河冲积形成的（二10以下）、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原因（二19以下）、尼罗河的河源（二28以下）。 L5（二35至二98）：这一段几乎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希罗多德似乎随意地描述了大量埃及风土人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想全面地为这一logoi列出一个提纲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非常粗略地归纳成这样几个方面：埃及人的宗教（二37以下）、埃及的动物（二66以下）、埃及人的生活习惯（二77以下）。 L6（二99至二182）：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的介绍是一个事实、传说、误会混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选择介绍了埃及漫长的历史中某些重要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业绩。但是其准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即越晚近的统治者，他的描述越接近历史真相。不过，如果我们不那么看重记载的真实性，那么他讲的故事都是非常动听的故事，有些甚至可以说引人入胜。实际上，我认为，介绍埃及的第二卷从整体上看是《历史》全书中最有趣的一卷。 2．最早的语言学实验？ 在二2，希罗多德提到埃及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为了证明这一点，埃及国王普善美提科（Psammetichus，664－610 BC在位）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两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交给牧羊人，让他把孩子放到羊群中养大，而且下命令不许任何人和孩子说一句话。结果到了孩子们两岁的时候，牧羊人发现孩子们总是对他说“becos”。普善美提科于是开始调查这个“becos”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得知弗里吉亚人的“面包”就是这个词。于是他便承认弗里吉亚人比埃及人还要古老了。 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语言学实验。也有可能这件事是什么人假想、杜撰出来的，但这件事（即使它只是一个传说）本身就暗含着一些重要的意义。 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中有某人发明了文字的传说，但所有民族的传说中都没有某人第一个开口说话的记载。因为对于古人来说，人会说话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似乎没有发明文字那么重要。另外，几乎所有民族的传说中都提到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出来的，而神当然是会说话的。这也说明古人确信人类自存在以来就会说话。换句话说，原始人记得自己有语言无文字的时代，却不记得连语言都没有的时代。看来语言的产生也可以被视作人类诞生的标志之一。当然，古人不知道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自被创造以来就是会说话的。 而普善美提科的这个“实验”，不管是他本人真地进行过，还是后人的杜撰，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最原始的语言诞生之前，人和动物一样，都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因此普善美提科才要求孩子们在羊群中长大，而不是在牧人家中长大；而且孩子们不能接触语言，当然也就不能接触人类的文化。这些都是在制造一个尽可能原始、自然的环境。这个假设有一个推论：只有纯自然状态下人类自发形成的语言，才是人类最早的语言；说这种语言的民族才是最古老的民族。这个“实验”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开始认为最初的人类和动物一样，并不会说话；说话是人类后来逐渐地、自发地形成的习惯。最初的人类就像是婴儿。孩子的成长被视为重现了人类的发展。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重现了人类的进化，特别是智力方面的进化。这已经没有丝毫“模仿神造人”的传说的影子了，这已经隐含着日后进化论的萌芽。 对于语言学来说，这个“实验”的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今天对于最原始的人类语言的研究，往往着眼于边远地带的原始部落，实际上和这个“实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那些原始部落的状态就被视为人类早期状态的重现，正如这个“实验”中的婴儿一样。 最后，用语言的比较来研究各民族历史的方法，正是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印欧人历史的研究就扎根于对其语言的研究上。而这种方法，可以说和普善美提科的这个“实验”是一脉相承的。 不论这个“实验”看起来有多么幼稚，其结论看起来有多么草率，有人这么做、这么想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看法的进步。 3．关于尼罗河 希罗多德认为埃及的国土，特别是尼罗河三角洲一带，是由尼罗河冲积而成的观点无疑是很准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他在二12的表现就像是今天一个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 关于他对尼罗河每年夏天的泛滥的解释（二19以下），需要稍微仔细地讲解一下。首先要指出一点：希腊人生活的环境是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天潮湿多雨。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很熟悉的每年夏天的降雨季节，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长江、印度河、恒河每年夏天都涨水，我们和印度人都很习惯了，但希腊人熟悉的河流在夏天都是退水的。所以夏天涨水的尼罗河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奇怪、难以理解的。这就促使希罗多德去研究这个现象。 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古希腊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希罗多德在二20至二22列举了前辈学者对尼罗河泛滥问题的三种解释。理论A：季风（每年夏天从地中海吹来的西北风）阻止了尼罗河的河水入海，所以河水就上涨了。理论B：据说有一条大河Oceanus环绕着大地，世界上所有河流的河水最后都流入这条Oceanus（因此，今天的Ocean/海洋，就得名于这条Oceanus），而尼罗河的河水就来自这条Oceanus。这样说来，世界上的水是在不断循环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水的总量是不变的，当希腊的河在夏天退水的时候，必然有一条河要在同时涨水，否则总量不能保持不变。既然尼罗河源自Oceanus，那么涨水的就是它。理论C：尼罗河的上游有雪，而雪在夏天被融化，所以河水就上涨了。 希罗多德对这三种解释都进行了驳斥。对于理论A，他指出非洲还有很多河流在夏天并不涨水，季风怎么没有阻止它们的河水入海呢？对于理论B，他根本不认为有一条什么Oceanus环绕着大地。至于理论C，他说尼罗河发源的地方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哪里来的雪呢？ 看来希罗多德之所以要列举以上三种解释，只不过是想让它们“陪太子读书”。在大笔一挥解决掉这三种“荒唐无稽”的理论之后，他在二24至二26隆重推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太阳一直在吸收河流中的水份。而在冬天，太阳从尼罗河里吸收的水份要多于它从其它河流里吸收的水份，所以尼罗河在冬天的水流就比夏天要少，这样夏天的尼罗河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在涨水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尼罗河夏天泛滥的原因是上游的季风降雨，和长江、印度河、恒河类似，和什么“太阳吸收水份”毫无关系。面对希罗多德洋洋得意的炫耀，我们当然只有苦笑。而在他振振有词的批驳声中，我们反而在“太子的伴读”里发现了少年英俊。关键就是理论C：尼罗河的源头有雪。热带不会有雪，希罗多德这个基于常识的判断一直没有人怀疑。直到1848年，才有一个叫雷布曼（Johann Rebmann，1820－1876）的德国人发现非洲大陆中部，就在靠近赤道的地方，有一座叫乞力马扎罗的终年积雪的山峰。当时的学者们都不相信他，都骂他是个骗子。事实上，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将迅速地降低。所以只要山足够高，就算它在热带，也会有雪的。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虽然和雪无关，但热带有雪却是一个神来之笔的猜想。希罗多德没有告诉我们理论C是谁的观点，否则此人的名字今天将和最天才的地理学家们并列在一起。 最终，普鲁塔克的《论自然》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在《论自然》四卷1节，普鲁塔克列举了一些学者对尼罗河夏天涨水的解释。从中我们知道：理论A出自著名的米利都派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624?－546? BC，“七贤”之一，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理论B出自古希腊探险家优昔美尼（Euthymenes of Massilia，约前6世纪上半叶，大概是最早实地考察非洲的古希腊学者）；理论C出自著名的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500?－428 BC，曾经提出“万物种子”学说，还认为“太阳只不过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他长期在雅典讲学，是著名政治家伯力克利的好友）。 同样是在《论自然》四卷1节，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真命天子。这就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of Abdera，460?－370? BC，“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里特认为：夏天的太阳把北方的积雪融化，蒸发的水气形成了积雨云，而季风（西北风）把这些积雨云推到南方，这样就在非洲内陆下起大雨，最后导致尼罗河涨水。这简直和今天地理学家们的理论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惊叹他的天才。就这一点来说，德谟克里特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阿那克萨哥拉。 由于德谟克里特比希罗多德晚一辈，他成名时希罗多德已经逝世，所以希罗多德没有把德谟克里特的理论也拉来“陪太子读书”，否则我们今天读《历史》更要苦笑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希罗多德。他的理论虽然荒谬，但仍不失为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然现象的一次尝试。纵然这次尝试不成功，但总要比把一切都归之于“神灵”、“上天的安排”要进步得多。走出宗教和迷信的樊篱之后，人类还需要崎岖前行很久，才能到达科学的世界。我们可以嘲笑希罗多德的结论，但不可以嘲笑他的初衷。 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希罗多德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番考察。他对尼罗河河源的描述（二28以下）也同样混杂着传说与猜想、事实与误解。这里就不详述了。通过他本人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他已经溯尼罗河而上到达了今天的苏丹，已经算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探险了。要知道，尼罗河河源要到1862年才由英国人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1827－1864）发现。 4．埃及的风土人情 希罗多德对埃及的介绍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事实上，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于19世纪初被破译之前，《历史》第二卷一直是后人研究古埃及的主要参考资料。但是，我的札记要研究的是《历史》这本书，不是古埃及文明。而对于《历史》这本书来说，第二卷几乎全是插话，所以这里我只是简单地提一下第二卷，特别是L5对埃及的描述中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地方。 在二36，希罗多德提到埃及的文字分两种：圣体文字和俗体文字。这是对于象形文字分类的最早记载，而且已经由埃及学学者们证实了。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希罗多德本人并不懂象形文字。二125就提到他需要翻译给他讲解象形文字的意思。 还是在二36，他最早记载了埃及人行割礼。后来在二104他还说“在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恐怕就是指犹太人——也从埃及人这里学到了这个习惯。今天还在行割礼的民族主要是犹太人和穆斯林。 在二37，他说埃及人不吃蚕豆，祭司甚至连看一眼蚕豆都不能忍受，因为他们认为蚕豆不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派，他们也是不吃蚕豆的。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派和埃及宗教的相似之处远不止这一点，比方他们的衣着、他们对生命轮回的看法等等，都很类似。还有传说讲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呆了很长时间[1]。总之，古埃及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希罗多德对此深信不疑。 在二50，希罗多德说他的研究证明：希腊人的神都是来自异邦人的。他还补充道：“我个人的意见则是，（希腊人的神）大部分是起源于埃及的”。当然，他的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我在介绍祆教时提到的古希腊人对其它民族神话/宗教的附会和误解。但也不排除有真知灼见的地方。比如在二54至二57，他对比了埃及底比斯城的祭司和希腊多多纳的祭司关于同一个神话的两种说法，得出了在我看来十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必在这里详细介绍，想仔细研究者可以去看原书。但是，他在这里的做法，可以说直接启示了现代的神话学研究者们。 （在这段对比埃及/希腊神话的段落里，希罗多德提出了一个后代历史学家非常看重的论断。这个论断虽然和埃及无关，但值得在这里讲讲。就是二53中的这句话：“我认为，赫西奥德和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400年”。一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是研究《荷马史诗》的学者们讨论史诗形成时间的基准。现在古典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结论：荷马此人如果真地存在过的话，生活在前9或8世纪，就是因为这句话。当然，希罗多德似乎不知道赫西奥德生活年代要晚一些。不过有传说讲赫西奥德曾经在歌唱比赛中战胜过荷马，也许他就是因为这个传说才把赫西奥德和荷马当作同时代人吧。） 《历史》第二卷对于埃及动物的描写是很独特的。《历史》其它各卷都不像第二卷这样花大力气来描述动物。也许是因为埃及和希腊的环境差别太大，这里的动物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太奇怪了，所以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吧。 二66中讲到了猫。希罗多德在这里用的语气好象希腊人并不熟悉猫一般。这是可能的，因为猫可能是在埃及最先被驯化，然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古希腊人的诗歌、神话、戏剧等文献中出现了很多动物，但没有猫。中国人传统的“五畜”中也没有猫。就我的阅读来说，先秦、两汉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到猫。“猫”这个字在《尔雅》、《说文解字》中也没有出现过。而且猫不像其它家畜，有或雅或俗多种名称——比如犬/狗、雉/鸡、豕/彘/猪、特/牯/牛、驵/马、羝/羊等。这说明在中文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人还不认识猫。大致要到魏晋南北朝时中文里才出现“猫”字。可能猫是在这时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吧？ 二68到二70讲到了鳄鱼。鳄鱼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奇妙的动物。希罗多德在这里的描写也是非常的生动有趣。我们完全可以确信他亲眼看见过鳄鱼，并且看见过猎人捕鳄鱼的情景，所以才能写得这么传神。他特别提到有一种小鸟为鳄鱼清除嘴中的水蛭，鳄鱼也注意不伤害小鸟，鳄鱼和这种小鸟形成共生关系。这个细节无论如何是向壁虚构不出来的。还值得一提的是，“鳄鱼”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伊奥尼亚人管壁虎叫κροκόδειλος（拉丁化拼法为krokodeilos，英文crocodile的词源），后来就用这个字来称呼他们不认识，但是很像壁虎的鳄鱼了。 不过他在二71写河马的时候就很不仔细了。他对河马的描写——比如蹄子像牛、尾巴像马——几乎可以说是可笑的。按希罗多德的文笔和观察力，这断乎不会是他的疏忽，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真的河马。后来有人考证他对河马的描写是抄自米利都人赫卡泰乌（“记事散文家”的代表人物）的著作。而赫卡泰乌可能也没有亲眼见过河马。 希罗多德对埃及动物的描述中还有一些传说的成分。比如对凤凰（Phoenix）的描写（二73），比如他说在底比斯附近有一种长两只角的小蛇（二74）、在埃及和阿拉伯交界的地方有一种长翅膀会飞的蛇、以及一种专门和这种蛇作战的黑色的鸟（二75、二76）。这些神奇的动物至今无法和任何真实动物挂上钩。 《历史》第二卷L5对埃及风俗的描写中，最重要也是被后人研究、引用最多的是二86到二89这一段讲制作木乃伊的部分。一直到今天的历史、考古学者，对木乃伊制作过程的理解仍然不敢越这一段叙述雷池半步。不过，不管现代人对木乃伊抱有何等奇怪、神秘的看法，希罗多德只认为那是一种处理尸体的方式而已。 二92讲到一种叫lotus的水生花卉，希罗多德认为它是一种百合。今天人们称它为“莲花”。看来这种植物希腊人当时也是不认识的。 在二93中，他对一些生活在海里的鱼类，溯流而上到淡水河中产卵的现象做了非常仔细而正确的观察和判断。在这里他的表现就像一个今天受过严格训练的生物学家。 二95中，他提到埃及人用我们今天的蚊帐来防蚊。由于希腊的气候不像埃及那么潮湿，对于蚊子这种生物希腊人也是不熟悉的。希罗多德甚至说它们可以咬穿亚麻布的衣服。这其实不太可能。也许这是他自己在埃及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之后的一种夸张。 L5中奇怪而有趣的内容还有很多，出于篇幅的考虑我就只写到这里为止了。 ────────── [1] 参见汪子嵩等编著的《希腊哲学史》一卷2编。 5．埃及古代史简介 对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在埃及象形文字于1822年被英年早逝的法国天才学者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破译之前，《历史》卷二的L6一直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当然，从古代以来，学者们对希罗多德的叙述就不是太放心，因为里面有很多内容就算一个对历史没有丝毫研究的人都看得出来是传说，是故事，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但是，也有某些内容，经过后人的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叙述是准确的。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埃及漫长的古代史，为可能不熟悉这方面的网友作点铺垫。 埃及的地理情况很特殊，在紧靠尼罗河两岸的地带，由于河水不断地泛滥、沉积，土地肥沃，适于人的居住。但离开河岸稍远的地方就是沙漠。埃及古文明遗迹大多散布在尼罗河岸边。最初的埃及文明约诞生于距今7000－8000年之前，主要以农业为主，人种和今天北非的人种差不多，也混有南方的黑人和近东的亚洲人的因素。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埃及的统一并不是一件突然发生在纳尔迈身上的事，而是很多代人的努力在他身上最终结出了果实。有人主张在第1王朝之前存在一个“第0王朝”，这是埃及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相应地，他们将“古风时期”称为“前王国时期”。）
第6王朝晚期的君主培比二世（Pepi II）统治了94年，逝世时约100岁。他的年老体衰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腐化，还有剥削社会固有矛盾的大爆发，导致了国家的崩溃。第7至11王朝前半段被称为“第1中间期”（2181－2040 BC）。这一阶段，社会陷入了大动荡。200年不到的时间里，台上的统治者象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埃及重新分裂为南、北两部，互相不断争战。人民不断起义。东北方原来在阿拉伯半岛上游牧的贝都因人（Bedonin，今天仍然是西亚、北非的著名游牧民族）曾一度入侵并占领了尼罗河三角洲。 第11王朝中期的国王孟图霍特普一世（Mentuhotep I）重新统一了埃及，开始了“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王朝后半段和第12王朝，2040－1786 BC）。埃及的首都这时和以后很长时间都是底比斯，直到“托勒密王朝”时才迁至新建立的亚历山大城。文明重新恢复并进一步繁荣。王权更广泛地进入社会各部分。具有道德训诫意义的文学开始出现。在对外政策上，埃及进攻南部的努比亚（即今天的苏丹北部）并将国境推进到“第二瀑布”一带。 好景不长，第12王朝在“第二次贫民奴隶大起义”（第一次发生在第1中间期）的冲击下崩溃，由此开始了“第2中间期”（1786－1570 BC，包括第13至17王朝）。国家再一次分裂，东方又来了一支入侵的民族——希克索人（Hyksos），他们占领了埃及全境并建立了第15、第16王朝（但它们是同时存在的，埃及仍未统一）。希克索人到底是什么民族至今仍有争论，这是埃及学现在的重点之一。 第17王朝的末代国王卡摩斯（Kamose）最终赶走了希克索人，而紧跟而来的第18王朝则开启了 “新王国时期”（1570－1070 BC，包括第18、第19、第20王朝），这段埃及历史上最为辉煌一页也被称为“帝国时期”。埃及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法老就诞生在这个阶段。比如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一世（Tuthmosis I），曾经率军进入叙利亚，与我们在介绍两河流域古代史时提到的米坦尼王国作战，一度将埃及北部的边境推进至幼发拉底河。他还向南进攻努比亚，将南部边境推进到尼罗河“第三瀑布”。而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就是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他向北再次进入叙利亚，和我们前面也提到的西亚强国赫梯作战，并留下了世界上第一份和平协议。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在疆域上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当然，新王国时期现在最著名的法老是阿赫那顿的继承者图坦卡蒙（Tutankhamun）。他的陵墓、发掘陵墓的故事，以及与之相伴的种种传说，现在已经流传得太广了，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新王国时期后面的是所谓“第3中间期”（1070－715 BC，包括第21至第24王朝）。这又是社会大动荡的混乱时期，西北方的利比亚人一度入侵埃及，法老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第3中间期之后是“晚王国时期”（715－343 BC，包括第25至第30王朝）。南方的努比亚人，亚洲的波斯人等先后入侵。希罗多德写《历史》时埃及正处在第27王朝，这时的埃及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最后一代埃及当地出身的法老是第30王朝的尼克坦尼波二世（Nectanebo II）。他之后的第31王朝（波斯人重新夺回了对埃及的控制）、第32王朝（由马其顿人托勒密建立）一般不再视为独立的埃及古代史，而是其它帝国历史的从属部分。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图拉七世从血统上看是马其顿人（也可以说是希腊人），不是埃及人，但她的自杀（30 BC）被视为埃及古代史的终结，因为古埃及文明就此进入了漫漫长夜。 对埃及古代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参考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这里的埃及法老年表。 最后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埃及、尼罗河这样的名称是希腊人的叫法，古埃及人自己并不这么叫。他们称呼自己居住的土地叫凯麦特（Kemet），意思是“黑土地”。他们管尼罗河叫哈皮（Hapi），就是“河”或者“大河”的意思。我们现在叫这里“埃及”（Egypt），是因为孟菲斯城有一个别名叫“普塔（埃及诸神之一）精灵之地”，念作Hatkaptah或Hikuptah。希腊人将它读作Aigyptos。再后来就出现了Egypt。 6．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及历史 前面简单回顾了埃及的历史，下面我们大致看看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及历史是怎样的，距离真正的史实有多少差距。以他叙述的先后为序。 在二99，希罗多德提到的第一位埃及国王叫米恩（Min），其它古希腊学者也有写作美尼斯（Menes）的。据说就是他建立了孟菲斯城并为此城修建了巨大的水利工程。现代学者大多将这位米恩/美尼斯等同于埃及第1王朝的建立者纳尔迈（前面的“调色板”上的那位）。也有人认为他是纳尔迈的儿子，但这部分学者又说第1王朝的建立者不是纳尔迈，而是这位米恩/美尼斯。总之，学者们不管认为这位米恩/美尼斯是谁，都把此人作为第1王朝的建立者。这都是受了希罗多德的影响。其实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发掘出和所谓“米恩/美尼斯”有关的文物。希罗多德也没有说他统一了埃及。这人可能只是传说人物，实际并不存在。 希罗多德说米恩之后，一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一共有330位国王。我数了一下，从第1王朝到希罗多德生活的第27王朝，所有统治者一共大约250位。明白了这个，我们对L6的历史真实性就不要抱太大的信心。下面展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历史记载，倒不如说是民间故事集。 希罗多德说米恩之后的330位国王中，只有一位女王（二100）。这是不对的。埃及人固然和众多古代民族一样是重男轻女的，但他们对皇室血统非常看重，当皇室没有男性继承人或者男性继承人年纪太小的时候，有时就由女性摄政王（通常是前法老的遗孀或者年幼法老的母亲）代理政务，直到合适的时候再把政权交还到男性法老手上。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女性法老（历史上一共出现过4次）。希罗多德这里提到的“唯一”的女王叫尼托克里斯（Nitocris），一般认为她就是第6王朝最后的法老Nitiqret，她是4位女法老中最早的一位。 在二101，他提到一位修建了很多神庙的国王，叫莫伊里斯（Moeris）。这个名字和尼托克里斯一样，太希腊化了，不像是埃及人真正的名字。我还查不出这个莫伊里斯对应的是历史上的哪位法老，可能他只是一个传说人物。 下面这一位很有趣。在二102至二110，希罗多德讲到一位叫塞索斯特里（Sesostris）的国王，并说他极为好战，曾经向北远征一直打到了欧洲的色雷斯，向南进攻了埃塞俄比亚（即努比亚）。从名字上看，埃及第12王朝倒确实前后有3位名字和塞索斯特里很相似的法老：塞诺斯瑞特（Senusret）一世至三世。而且第12王朝处于“中王国时期”的国力顶点。但他们三人都没有进行过如此浩大的远征。很可能民间传说把塞诺斯瑞特和后来“新王国时期”的几位好战的法老，比如图特摩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弄混了。不过就算是后面两位，他们向南的进军固然是没有错的，但向北却没有打到色雷斯那么远的地方哦！ 我想，塞索斯特里曾向北远征欧洲的说法很可能是希罗多德自己的研究结果。因为他提到塞索斯特里有一个习惯：他征服了一个民族之后都要在当地立一块碑。如果对方抵抗得很顽强，就在碑上铭文纪念之；如果对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就在铭文之外再加一个女性符号，以表达他对这个民族的蔑视。于是希罗多德可能根据这个传说，凭着他对象形文字图案的印象（他不懂内容，只有看图案了），在他旅行所及的各地寻找这种传说中的石碑。他说自己在叙利亚和伊奥尼亚发现过这些石碑，还照自己的理解把上面他认为是埃及文字的图案译为希腊文（二106）。可能希罗多德在远至色雷斯的地方都发现了这样一些有图案的碑，于是就断言塞索斯特里到达了色雷斯。 在今天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确实有3块埃及象形文字刻的记功石碑，很可能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他在叙利亚见过的石碑。但这是拉美西斯二世立的，不是塞索斯特里/塞诺斯瑞特的。
王以铸在其中译本的脚注里，将塞索斯特里直接等同于拉美西斯二世，这是不正确的。 塞索斯特里之后的埃及国王，希罗多德说叫费罗斯（Pheros）。其实这是“法老”（Pharaoh）的希腊文音译。这位费罗斯的故事是讲他如何得罪了神，得了眼病，后来他得到一位女孩的帮助，恢复了视力并娶了女孩当王后（二111）。不用说，这是民间故事。 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似乎不知道埃及的统治者就叫法老，他一直用的是“埃及国王”这个说法。 费罗斯之后的国王，据说叫普罗铁乌斯（Proteus）。这也不是埃及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是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神话人物。希罗多德于是花了9节（二112至二120）来讨论荷马史诗和埃及历史的关系。我们则不必在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 在普罗铁乌斯之后，埃及的国王叫兰普西尼图（Rhampsinitus）。希罗多德在二121至二123讲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历史》全书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段落之一。那简直就是一篇早期探险小说的简写版。兰普西尼图非常有钱，他造了一间大仓库来放他的金银。谁知仓库的设计师偷偷留了一个暗门，并在临死时告诉了自己的儿子。于是设计师的儿子毫不犹豫地开始享用国王的财富。兰普西尼图发现财宝变少了，肯定是有贼，但他又不知道贼是如何进来的，于是设下了种种机关，结果每次贼都逃脱了，连国王用公主作诱饵都没有把贼抓住。最后兰普西尼图认为此人太聪明了，于是让贼娶了公主并成为了他的大臣。 兰普西尼图可能是拉美西斯的讹音。“新王国时期”的第19、第20王朝时有很多法老都叫拉美西斯。上面这个古埃及民间文学的经典作品可能是后人对“新王国时期”快乐生活的浪漫回忆。 接下来的三位法老分别叫凯奥普斯（Cheops）、凯弗伦（Chephren）和美凯里诺斯（Mycerinus）。希罗多德说就是他们建造了后来世界闻名的大金字塔群（二124至二135）。对照历史，我们知道大金字塔群是在第4王朝时建造的，这几位的名字和历史上的真名也很接近：Cheops→Khufu（胡夫）；Chephren→Khafra（哈夫拉）；Mycerinus→Menkaura（门考拉）。不过，按时间顺序应该在讲了米恩之后就讲他们，希罗多德把他们放在这里是太晚了。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一段叙述对于后来埃及学有多么重要。因为他在这里对金字塔的描述，可以说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是学术界这方面最权威的版本。历史第二卷被后人研究得最多的部分有两处，一处是前面L5讲木乃伊的地方，另一处就是L6的这里。 首先我们知道希罗多德肯定是仔细研究过金字塔的。他说自己亲自作过测量，对其外形的描述也非常精确，而且提到了地下密室。不过后人最看重的是他记载的金字塔建造过程。比如他说最大的凯奥普斯/胡夫金字塔，动用了10万人，花了30年时间。那10万人每3个月在全体埃及人中轮换一次。那30年中有10年是在修运石料的路。光是给工人做饭买调味品就花了1600塔伦特（41.6吨）白银。具体的建造方法是反复用杠杆把下面的石块一级一级往上面抬升。 连续三个这样浩大的工程，埃及人民当然不堪忍受。希罗多德说埃及人甚至不愿提及建造金字塔的国王的名字。不过这倒不妨碍希罗多德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对于这一段描述的可信度在19世纪后渐渐降低了。除了“外星人”等我不准备讨论的说法之外，考古学，特别是近20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细节。比如当时参与劳动的工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后来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等等。更重要的是，今天人人皆知的狮身人面像，就在金字塔边上，希罗多德居然提都没有提。如果不是《历史》有逸文的话，大概是因为希罗多德觉得那不算什么奇观，于是就不介绍了。 另外，在这一段中希罗多德从来没有说金字塔是奴隶们建造的，他反而强调了所有埃及人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参与者主要是平民百姓。这从考古发现上也得到了证实。 3位建造金字塔的国王中，最后一位美凯里诺斯算得上是好国王，但是他的命运有点像《圣经》中的约伯——行善却没有善报。希罗多德提到的他女儿的悲剧很可能是民间传说。 这3位之后，又是一位无法和历史对上号的：阿希启斯（Asychis），据说他也建造了一座小型的金字塔。 接下来的两位也是传说和史实的混合物。阿希启斯之后是一位叫阿尼西斯（Anysis）的盲人国王。他被一位从埃塞俄比亚（即努比亚）来的萨巴库斯（Sabacus）推翻。后者当了50年埃及国王之后，因为做了一个不祥的梦，便把政权还给阿尼西斯，自己返回了埃塞俄比亚（二137至二140）。这个传说很明显讲的是“晚王国时期”第25王朝。这个王朝就是南方的努比亚人侵入埃及并建立起来的。法老是黑人。所谓萨巴库斯其实就是第25王朝的建立者莎巴卡（Shabaka）。第25王朝延续了60年（716－656 BC），不是这里说的50年；努比亚人是被赶走的，也不是自己退去的。那个得到/失去/重获政权的盲人法老阿尼西斯，则完全是虚构的人物。 接下来的法老希罗多德说叫塞托斯（Sethos），他轻视军人，后来当亚述王萨那查里布（Sanacharibus）进攻埃及的时候，没有军队愿意为他出战。他只好去求神，结果神让一大群老鼠夜里去亚述军队的营帐里，把他们的弓箭全咬坏了。萨那查里布只好退军（二141）。这当然也是传说。塞托斯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肯定是塞提（Seti）的异音。但叫这个名字的两个法老都生活在埃及最强盛的第19王朝，塞提一世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在他们的年代埃及不可能遭到亚述的进攻。这里的塞托斯肯定是搞错了。 不过这里的亚述王萨那查里布倒确有其人，他其实是历史上的亚述王森那切里布（Sennacherib，705－681 BC在位），他是著名的萨尔贡二世的儿子。他想征服的其实并不是埃及，而是犹太人的最后一个独立政权——犹太国。《圣经·旧约》中《列王记下》18章、《历代志下》32章都讲到了当时的犹太王希西家（Hezekiah）抵抗森那切里布[1]侵略的故事。埃及当时还是努比亚人的第25王朝。而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东北方出现亚述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于是埃及人支持犹太人的抵抗。森那切里布发觉之后就直接来讨伐埃及，这才导致埃及和亚述交战，交战地点在今天苏伊士运河北边出口处，当时叫配鲁西昂（Pelusium）。和森那切里布时代相当的埃及法老，是第25王朝的色比库（Shebitku，702－690 BC在位）和塔哈卡（Taharqa，690－664 BC在位）。很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在一场似乎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击败了亚述王，于是就产生了神派老鼠来解救埃及人的传说。 有趣的是，在《圣经·旧约》的前引章节中，犹太人说是他们击败了森那切里布，地点在耶路撒冷城外。也是看上去不可战胜的亚述军，由于犹太王希西家的诚心感动了上帝，上帝在夜晚派神使将亚述军的大部分杀死了。 《历史》和《圣经》在相似的地方讲述了相似的故事，也许埃及人和犹太人的故事都有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总之是由于某种意外，亚述军败退了。埃及和犹太国暂时安全了。 但亚述的反击也是很快的。 让我们回到《历史》第二卷的L6。在所谓的塞托斯之后，希罗多德说埃及被分成了12个部分，由12个王分别统治，最后由一位叫普善美提科的国王重新统一了埃及（二147至二157）。这里的普善美提科（Psammetichus），就是本卷第2项札记中那位做语言学实验的法老。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埃及人称为普善提克一世（Psamtik I，664－610 BC在位），是他最终赶走了努比亚人，并建立起第26王朝。这里提到的所谓“12王共治”其实是第25王朝解体后，埃及各地形成的割据势力。 但普善美提科的成功不是无偿的。他之所以能在12王中脱颖而出并最后一统埃及，主要是因为他依靠了亚述王阿速巴尼帕给他的帮助。第一卷里，吕底亚王巨吉斯“病急乱投医”也是找的这位亚述王。亚述现在乘各国内乱之机安插自己的势力，这就是他们的反击。当然，普善美提科也知道单单依靠亚述人对埃及不安全，于是他也欢迎希腊人来埃及殖民。这件事被希罗多德大张旗鼓地记载了下来（二152、二154），并夸口说是希腊雇佣兵帮助普善美提科打败了其他11个王。这话也许不错，但没有更近、更强大的亚述的支持，普善美提科也不会成功。 这里提到的在普善美提科的时代，希腊人开始在埃及定居，是古希腊历史上一件大事。由于这两个民族从此有了直接的接触，古埃及文明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大规模影响古希腊文明。从天文历法到建筑雕塑，古希腊人从古埃及人那里借鉴了非常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独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古希腊文明慢慢成长，最终在前6－4世纪的古典时代结出硕果。 另外，第一卷里讲游牧民族进攻小亚细亚时提到横行于西亚的斯基泰人曾想进攻埃及。当时的埃及法老就是普善美提科。他给斯基泰人送了一大笔钱，连哄带求地把他们请走了（一105）。 普善美提科之后的埃及国王，希罗多德说叫涅科斯（Necos），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埃及人称他为涅科二世（Necho II，610－595 BC在位）。他想挖一条运河，沟通尼罗河和红海（二158）。这无疑是今天苏伊士运河的前身，如果这条河后来一直存在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挖苏伊士运河了。不过运河还没挖完，涅科斯就意识到这将让东面的敌人更容易地入侵埃及，于是他停止了工程。这条运河最后是由波斯王大流士完成的。在后来漫长的时间中，运河干涸、消失了，现在只有一些遗迹可寻。 希罗多德很简单地说涅科斯后来进攻了叙利亚（二159）。这其实并不简单，而是涅科斯想模仿拉美西斯二世，建立新的埃及帝国。这时亚述帝国已经被新巴比伦王国推翻，西亚正是群龙无首的状态，涅科斯正想乱中取利。他征服的所谓叙利亚，其实就包括犹太人的犹太国的一部分。《圣经·旧约》的《列王记下》23章、《历代志下》35章都记载着涅科斯击败了犹太王约西亚（Josiah），他后来还把犹太王约哈斯（Jehoahaz）作为俘虏带回了埃及。 涅科斯之后的埃及王，希罗多德称为普善米斯（Psammis），埃及人称为普善提克二世（Psamtik II，595－589 BC在位）。在他之后的是阿普里埃（Apries），埃及人称为瓦希布拉（Wahibra，589－567 BC在位）——由于希腊文中没有W的音，所以Apries也算是Wahibra不坏的希腊文音译。他们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业绩。后来，阿普里埃的军队哗变，他派自己的大臣阿玛西斯去谈判，结果阿玛西斯反而被军队拥立为王。拥护阿玛西斯的军队最后和法老阿普里埃的近卫军交战，阿普里埃兵败被俘，阿玛西斯成为新的法老。他是第26王朝最后一位著名法老。 阿玛西斯（Amasis），埃及文的名字是阿摩西斯奈特（Amose-si-Neith，570－526 BC在位）。他在希腊人中声誉很高，他和小亚细亚的几个大的希腊城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一卷里的东地中海五大国同盟中，代表埃及的就是他。希罗多德记载了很多他的故事（二172以下），里面很多可能都是真的，读起来也很有趣。比如因为他是由平民黄袍加身成为国王的，有些人看不起他的出身。于是他把一个黄金的洗脚盆打碎，改铸成一尊小神像。等看到人们很崇拜这尊神像之后，他便告诉大家这神像原本只是洗脚盆，以此说明出身并不重要（二172）。他每天早上热心地处理完事务之后，就开始吊儿郎当地喝酒，有人劝他要有国王的尊严，他却说了番“一张一弛”的道理（二173）。此外还有他是如何鼓励希腊人来埃及殖民的（二178以下）。 在《历史》后面的故事中，我们还会读到和这位阿玛西斯有关的故事。 回到第二卷开始的地方，现在波斯王刚比西斯要来进攻埃及了，而这时的埃及法老就是阿玛西斯。 至此，我已经简要回顾了L6对埃及历史的叙述。应该说希罗多德的记载，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其可信度越高，比如第26王朝几位法老的名字就很正确。但离他的时代越远，则越不可信。 ────────── [1] 中文圣经译为“西拿基立”。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八）三．对《历史》第三卷的评论 1．第三卷概述 按前面的分法，第三卷可以分成3个logoi——L7：刚比西斯征服埃及，刚比西斯之死，波斯帝国的两次政变；L8：大流士的早期统治；L9：萨摩斯事件。但和别处不同的是，第三卷的3个logoi是互相绞缠在一起的。如果用A、B、C来表示L7、L8、L9的话，那么本卷的结构就是：ACABCBCB。这种不断地在不同主题间跳来跳去的讲述方式在《历史》的全部九卷书中非常特别，只此一见。和导言一提到的插话不同，这里的3个logoi都是主题，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当作“插话”或者“脚注”。如果说第二卷是全书最有趣的一卷的话，第三卷就是全书结构最复杂的一卷。当然，这也许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3件事确实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刚比西斯死后波斯帝国的政局动荡是大流士得以上台的直接原因，萨摩斯事件又正好横跨这个交替的时间段，而且此事件和波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如果把L9去掉，本卷的结构就是简单的AB（L7＋L8）。正是因为L9前后三次穿插在L7、L8之间，才出现ACABCBCB的情况。下面将这3个logoi简述如下： L7（三1至三38、三61至三87）：现在，波斯王是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他想征服埃及。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他率军穿越了横亘在西亚和北非之间的干旱少水的阿拉伯沙漠，途径一座叫卡杜提斯（Cadytis，即今天的加沙）的城市，侵入了埃及。当他的军队还在路上的时候，上一卷提到的埃及法老阿玛西斯逝世，即位的法老叫普善美尼托（Psammenitus）。双方在今天苏伊士运河的北出口处配鲁西昂交战，即位仅6个月的普善美尼托战败被俘。刚比西斯随之占领了埃及全境。随后刚比西斯计划了三个后续作战方向：对西北方的迦太基人、对西方的阿蒙人、对南方的埃塞俄比亚人。但是三个征服计划最后都失败了。三个计划中，希罗多德讲得比较详细的是他对埃塞俄比亚人的作战失败过程（三17至三25）。 接下来，事情更加不妙了。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刚比西斯疯了。他先是烧掉了前法老阿玛西斯的木乃伊——这在埃及人和波斯人看来都是渎神的。然后他杀死了一头埃及人崇拜的圣牛。后来又怀疑他的一个兄弟司美尔迪斯（Smerdis）想篡位，于是将其秘密处决。再后来他又想和自己的亲姐妹结婚。希罗多德说这种事波斯人以前闻所未闻。又因为这位姐妹（已是他的妻子）哀悼司美尔迪斯的死，于是将她也杀死了。到最后他开始残酷对待波斯贵族，引起了大家的恐慌。希罗多德认为这种疯狂是他杀死圣牛被神降罪的结果。 这时，在波斯本地，有两位玛戈僧（即祭司）得知司美尔迪斯已死，而两位玛戈僧之一正好也叫司美尔迪斯，于是他们在波斯发动政变，谎称自己就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自立为波斯王。刚比西斯闻讯大怒，马上准备从埃及出兵去讨伐，结果在上马时因为刀鞘开裂，被他自己的刀刺伤。希罗多德很特意地点出他受伤的位置正是刚比西斯原先杀死圣牛时下刀的位置。最后刚比西斯因为伤口感染而死，死前他要求大臣们去平息叛乱。由于几乎没人知道真正的司美尔迪斯已死，而大臣们都认为刚比西斯已经疯了，所以没有人执行他的遗嘱。但不久之后，还是有人开始怀疑玛戈僧。真相进一步明朗之后，一个由7位波斯高级贵族组成的秘密小团体冒险冲入波斯王宫，刺杀了两位冒名顶替的玛戈僧。在一番“波斯未来采取什么政体”的争论之后，7人决定仍采取君主制，并约定了一个让天意来选择刚比西斯继任者的办法：大家一起出城，谁的马先叫就让谁当国王。7人中的大流士通过一点小花招让自己马最先叫，得以被立为波斯王。 L8（三88至119、三126至三138、三150至三160）：现在，大流士当上了波斯王。他把除波斯故地之外的帝国其余部分划分成20个所谓“太守领地”（satrapies），并对它们征税（波斯故地免税）。希罗多德用了9节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领地的税额（三89至三97）。然后他不失时机地介绍起波斯帝国的“四至”。由于波斯帝国的西部边界已经到达了爱琴海东岸，是希腊人自己处于波斯帝国的西面，所以他主要介绍的是波斯帝国东部边界之外的印度人，以及波斯帝国南部边界之外的阿拉伯人。至于波斯帝国北部边界之外的情况，他则明白地承认自己不清楚（三98至三116）。 接下来，大流士处死了一位名叫欧洛伊图斯（Oroetus）的行为不端的波斯贵族。此人的家财包括奴隶被充公。充公的奴隶中有一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腊医生。这位医生是克罗同[1]人，医术很高明，先后治好了大流士王的脚伤和大流士的王后阿托撒的皮肤病，成了宫中的显贵。可是他想回家，不想在波斯待下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逃跑的计划。德摩西迪斯通过阿托撒鼓动大流士进攻希腊，还说自己可以带一些波斯人装作旅游者先去希腊，以便暗地侦察希腊各地的山川险要。大流士出于对德摩西迪斯的信任同意了。结果德摩西迪斯一到南意大利的塔拉斯[2]就逃回了克罗同。随从的波斯人追到克罗同，要求把他交出来，但是被拒绝了，波斯人只好回去。他们是希罗多德认为第一批到希腊的波斯人。 接下来（三150至三160）是大流士镇压巴比伦叛乱的过程。巴比伦的叛乱始于玛戈僧篡位和7人政变的时候。大流士率军围攻了巴比伦城20个月，但依然攻不下来。最后是一位叫佐皮洛斯（Zopyrus）的波斯贵族在自己身上用了“苦肉记”，就像《说岳》里的“王佐断臂”一样，他装成叛逃者进入巴比伦城并骗得了巴比伦人的信任，最后终于攻下了此城。
后来刚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向波吕克拉底请求支援，波吕克拉底给波斯王派去了40条战船，船上都是自己最不信任的萨摩斯公民，还对刚比西斯说这些人不用送回来了。但这40条船的人还是设法回到了萨摩斯并想武力夺回政权，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去请斯巴达人来对付波吕克拉底。同时，科林斯人也参加了斯巴达人对萨摩斯的远征。科林斯和萨摩斯交恶的过程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来讲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4]的故事（三49至三53）。 但是斯巴达和科林斯的联军没能攻下萨摩斯城，于是只好退兵。那40船萨摩斯人也只有到处流亡，最后他们被厄基那人战败，成了奴隶。 刚比西斯发疯的时候，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同时也是控制爱琴海东岸的波斯总督是一个叫欧洛伊图斯的波斯贵族。他设计把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底骗到了萨尔迪斯，将他杀死。对此人的死希罗多德是非常遗憾的（三125）。而这个欧洛伊图斯，也就是L8中那位由于行为不端被新即位的波斯王大流士处死的人，那个高明的医生德摩西迪斯原先就是他的奴隶。 另外，被自己的哥哥波吕克拉底赶出萨摩斯的叙罗松，流落到了埃及。和当时还是平民的大流士有过一面之缘。大流士当上波斯王之后，叙罗松去找他，请他帮助自己恢复在萨摩斯的统治。大流士派自己的大将欧塔涅斯率军陪同叙罗松去萨摩斯。这时统治萨摩斯的是波吕克拉底的大臣迈安多里欧。一开始迈安多里欧准备抵抗波斯人，但是民众不信任他，于是他准备投降，把政权还给叙罗松。当萨摩斯人和波斯人在谈判政权交接的时候，迈安多里欧突然反悔，杀死了波斯谈判代表。于是欧塔涅斯纵兵洗劫了萨摩斯，把几乎已化为焦土的萨摩斯城还给了叙罗松。迈安多里欧逃往斯巴达，想请斯巴达人帮助他打回去，斯巴达人拒绝了他。 ────────── [1] 克罗同即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 [2] 塔拉斯又名塔壬同，即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 [3] “波吕克拉底的戒指”后来成为一则很著名的希腊神话，意即“宿命”。 [4] 佩里安德是“七贤”之一，可参见第一卷第18项札记。 2．刚比西斯征服埃及 刚比西斯为什么要征服埃及？希罗多德对此提出了4个解释（三1至三4），但都是出于个人原因。比如他说埃及法老阿玛西斯送了一个埃及医生给居鲁士。这个医生因为被迫背井离乡而对阿玛西斯怀恨在心，于是设计激怒刚比西斯（三1）——这有点像《史记》把汉朝和匈奴交恶的原因说成是被迫离乡的中行说的挑拨。再比如他说阿玛西斯给居鲁士送去了一个埃及女子。居鲁士对她的喜爱超过了对原来的妻子。于是为自己母亲感到不平的刚比西斯从小就决心要征服埃及（三3）。 这些都不会真正的原因，埃及的富庶无论如何不可能让它自己免于被人垂涎。而且原来东地中海五大国同盟（吕底亚、美地亚、新巴比伦、埃及、斯巴达）的前三个已经被居鲁士解决掉了，刚比西斯自然要着手解决第四个。 刚比西斯即位是在530 BC，他出兵埃及是在526/525 BC。看来此役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
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或者和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结盟，对于埃及的安全有多么重要，埃及人自己当然也清楚。所以阿玛西斯法老才那么努力结交希腊人，鼓励他们来埃及殖民。阿玛西斯征服塞浦路斯岛（二182）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海军实力。另外，阿玛西斯之所以和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结下友谊，就是因为当时的萨摩斯是希腊诸国中海军最强的。至于在L9中讲到的阿玛西斯因为对方太幸运而与之绝交的故事，肯定是个传说。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从后来三44提到波吕克拉底为刚比西斯提供40条船来看，倒可能是波吕克拉底主动中断了和阿玛西斯的友谊，原因当然是波斯人给了他更多的钱。 那么埃及人自己的海军呢？怎么不出战？L7中只讲了波斯人和埃及人的陆战，没有讲海战。原因就是埃及人自己的海军将领也被波斯人诱降了。希罗多德的书中没有提到此事，但大家还记得那位在波斯王宫呆过7年的医生克特西亚写的糟糕的《波斯史》吗？那里面就提到了一位埃及叛变者，不过克特西亚把此人的名字写错了。此人的真实身份在象形文字被破译后得到了澄清。原因是他给自己立的一尊雕像在罗马帝国哈得良皇帝时代就被带到了意大利，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雕像上的铭文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此人名叫乌贾霍雷森（Udjahor-Resnet，或作Wedjahor-Resne）。他原先是短命法老普善美尼托——埃及人称之为普善提克三世（Psamtik III）——的海军统帅，后来投降了刚比西斯，还当上了刚比西斯的大臣和御医。刚比西斯死后他去了波斯。大流士即位数年后他回到了埃及。他的墓在1995年被发现，可以推断他大概死于515 BC。应该说乌贾霍雷森在他的时代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至少从他自己的铭文上看是如此。 既然自己的海军都背叛了埃及，埃及被波斯征服就很自然了。埃及古代史就此进入由波斯人统治的第27王朝（525－404 BC）。 3．三次失败 刚比西斯征服埃及之后想继续征服三个地方：迦太基、阿蒙、埃塞俄比亚。不过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北非最有名的殖民地，刚比西斯既然依靠了腓尼基的海军，当腓尼基人不同意他征服迦太基的时候他也只有放弃这个念头。 去征服阿蒙的5万波斯军队从底比斯出发向西，7天之后到达了一个绿洲，再往后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一般认为他们被沙漠中的风暴吞没了。 刚比西斯向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即努比亚）进军的过程值得多写几句。刚比西斯先派了一些探子，化装成给埃塞俄比亚王进献礼物的使者，去打探那里的情况。埃塞俄比亚王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来意，并故意用两国风俗上的差异揄挪了一番使者们。希罗多德这一段介绍埃塞俄比亚风俗的文字（三17至三24）很是有趣。其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长寿和他们用“透明的石头”（可能是水晶）安放死者遗体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刚比西斯震怒于埃塞俄比亚王的傲慢，于是马上进兵，结果走在半道上粮食吃完了，他只好退兵。不过这次远征也不算毫无收获。从后来希罗多德介绍的大流士王收税的情况看，埃塞俄比亚人虽然不是波斯帝国的臣民，却也需要进贡，数额不算很大。 4．“奸诈”的紫色 刚比西斯在策划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之前，曾经派了一些间谍，化装成使者，向埃塞俄比亚王进献礼物，结果却被埃塞俄比亚王看破并嘲笑了一番。整个故事见三20至三23。波斯王的礼物包括“一件紫色的袍子、一挂黄金项链、一副手镯、一个盛着香膏的雪花石膏匣和一瓮椰子酒”。 所有这些礼物，对于埃塞俄比亚王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而他对这些礼物的评价是：紫袍说明波斯人和波斯人的衣服是“奸诈的”，黄金项链和手镯只是枷锁（因为埃塞俄比亚盛产黄金，那里监狱里的犯人都带着黄金枷锁，青铜在那里反倒是最稀有的），香膏和紫袍一样奸诈，只有在酒这方面，“波斯人是胜过了埃塞俄比亚人的”。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为什么埃塞俄比亚王会认为紫袍代表了“奸诈”。这需要涉及到紫袍中的紫色是怎么来的。 古代人并没有我们现代的化工产品，他们想把衣服染色，只能寻找自然界中的染料。在当时的西方，紫色的染料主要是从一种地中海的海螺里取得的。因为这种海螺里的软体动物能分泌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开始是深红色，凝固后就变成紫色，而且一旦接触了这种液体，怎么洗也洗不掉这种紫色。把这种液体加以提炼，就能得到紫色的染料，然后就可以用这种染料来染织物了。 虽然古代作家时常提到这种海螺，但现代学者们对于它究竟对应于今天的哪种海洋生物仍然有争议。比较主流的意见是一种学名叫Murex brandaris的软体动物。古希腊人管这种动物叫porphura，这就是英文中“purple/紫色”的词源。 而之所以埃塞俄比亚王说紫袍是“奸诈的”，和当时的人们捕捉porphura的方法有关。据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九卷61节记载，捕捉这种海螺需要用一张用柳条编织的大网，网里放上一种海贝，这种海贝一到水里就张开贝壳，等待海螺上钩。一旦porphura来攻击海贝，海贝就闭起贝壳，海螺于是被夹住，成为人类的猎物。也许在直来直去的埃塞俄比亚人看来，这种守株待兔的策略，不怎么光明正大吧。 由于能分泌紫色染料的porphura个子很小，据老普林尼说只有人的手指头那么大。而每一个海螺能提供的液体非常少，所以要大量提炼紫色染料，需要收集许多这种海螺。据说大概需要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所以在当时，制备紫色染料需要长时间的、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其结果就是紫色染料的价格非常昂贵，有时甚至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珍贵。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用这种昂贵的紫色染料染成的衣服，水涨船高地也变成了珍稀商品。在当时地中海的几个文明中，能穿着紫色衣服，就代表着自己的财富和身份非一般人可及。古罗马的元老，其长袍（toga）边缘都有一条紫色的饰带，这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其它等级的人，比如骑士，就无权穿着有紫色饰带的长袍。就这一点上说，刚比西斯送紫袍给埃塞俄比亚王，确实也是下了血本的，只是对方不领情罢了。直到今天，“紫色”在西方文化中仍然有“高贵”、“财富”等等含义。 虽然从porphura中提取紫色染料的方法可能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但希腊－罗马时代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质量最好、价格最高的紫色染料，出自腓尼基人之手。这可能是因为腓尼基人居住的提尔城（Tyre，在今天的黎巴嫩）附近海岸，porphura的数量最多。腓尼基人也是依靠了在紫色染料贸易上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得以成为古代地中海最成功的商业文明。而这种代表了身份的紫色，后世人便称之为“提尔紫/Tyrian Purple”
5．刚比西斯真地发疯了吗？ 从刚比西斯细心地谋划瓦解埃及的海上力量来看，他似乎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但他出兵埃塞俄比亚时却连最基本的后勤问题都没有考虑周全，看来希罗多德说他发了疯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问题是，说他的性格中有鲁莽冲动的一面是可以的，而说到他发疯…… 希罗多德的L7是后人知道刚比西斯发疯的唯一凭据。其它的古代文献都没有提到这个。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叛变的埃及海军将领乌贾霍雷森，他的铭文中根本没有提到此事。而最让人怀疑刚比西斯没有疯的证据，恰恰在希罗多德自己的叙述里。 希罗多德不能算是个很虔诚的人，他身上朦胧出现的“理性”也要求他对宗教抱一种初步的批判精神。但更多的时候，他对宗教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有一个观念他是很遵从的：不要冒犯别的民族的风俗和信仰。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三38说的一个故事——大流士当上了波斯王之后的某一天，他问几个希腊人：要给他们多少钱才能让他们吃掉其父母的尸体。几个希腊人都说无论给多少钱他们也不能这么做。随后大流士又叫来几个印度的卡拉提亚人（这些人的习惯是吃掉双亲尸体的），问他们是否愿意火葬他们的父母。卡拉提亚人也说无论给他们多少钱也不愿意。于是希罗多德得出结论；习惯是万物的主宰。所以他认为像刚比西斯那样不尊重其它民族的宗教习惯、烧掉阿玛西斯的木乃伊、杀死埃及人的圣牛，这种行为只可能是疯子才干得出来。所以后来写刚比西斯之死的时候，他就特意点出伤口的位置和圣牛伤口位置的一致。神是在用刚比西斯的疯狂惩罚他。 正是这个“伤口位置的一致”让我们产生了怀疑。这太巧了，太像道德家们的说教故事了。 更关键的问题：刚比西斯真地亵渎了埃及人的宗教了吗？那位投降波斯的乌贾霍雷森，在他的铭文中提到自己成为了刚比西斯的大臣后，给他介绍了很多埃及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知识，让刚比西斯很好地完成了很多祭祀活动。他还提到自己按埃及人的宗教给刚比西斯起了一个埃及名字——梅苏提拉（Mesuti-Ra）。这是“拉神（埃及人的太阳神）之子”的意思。这个名字已经在埃及象形文字中被发现了。我们知道，刚比西斯和居鲁士以及其他历代波斯王一样，是信祆教的。而祆教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代表物之一就是太阳。所以这个名字是符合波斯人、埃及人双方的信仰的。看来真正的刚比西斯并不是一个以冒犯别国宗教为乐的疯子。他和他父亲居鲁士一样，很注意维护新征服地区的原有宗教。（乌贾霍雷森雕像铭文的英译文见这里。） 另外，确实有一头圣牛在刚比西斯在位期间死于埃及。但这头圣牛的坟墓已经找到并被发掘。从发掘的情况看它在下葬过程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仪式和尊敬，并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说是刚比西斯在疯狂中杀死并被埃及祭司们偷偷埋葬的（三29）。 至于他杀死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的事，见下一项札记的讨论。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但不能证明他发了疯。对兄弟下黑手，英明神武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干过的，即使他当时连太子都不是。 至于刚比西斯和自己的姐妹结婚的事。这种风俗对于波斯人，并不如希罗多德所说是异常、陌生的。因为祆教里有“最近亲婚”[1]的习俗，波斯人对此是允许的。这也不能说明刚比西斯疯了。埃及的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次王室内部兄妹结婚的情况，比如著名的克里奥帕图拉七世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这种“最近亲婚”是原始的母系社会的遗俗，在西亚的其它古代民族，比如埃兰、赫梯都存在过。 那么希罗多德为什么要把刚比西斯写成一个侮辱宗教的疯子呢？这不是他自己的错，错在埃及人那里。埃及被刚比西斯征服之后，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段时期在古埃及历史上被称为第27王朝。希罗多德访问埃及的时间是第27王朝的晚期，这时的埃及人正酝酿着反抗波斯的大起义。舆论中自然充满了对波斯人的愤恨。所以希罗多德就听到了这样有着明显政治含义的故事。最终，在404 BC，埃及人的起义取得了成功，波斯人被赶走，埃及人建立起自己的第28王朝。343 BC，波斯人重新夺回了埃及的统治权，建立起第31王朝。 另外，据一份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埃及纸草文书说，刚比西斯曾经颁布过一条法令，减免了埃及人民向埃及神庙的部分进贡。这样虽然让人民得益，却让祭司们对他大为不满。所以希罗多德访问埃及的时候，听祭司们讲到那么多刚比西斯不尊重埃及宗教的故事，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刚比西斯在埃及的统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一些在两河流域发掘出的当时波斯人的文书我们知道，刚比西斯把大批埃及人变成了奴隶，以至于每个回到家的士兵都带着自己的仆人或女奴。另外，当时在埃及学习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被作为一个奴隶带到了巴比伦。他就是在那里学习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自然，这种对征服地区的劫掠还是不能说明刚比西斯发了疯。 ────────── [1] 最近亲婚，是指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结婚的习俗。祆教教义认为最近亲婚能使灵魂崇高并远离忧愁之苦。现代祆教徒已废止了这个习俗。 6．波斯帝国内乱与贝希斯顿铭文 如果说L7的前半段中关于刚比西斯发疯的故事基本上全是虚构的话，那么L7的后半段，关于波斯帝国内乱、玛戈僧篡位、大流士等7人发动政变的故事，则几乎全是真实的。 本来学者们对这一段叙述的可信度也是很怀疑的。因为抛开克特西亚的《波斯史》一笔糊涂帐不谈，《历史》是唯一可以依据的记载这段波斯历史的古代文献。在没有其它可靠文献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希罗多德本人的叙述又是这样的富有传奇性，充满了密谋和行刺，简直就像是小说，所以对L7后半段也采取一种怀疑态度似乎是最明智的。 这种怀疑在19世纪贝希斯顿崖刻被发现后被彻底清除了。
关于它的存在，历代都有学者偶尔提到，比如那位糊涂的克特西亚，以及罗马帝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塔西陀等。但是它的含义则早已无人知晓，除了崖刻的位置太高，大家看不清之外，主要的原因是铭文中使用的文字已经被人们遗忘。阿拉伯人的传说中，它是萨珊王朝的一位国王雕凿的。1598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在去会见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大帝时经过了这里，他以为这是耶稣和他的12位门徒的雕像。这种误解在西方人中很普遍。1808年，一位法国旅行者看见了它，仍然认为这是耶稣和12门徒的像。 直到1835年，一位叫亨利·劳林森（Henry Rawlinson，1810－1895）的年轻英国军官才第一次尝试解开它的秘密。劳林森是个训练有素的登山家。凭着从山顶上垂下的绳子，他把自己放到了刻着铭文的崖面上。靠着无比的耐心和勇气，他一次一次、一点一点地将部分铭文制成拓片，并着手开始释读。从他日后的回忆看，这次探险绝对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探险之一。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些铭文是用当时的学术界仅知道几个词的古波斯文写的。1837年，他再次来到贝希斯顿，在一个当地男孩的帮助下，继续制作拓片。1838年，他正式宣布已经解决了贝希斯顿铭文和古波斯文问题。这年劳林森还不到30岁。 贝希斯顿铭文的第一句话肯定给了劳林森和当时的古典学术界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惊讶：我，大流士，伟大之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万方之王，叙司塔斯配（Hystaspes）之子，阿善米斯（Arsames）之孙，阿卡门尼德（Achaemenid）王室之一员。
当然，希罗多德的L7不准确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按照贝希斯顿铭文，刚比西斯秘密杀死的那个兄弟叫巴尔迪亚（Bardiya），不叫司美尔迪斯。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传抄的错误。因为Bardiya的头两个字母用希腊文写是Βα，而Smerdis的头两个字母是Σμ，两者很相似。另外，大流士说刚比西斯杀死他是在去讨伐埃及之前，而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说是在埃及被征服之后。自然是大流士的说法更准确一些，对于威胁到自己的王位的人，当然是在出征之前就解决掉比较好，无后顾之忧么！ 按照贝希斯顿铭文，篡位的玛戈僧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高墨达（Gaumâta），而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说有两位，其中一位就叫司美尔迪斯（巴尔迪亚）。自然也是大流士的说法更准确一些。既然是冒名顶替，当然会说自己的名字是巴尔迪亚/司美尔迪斯。本人的名字和被杀者的名字原来就一样，也太巧了吧？至于希罗多德怎么会多出来一个篡位的玛戈僧，从他为这个虚构的人物起的名字就可以知道答案。此人叫帕提泽铁斯（Patizeithes），而古波斯文“总督”叫patikhšayathya。可能篡位者高墨达当过总督。希罗多德又大概老是听波斯人把篡位者的名字和这个词一起说，于是便以为还有一个篡位者，并把这个词作为名字给了他。 还有一点不同值得特别注意。希罗多德说刚比西斯是在疯狂中弄伤了自己，然后伤口感染而死的（三64至三66）。贝希斯顿铭文在谈到刚比西斯之死时则用了“他自己死去”（died his own death）这种奇怪而罕见的说法。对于这种说法的解释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就是刚比西斯“自然死亡”的意思。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他“自杀”的意思。考虑到刚比西斯死时年纪并不大，可能后一种解释比较正确。他死亡的具体时间，按贝希斯顿铭文的记载，是在522 BC的7月。 （另外，大流士的祖先希罗多德在七11介绍他儿子薛西斯的世系时提到了，但希罗多德没有提到（或者他不知道）大流士和刚比西斯是远房堂兄弟的关系。大流士的曾祖父和刚比西斯的曾祖父是亲兄弟。所以大流士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自称也是阿卡门尼德王室的一员是没有错的。波斯王室的血统关系见这里。） 贝希斯顿铭文的内容当然不止记录了大流士自己是怎么当上国王的，还记载了他即位第一年（522/521 BC）中波斯帝国到处发生叛乱，以及他和他的将领们一起平定这些叛乱的情况。《历史》的L8中只提到了巴比伦的叛乱，这里大流士自己则说有8处之多。这些叛乱按时间顺序说来是：埃兰（三次）、巴比伦（两次）、美地亚、亚美尼亚、帕提亚、巴克妥利亚、波斯、阿拉乔西亚（Arachosia，今伊朗东部）。一年之中为何会发生这么多叛乱呢？可能的原因见后文。反正大流士将这些叛乱都平定了，一共抓到了8位叛乱首领。这8个人在贝希斯顿都有自己的雕像，都是在大流士面前反绑着手、弓着腰的形象（参见前面的崖刻照片）。他们的衣着都是本民族的服装，这是后人研究当时亚洲民族的重要资料。
刺杀高墨达的7位密谋者的名字前面一直没有提，这里值得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在贝希斯顿铭文和《历史》L7中的异同，可见下表。要知道，他们都参与了大流士的平叛，而他们的后代大多在波斯帝国后来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特权见三84。
贝希斯顿崖刻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是证实并补充了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话，还不算什么。关键是大流士的铭文是用3种文字写的：古波斯文（这是最早的波斯文字，由大流士创制）、古埃兰文、阿卡德楔形文字。正是因为劳林森成功地把古波斯文的部分释读了出来，才让后人得以继续释读阿卡德楔形文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之后，两河流域大量的泥版文书才不再是天书。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比如巴比伦、苏美尔等才得以重见天日。所以，后人将贝希斯顿铭文和罗塞塔石碑（商博良靠着研究它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并称为考古学最重要的两处发现，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很可惜这篇铭文，以及雕像，没有得到像罗塞塔石碑（今藏大英博物馆）那样好的保护。也许是因为崖刻太大了，所在的位置又是那么险峻，无法切割搬运。反正自发现以来它就在伊朗西部的山区中接受日晒雨淋。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至1950年，还不断有人仿效劳林森，重新给它作了更仔细的拓片。但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不够的。最令人扼腕的是，在二次大战中，驻守在此地的军队居然把崖壁上的雕像当作射击训练的靶子，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在大流士王的雕像的前上方，本来有一个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坐在太阳翼轮上的雕像，此像的面部就被子弹完全毁掉了。 今天，贝希斯顿崖刻仍然在露天中忍受自然的侵蚀。 还有一点要注意，在今天比索顿村附近的悬崖上，不光有波斯帝国时期的雕刻，还有后来的安息王朝、萨珊帝国时期的雕刻。不过它们的重要性远不能和大流士的铭刻相比。 大流士的贝希斯顿铭文的英译文可参见这里。 至于为什么在大流士即位的第一年会发生那么多叛乱。按苏联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作的解释（也是大部分我国学者一贯的观点）来说：由于波斯帝国征服的区域本来就是不稳固的，各地群众对波斯人推行的奴隶制本来就不满，于是高墨达就趁刚比西斯一直滞留在埃及的机会爆发了起义。最明显的证据是希罗多德在三67提到篡位者减免了各地三年的兵役和赋税，各地的人民都很欢迎这一举措。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大流士把高墨达的“起义”（不是“篡位”）镇压下去之后，各地人民当然要起来斗争。不过这不太能解释为什么连波斯本地也在造大流士的反，因为波斯本地一向是免税的。 另一个解释则可能会颠覆以上我所说的一切，以及希罗多德和大流士所写的一切。那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玛戈僧高墨达篡位；那位在刚比西斯远征埃及后自立为波斯王的巴尔迪亚/司美尔迪斯，是真的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兄弟；根本就没有人暗杀他；他自立为王是合法的；大流士等7人刺杀他则是非法的，这7人才是真正的篡位者。因为他们是篡位者，人民才不断地发动反对他们的“叛乱”。够震惊的结论吧？当然，这种解释也有证据。比如为什么大流士比以前的居鲁士、刚比西斯更重视扶植祆教？就是为了借宗教的外衣给自己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还有，他为什么娶居鲁士的女儿、刚比西斯的姐妹（也是其妻子）阿托撒为妻？这也是为了增加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让人民把他也视为居鲁士家族的一员。至于他自称是阿卡门尼德王室的一员，则可能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最明显的证据当然就是这些不断的“叛乱”了。 这种解释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我们要看到，支持它的证据全部是所谓“环境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也就是说，这些都只能说明大流士“可能”干过那些事，但无法确证他“肯定”干过那些事。他扶植祆教也许只是因为他虔诚。他娶阿托撒也许只是因为喜欢她。他的家谱怎么见得就是假的呢？另外，从贝希斯顿崖刻所在的位置来看，很明显，大流士刻它们不是给他的人民看的，而是给天上的神灵看的。他自己是那么重视祆教的一个人，而祆教将说谎视为最大的罪恶之一。很难相信大流士竟然敢对神说谎，否则此人的城府之深可谓历史上无人可及。总之，在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之前，这种解释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基础上。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九）7．“玛戈僧”问题 篡位者高墨达是位玛戈僧。“玛戈僧”这个词在大流士的贝希斯顿铭文中写作“Magus”，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写作“Magos”（复数形式为Magoi）。希罗多德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以及占梦（一107）；在波斯，任何没有玛戈僧参与的祭祀仪式都是非法的（一132）。另外，希罗多德还说他们是美地亚的一个部落（一101，这里王以铸译为“玛果伊人”，而在其它地方他译为“玛哥斯僧”，这样一来就失掉了原文中这两个词的联系）。 不过我们很有理由认为“玛戈僧/Magoi”并不是一个部落，希罗多德搞错了。玛戈僧其实是像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那样的一个独立于社会、世袭的僧侣阶层。美地亚和波斯都是信仰祆教的，所以玛戈僧就是祆教的僧侣/祭司阶层，相当于印度教的婆罗门。可能他们原先集中在美地亚活动，而且人数很多，以至于希罗多德以为他们是美地亚的一个部落。波斯征服美地亚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波斯宫廷，为新的统治者服务。可能波斯统治者对他们不如他们在美地亚受到的礼遇那么好，于是就发生了高墨达篡位事件。 但在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却没有提到“玛戈僧”这个名称。考虑到《阿维斯陀》成书于7世纪，这时的祆教组织已和前6世纪有了很大不同，这一点遗漏不难理解。 玛戈僧/Magoi在后来的西方文明中更为人所知的写法是Magi。这是《圣经》中犹太人的叫法。在有名的耶稣降生时受到三位从东方来的“博士”朝拜的故事（来源于《马太福音》第2章）中，“博士”这个词翻译的就是“Magoi/Magi”。和婆罗门垄断印度教的教育权一样，玛戈僧也垄断着祆教的教育权。所以在西亚地区的普通民众看来，“玛戈僧/Magi”就是“学者”、“博士”的意思。另外，由于巴比伦的天文学、占星术等知识在整个西方古代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学习这种知识的“玛戈僧/Magi”又多了一个“占星术士”的含义。基督教的“三博士朝拜”的故事（后来的传说中不知怎么地“博士”变成了“王”，故事也就成了“三王朝拜”）中，博士们就是靠占星找到救世主降生的地点的。这当然是犹太人的想象之词，因为真正的祆教玛戈僧是不太热衷于占星的，他们研究天文主要是为了修订历法。不过，Magi这个词因为这个故事，从基督教诞生起在西方就有了“神秘主义者”的意思。就此说来，《圣经》中的Magi也许翻成“巫师”要比翻成“博士”要好。当然，这也是出于对祆教的误解，因为祆教是禁止行巫的。到了中世纪，炼金术大行其道，而祆教教主查拉图斯特拉又是西方传说中最伟大的炼金术士（这还是误解，查拉图斯特拉根本不会炼金术），所以西方文明中Magi现在又有了“炼金术士”、“使用魔法的人”的意思。到最后，Magi终于以Magic（巫术、魔法、魔术）、Magician（巫师、魔法师、魔术师）的形式定格于现代西方文明之中，和它的本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8．政体问题 当大流士等7人刺杀玛戈僧高墨达之后，发生了一场最让人难以相信的辩论（三80至三82）。这一段也是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们在《历史》中最看重的段落之一。希罗多德本人也知道这个故事对于听众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于是特别声明这个故事“毫无疑问”是真的。但我们仍然不能将它视为史实，最多只能将它看成一种野史。不过，就算这场辩论是假的，由于它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仍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7位同谋者讨论的问题是：篡位者被杀死之后，波斯现在应该建立怎样的政体？ 7人之一的欧塔涅斯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体。他认为刚比西斯的“疯狂”和玛戈僧高墨达的篡权最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独裁有多么坏。而即使是一个善良的人，当他掌握了全部权力之后，也会开始胡作非为的。所以应该让全体人民都分享权力。 另一位同谋者美伽巴佐斯则认为应该采取精英统治。在个人独裁的坏处上，他同意欧塔涅斯，但把权力交给群众，他不同意。因为他认为群众是容易冲动的、盲目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不比掌握在一个独裁者手中对于国家更好。所以他认为应该由一些优秀的、有道德的人来共同管理国家。考虑到当时只有贵族有条件受教育，美伽巴佐斯的观点其实就是应该由贵族来统治。 最后，大流士发言说应该继续保留王制。他认为民主制度最后必然导致党争，党争的结果只会是一个派别得势，一个派别失势。得势的一派必然建立自己的特权，这其实就是贵族统治。而贵族统治也不能持久，因为必然有人想超越和他共同掌权的其他贵族，想成为领导者。这样最后总会出现一个胜利者，让所有人都服从他的权威。他其实就成了国王。既然不管怎么做最后还是会出现王制，倒不如一开始就保留王制。至于独裁的坏处，他认为只要适当地选择国王，独裁的坏处是可以避免的。而让一个最优秀的人统治，本来就是最好的制度。 7人中最后有4人同意了大流士的观点（希罗多德没有说是哪4人），所以波斯就继续实行王制了。 关于民主之治、贵族统治（学术上正式的叫法是“寡头之治”，“寡头”即“少数人”的意思）、个人统治这三种制度的高下之分，是前5世纪在雅典很流行的学术争论。希罗多德这个“毫无疑问”的故事，其实是他自己借波斯人的口，将当时雅典学术圈子里三派的观点概述了一遍。希罗多德本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个人统治的观点在这里最后占上风不代表他本人的倾向，因为谁都知道波斯是一直实行王制的。希罗多德既然借了波斯人的口，就不得不让王制最后得胜。 在此有必要概述一下古希腊的社会发展过程，梳理一下古希腊人的政治观点。因为直到今天，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仍然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政治学说仍然是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观点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古罗马的政治观和《历史》无关，这里不打算多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现代西方人从古罗马政治观中学到的最精华部分的话，那就是“法治”。同样地，古希腊政治观对现代西方人影响最深的一个词就是“民主”。不过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看来，“民主”并不像今天这样似乎是天经地义正确的。民主、寡头、王制对他们而言是各有利弊的，不存在本质上的优劣之分，这一点在看下面的概述的时候请特别注意。 古希腊的政治体制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对于讨论《历史》，前三个时期比较重要，最后一个时期因为远在希罗多德逝世之后，所以我将一笔带过。 1．“荷马”时期 “荷马”时期，即前9到8世纪，也就是传说中盲诗人荷马生活的年代，《荷马史诗》形成的时间。虽然古希腊地域内的文明遗址（比如考古发现的米诺斯、迈锡尼诸文明）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但考察古希腊政治体制只能从“荷马”时期开始算。因为古希腊四大民族之一的Dorian族[1]在前11世纪左右进入希腊的时候，毁灭了米诺斯、迈锡尼等文明。“多利斯人入侵”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形态有巨大的不同，多利斯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后来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几个重要的方面。 多利斯人的社会是典型的所谓“军事民主制”。“军事民主制”是原始社会晚期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出于经常性的掠夺的需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2]。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氏族公社的领导者平时是“王”（希腊文作Basileus），战时就是统帅。在“军事民主制”的早期阶段，除了在战场上担负领导责任外，“王”在平时并无太多特殊的权力，不占有大量的财物，不能独断专行，甚至职位也不能世袭（新王是由全体公民选出来的，一般是战功最多的人）。氏族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男性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不过这种大会只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最多的情况是战争问题）时才召开。公社的日常行政权力由“王”和氏族中各大家族的长老共同参加的长老议事会掌握。 关于“军事民主制”，可以参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多利斯人的“军事民主制”我们可以通过《荷马史诗》窥见一斑。关于公民大会的情况，可以参考《伊里昂纪》二卷中描写阿伽门农王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兵勇们（也有译文作“民众们”）集队进入自己的位置/大地悲鸣轰响，和伴着笼罩全场的杂喧。九位使者/高声呼喊，忙着维持秩序，要人们停止/喧闹，静听宙斯钟爱的王者训告。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迫使兵勇们屈腿下坐/停止了喧嚣。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站立起来/手握权杖……”（《伊里昂纪》二卷95行以下）。在这种公民大会上，所有与会者都有权发言。比如这里由阿伽门农王召开的会议上，就有一个叫塞耳西忒斯的普通士兵发了言。 长老议事会的典型场景，可以参考《伊里昂纪》一卷中希腊联军首领参加的会议，以及《奥德修记》二卷中在伊萨卡城召开的会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代他父王开会时场景：“他在父亲的位子就座，长老们退步让他走过/壮士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发话，一位/躬背的长者，见过的事情多得难以数说”（《奥德修记》二卷12行以下）。这种会议普通大众一般不参加，即使参加也只能列席，不能发言。发言者主要是各家族的长老。不过，除长老之外，有时屡有战功的勇士也有权发言（特别是讨论军事问题时）。比如在《伊里昂纪》卷一的希腊联军将领的会议中，联军中最善战的英雄阿基琉斯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在这里并不如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氏族公社的阶段，“王”在召开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伊里昂纪》卷一、卷二的两次会议上，阿基琉斯和塞耳西忒斯就先后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 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军事民主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王”越来越象我们熟悉的样子了。还是在《伊里昂纪》卷一的那次会议上，祭司卡尔卡斯说出了让阿伽门农王难堪的话，阿伽门农王就当众辱骂了他。而且史诗作者也没有漏过阿伽门农王生活的奢华。贫富差距已经抬头，这标志着社会集权已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荷马史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军事民主制”正在瓦解中的真实画面。 总之，“军事民主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方手中。这三者对古希腊城邦后来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2．古风时期 “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原来是指前7世纪早期到前6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殊风格。这里拿来借指“荷马时期”和古典时期之间的时代。这段时期由于希腊各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人物——“僭主”又被人称为“僭主时期”。我们前面已经认识了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两位僭主。那么什么是“僭主”呢？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僭主”其实是中国学术界为了翻译希腊文Tyrannos（英文Tyrant/“暴君”的词源。）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对这个名称的研究是古希腊历史中甚为关键而复杂的一点。前面我们知道，希腊各地区在“荷马”时期的主要政体还是“军事民主制”。而古风时期的小亚细亚已逐渐出现一些君主制国家。受它们的影响，当时希腊最富庶的爱琴海东岸伊奥尼亚一带也有一些强力人物开始打破传统，建立起父死子继的个人（家族）统治。Tyrannos一词可能就是借自小亚细亚的语言，原意是指未经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者的人，译成“僭主”就体现了这层意思。可以说，同前面“军事民主制”中的“王”（Basileus）比较起来，“僭主”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王”、“君主”。 “僭主”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个贬义词，是和“独裁者”、“暴君”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人眼中，Tyrannos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好的僭主还能得到民众忠诚地拥戴。比如公认的“七贤”中，就有皮塔库斯、佩里安德两位僭主。他们两人可以被视为早期僭主的典型。他们应该说都是“贤君”而不是“暴君”，否则他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选入“七贤”的。 这些早期僭主，虽然取消了原来的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把所有的权力集于自己一身，实行个人的统治，但他们本身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繁荣就是早期僭主们一手缔造出来的。应该说，当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个人统治往往比原始的民主制更有效率，特别是当僭主有能力又懂得自制的时候。很多原来在“军事民主制”下议而不决的事，现在就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这是几位早期僭主比较得民心的原因。这也是对雅典民主制度大加赞赏的希罗多德，会对身为僭主的波吕克拉底之死感到遗憾的原因。 但是希腊社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僭主制能承受的阶段，后期僭主也鲜有能克己守法的，“军事民主制”在民众心中还有影响，民众要求取消个人（家族）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后期僭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采取武力镇压和践踏公民权的做法。所以虽然僭主制在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社会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但后期僭主几乎全是很不得人心的。“僭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就变成“暴君”的意思了。前5世纪的希腊舆论中充满了对僭主的仇视。希罗多德记载的关于佩里安德的几个故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柏拉图就坚决地将佩里安德从“七贤”中除名，换上别人。象他这样做的学者在当时和以后绝不在少数。从此“僭主”就成了贬义词。（由于《历史》谈论僭主最多的部分在第五卷，我将在评论第五卷时给大家描绘一幅“僭主群像”，这里仅仅是粗略地归纳一下僭主制度的兴衰过程。） 出于对后期僭主的痛恨，古典时代希腊最出色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虽然一个实行民主制，一个实行寡头制，彼此不和，但在反对僭主上他们是一致的。这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反对个人专制当作一个不可触动的原则。 应该说僭主制在古希腊遇到的问题——“创业之君贤明，守业之君昏庸”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常见。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就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只有希腊人这么极力地从根本上反对僭主制呢？这里就要涉及到“非专制政治制度”（指非个人统治的制度，包括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所以能成立的条件。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总结，认为“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基础[3]。因为在古代，任何“非专制政治制度”只能通过每个公民都参与的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实现。不管是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还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构建其理想的城邦时都强调城邦的公民人数不能太多。吕库古把全斯巴达的地分成9000块给予全体公民，并下令此数不得增减[4]，很明显这就是他心中的斯巴达公民的理想人数。柏拉图在《法律篇》五卷737E给他的理想城邦定出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26b1－25明确提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数下限是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是保证公民间相互熟悉。 只有“小国寡民”才能保证公民之间互相熟悉、互相了解政见，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直接民主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利益集团的分歧往往巨大，一个地域的人对另一个地域的人了解甚少，对其政见的理解更是谈不上。直接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古代，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而希腊，正是由于其自然环境缺乏广阔的平原（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或者大的河流造成的大片可耕地（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其最主要的政治地理是多山而且相对贫瘠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小块殖民地，所以天生具备形成“小国寡民”的条件。这也就是两种“非专制政治制度”分别被希腊最有名的两个城邦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权力机构的三个元素：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中，第一个元素在僭主们的推动下开始了膨胀。当这个元素限于希腊的自然条件式微之后，另两个元素分别开始在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有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千年不遇的对手。 3．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前5到4世纪）的希腊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寡头制和民主制交相辉映。其中前者的代表是斯巴达，后者的代表是雅典。 斯巴达的政体简单得惊人：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的28位60岁以上的gerontes/“元老”（终身职），再加上两位世袭的“王”（除军事领导权之外几乎没有特权）组成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另外还由公民大会选出5位ephoroi/“监察官”，组成“监察院”，负责平时的政策施行和监督。由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经济、娱乐等内容，所以这样精干的机构也就够用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制”中的第二个元素——长老议事会膨胀到了极点的典型。 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般人的脑海中恐怕首先浮现出来的词就是“闭关锁国”。不错，斯巴达的闭关锁国确实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货币是铁的，除了在斯巴达别处无法流通，所以没有商贩、教师到斯巴达来，这也就断绝了他们跟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将军在外任职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以免被外界文化侵染。率军最后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莱山德（Lysander）因为把很多金银运回来反而遭到国内的怨言，说他感染了腐化的生活习惯[5]。 之所以这么闭关锁国，除了下面要讲的军事上的需要之外，我认为是和“元老院”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成员的年纪较大，“元老院”对于新生事物抱比较保守的观点并不奇怪。久而久之，对惯例的遵循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身上也有相当的体现。 斯巴达人的保守也许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多利斯族，即前12世纪入侵希腊的征服者的后裔。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量的被征服的原有居民——所谓“边区居民”，这些人大致仍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斯巴达公民权，作战时一般组成支援部队；地位比“边区居民”还低的是“黑劳士”（Helots），他们就是国家奴隶[6]。斯巴达人和被征服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历史上“黑劳士”曾多次爆发起义。所以要保持自己军事上的优势，斯巴达人就必须严格地摒弃物质享受，生活上注重简单实用，实行一种彻底的军事化的生活。在斯巴达人看来，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唯一的事业就是作战；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以军事为核心的；他们的一生就是在作战或者准备作战。这种事情想想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制度居然延续了几百年。斯巴达人也知道自己的生活在其他希腊人看来是非常奇异的，于是他们就主动地选择了保守的寡头制和“闭关锁国”。 但这并不等于说斯巴达人在文化上没有一点贡献。早在前7世纪，希腊的诗歌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吕底亚人阿尔克曼（Alcman）就在斯巴达常住。他写的合唱歌一直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这为斯巴达的少女合唱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饮誉全希腊打下了根基。而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阿提卡人提尔泰欧斯（Tyrtaeus）因为写出了能激励士气的战歌，被授予斯巴达公民权，虽然他并不是多立斯族。这就很不“闭关锁国”吧？在古典时代之前，斯巴达的手工艺品诸如纺织物也是全希腊闻名的。普鲁塔克曾记载斯巴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当时也以实用著称[7]。只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成长起来之后，相形之下斯巴达才显得很落后。至于铁币，它曾经一度通行于希腊，也是货币发展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环。只是当金银币出现之后，保守的斯巴达人仍不愿将之废除才显得十分奇怪。 其实，很多古希腊作家经常在其著作中向读者说明斯巴达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闭关锁国。由于他们在军事上的强大，一般的城邦之间有了纠纷往往找斯巴达人调解。比如L9的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就两次去找斯巴达人求援。再比如《平行列传·梭伦传》10节提到：当雅典人和麦加拉人争夺对萨拉米岛的控制权时，前来居间仲裁的是5个斯巴达人（可能就是斯巴达的那5位“监察官”）。后来抵抗波斯人入侵时，历次希腊联军的主帅都是斯巴达人担任的。萨拉米海战之前，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因为没有得到允许就发言，联军主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拿起手杖就准备打他[8]。由此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军事在希腊诸城邦中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闭关锁国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并不是全然不和外界来往。 而且由于他们的保守，一些淳朴的生活习惯被保持了下来（如前面莱山德的例子）。当时很多希腊人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最著名的将军客蒙（Cimon），以及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Xenophon）。事实上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西方知识界对斯巴达人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比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吕库古传》中，就对传说中斯巴达政体的建立者吕库古极尽赞美之词。“……整个城邦（斯巴达）都浸入了对智慧的热爱。他（吕库古）的声名理所当然地超越了所有那些曾经在希腊人当中创建政体的人物”。普鲁塔克显然认为斯巴达的吕库古比雅典的梭伦还要伟大。 雅典政治制度的演变则比斯巴达复杂得多。雅典人是伊奥尼亚族，他们来到希腊要比多立斯族早得多，而且没有被多利斯人直接征服，他们的政治发展是比较连贯的。最早的时候雅典也有“王”。传说中的英雄忒修斯就是雅典王。王政结束之后，雅典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梭伦的立法。梭伦立法的主要倾向是调和贵族与平民之间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动荡[9]，但他允许平民参政已经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开了先河。再后来雅典也出现了僭主。雅典的第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527 BC）虽然将梭伦的立法推翻，自立为僭主，但实际上仍延续了梭伦改革的路线，继续调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他本人也注意扶植经济和鼓励文化，对雅典后来的繁荣做出了奠基的贡献。不过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后期僭主的通病在这个人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人民开始不断举行推翻僭主的起义。511 BC，希庇亚斯的统治被推翻。随之就出现了雅典究竟是应该建立寡头制还是民主制的争论。《历史》中描写的希波战争时期正好是雅典处在“政治十字路口”上的时候，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双方暂时放下了彼此的不和，开始合作拯救雅典。后面我们将看到在马拉松击败大流士前锋的米泰亚德（Miltiades）、在萨拉米海战中击败薛西斯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就分别是寡头派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波斯人被赶走之后，双方的斗争以更为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暗杀和诬告等政治角斗术中最为人不齿的招数也使出来了。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民主派得到了胜利，雅典在前5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力克利（Pericles，495?－430 BC）是雅典民主政治最杰出的代表人。他治下的雅典的确是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已不在《历史》叙述的范围之内，而且有关雅典民主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了，我不用多介绍什么，只简单提一下雅典民主制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官员；官员是无薪的；官员的任期是一年；公民被选为担任主要官员时，是抽签决定职务的。很明显，这是“军事民主制”中的公民大会膨胀到极点的典型。 和前面为斯巴达的寡头制辩护一样，我在这里也要指出对雅典民主制的几点批评。 最有名的批评是比伯力克利晚一辈的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他经常批评公民抽签担任官员的做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经常举例说你出海要找最好的水手，治病要找最好的医生，但怎么在管理城邦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会靠抽签来任命官员呢？照苏格拉底看来，官员需要有优秀的素质，需要“德”，而“德”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发展到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就有了《国家篇》中“哲学王”的提法——最优秀的人经过培养，就可以成为哲学家，就可以称王。这岂不是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大流士在三82中的主张了吗？在雅典民主制的氛围中，柏拉图提出这种明显反对民主制的学说，源于他对民主制太失望了。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对民主制大发议论而被处死的。柏拉图对民主制的不满导致他几乎要拥抱民主制的反面——王制了。虽然他强烈蔑视“坏的王”——僭主，但他寄希望于“好的王”。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矛盾。不理解他对当时的雅典民主制有多么失望，就不能理解他的这个矛盾有多么不得已。 当然，在一些现代的西方民主制拥护者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批评是不能接受的。比如美国学者温斯派尔（Winspear）和席维伯格（Silverberg）在1939年就写过《苏格拉底是谁》一书，大骂苏格拉底从事的是反对雅典的阴谋，他被处死是罪有应得。再比如曾经在国内很流行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把柏拉图写成了他所痛斥的共产主义的教父。只可惜不管他怎么批评，柏拉图还是柏拉图，波普只是波普。1000年之后还会有人读柏拉图的书（正如过去的2300年中一样），100年之后还会不会有人读波普的书则很难说。这些学者的派性太强烈了，强烈到了失去自控的地步。 在古代，另一个批评民主制的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齐名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语道破了被后世人视作“希腊黄金时代”的伯力克利时代的实质：“……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而每个人都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10]。确实，雅典民主制之所以在伯力克利之后迅速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主要原因就是后来的民主派首领越来越不是在“领导”群众，而是在随波逐流，任意地附和一些没有远见的政策。还有一些野心家打着民主的旗号，靠着如簧之舌和用一点小恩小惠来“笼络群众”，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伯力克利的后继者克莱翁，以及希腊历史上最著名的野心家亚西比亚德。群众的热情，如果得到好的引导，就会迸发出绝大的进步力量；如果得到坏的引导，也会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破坏狂潮。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 就这个意义上说，《历史》L7中美伽巴佐斯和大流士对民主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很多古代作家，比如写《平行列传》（又名《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普鲁塔克，甚至包括希罗多德自己，对雅典民主制都有过批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寡头制和民主制之间一直没有定论谁好谁坏。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又造成了文化的裂层。古希腊文明渐渐被人遗忘。西方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直到这时，雅典才因其出色的文化贡献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掩盖了斯巴达。在政治思想领域，本来是由新教的兴起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这时正好引雅典的民主制为外援。民主制也就在这时开始被神化。直到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完成，民主制的神化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我自己看来，民主制肯定比寡头制要好，但也不是完美得无可挑剔，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什么问题仿佛一“民主”就万事大吉了，被神化到不允许别人批评更是没有必要。民主制本身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前面说过的“小国寡民”是一个条件，现代社会中实现民主制的条件则是公民的素质要足够高，否则像“文革”那样的全面混乱就是前车之鉴。 由于雅典的民主制鼓励公民的个人发展，所以雅典在伯力克利的领导下最终走上了向外扩张、建立“雅典帝国”的道路，这和斯巴达的保守路线必定不能相容，于是就爆发了前后长达27年（431－404 BC）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此战之后，寡头制的斯巴达和民主制的雅典两败俱伤，只有等待马其顿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民主和寡头居然真地被王制取代了。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希腊进入了“希腊化时代”，这一阶段希腊人在政治思想上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这里就不详述其内容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对希罗多德在那场虚拟的波斯人之间的辩论中包含了多少当时和以后政治学说的要点，预见了多少后来真实发生的政治变革而惊讶。不要忘记，曾经是共和国的古罗马最后也变成了“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皇帝”。 ────────── [1] 可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2] 转引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61页。 [3] 参见《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0页。 [4] 参见《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第六卷第5项札记。 [5] 《平行列传·莱山德传》17节。 [6] 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对斯巴达人，包括其控制地区内的所有人民，按照地区名统称为“拉栖底梦人/Lacedaemon”，但有时这个词也和“斯巴达人”混用。 [7] 《平行列传·吕库古传》9节。 [8] 《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1节。 [9] 参见第五卷第6项札记。 [10]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6章，150页。 9．大流士的波斯帝国 希罗多德在L8中介绍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20个“太守领地”的部分是后人研究波斯帝国的重要资料，而且这份资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很可能希罗多德当时是照着波斯官方的材料直接抄下来的。因为在贝希斯顿铭文被破译之后，后来陆续发现的大流士王、薛西斯王的铭文中，关于帝国疆域的描述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大同小异。而他对各“太守领地”的税额的记载，也是研究当时各地经济情况的重要资料。按照希罗多德在三81至三94的介绍，我列出了下面的表格。这些地区的大体位置可以参见左下角的地图。
希罗多德在三89说，将帝国划分区域并确定各地税额的做法，是大流士的首创。他还说波斯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他总是为人民考虑），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因为他严苛而傲慢），把大流士称为“商人”（因为他贪图小利）。 这个略带讽刺的外号，其实代表了大流士的成就。希罗多德自己生活在城邦林立、彼此争斗不休、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希腊，他不理解确定税额是经济上统一全国的必要步骤。大流士管理的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领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民族众多，语言、宗教、习俗各异。如何有效地将中央政府的命令传达至各地、如何促进帝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都是大流士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民族政策上，大流士延续了居鲁士、刚比西斯时期的宽松。他本人是严格的祆教徒，但仍然支持犹太人重建犹太教圣殿[2]。 总之，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大流士可以说是波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前面还提到他为波斯人创造了第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历史功绩甚至超过了居鲁士。
────────── [1] 参见第七卷第7项札记。 [2] 参见《圣经·旧约》的《以斯拉记》6章，中文圣经将他的名字译为“大利乌”。 10．阿拉伯和印度 关于第三卷，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周边区域，特别是对阿拉伯人的风俗（三8、三107至三113）、对印度人的风俗（三98至三106）的介绍。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对这两个民族的描述，都是十分珍贵的。不过珍贵归珍贵，真实却难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第二卷介绍埃及时的情况，传说和误会交织在一起。希罗多德大概没有亲身去过这两个地方，他记载的故事都是当时各地的市井传闻，我们也就不要太在意里面的真实性。 比如他说在印度东面是一片沙漠，无人居住（三98）。这沙漠具体指哪里现在仍有争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前5世纪的希腊、西亚、中亚的人民，对于当时处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是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再比如他说阿拉伯有一种长翅膀的蛇（第二卷中提过），还说这种蛇必须咬死母蛇才能出生等等，我们对此也只有苦笑了。 不过他的记载中也有一些原来认为荒诞不经的内容，后来被证实确实有事实根据。比如这里在介绍印度的时候，他提到印度有一种“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它们专门在沙漠中打洞，而它们刨出的砂子中含有金子，所以印度人就经常收集它们挖出的砂子，然后再提炼成纯金（三102至三105）。 “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可能吗？胡说吧？ 1996年1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上登出了一则新闻《Himalayas Offer Clue to Legend of Gold-Digging 'Ants'》。一位法国民族学学者宣布他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真实的一面，原来所谓的“大蚂蚁”，其实是一种在喜玛拉雅山区中生活的土拨鼠。土拨鼠的习性就是喜欢在地下打洞，而当地的地层富含金矿，所以它们所做的就是代替了人类的矿工。直到今天，当地还有人像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去收集土拨鼠挖出的泥土以提炼黄金。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四．对《历史》第四卷的评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古典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的风潮，即认为古人，特别是古希腊人的记载大多是夸张的，不可靠的，因为他们没有现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科学的”、“精密的”研究态度和方法。“疑古”风潮攻击的最猛烈的就是希罗多德。他的很多记载被认为是“夸张”、“轻信”的典型例子。而“疑古”派攻击的最多的是就是第四卷，因为第四卷是全书九卷中讨论地理问题最多的一卷，挑刺也最容易。 1．第四卷概述 第四卷的主要内容是波斯王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可以被分成3个logoi。L10：对斯基泰人的起源、居住地域和习俗的介绍；L11：大流士的远征；L12：波斯征服今天北非的利比亚。现分别简述如下： L10（四1至四82）：斯基泰人是居住在今天乌克兰的一个著名的游牧民族，他们曾在第一卷中对西亚的美地亚王国的进攻、统治西亚28年、最后被美地亚王克亚克萨里赶走。希罗多德在本卷中对他们的介绍便以他们回到斯基泰地区为开始。随后他介绍了4个关于斯基泰人起源的传说（四5至四16），这4个传说的真实性参差不齐。接下来他介绍了斯基泰地区地理情况和居住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四17至四35）。然后，他喜欢“插话”的习惯再一次显现。从四36到四45，他用了10节的篇幅来讨论当时希腊人所知的世界三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比亚（即后来的非洲，“阿非利加”这个名称得名于罗马人）中，到底哪个洲面积最大的问题。回到主题上，从四47至四57，他重点介绍了斯基泰地区的几条大河。最后，从四58到四82，他转而介绍斯基泰人的风俗。其中他用了两个故事（四76至四77、四78至四80）来说明斯基泰人对外来风俗的排斥态度。 L11（四83至四144）：大流士现在准备征服斯基泰人。他选择的路线是从波斯出发向西北、经过卡帕多启亚（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和吕底亚、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再向西北穿过色雷斯、渡过伊斯特河（今天的多瑙河）、最后转向东北方，开始对斯基泰人的进攻。由于大流士要渡过黑海，这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简述了黑海的大小（四85至四86）。然后是一段大流士在色雷斯境内作战情况的简述，这又给了希罗多德介绍色雷斯各民族风俗的机会（四89至96）。接下来，大流士渡过了伊斯特河之后，本来想把架在河上的桥拆掉，但他听从了一个伊奥尼亚人的建议，决定留下这桥作为退路，并让从伊奥尼亚来的希腊僭主们率领希腊军队守卫它。大流士还给了他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说过一天就解开一个结，等60个结都解开了，他们就可以回去，不必守桥了（四97至四98）。随之，在讲述斯基泰人召开会议讨论该怎么迎战的时候，希罗多德又介绍了一遍斯基泰的地理情况和民族分布（四99至四117），和L10中的介绍有些差异。由于会议上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斯基泰人决定不和波斯人直接对抗，而是采用“焦土政策”，老弱妇孺躲进北方的山里去，能战斗的男人们将自己土地上的资源都毁掉，然后向东撤退，吸引大流士来追击。大流士追一步，他们就撤一步。由于他们是游牧民族，对本地的道路又很熟悉，所以波斯人总是追不上他们。最后波斯人竟一直追过了塔那伊斯河（今天的顿河）。大流士在此地建造堡垒群，准备搞长期封锁，结果斯基泰人掉头向西，又回到了斯基泰本土。大流士只有放弃筑堡，也掉头来追。这时，另一支在麦奥提斯湖（今天的亚速海）附近的斯基泰部队来到伊斯特河附近，劝留在这里守桥的希腊人把桥毁掉，但希腊人说60天还没有到，于是没有拆桥。在大流士方面，由于长途追击一点效果也没有，而斯基泰人的袭扰战术又很奏效，于是决定撤兵。一天夜里，大流士留下一部分最弱的部队在营寨里作为掩护，自己率领主力悄悄地撤退了。斯基泰人发觉之后，马上追击。可他们和撤退中的波斯人错过了，结果比大流士先到了伊斯特河边。他们第二次劝希腊人把桥毁掉。这时，60天已过，希腊僭主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雅典人米泰亚德（Miltiades）主张把桥毁掉，米利都人希斯提亚欧（Histiaeus）主张留住桥，最后大家听从了后者的观点。希腊人便假装拆桥，把桥北端拆了。斯基泰人于是回身去寻找波斯人的主力，结果他们再次和对方错过。大流士到达伊斯特河边之后，希腊人迅速把已经拆掉的桥北端重建起来，波斯人得以全身而退。大流士回到了波斯，并留下刺杀玛戈僧的“波斯七贵”之一的美伽巴佐斯担任新征服的色雷斯地区的太守。 L12（四145至四205）：讲述波斯征服利比亚的这一logoi对于讲述希波战争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专门介绍埃及的第二卷一样。但希罗多德仿佛特意要写这一logoi，为的是把他收集到的关于利比亚的资料能找个地方用上。在用大量传说和故事概述了希腊人在北非殖民的经过以及他们和波斯人发生争端的起因（四145至四167）之后，希罗多德本logoi真正要说的内容开始了。他用超过本logoi篇幅一半的32节（四168至四199）讲述了当时希腊人已知的北非各民族和他们的风俗，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非洲的风土人情的记载。最后，在四200至四205，他草草结束了波斯征服利比亚的故事。这一logoi应该说是《历史》全书中少有的写得漫不经心的地方。 2．印欧人问题 要介绍斯基泰人，就得仔细介绍印欧人问题。 印欧人问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一些语言学家首先提出，后来又陆续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参与进来，共同推出的一种学说。18世纪末一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三种最著名的古代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时发现它们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很可能是源于同一种现在已经绝迹的原始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光是上述三种语言，其它许多语言（包括已经无人使用的和现在仍在使用的，详见下面的表二）都可能是源于这种原始语言。学者们将之命名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将由它演化出的各种语言命名为“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可能有的网友不熟悉基本的语言分类，下面的表一就是语言学界按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划分出的世界上几种主要的语系。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语系也有好几十种，但使用者比较多的语系主要是下面这7种。 表一
另外，还有一些语言至今无法归入任何已知的语系，比如使用者也不少的朝鲜语，至今只能作为独立语种存在。关于世界语言的分类可以参见这里。 各大语系中，被研究得最仔细也是成果最多的，是研究得最早的印欧语系。印欧语系是现在世界上使用得最广泛的语系。现今欧洲仍在使用的上百种语言中只有9种不属于印欧语系，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中，有4种属于印欧语系。 同一语系中，按照彼此相似程度的强弱，还可分为语族和语支。按某些元音的读音规则的不同，印欧语系中的各语言又可大致归纳在Satem类、Centum类两者之下。这种S-C分类是现在最主要的印欧语分类方法。下面这张表二就列举了按这种方法分类的部分主要印欧语系语言。一些使用者不多的语言没有出现在这张表中。要知道，印欧语系所包含的全部语言大约有449种之多。 表二
印欧语系中各语言究竟有多相似，和非印欧语言之间又有多不相似，可以参见下面的表三（统一用拉丁字母拼写）。此表是从这里转来的。 表三
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还有很多，上表中列举的仅仅是沧海一粟。 不同的语言之间相互发生影响是很常见的。比如日语就从汉语中借了不少词汇（汉语也从日语中借了一些词汇，比如“名词”、“哲学”、“干部”等），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类语言；藏语的符号是借自梵语的，但它们也不是同一类语言。另外，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儿童口语中的“妈妈”、“爸爸”的读音都是很相似的，但这也不能作为所有语言全部是一类的证据，因为它们相异的部分更多。所以，研究语言的演变、研究各种语言最初的形态时，为了排除不同类语言之间相互的影响，一般都考虑一些基本词汇——如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名称（日、月、年、太阳、月亮、大地等）、人身体的部位名称（头、眼、手、脚等）、基本的人称（你、我、他、正式的父母亲称谓、兄弟姐妹的称谓等）、一千以下的数量词（原始人对于上千的数目一般是不知道的）等等，以及最基本的语法、读音规则。这些都是一种语言最原始、最基本、最不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核心部分。如果有的语言在这些部分上彼此相似（如表三所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们有共同的源头，是同一种语言演变而来的。 既然语言学已证明了有一种“原始印欧语”的存在，那么是否也有一个使用这种语言的原始民族存在呢？这么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今天这些说印欧语的民族是否就是他们的后代呢？这么想似乎很直接，其实大有疑问。因为民族和语言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征服民族把自己的语言强加在被征服民族身上，让后者逐渐忘记原有语言的例子。比如今天的中美、南美，绝大部分是说印欧语系中罗曼语支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但其民族成分却和西班牙、葡萄牙没有什么关系。当地原有的语言如印加语、玛雅语等，除了专门的学者之外已没人会说了。另外，介绍古埃及历史时，我们知道埃及人后来也忘记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埃及人现在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语言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即使今天世界上说印欧语的各民族并不源于同一个原始民族，毕竟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原始印欧语民族，他们是第一批说印欧语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在哪里生活？这就是所谓“印欧人问题”。这个原始民族，在其身份被彻底明确之前，被叫做“印欧人”（Indo-Europeans）。对于他们的研究和讨论是国际语言学界、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近两百年来的热点之一。作为“终极寻根之旅”，对印欧人的探寻集中了太多后世西方人的思乡之情和爱国之情，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想证明自己是印欧人的最直接继承者，自己生活的土地就是所谓的Urheimat（“印欧人故乡”的学术名称）。由于纳粹德国而为大众熟悉的所谓“雅利安人”，就曾经是印欧人的候选者，看看由它引发的疯狂就明白“印欧人问题”的份量了。直到今天，对Urheimat的探究仍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着。从法国到哈萨克斯坦、从瑞典到亚美尼亚，候选者不下几十处。有学者甚至打趣说：我们现在不问“Urheimat是哪儿”，而是问“我们今天把它放在哪儿”。 既然“印欧人问题”起至语言学，语言学家当然是首先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他们正尽可能从印欧语系各语言的比较中，还原出作为万流之源的“原始印欧语”的本来面目。对这个源头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印欧人生活方面的一些细节。因为，如果一个词在印欧语系各语言中形式比较统一，那么它可能就来自印欧人，印欧人已经在用这个词了；如果一个词在各语言中形式极不统一，那么它可能是各个民族在后来的生活中分别去认识的，印欧人还不知道这个词。用这类方法，学者们已经可以作出如下的归纳：印欧人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他们知道雪，但不怎么知道雨；他们知道河流，但不知道海；他们生活的地方有森林；他们已经会种植谷物，但也靠打猎、捕鱼为生，他们知道狼、熊这样的野兽；他们已经会驯养家畜，对于牛、羊、猪、狗都很熟悉，可能已经会驯马了；他们刚刚发明轮子，因为说“轮子”这个意思的词本意是“旋转”，他们还没来得及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它；他们会炼铜，也知道金和银，但不知道铁；他们是父系社会，已经出现了统治阶层；他们信仰的主要对象是“天神”；他们相信鬼的存在，但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人有灵魂。最有趣的一点细节：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有山毛榉树（beech）和鲑鱼（salmon），但没有狮子（lion）。因为前两个词几乎出现在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即使后世这些民族的生活环境中已没有山毛榉树和鲑鱼，而说“狮子”的词是他们借自其它民族的。（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这里。） 除了词汇外，对语言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作为探求“印欧人问题”的一种手段。前面表二中，安纳托利亚语族是无法分到S-C类别中的，这意味着在印欧语系出现S类和C类的分别时，说安纳托利亚语族的民族已经离开Urheimat，所以没有受到这个分裂造成的影响。而S-C分类中，细心的人可能已经看出，说S类印欧语的民族都生活在东欧和亚洲，而说C类印欧语的民族都生活在西欧。看来语言发生分裂之后，这两大类民族后来的生活轨迹也分道扬镳了。唯一的例外是吐火罗语。它是C类，但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生活在我们的新疆。上世纪初在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抄本是现在研究它唯一的材料。这也是我们这个并不说印欧语的民族在国际印欧语研究界能占有一席之地的最主要的依靠。关于吐火罗人怎么会出现在新疆、印欧人对于华夏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见解，可参考这里（PDF文件）。 语言学家之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跃跃欲试。他们一个从研究文献入手、一个从实地的考古发掘出发，寻找既符合语言学提出的条件，又可能是说印欧语的各民族，比如日耳曼人、印度－伊朗人（即“雅利安人”）、凯尔特人共同故乡的地方。总之，在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遍布于欧亚大陆的众多候选者中，已经有一个地方在近50年中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承认。这就是美籍立陶宛裔女学者Marija Gimbutas，在一些前辈的理论基础上，于1956年提出的“Kurgan理论”：今天黑海、里海以北，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就是Urheimat；在这里留下了Kurgan遗址（当地的一种坟墓）的民族，就是印欧人。从考古的结果上看，他们是游牧民族，也从事农耕，会养马，实行父权制，崇尚武力。 在“Kurgan理论”看来，印欧人是善战的游牧民族；印欧语的传播是“一波一波”武力征服的结果。根据这一理论重建出的印欧语传播过程如下： 6000－4000 BC，“原始印欧语”尚未分裂，后来各语族的祖先仍居住在上述的南俄草原上。4000 BC之后，“原始印欧语”开始出现分化。约3500 BC，安纳托利亚语族首先离开，向南进入亚洲。随后在Urheimat开始了S-C分裂。3000 BC左右，S语族和C语族分别开始向外扩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原始希腊人（即《荷马史诗》中所有希腊民族的统称“阿开亚人/Achaean”，他们是后来Ionian族的祖先）进入今天的希腊（约2250 BC），后来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约1900 BC）并毁灭了先前的克里特文明（约1475 BC）；赫梯人（最先离开的安纳托利亚语族中最主要的代表）进入今天土耳其东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约2100 BC），后来建立赫梯王国（约1450 BC）；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说印欧语的民族到达的地方原来已经有非印欧语的民族居住了。比如希腊的克里特人、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即表一中的“德拉维达”）等等。简言之，印欧语传播的过程就是征服的过程。而印欧语系各民族对被征服的民族之所以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可能是因为他们会骑马。 再往下的历史过程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这之后的欧亚两洲的很多历史事件，其实都是印欧语系各民族之间的“内战”。比如： 同属希腊语族的多立斯族进入希腊半岛（约1200 BC），征服了阿开亚人（约1100 BC）；拉丁人进入意大利（约1100 BC）并建立罗马（754 BC），他们在意大利扩张时的对手，比如萨宾人其实也是意大利语族，只是早来1000年；波斯人（西伊朗语支）灭掉美地亚（同属西伊朗语支）和吕底亚（安纳托利亚语族），建立波斯帝国（546 BC）；希腊和波斯之间的希波战争（490－449 BC）；高卢人（凯尔特语族）进攻意大利并几乎全部占领罗马城（400－387 BC），如果不是得到一只鹅的帮助罗马可能就灭亡了；马其顿人（巴尔干语族）制服希腊人，并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330 BC）；印度－雅利安人建立“孔雀王朝”，对抗马其顿人和希腊人（320 BC）；罗马人征服希腊人（146 BC）、征服高卢人（50 BC）并最后建立帝国（30 BC）；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长期战争（39－236 AD）；罗马人击败凯尔特人并占据不列颠（43－409 AD）；东日耳曼族各部落由于受到匈奴人（阿尔泰语系，375 AD开始入侵欧洲）的压迫，离开黑海沿岸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在罗马帝国西北部边界上定居并建立国家——如勃艮第人（413 AD）、西哥特人（418 AD）、汪达尔人（429 AD）——他们原先都是罗马的附庸，后来都转而进攻罗马；昂格鲁－萨可森人（西日耳曼语支）登陆不列颠并击败刚刚摆脱罗马统治的凯尔特人（449 AD）；西罗马帝国皇帝被东日耳曼族的雇佣军推翻，西罗马帝国灭亡（476 AD）；西日耳曼族的法兰克人在高卢建立国家（486 AD），但他们很快忘记了自己的日耳曼语言，转而接受了征服地域的高卢人所说的意大利－罗曼语族的大众拉丁语，形成了古法语；北日耳曼语支的维京人入侵不列颠（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建立法兰克王国（800 AD），后世西欧政治版图开始成形；维京人的后裔诺曼人横行法兰克王国（9世纪末），并两次围攻巴黎，最后定居在今天法国北部（911 AD）；诺曼人渡海征服不列颠（1066 AD）。至此，以昂格鲁－萨可森人的西日耳曼语为基础，包含了先前的凯尔特语、拉丁语，以及后来的维京语、古法语等元素的英语正式成形，而所有这些元素都是印欧语系的。英语可算是印欧语系中最复杂然而也是最典型的代表。（以上的各历史事件可参见这里。） 之所以要在“印欧人问题”上写这么多，是因为现在已经肯定斯基泰人也是印欧人，属于东伊朗语支。而他们活动的地域——黑海北岸，又是“Kurgan理论”的核心地区。《历史》第四卷又是对斯基泰人、对黑海北岸地理、民族情况的最早记载。只要后人研究“印欧人问题”，总是绕不过《历史》第四卷。 最后需要指出，1980年代之后，“Kurgan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也出现了一些企图替代它的新理论。对于“Kurgan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从考古学上看，欧洲各地的文明从新石器时代（7000 BC）到铜器时代（1500 BC）都是连续的，没有大规模武力入侵的迹象。也就是说：凯尔特人本来就散居在欧洲大地上，日耳曼人本来就散居在中欧的森林中，意大利－罗曼语族本来就在意大利等等。他们都不是从南俄草原过来的征服者。另外，语言学告诉我们印欧人已经开始农耕，而“Kurgan遗址”所代表的游牧民族的农业水平则一直比较低下。
二．旧石器连续理论（Paleolithic Continuity Theory，PCT）。这是1990年代兴起的一种理论，认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欧洲各地的文明就一直是连续发展的，没有大规模的武力入侵。现代基因方法也证明今天欧洲人的基因和旧石器时代欧洲人的基因有80%以上是相同的，这也说明没有大规模民族迁徙。印欧语系的分化因此要早于旧石器时代。也许在12－15万年前“第一个夏娃”刚刚“走出非洲”的时候人类已经有语言了，从那时起语言就开始了分化。关于这种最新的理论，现在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关于印欧人还有一些其它理论，比如认为Urheimat在中亚、在印度河流域、在高加索山区等等。这里就不详述了，想仔细研究者可以参考这里。不过在出现决定性的突破之前，我们还是暂时接受“Kurgan理论”。 3．斯基泰人是从哪里来的？ 希罗多德在第四卷开始的时候介绍了4个有关斯基泰人起源的故事（四5至四16），其中前两个是纯粹的传说，这里不去讨论它们，关键是后两个。 在四11到四12，希罗多德把第一卷中说得断断续续的那个故事彻底讲完整了。玛撒革特人进攻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为了躲避玛撒革特人的进攻，转而进攻辛美利亚人。辛美利亚人无法抵抗斯基泰人，于是从提拉斯河（今天的德涅斯特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交界处）流域出发，经过麦奥提斯湖（今天的亚速海）和攸克星海（今天的黑海）之间的海峡，然后“沿着海岸”一直逃到了吕底亚。然后他们继续在吕底亚为寇，杀死第一代吕底亚王巨吉斯，直到被第四代吕底亚王阿利亚特赶走。
因为斯基泰人赶走了辛美利亚人，所以原来属于辛美利亚人的地方现在居住着斯基泰人。这就是希罗多德自己最相信的斯基泰人的来源。当然，这个地方原来属于辛美利亚人的事实也没有被人完全遗忘。他们在逃走时经过的地方因他们而得名“辛美利亚”半岛（四12）。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这里现在叫克里米亚（克里木）半岛。而克里米亚（克里木）/Crimea，其实就是辛美利亚/Cimmeria。
两个传说中哪个是真的？现在仍然不好下定论。玛撒革特人在《历史》第一卷讲居鲁士之死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后来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也和他们交过手，他们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关于伊塞顿人的存在后来的学者如地理学家托勒密、老普林尼等人也都提到了，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民族。所以现在我们仍然不清楚斯基泰人到底是受了哪个民族的进攻才开始长距离迁徙的。 关于“独眼人”和伊塞顿人，可以参见下面的札记。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一）4．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 欧亚大草原，是指从今天的乌克兰，跨过俄罗斯南部，直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从早先的匈奴人，到后来的蒙古人，再到近代的哥萨克，曾经有无数的游牧民族在这里上演了游荡、征服、流亡的历史活剧。而斯基泰人是他们之中最早出名的。斯基泰人的历史代表着后来一大批游牧民族的历史——没人能说清的来历；转瞬之间就兴盛起来；威震一方，人人谈之变色；莫名其妙就开始衰落；被击败、被征服、被驱赶；最后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中[1]。 斯基泰人的历史，作为典型事件，能够被后人详细加以研究，主要是靠了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如果我们接受关于“印欧人”的“Kurgan理论”，那么《历史》第四卷更是最接近“印欧人”生活状态的第一手资料。明白了这点之后，让我们来看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是怎样的。 在研究某个地域的历史时，我依靠下面两个原则： 一．先确定该地域的地理情况，再研究该地域的民族分布。因为相比起人的流动性，大山大河的位置更少发生变化，更容易和今天的地理情况对照起来。当然，像黄河的频繁改道，或者奥克苏/阿姆河的旧河道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但这毕竟是少数情况，而且它们的改道或者干涸都是可以从考古学/地理学上去证实、去断定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的。 二．在研究某位作者的记载时，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按下列的次序排列：最可信赖是他对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描述，是他对亲眼见过的事件的描述。其次是他对虽然没有直接的体验，但仍属于自己生活的年代、自己生活的地区的描述。再次是对距离他生活的年代、地域比较接近的年代、地域的描述。除此之外，除非作者有很可靠的资料来源，他对遥远年代和遥远地区的描述就只能被视为一种“传说”。 按照这两个原则，我把欧亚大草原以塔那伊斯河（今天的顿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研究。西面的部分由于离希腊本土更近，所以希罗多德对之的描述的可信度更高。研究各部分时，我将先确定其地理情况，后确定民族分布。 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即黑海北岸、今天的乌克兰，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他本人去过那里。他曾经多次提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细节。他还拿陶利半岛（希腊人对辛美利亚/克里米亚半岛的叫法）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做类比，给那些没有去过黑海的希腊人一个当地地理的大致印象，这也说明他本人去过黑海。而他对黑海北岸的地理情况的描述是以8条河为主线的（四48至四57）。 这8条河从西往东分别是：伊斯特河、提拉斯河、希帕尼斯河、波利斯铁涅斯河、潘提卡配河、希帕西里河、盖罗斯河、塔那伊斯河。关于这8条河，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身份的有5条，它们是：伊斯特河＝多瑙河、提拉斯河＝德涅斯特河、希帕尼斯河＝布格河、波利斯铁涅斯河＝第聂伯河、塔那伊斯河＝顿河。
关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需要多说几句。这一带是东西方交流、冲突的要冲。斯基泰人占据这里并导致第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就不必说了。L11中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时的主战场也在这里。希腊人在这里也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开展与斯基泰人的贸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希帕尼斯/布格河口的欧比亚城。击败大流士的进攻之后，斯基泰人在黑海区域声望达到顶峰，一度南下侵略色雷斯一带。到了前3世纪，斯基泰人被东边的同族人、原来听命于自己的萨罗玛泰人击败，这里随之成为萨罗玛泰人的天下。萨罗玛泰人（Sauromatae）更为后人所知的名称是萨玛提亚人（Sarmatian）。这是罗马人的叫法，因为他们是罗马人的劲敌。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他们曾多次和罗马军队作战。到了2世纪，萨玛提亚人受到从波罗的海和斯堪地纳维亚方面迁徙过来的东日耳曼各部落的侵略，转而臣服于罗马帝国，担负起防守帝国东北部边境的责任。而东日耳曼各部落——比如后来著名的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等这时则成为了黑海北岸的新霸主。他们继续和罗马帝国作战。像马可·奥略留这样的罗马皇帝就是在对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度过大部分人生的。4世纪，从东方来的匈奴人进入黑海北岸，击溃了各日耳曼部落，迫使他们进入罗马帝国西北部边境，并最后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再后来，陆陆续续进入这里的还有比如阿瓦尔人（Avars，即中文史籍中的“柔然”，大约在6世纪进入欧亚大草原西部，曾于626 AD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军队一起围攻过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保加尔人（Buglars，今天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他们可能是突厥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中亚的巴克妥利亚人在安息/帕提亚帝国建立之后流亡的后裔，大约在2世纪时进入欧亚大草原西部，曾跟随匈奴人一起进攻罗马帝国，后来于681 AD从东罗马帝国里正式独立出来）、蒙古人（约于1340年前后进攻欧洲，后来拔都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钦察汗国）。可以这样说，欧亚大草原西部自古就是东西方各民族反复争夺的一个枢纽地带。 让我们回到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这里还是斯基泰人的天下，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还是他们的好邻居，日耳曼人、匈奴人等等还没有来。 关于对这一地区的描述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斯基泰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民族名称。从前面的地图就能看出来，在这里生活的有所谓“王族斯基泰人”、“农业斯基泰人”等等，还有一些非斯基泰人的部落，比如“阿兰宗人”、“美兰克郎人”（意译为“黑衣族”）等等。斯基泰人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不见得就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且他们对这里也没有进行波斯帝国那样的管理，这里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其它民族服从斯基泰人，但不是他们的臣民，仍有相当的自主权。从后来这一带各民族开会讨论如何抵抗大流士的进攻，也可看出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里的各部落似乎还处在“军事民主制”的阶段，还不知道更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希罗多德有时将整个欧亚草原西部（即今天的乌克兰）叫作“斯基泰地区”，好象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样；有时又将斯基泰人自己居住的地方叫作“斯基泰地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混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四101说“斯基泰地区”是一个边长为4000斯塔迪昂（约合740公里）的正方形。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攻击希罗多德最猛烈的地方之一就是这一段。从四101的叙述看，他把从伊斯特河（多瑙河）到塔那伊斯河（顿河）这一带都叫“斯基泰地区”，4000斯塔迪昂也比较符合这一带海岸线的实际长度，但这个广义的“斯基泰地区”无论如何不像正方形。倒是狭义的“斯基泰地区”，如果我们把它等同于陶利半岛（辛美利亚/克里米亚半岛）的话，这里却正像一个正方形，只是边长远没有700公里。对此，我们只能认为希罗多德在四101中把自己心中的两个“斯基泰地区”弄混了。 相比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希罗多德对其东部的描写（四21至四31）则让人不怎么放心。他本人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这是没有疑问的。虽然他仍然用了从某地到某地需要多少天的路程之类的写法，但他也声明这是自己从斯基泰人那里打听来的（四24）。 概括起来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东部是这样的：渡过塔那伊斯河（顿河）就进入了萨罗玛泰人的地盘；萨罗玛泰人的北边是布迪诺人，布迪诺人有一座由木头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盖洛诺斯；布迪诺人的北面是一片“荒漠”；“荒漠”以东是息撒革泰人；再往东是依尔卡伊人；依尔卡伊人东边是一些从黑海北岸“逃亡”到这里的斯基泰人；再往东则是一片“丘陵地带”；“丘陵地带”东边是一些生下来就没有头发的秃头人；秃头人东面是“山区”，山里住着伊塞顿人；伊塞顿人以北就是所谓独眼人。最后两个民族在前面关于斯基泰人来源的第二个说法里出现过。在独眼人北面，据说还生活着一种传说中的下半身是狮子、上半身是鹰的怪兽格里芬。怪兽格里芬专门看守黄金，而独眼人为了抢夺它们的黄金，曾经和它们开战。
如果有人怀疑当时希腊学者已经知道阿尔泰山脉的一些民族的话，我不会感到惊讶。毕竟阿尔泰山脉是在我国新疆的北部，离希腊确实是太遥远了。希罗多德从斯基泰人那里打听来的“旅行指南”中的里程似乎也太短，到不了阿尔泰山。19世纪曾经有学者提出这里的“山区”不是阿尔泰山，而是离黑海更近的乌拉尔山。毕竟希罗多德说这“山区”极其寒冷，一年中有8个月严寒（四28），还说里面住着一些一年要睡6个月的民族（四25）——这无疑说的是北极地带的“极夜”——这些细节都更像乌拉尔山而不太像阿尔泰山。因为乌拉尔山比阿尔泰山纬度更高，更靠近北极圈。 但也有一些细节更支持阿尔泰山。除了在乌拉尔山方向上找不到“丘陵”之外，比如希罗多德说那些生下来就是秃头的民族，长着“狮子鼻（其实就是扁鼻子）和巨大下颚”（四23）。这难道不是对蒙古人种的真实写照吗？另外，希罗多德说去秃头人那里的斯基泰商人需要7个翻译才能和当地人交谈（四24）。也就是说，斯基泰人把自己的话说给能听懂斯基泰话的翻译A，翻译A再把这话说给能听懂自己话的翻译B，……，一直类推下去。这说明斯基泰人和秃头人之间至少隔着7个民族，距离应该是相当遥远的，而乌拉尔山离斯基泰人却不太远。 很有可能希罗多德把乌拉尔山的部分情况混入了本来很清楚的对从黑海到阿尔泰山的旅程描述，所以这段文字才变得这么模棱两可。不过这段文字毕竟是这一带原始民族的最早记载，所以后来的学者对之十分看重也就不奇怪了。在支持乌拉尔山的学者看来，这里的伊塞顿人等等很可能就是乌拉尔语系各民族（比如芬兰人）的祖先。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布迪诺人就是斯拉夫人的祖先，还说布迪诺人的木头城市盖洛诺斯就是今天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因为直到18世纪，萨拉托夫还残留着一些木头城墙的遗址。这些学者恐怕没有注意到希罗多德说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的时候，波斯人已经把这座木头城市烧掉了（四123）。盖洛诺斯依我看恐怕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附近。 另外，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斯基泰人起源传说的版本二，那么这里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也就很明显了。他们不是“逃亡者”。他们的位置正好处在斯基泰人被伊塞顿人赶走之前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是在没有踏上流亡之路，在故乡留下来的一部分斯基泰人。 最后，这一串民族中只出现了斯基泰起源传说版本二中的伊塞顿人、独眼人，没有出现版本一的玛撒革特人，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在第一卷讨论咸海时已说明玛撒革特人居住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以南，而这里提到的哈萨克丘陵在咸海以北，所以玛撒革特人没有在这里出现是很正常的。国内有些研究者不知怎么将两个版本的传说混为一谈，把第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说成是独眼人→伊塞顿人→玛撒革特人→斯基泰人→辛美利亚人（比如这里），恐怕是读《历史》不够细致所致。 不过，希罗多德在一201说：在所谓“阿拉克塞河”（即阿姆河）对岸的玛撒革特人，处于和伊塞顿人相对的位置。而按照我的图，在阿姆河对岸的玛撒革特人，与他们相对的应该是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我认为既然伊塞顿人曾经把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赶走，那么可能有一些伊塞顿征服者就留在了这里。所以他们得以和玛撒革特人隔雅克萨提/锡尔河相对。 既然我们肯定了希罗多德在这里的描述已经涉及了阿尔泰山脉，那么他提到的一些细节如果在中文古代文献中也有反映，就请诸位不要太惊讶。 ────────── [1] 关于游牧民族的整体性概括可参阅格鲁塞[法]的《草原帝国》。 5．从其它渠道补充L10 能够用中文文献证实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一些描述，应该说是中国学者对于这本巨著能够做的最独特的贡献了。而《历史》中最有可能在中文史籍里找到对应的佐证的，就是L10，因为L10所描写的游牧民族在我们历史中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综合中文史籍和《历史》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上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一书。虽然此书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研究《历史》，有些结论我也不能同意，但他确实有不少难得的发现。诸位有兴趣的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下面有部分资料和结论就引自这本书。 首先要明白，前面提到的斯基泰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由于受到侵略而流亡到黑海北岸，一部分停留在原来的居住地，即咸海东北，并不是单纯的推测之词，而是有文献支持的。希罗多德在七64说波斯人把斯基泰人称为“撒迦人”（Sacae）。而学者们通过对历代波斯王铭文的释读，已经证实了这个说法。前面讲贝希斯顿铭文时提到大流士刻好铭文和雕像后，因为后来对斯基泰人作战得胜，于是在铭文里加刻了一段，在俘虏雕像里也加刻了一个斯基泰俘虏的像。而在新加的铭文中，大流士说他战胜的就是“撒迦人”（波斯文写作“Sakâ”，对应的希腊文即“Sacae”）。这里的这个“撒迦人”并不在黑海北岸（否则大流士就不必后来发动那场失败的远征了）。据余书的考证，他们应该在锡尔河之北，即前面图中所示咸海东北。所以贝希斯顿铭文中大流士所征服的应该就是希罗多德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他们其实不是“逃亡者”，而是一直就居住在这里的、没有被伊塞顿人赶走的斯基泰土著。只是因为大流士这一次已经征服了留在原地的一部分斯基泰/撒迦人，所以他才会继续向逃到黑海的另一部分斯基泰/撒迦人进行远征，以便彻底清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不要让原来吕底亚王国和美地亚王国的命运再次落到波斯帝国头上，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被对方的游击战术拖垮了。此役的具体过程我将在下一项札记中进行讨论。 “斯基泰人”和“撒迦人”，一个是希腊人的叫法，一个是波斯人的叫法，两者所指的其实是一个民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希腊人因为离黑海北岸比较近，他们的“斯基泰人”主要指在黑海北岸定居的这部分。波斯人因为离咸海比较近，所以他们的“撒迦人”主要指没有逃往黑海、留在咸海附近的这部分。
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也提到了这两种撒迦人。在介绍薛西斯王率领的入侵希腊的波斯联军时，他提到了一个叫阿米尔吉·撒迦人（Amyrgian Sacae）的部落（七64），据信就是“喝豪麻”的撒迦人的音译。而在介绍大流士的20个太守领地时，希罗多德提到有一个叫奥索科里班（Orthocorybantians）的民族和美地亚同属一个太守领地（三92）。这个“奥索科里班”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尖帽族”。由于撒迦人和美地亚人居住地离得很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尖帽族”是被大流士征服后带到美地亚的一部分撒迦人俘虏。另外，在七64，希罗多德说阿米尔吉·撒迦人戴的就是尖帽子。余太山据此认为撒迦人其实只有一种，“喝豪麻”的和“戴尖帽”的应该是同一种人。不过我想既然波斯人屡次把他们分开说，而波斯人比希腊人离这些撒迦人的居住地要近得多，所以还是应该更相信波斯人的记载而不是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是认为他们是有区别的为好，就像在黑海北岸有所谓“农业斯基泰人”和“游牧斯基泰人”的区别一样。 大流士王在另外一处铭文中还提到了“海对岸”的撒迦人。余太山已经指出这就是在黑海北岸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的另一部分撒迦人。 在2世纪学者阿里安所著《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还提到了一个叫阿比亚·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的部落。这应该就是波斯人在铭文中偶尔提到的“水边的”撒迦人（Apâ Sakâ）。他们的居住地可能在咸海附近，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 总之，在波斯人的记载里，斯基泰/撒迦人居住的地域大体上总离不开咸海附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和波斯人、美地亚人一样，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而他们居住的地域又正好处在从“Kurgan”理论主张的Urheimat——南俄罗斯草原——向伊朗高原移动的必经之路上，很可能这些被称为斯基泰/撒迦人的民族，就是原始“雅利安人”从南俄罗斯草原向东南迁徙的过程中停留下来的部落。他们不像后来印度－雅利安人或者伊朗－雅利安人那样，逐步过上了农耕生活，而是一直保持着游牧的传统，所以才让那些已经开化了的同族们感到恐惧，以至于想要征服他们，以便消灭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始终存在的不安全感。 斯基泰/撒迦人除了出现在希腊人、波斯人的记载中之外，还出现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最明显的证据在《汉书·西域传》中，其文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还有一段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另外，《广弘明集》中所载的《汉书·西域传》一段佚文有“塞种……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之语。 这里的“塞种”，就被很多国内学者，包括余太山，认为是斯基泰/撒迦的中文译名。总地来看，中国方面的记载说：塞种人原来居住在后来乌孙国所在的地方（即今天新疆北部，中、俄、蒙、哈四国交界之处）；后来大月氏人被匈奴人压迫西迁，击败了塞种人的国王（塞王），占据了塞种人的地盘；塞王向西南逃走，越过了天山，进入帕米尔高原一带；塞种人分散成几个小国家，分布在疏勒（今天的喀什）西北；再后来乌孙人得到匈奴人的资助，再次击败大月氏，占据了原来属于塞种人、现在属于大月氏人的地方；于是乌孙统治下的人民有塞种人和大月氏人之分；大月氏王重复了原来塞王逃走的路线，也向西南逃去。 大月氏人第一次西徙的时间可以从《史记》的记载中推断出来。《史记·匈奴列传》中所引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到“今……使之（匈奴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这封信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4年，所以大月氏第一次被匈奴人击败西徙，并随后击败“塞王”的时间大概是在177/176 BC。大月氏第二次被乌孙人击败西徙的时间不可确考，但总应该在128 BC之前，因为张骞这时来到西域看到的是大月氏人已经居住在阿姆河流域了。 从中文史籍中我们知道，177 BC之前，塞种人居住在今天的新疆北部。而我们对照前面的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知道在前5世纪中叶，即希罗多德的时代，这里居住的应该是伊塞顿人。这是怎么回事？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斯基泰人于前5、4世纪建立起在草原上的霸权。前3世纪，斯基泰人的邻居，和他们同族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继之成为欧亚大草原的霸主。可能他俩中的一个，在前4、3世纪报复了原来伊塞顿人对斯基泰/撒迦人的侵略，击败了伊塞顿人。而萨罗玛泰人也算是广义的斯基泰人（即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在《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事件的年代，说新疆北部属于斯基泰/撒迦人，并不算错。（不过，我认为既然前3世纪后在欧亚大草原上横行的是萨罗玛泰人，那么把《汉书》中的“塞种”直接解释为萨罗玛泰人，也许更为妥当。）后来，当177/176 BC塞种人受大月氏攻击而向西南逃走时，臣服于他们的伊塞顿人也随着“塞王”一起迁徙。 总之，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中推断出的这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的过程为：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它大约发生在177 BC到128 BC之间。这一次虽然比希罗多德记载的斯基泰人逃到黑海的那一次大约晚了450年，但仍很珍贵。 更关键的，中国人记载的这次前2世纪中叶的“民族多米诺效应”，还可以从西方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前面讲西亚地理时提到：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统治西亚的是塞琉古王朝；250 BC，塞琉古王朝东部边界上的巴克妥利亚宣布独立。而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十一卷8章2节告诉我们：大约在140 BC，4个撒迦部落联合起来攻灭了这个独立的巴克妥利亚国。这4个撒迦部落是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4个部落中的Asii可能就是伊塞顿人。因为伊塞顿人（Issedones）曾被别的希腊学者写作Assedones，而余太山认为Asii就是Assedones的简写。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斯特拉波的记载给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再补上一段：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巴克妥利亚人。 另外，这4个部落之一的Tochari就是中国历史和印欧人历史上神秘的“吐火罗人”。而余太山致力于把斯基泰/撒迦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的玛撒革特人、伊塞顿人、吐火罗人、还有4个部落中的另2个，和中国商周历史中著名的游牧民族“犬戎”、“大夏”等联系起来，以证明早在商周时代他们就和华夏族有过接触。斯基泰/撒迦/塞种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或者从广义上说印欧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我认为是可能的。上世纪末在新疆发现的据今3000年的金发白肤的干尸就是证据。但要想把东西方对这些民族的称呼一一对应起来，我想是太苛求了。光从名称的语音上找相合之处，却对“犬戎”等民族的语言一无所知，这种语音对比又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多多去找更实在、更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为好。 在前3世纪取代斯基泰人霸主地位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值得稍微详细地讲讲。希罗多德在L11中提到了一个关于他们的起源的说法：萨罗玛泰人是斯基泰人和传说中的女战士阿玛松人（Amazon）结合的后代（四110至四117）。这肯定是个传说，不过阿玛松人确实在希腊人的神话中始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部落，成年女性都是女战士，而且以在战斗中杀死男人为荣。为了不妨碍拉弓，她们甚至将自己的右乳割去。她们传续后代的方法正如希罗多德所言，是靠定期访问邻近民族的男性而完成的。如果生下女儿就留下，生下儿子就送回到父亲那里去。
萨罗玛泰人自然不是斯基泰人和这些神秘女战士的后代。不过希罗多德讲的这个传说也有可信的一面，就是萨罗玛泰人确实是斯基泰人的一个支脉，他们的习俗和斯基泰人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萨罗玛泰人中的女性确实比较好战。希罗多德甚至说他们的习俗是少女必须杀死一个敌人之后才有权结婚（四117）。女性在游牧民族中比在农业民族中地位要高，更多地参与到一般由男性垄断的职业（比如战士）中，这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历史》第一卷中，波斯王居鲁士就是被一位女王率领的玛撒革特人击败的。中国最早的神话小说《穆天子传》第三卷讲周穆王西征，曾经见到一位游牧民族的女首领——即后来著名的“西王母”。这位“西王母”的形象是“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简直就是一个女战神的模样。《竹书纪年》中有“穆王十七年（约960 BC）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恐怕就是《穆天子传》故事的来源。看来华夏族很早就知道西方游牧民族中的女王同时也兼任军队统帅。当然，“西王母”的形象后来在我们的民间传说中被改造得和善了很多，还和道教拉上了关系。另外，这个“女王兼军队统帅”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中间，所以我们也不必强说周穆王遇见的就是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很多其它游牧民族都出现过“女王兼军队统帅”，比如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大月氏就是女王当政的。 和阿玛松人的传说一样，“独眼人”和怪兽格里芬争夺黄金的传说也是古希腊人中很流行的神话。一般认为他们都只是传说中的角色，但传说也未必全是虚无飘渺之物。比如“独眼人”吧，没有人会真地相信有什么民族是天生一只眼睛的，但奇怪的是不光是斯基泰人说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古代中国人也相信。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我们先秦的古籍《山海经》中，也提到了一个“一目国”[3]。《山海经》记载的奇奇怪怪的民族和动物太多了，不可能是客观的实录，但作为民间传说集成，“一目国”的记载告诉我们：所谓的“独眼人”并不单纯是斯基泰人的想象之词，可能真有一个民族被西方的斯基泰人和东方的我们同时误解了。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独眼人”的名称（Arimaspi）来自斯基泰语，arima是“一”的意思，spou是“眼”的意思（四27）。对此，有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指出，这是斯基泰人或者希腊人的一个误译。因为arima相当于吐火罗语的arma（“孤独的”），spou相当于吐火罗语的spasa（“看，望”）。这样一来，Arimaspi的原义就不是什么“独眼人”、“一目国”，而是“孤独的守望者”的意思。这个民族其实很正常，不是什么天生一只眼睛。那么什么又是“孤独的守望者”呢？我国学者们的解释是：在新疆北部以及蒙古西部一带，分布着大量的游牧民族树立的石人像；这些石人像的作用是守卫王族的陵墓（后来中国王陵前的“石翁仲”可能就是学习了这种风俗）；而且它们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前8世纪以前，所以“孤独的守望者”可能指的就是树立了这些石人像的民族（参见这里）。这个民族究竟是谁，现在仍不得而知。不过从石人像的分布，以及我们在前面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绘制的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他们居住地的范围。
不过格里芬的形象通过这个神话，从此在西方文明中成了“宝藏的看守者”、“勇敢的斗士”的代名词。前面提到一些贵族的纹章中有格里芬，而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在战场上表现出特别的勇敢的人才能在自己的纹章中用它的图案。另外，西方文化传统中原来是没有“龙”的形象的，后来在中世纪出现的龙大多是格里芬的变形（当然还混有其它神话动物的因素）。明白了这个，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文学中的龙都是有翅膀的，而且总是看守着什么宝藏。（关于西方文化中的格里芬，可以参见这里。）
另外，L10中对斯基泰人风俗的介绍（四59至四75），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游牧民族整体性的介绍。他们的很多习惯是各游牧民族共通的。比如他们的好战、他们喜欢收集自己亲手杀死的敌人的首级、他们立约的方式等等。特别是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对于特别仇恨的敌人的首级，总要包上牛皮，镀上金，做成一个杯子。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马上就能联想起《史记·大宛列传》中匈奴单于将击败的月氏王的头作成“饮器”的记载。匈奴人是阿尔泰语系，不是印欧人，更不会是斯基泰人，但既然都是游牧民族，彼此的接触肯定是少不了的，习俗有相通之处也不奇怪。更有甚者，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有赵襄子杀死智伯之后，“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的记载。看来即使是华夏族的赵人，因为居住的地方靠近游牧民族，也传染了这样的风俗。这样说来，后世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很自然了。 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风俗的介绍中，得到最多证实的是他对斯基泰人丧葬习俗的介绍（四71至四73）。原因是1993年，在俄罗斯南部的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小镇（Pazyryk，我已在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上标出了此地点），距离俄、中、蒙、哈交界地带很近的地方，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几乎没有被破坏的游牧民族墓葬，出土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女尸。由于当地寒冷的气候，女尸其实一直是被冻在地下水结成的大冰块中的，所以保存状态十分理想。墓主人很年轻，大约25岁，她也就因此得到了一个“西伯利亚冰美人”的外号。墓的年代估计在前5世纪。而巴泽雷克这个地方照我们的地图，当时属于伊塞顿人，后来属于斯基泰人、萨罗玛泰人。所以这处遗址是研究广义的斯基泰人（即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的通称）的绝佳机会。 关于这次考古发掘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考这里，我在这里不详述。反正希罗多德的很多记述被“冰美人”证实了。比如他说斯基泰人将尸体内脏取出后才安葬（四71）、饮用大麻的习惯（见前）、用马给高贵的死者殉葬（四72）等等。不过也有一个希罗多德没有提到的细节：这些游牧民族喜欢给自己纹身，有时这种纹身的密集程度绝对超出现代人的想象。总之，这位“冰美人”，以及随后在附近地域出土的其他冰冻古尸，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全面的、直接的游牧民族生活状态。 最后，希罗多德在L10的结尾引用了两个故事说明斯基泰人对外来风俗的排斥的态度（四76至四80）。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两个故事中第一个故事所涉及的一位叫阿那卡西斯（Anacharsis）的斯基泰贤者，曾经也是“七贤”的入选者之一[4]。 ────────── [1] 参见《塞种史研究》，余太山著，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页以下。 [2] 藏传佛教和喇嘛教中仍有在仪式中饮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 [3] “一目国”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 [4] 关于“七贤”，参见第一卷第18项札记。阿那卡西斯与雅典的梭伦的交往情况可以参见《平行列传·梭伦传》5节。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二）6．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
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的具体时间，希罗多德没有说，波斯方面的记载对此也是阙如。一般学者估计应该在515 BC（此前大流士在忙于征服印度河流域）到510 BC（此时大流士已声称色雷斯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之间。 第一眼看地图，我们发现大流士为了征服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他选择了从小亚细亚出发，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先进入色雷斯，再渡过伊斯特/多瑙河，最后折向东北的路线。如果光看地图的话，似乎从高加索山方面直接进兵会省去很多麻烦，也不用绕这么远的路。但是高加索山自古就是很难翻越的，特别是当大流士率领的波斯军人数有70万之多的时候，军队的后勤供应线如果需要靠翻越高加索山，那么难度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大流士选择的路线虽然绕了远路，但更容易进兵，后勤供应也容易跟上。 希罗多德说进攻斯基泰人的波斯陆军有70万人（包括骑兵），海军有600艘船（四87）。这个数目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波斯方面的历史记录没有提到军队的人数，我们也只有靠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它是否可信了。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数目是夸大的，波斯军的真实人数可能只有十几万人或者几万人而已。但他们拿不出证据，只是认为在古代想动员起这么多人、组织起这样规模的远征似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希罗多德的这个70万和600艘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后来他提到的薛西斯王入侵希腊本土时波斯军兵力的可信度，所以这里值得多说几句。 首先，我们现代人对古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千万不要低估。秦王嬴政为了灭楚，可以给王翦60万人[1]。而当时尚未统一中国的秦，国力远不及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那么波斯陆军有70万人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另外，前面评论第三卷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流士是怎么管理他的帝国的，像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建立“王家大道网”等等举措，都显示了波斯帝国如果准备大打一仗的话，可能动员出的力量将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其次，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们对70万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所有的战争，比如十字军东侵、英法百年战争、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德国的三十年战争等等，参战军队最多也不过十几万。他们印象中最大规模的战争是拿破仑率领60万法军入侵俄国，而拿破仑的时代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所以他们认为尚处于奴隶制的波斯帝国居然有70万军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限于自身历史视野的偏见，我们只能一笑置之。因为中国历史中上百万人的战争并不罕见，甚至武王伐纣时，商纣王尚能集结起70万的大军[2]，所以我们中国人对70万这个数目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另外，据古希腊历史学者波利比乌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203?－120? BC）的《通史》二卷24章记载，当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入侵意大利时（218 BC），罗马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能提供的防御兵力总数是“步兵70余万，骑兵7万多”。波利比乌斯生活的年代离第二次布匿战争非常接近，这个数据应该是很可靠的。意大利的面积和人口肯定比不上波斯帝国，但也能召集起将近80万人的军队哦！这也算是对“疑古派”的一个回应吧。 最后，正是因为波斯军有70万之多，才最后导致他们的失败。这一点我在下面将详细讲到。总之，在确实的反证出现之前，我们还是相信希罗多德的70万和600艘的数目。 大流士在色雷斯（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以及保加利亚）进军时，渡过了一条今天已不可考的特阿罗斯河（Tearus），然后在河边立了一根石柱，上面刻了一段称赞这条河的铭文（四91）。这件事恐怕是真的。因为波斯人是信祆教的，而祆教有崇拜河水，特别是清洁的河水的习惯。现在伊朗的哈马丹（原美地亚王国首都伊格巴塔那）附近的一条河边就有波斯王大流士和薛西斯刻的铭文。内容倒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不一样，不是称赞河水，而是称赞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河水被视为阿胡拉·马兹达的恩赐）。不过希罗多德记载的铭文后半段，即大流士在铭文最后回溯自己家世的部分，倒确实是真正的波斯王铭文的格式。另外，在今天的罗马尼亚，曾经发现了一块刻有古波斯文的残片，内容正好是大流士回溯家世的部分（参见这里）。这是至今为止在欧洲发现的唯一一块波斯铭文残片，很有可能就是希罗多德在这里提到的铭文的一部分。当然，大流士的远征不太可能越过喀尔巴阡山，深入到罗马尼亚那么远的地方。这篇铭文可能是在后来什么时候被从保加利亚搬到了罗马尼亚，然后遭到破坏，成为碎片的。 大流士在色雷斯的进军中征服了一个在伊斯特/多瑙河南岸的民族，叫盖塔伊（Getae）。这个民族后来在历史中仍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334 BC开始走上征服世界的征途时，第一个攻打的民族就是他们[3]，这时他们已经迁徙到伊斯特/多瑙河北岸了。他们后来的名字是达喜人（Daci），而且经常和罗马人作战，是最后一个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的行省（104 AD，由图拉真皇帝征服）。 大流士渡过伊斯特/多瑙河之后，斯基泰人就开始了一边坚壁清野、一边诱敌深入的战术。他们毁掉自己土地上的一切资源，然后引诱波斯人来追击，以便把他们往东引。斯基泰人采用这种战术，一方面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和波斯人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了自己是游牧民族、机动性高的优势和对方主要是步兵、行动缓慢的弱点。 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在马镫和马掌被发明之前，骑兵的作战能力是很差的。因为没有马镫，骑兵在行进中只能用双腿紧夹着马肚子，以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就限制了骑兵在马上的动作，长距离奔跑之后骑手也会十分疲劳。而如果没有马掌的话，马蹄很容易被路上的石子、硬物扎伤，影响奔跑，而且不利于马承受很重的负荷。一旦马不能负重，那么骑手也就不能携带重武器，攻击力受到了限制；骑手和马也不可能有金属重甲的装备，骑兵的防御力就很低了。
（马镫和马掌的发明权直到今天一直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它们是中国人发明的，大致时间是魏晋时代，也有人主张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前面提到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发明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这两篇英文文章：这里和这里。） 斯基泰人把波斯人往东引的主要目的是故意拖长波斯军的供给线。因为本地的资源要么已经被斯基泰人转移走了，要么已被他们“焦土”掉了，波斯人到了这里，其后勤供应只能依靠从后方长途转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军70万人的巨大数量，不仅不是他们的优势，反而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劣势。因为要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送70万人的粮草，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他们越往东追击，供给线越长，后勤越难保证。大流士当然想速战速决，但对方的机动性比你高，又故意不和你正面交锋，你哪里有决战的机会呢？ 波斯军在这一阶段的追击，以他们到达瓦鲁斯河对岸的“荒漠”，然后撤回到瓦鲁斯河边，开始构建碉堡群，准备长期围困斯基泰人为结束。 瓦鲁斯河是波斯军向东追击所达到的最远处。这条河具体指哪条河一直有争议。有人甚至说它是希腊人所称的波利斯铁涅斯河（今天的第聂伯河）。我则认为它是今天的伏尔加河。理由有：1．希罗多德明确说波斯人在到达瓦鲁斯河之前，已经追过了塔那伊斯/顿河（四122）。2．瓦鲁斯河附近有一处“荒漠”，这应该就是今天的雷恩沙漠。3．希罗多德说，“荒漠”附近有4条河，从东往西是吕科斯河、瓦鲁斯河、塔那伊斯河、叙尔吉斯河（四123）。后面两条已经肯定是今天的顿河和顿涅茨河，在它们东边，又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不过希罗多德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这4条河全部流入麦奥提斯湖/亚速海。实际上，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入的是里海。4．有学者说，直到19世纪，一些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民族依然把伏尔加河称为“拉”河（Rha），这和“瓦鲁斯”（Oarus）的读音很接近。5．四124告诉我们：大流士在塔那伊斯/顿河与这条瓦鲁斯河之间修建的碉堡群，是由八座碉堡组成的，每两座碉堡之间相距60斯塔迪昂（约合11公里）。这八座碉堡碉堡恰好能完全覆盖顿河河曲与伏尔加河之间约60公里的距离。 总之，我认为瓦鲁斯河＝伏尔加河，我前面的地图中也是这么标明的。至于“吕科斯河＝乌拉尔河”的结论我则没有把握，因为证据还太少。 现在波斯军到达了伏尔加河流域，并修建碉堡群。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把斯基泰人往南压缩。波斯人想用一系列碉堡在北边筑起一道屏障，以便步兵的长期驻扎，再加上碉堡群东边的瓦鲁斯/伏尔加河，碉堡群西边的塔那伊斯/顿河，都是天险，这样就便于把斯基泰人进一步向南压往高加索山方向。而高加索山区是不适于斯基泰人的骑兵的。 二．如果能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建立起一个屯兵基地，那么粮草的转运就不必走那么长的陆路了，而是可以走水路：通过攸克星海/黑海、麦奥提斯湖/亚速海，然后沿塔那伊斯/顿河溯流而上，后勤紧张的问题将大大缓解。 这里需要提一下水运、陆运的效率问题。首先当然是水运的路程要比陆运短。再有，当时的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拉的大车，它们的速度当然没有桨＋帆的船来得快。另外，我们以100人为例，这100人如果走陆路运粮草的话，最多只能赶100辆大车，如果每辆大车都配1匹马，那么1个人1匹马1辆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拉500公斤左右的粮食。这样100人最多只能同时运送50吨的粮食。而如果用船，100人可以组成2条船的水手（当时希腊商船的标准人员配置是每条船50名桨手，所以这种商船又叫“五十桨船”），每条船都能很轻松地运输上百吨的货物。这样100人可以同时运送200吨的粮食。另外，不要忘了走陆路的时候需要马，而马和人一样，在路上也是要吃东西的。路程越远、在路上走的时间越长，担当运输任务的人、马自身的消耗也就越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运输队所运送的粮食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自己在一路上吃掉了。比如在《史记·平准书》里，司马迁告诉我们：汉武帝征伐西南少数民族的时候，由于道路崎岖难行而且补给线拉得过长，居然是“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一钟是六石四斗，也就是说最后能到达前线的粮食只有出发时的约1%，所以波斯人的后勤问题是古代世界各国将领都面对的大难题。明白了这个，我们就知道大流士选择这里作为屯兵基地是有良苦用心的。 斯基泰人也不笨。他们看到波斯人想搞“长期困守”、“囚笼政策”，于是冒险渡过瓦鲁斯/伏尔加河，从“荒漠”地带北上，跳出了波斯人的包围圈。波斯人只好放弃没有修完的碉堡，再次开始追击，而斯基泰人也再次开始诱敌深入，把波斯人引向内陆更深的地方。 第二次追击确实让大流士有点沉不注气了。希罗多德在四126引用了一封据说是大流士写给斯基泰国王的信，语气很强硬，内容却几乎是在哀求对手来一次决战。斯基泰国王的回信（四127）更是一种幽默，一种胜利者才有的幽默。 正是在这种追不上、围不住、打不着、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在“波斯七贵”之一戈比亚斯的建议下，大流士下决心撤退。 斯基泰人追击波斯人的路线，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的唯一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土地上的资源“坚壁清野”了，所以他们以为对方会选择最短的路线尽快回到伊斯特/多瑙河边，于是他们选择了捷径去追击。而波斯人却是沿着原来进军的路线撤军的。所以双方错过了，斯基泰人尽管先到了多瑙河边，却没有发现波斯人，转回身再去寻找，仍然没有找到，于是丧失了“击其惰归”的机会。斯基泰人的疏忽在于：他们没有想到波斯人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波斯人不知道哪里是捷径，他们只可能尽量按照进军时的路线往回撤。波斯人的谨慎终于在最后关头挽救了他们的命运，以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由于两军一直没有真正的交锋，所以波斯军实际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远征，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结束了。 总地来看，大流士的远征军虽然在数量、实力上占有优势，但仅仅在两个问题——机动力和后勤补给——上出了问题，就像泥足巨人一样垮掉了，被他自己的重量压垮了。在这种情况下，巨人越巨大，跨得越迅速。 ────────── [1] 参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 参见《史记·周本纪》。 [3] 参见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一卷3节。 7．一根绳子和60个结 在大流士的斯基泰远征中，最有趣的插曲就是关于波斯军在伊斯特/多瑙河上架的那座桥的故事（参见前面对第四卷的概述）。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大流士在进兵时，渡过伊斯特/多瑙河之后，本来想毁掉这座桥。后来他听从了一个伊奥尼亚人的建议，留住桥并命令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僭主率领的希腊军守住它。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大流士给希腊僭主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告诉他们过一天解开一个结，等全部的结都解开之后就可以回去，不必守桥了。 60天还没过完的时候，一部分斯基泰人来到河边要求希腊人离去，希腊人以60天还没到为由拒绝了。后来当斯基泰人追击撤退的大流士，因为和对方错过而先到了伊斯特河边的时候，他们再次要求希腊人离去。这时60天已经过去。希腊僭主们开了一个会。会上雅典人米泰亚德主张把桥毁掉，米利都人希斯提亚欧主张留住桥，最后大家听从了后者的建议。希腊人便假装拆桥，把桥北端拆了，骗走了斯基泰人。等大流士到达伊斯特河边时，希腊人马上把已经拆掉的桥北端重建起来，波斯人得以全身而退。 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网友可能知道希特勒早年从政时曾经多次遭到暗杀，但都被他逃脱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暗杀中的一次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人类将免于一场浩劫，无数的生命也将得以保全。我想当年听希罗多德讲他的《历史》的希腊听众们，听到这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肯定会有类似的感触。如果当年那些僭主们听从了米泰亚德的建议，把桥拆了，大流士也许就死在斯基泰人手里了，那么后来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先后入侵希腊的事情，也许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希腊也将免于一场浩劫。 但是，很遗憾，这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非常可能是假的，这件事非常可能是子虚乌有。 首先，波斯人和希腊人当时都已经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如果真地需要定下60天这个期限，根本没有必要用什么打了60个结的绳子。这种“结绳记事”根本不是波斯人或者希腊人的习惯。 其次，前面介绍大流士远征的过程时，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塔那伊斯/顿河与瓦鲁斯/伏尔加河之间筑堡，希罗多德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亲眼看到过这些碉堡的遗迹（四124）。那么大流士的远征所花的时间应该是相当长的。要知道，主要以步兵为主的波斯军，要在多瑙河河口、伏尔加河河曲之间（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走一个来回，还要修建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可以被希罗多德看到其遗迹的碉堡群，60天无论如何是太短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60天的期限是真的，也就只能像“疑古派”学者那样认为波斯人其实只到达了波利斯铁涅斯/第聂伯河。而这条河和前面提到的希罗多德介绍的民族分布、地理情况根本对不上号。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得理解，在所谓的希腊僭主会议上提出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的人——雅典人米泰亚德、米利都人希斯提亚欧——都是后来的历史中很关键的人物。米泰亚德将是马拉松战役（490 BC）中雅典击败波斯的主要功臣，希斯提亚欧将是直接导致波斯和希腊交恶的伊奥尼亚起义（499－492 BC）的主要策划者。 伊奥尼亚起义是《历史》第五卷的主要内容，这里暂且不去提它。不过有一点要在这里先强调一下：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前面说了大约在515 BC到510 BC之间，这时的政治形势和20年后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时有很大的不同。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时候，在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其实很支持大流士，主要原因是他们也想在对斯基泰人的征服中分一杯羹。黑海地区一直是伊奥尼亚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如果大流士征服了斯基泰人，希腊人又积极参与了这次远征，那么以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商业活动将获得更大的自由与更大的利益。然而，大流士失败了。更糟的是，20年后，大流士自己成为了希腊人最大的威胁（具体原因见下一卷评论），所以才爆发了伊奥尼亚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马拉松战役。当年曾经参加过大流士远征的米泰亚德、希斯提亚欧，后来分别以不同的途径回应了这种威胁。而他们这些人的这种转变，在普通百姓看来，当然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好比一位曾经为曹操打天下出过大力的功臣，当曹操想篡汉时又竭力想阻止他。这种转变，确实太难以让人信服了。 但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转变。在曹操的例子中有荀彧[1]，在大流士的例子中有米泰亚德和希斯提亚欧。当大流士的事业可以为希腊人带来好处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他，当大流士变得对希腊人不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抵抗；正如当曹操剿灭群雄，澄清四海，似乎是在为汉朝安定天下的时候，荀彧就帮助他，当曹操萌发“取而代之”的念头时，荀彧就反对他。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转变，因为荀彧一直是以汉朝的利益为最终考虑的。 然而，米泰亚德在大流士远征时支持了波斯人这个事实，在普通雅典人心中是印象太深了，他需要为自己洗脱这个历史上的“污点”。实际上，这就是我认为的一根绳子和60个结故事的真正来源。这个故事应该是在米泰亚德自己编出来的，地点是在雅典，时间是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这时的政治环境对米泰亚德非常不利。他刚刚从小亚细亚回到雅典，准备领导自己的同胞反抗波斯人的入侵。而同胞们却对他20年前曾为波斯人守过伊斯特河上的桥这件事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对他此时从“亲波斯”立场转变为“反波斯”立场，感到十分可疑。雅典人不理解其实转变的不是他，而是政治形势。于是米泰亚德为了挽回同胞的信任，就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自己本来在20年前就有除掉大流士的机会，但是因为希斯提亚欧的反对而没有成功。所以他本人实际上一直是忠实于雅典和希腊的利益的。看来雅典人相信了他的话，这个故事得以流传，他本人也得以在马拉松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至于他为什么要选择也是反抗波斯的同志的希斯提亚欧，来作为让大流士从斯基泰人手中溜走的主要罪人，原因很复杂，请看下一卷评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马拉松战役前夕，也就是米泰亚德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斯提亚欧已经死了，已不能出来为自己辩护了。 对于我们现在谈论的第四卷，关于伊斯特/多瑙河上这座桥的真实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大流士本来就没有想毁掉它，否则他将不得不穿越高加索山脉或者里海与咸海之间的沼泽，才能回到波斯，没有一个理智的统帅有可能这样安排自己的进兵路线；大流士也没有给守卫这座桥的希腊人什么“60天”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守到我回来为止”；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战役很可能远远超过60天（有学者甚至认为有3年之久）；斯基泰人可能到桥边来过几次，但希腊人一直拒绝离开，直到最后才想出了假装拆桥的主意；希腊人在这里自始至终都是大流士的忠实部下。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和米泰亚德、希斯提亚欧其实没有“转变”一样，大流士也没有“转变”。他没有从“对希腊好”转变成“对希腊坏”。他其实一直都是按“波斯人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来考虑一切问题的。用得上希腊人的时候就利用他们，觉得他们开始碍手碍脚的时候就消灭他们。正如曹操，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前后一贯的、“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合作的双方由于各自利益的差异，在形势变化之后都认为对方发生了变化，最后导致合作的破裂，其实双方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形势。而在波斯和希腊之间，形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看后面对第五卷的评论。 ────────── [1] 参见《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8．希罗多德的地理学 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关于地理学希罗多德没有系统地写出什么完整的段落给我们来分析。唯一像点“地理学专论”的是散布于第四卷中一些段落。最重要的可能是L10中对斯基泰地区（含欧亚草原）的描述、关于三大洲孰大孰小的讨论（四36至四45）、L12中对北非的民族分布的介绍（四168至四199）。 这三处中第一处因为和我国历史有很多联系，所以前面已经着重地加以了评论和补充，下面对后两处作点简单的评述。这肯定不是对希罗多德地理学的完整的介绍和研究。但限于篇幅和能力，我现在也只能满足于以下的简介。 对于亚细亚、利比亚（今天的非洲）、欧罗巴三大洲的问题，首先要明白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亚细亚和利比亚的分界线比较明显，即希罗多德所说的阿拉伯湾、我们今天所称的红海。相比之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分界线则不怎么明显。 按照希罗多德的讲法，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在科尔启斯（今天的格鲁吉亚）－里海－所谓“朝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河一线（四37、四40）。虽然这个“朝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河，如我在第一卷第14项札记中所说，应该是今天的阿拉斯河。但从四40的叙述来看，也许认为它是前面所说的X，即曾经流入里海的奥克苏/阿姆河更好。如此，希罗多德认为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大致在高加索山－里海南岸－咸海南岸，基本上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线。这和现代人理解的南北走向的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高加索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俄罗斯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如果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则俄罗斯全部都在欧洲；前面提到的欧亚大草原，如果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则整个全是“欧洲大草原”。 明白了这个区别，我们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说欧罗巴比亚细亚大。既然他的时代还根本不知道印度以东的情况，那么对于按东西走向划分的欧亚两洲，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至于他为什么说欧罗巴比利比亚还大，则牵涉到一件地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事，即有记录的人类第一次环非洲的航行（四42）。介绍埃及古代史时我提到埃及法老涅科斯曾经挖了一条沟通尼罗河和阿拉伯湾（今天的红海）的运河。他随后派当时最有经验的水手——腓尼基人从阿拉伯湾出发，一直沿着海岸航行。结果3年之后，水手们居然从赫拉克勒斯之柱（今天的直布罗托海峡，西班牙和摩洛哥分界处）进入了地中海，最终回到尼罗河，完成了环绕非洲的壮举。 涅科斯进行这次远航的原因，当然不是科学考察。前面评论第二卷时我们知道他一直想征服西亚，想对新巴比伦王国动手，所以这次航行应该是他准备向东进兵的一次侦察行动，不意成就了第一个地理大发现。 正因为有了这次航行，希罗多德便认为利比亚（非洲）的大小是已知的，而当时欧罗巴的大小无人知晓，所以他便认为欧罗巴肯定比利比亚大。 在古希腊人的时代，欧罗巴的大小是和一个传说中的叫“极北人”（Hyperborean）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民族据说生活在“极北地”（Hyperborea，原义是“北风之外”），那是一个在北方很远的地方，气候温和宜人，“极北人”在那里过着自足、和平的幸福生活，他们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希腊最主要的两个太阳神圣地——德尔斐和提洛岛上的阿波罗崇拜，据说都是他们传来的。“极北人”一直是古希腊人衷心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模范。 至于“极北地”的具体位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不同。在古风时代，希腊人认为“极北人”生活在色雷斯之北，伊斯特/多瑙河对岸。到了希罗多德的时代，由于希腊人对于北方，特别是欧亚大草原地区的地理、民族情况了解的增加，“极北人”又被说成居住在前面提到的“独眼人”和格里芬之北（四32）。斯基泰人告诉希腊人：由于被严寒和满天的羽毛所阻隔，没有人可以去到“极北地”。希罗多德很正确地把这里的“羽毛”认定是雪。要知道，希腊本土几乎是从不下雪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里的“极北人/极北地”认作彻头彻尾的传说与虚构，那么不难看出斯基泰人的说法里包含着一些对居住在寒带地区的民族的正确描述。前面也提到了希腊人听斯基泰人说有的民族一睡就是6个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知道一些关于北极圈地区的事情了。 在希罗多德之后的希腊学者们，对“极北人”有着不同的描述。“极北人”后来被认为生活在一个岛上，而阻止人们访问“极北地”的，已不再是严寒和大雪，而是海洋和海中的怪兽。如果我们也想从这个传说中找寻一点事实真相的话，大概可以说这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者是对不列颠岛的浪漫想象。如果想象力更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认为这是指冰岛，甚至是格林兰岛。 总之，随着希腊人对欧洲北部地理情况的逐渐了解，他们总是把“极北人/极北地”放在越来越靠北，越来越远的位置上。我们没有必要肯定地说某某民族就是“极北人”的原形，因为“极北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原形，只是希腊人的一个对于完美社会的理想而已。“极北地”似乎确实存在着，但你永远无法接近它，就好象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一样。作为一个理想而言，它是完美的。而完美的东西又何必非要在地图上被指出来才能叫我们相信呢？所以我们还是让“极北人”保持他们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吧；对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既没有必要，又破坏美感。 希腊神话中关于“极北人”最著名的故事，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里摘取金苹果的故事。金苹果据说就生长在“极北地”。而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极北人”，是一位叫阿巴里斯（Abaris）的太阳神祭司（可以参见四36）。据说他带着一支神箭周游世界，而且从不吃东西。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们曾经宣称这位神话人物后来皈依了毕达哥拉斯教派。但我们不必相信这些哲学家的招生广告，还是让他继续周游世界下去吧。 希罗多德在四33至四35还提到一件事。据说“极北人”派出了他们的2名少女和随行的5名少年侍卫，从“极北地”出发一直到达提洛岛，献上了给太阳神的礼物。后来这7个“极北人”不幸都死在了提洛岛。“极北人”看到使者们没有回来，于是换了一种做法：用麦草把礼物包起来，交给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这个民族再交给下一个民族，礼物在各民族中传递下去，直到提洛。这个记载恐怕是对当时欧洲各民族间贸易情况的一种半神话的介绍。礼物并不是传递下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路线，在各民族间不断地交易，最后到达希腊。依据希罗多德的介绍，我们大概知道这条贸易路线从今天的俄罗斯延伸到爱琴海上的岛屿。由于礼物是琥珀，所以这条商路被称为“琥珀之路”（Amber Road），和著名的“丝绸之路”齐名（参见这里）。 关于“极北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国内学者认为“极北地”（Hyperborea）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Siberia”的词源[1]，他们似乎肯定“极北人”就是指西伯利亚的原始民族。他们恐怕不知道Siberia的词源是鞑靼语的Sibir，意思是“沉睡的土地”。 至于希罗多德对北非地理和民族的介绍。我只需点明一下，它们中间的希腊殖民地库列涅（又译“居勒尼”），后来诞生了古希腊哲学中著名的三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的库列涅/居勒尼学派。他们主张的感觉至上论、快乐至上论对于晚期希腊哲学中的伊壁鸠鲁派有着重要影响。其它的地方和民族由于在后来的历史中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王以铸的中译本中已经包含了一张后人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所绘制的地图，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 ────────── [1] 如梁越的《大汗的挽歌》。 9．希罗多德对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影响 在前面评论第一卷时，我提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对后来的亚历山大远征军有着几乎致命的影响，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再加上希罗多德对所谓的“阿拉克塞河”先后有过这样的叙述：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曾渡过它去征讨玛撒革特人（一205, 这里的“阿拉克塞河”实际上是奥克苏河），斯基泰人也曾渡过它去入侵辛美利亚人（四11）。这样一来，他主观上把奥克苏河（包括其旧河道）拉到离黑海北岸，即原属辛美利亚人后属斯基泰人的地方很接近的位置了。 另外，他把里海的长宽比说得过小（15:8，参见一203），又把麦奥提斯湖（今称亚速海，在黑海东北）说得过大（“比黑海小不了多少”，参见四86），也很容易让后人以为里海东岸离黑海北岸、离麦奥提斯湖很近。 如此一来，对于亚历山大及其部将来说，既然现在已经到了里海东岸（其实是咸海东岸），那么离黑海北岸、离麦奥提斯湖就不远了。证据就是有人真地就是这么想的。比如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说当时随军的阿里斯托布拉斯（阿里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就把雅克萨提河当成了塔那伊斯河（顿河），把它流入的咸海当成了麦奥提斯湖。 阿里斯托布拉斯是前4世纪人，他当时在远征军中，很可能听说了咸海的存在，但很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西方人2000年中发现咸海的唯一的机会，而是把它误认为是麦奥提斯湖了。他犯这种错误应该说根源还是在希罗多德那里。阿里安是2世纪人，这时的学术界已经把奥克苏河、雅克萨提河认定是流入里海的——虽然这离实际情况还差了不少，虽然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咸海，但总比把咸海当成麦奥提斯湖要进步了很多。而20世纪的中国学者李活却还要在此书的中译本276页特别注明：咸海就是麦奥提斯湖，这实在让人费解。 回到亚历山大的故事上来，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误解并不是孤立的。阿里安虽然从自己时代的观点出发，在三卷30节说明了雅克萨提河并不注入麦奥提斯湖而是注入里海，而且指出阿里斯托布拉斯所称的塔那伊斯河，和希罗多德所称同名的河并不是一条。但是他在全书的叙述中其实仍然继续了阿里斯托布拉斯的观点。他仍然把这里的雅克萨提/锡尔河叫作“塔那伊斯河”，还是把它当作欧亚两洲的分界线，这其实是延续了希罗多德所给出的东西走向的欧亚两洲分界线。在此书的第四卷，即叙述亚历山大在雅克萨提河附近的战斗时，往往出现“欧洲斯基泰人”、“亚洲斯基泰人”的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在四卷4节，雅克萨提河北岸的斯基泰人向亚历山大叫阵：说要让他领教领教他们“和亚洲蛮子们（指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南岸斯基泰人）有什么不同”。这话的口气只能理解为说话者本人自认为不是亚洲人，是欧洲人。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游牧部落会用“蛮子”来形容自己的同族，这句话应该是远征军中一些人的杜撰。另外，在四卷15节，亚历山大说征服了印度，就等于掌握了全部的亚洲。看来当时的远征军都认为眼前的“塔那伊斯”/雅克萨提河就是欧亚分界线，对岸已经不是亚洲，是欧洲了。 这种观点肯定不是阿里安的杜撰，因为他在三卷30节已经声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就只能是当时远征军的看法。 这样，对于亚历山大的部队来说，现在既然已经到了所谓的“塔那伊斯河”边，那么离欧洲就不远了，离黑海北岸就不远了，离色雷斯、马其顿就不远了。只有了解到这个，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想打到雅克萨提/锡尔河对岸去，因为他们以为过了那里就可以回家了。 当然，斯基泰人的抵抗让他们没有过去。即使过去了，估计他们也会在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中被游牧部落的袭扰战术拖垮，正如L11中大流士的失败一样。 从希罗多德对“阿拉克塞河”的混乱描述，到咸海的失踪，再到把雅克萨提河误认为塔那伊斯河，这一连串的事件，起因只是一句话的模糊，结果却是一位大英雄和数万将士差点命丧异乡，古今之为学者，可不慎乎？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三）五．对《历史》第五卷的评论 希罗多德的这本《历史》，也被有些人称为《希波战争史》。但是从前面四卷的评论来看，此书的前半部几乎没有涉及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冲突。他们甚至还一起出征斯基泰人，似乎蛮志同道合的样子。作者也似乎更醉心于描写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传说佚事，对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描写所占的篇幅并不大。不过，在后面五卷书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变化，即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将逐渐显现、激化并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的地步，作者也慢慢减少了对各地人文环境的介绍，对政治活动、军事行动的描写渐渐多了起来。当然，希罗多德喜欢插话的习惯倒是一贯始终的，只是由于他在本书后半部关注的主题比较明确，就是希波战争，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会轻松一些。 至于为什么作者不再着力于介绍各地的人文环境，也许是由于希波战争的主战场就是在爱琴海东西两岸，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希腊人比较熟悉的地方，所以作者无需像第二卷中介绍埃及或者第四卷中介绍斯基泰那样专门用大段篇幅来讲文化、习俗方面的背景知识吧。总之，后面五卷书更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历史”。 这种叙述形态的转变就发生在承上启下的第五卷。从这一卷开始，后面每卷都是以希波战争的一个关键阶段为中心的。这里可以先概括如次：第五卷：伊奥尼亚起义；第六卷：马拉松战役；第七卷：薛西斯向希腊本土进军、温泉关战役；第八卷：月神岬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第九卷：普拉提亚战役和密卡列战役。 1．第五卷概述 本卷可以分成4个logoi。L13：波斯人征服色雷斯；L14：伊奥尼亚起义的准备阶段，阿里斯塔戈拉前往斯巴达；L15：阿里斯塔戈拉前往雅典，对雅典政治发展的追叙；L16：伊奥尼亚起义爆发。现分别简述如下。 L13（五1至五27）：在L11的末尾，大流士征讨斯基泰人失败之后，波斯军的主力在大流士的率领下撤回了波斯。不过在新征服的伊斯特/多瑙河南岸，大流士留下了8万人的部队，由当年一起行刺篡位的玛戈僧的“波斯七贵”之一美伽巴佐斯带领，继续征服色雷斯地区，以巩固波斯在这一带的统治。美伽巴佐斯先征服了普罗滂提海（黑海和爱琴海之间的一块水域）北岸的配林修斯（五1、五2）。这里希罗多德插进了对色雷斯地区民族风俗的介绍（五3至五10）。随后美伽巴佐斯征服了马其顿东北的派欧尼亚，还把许多派欧尼亚人移居到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五14至五16）。虽然美伽巴佐斯此后还派出了7位使者，想劝说马其顿王阿门塔斯（Amyntas）投降波斯，但阿门塔斯之子亚历山大[1]设计秘密杀死了所有的波斯使者，马其顿暂时保住了独立（五17至五21）。在美伽巴佐斯之后，担任波斯帝国色雷斯太守的是欧塔涅斯（不是那位主张波斯建立民主政体的欧塔涅斯）。此人征服了赫勒斯滂海峡南岸的许多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音不洛斯和列姆诺斯两座岛屿（五26）。 L13除了上面的主线外，还有一条副线。前面第四卷中，在希腊僭主们争论是否要把伊斯特河上的桥应斯基泰人的要求拆掉时，主张留住桥的米利都僭主希斯提亚欧后来受到大流士王的嘉奖。他得到了色雷斯海岸上的一个叫米尔西诺的城市。但美伽巴佐斯认为这个重要的城市如果掌握在希腊人手里，对于波斯人具有潜在的威胁，于是他劝告大流士王把希斯提亚欧召回到波斯宫廷，不要让他留在色雷斯。大流士王也真地召回了希斯提亚欧。 L14（五28至五54）：现在，希斯提亚欧在波斯实际上是被软禁了。接替他担任米利都僭主的是他的女婿阿里斯塔戈拉。正在这时，爱琴海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纳克索斯岛发生内乱，一些流亡在外的纳克索斯人请求阿里斯塔戈拉帮他们打回去。阿里斯塔戈拉觉得光靠米利都的实力还不够，于是去见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Artaphrenes），请他派兵，并说军费由自己来承担。这个阿塔弗列涅是大流士王的兄弟，他管辖的吕底亚其实包含了整个爱琴海东岸地区，他实际上是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僭主的太上皇。阿塔弗列涅同意了阿里斯塔戈拉的请求，并派此时已卸任色雷斯太守的美伽巴佐斯担任这支希腊－波斯联军的统帅。这支联军从米利都出发，先向西北，佯攻赫勒斯滂，然后在开俄斯岛突然折向南，攻击纳克索斯岛。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美伽巴佐斯和阿里斯塔戈拉之间忽然产生了矛盾，联军没有攻下纳克索斯就撤回了。 阿里斯塔戈拉现在遇上了大麻烦。远征的钱他当然出不起，而且他担心阿塔弗列涅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反叛波斯。正在这时，被软禁在波斯宫廷的希斯提亚欧也给他送来了密信，要他反叛。一番讨论之后，阿里斯塔戈拉没有听从著名学者赫卡泰乌（导言二中提到的“纪实散文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扩大海军的建议，而是决定主要依靠陆战。他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僭主身份，把米利都改为民主政体，并且逮捕了很多伊奥尼亚地区的僭主，让各地都建立了民主政体。他这么做显然是想获得各地群众的支持。随后他前往斯巴达，想得到全希腊最出色的斯巴达陆军的帮助。 希罗多德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介绍（五39至五48）。主要内容是当时斯巴达双王之一克里奥美尼（Cleomenes）的身世。这段插话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克里奥美尼有三个异母弟弟——多里欧斯（Dorieus）、列奥尼达（Leonidas）、克里奥布洛图（Cleombrotus）。虽然这段插话里希罗多德着重于讲多里欧斯因为不满兄长克里奥美尼，出走西西里岛，并最后战死在那里。但历史上最著名的斯巴达王是列奥尼达。 现在阿里斯塔戈拉到了斯巴达，他想鼓动斯巴达人出兵。他给克里奥美尼介绍小亚细亚地理和物产情况的五49，是后代研究地理学的重要段落。但是克里奥美尼最后问他：要去攻打波斯，需要走多远的路程。阿里斯塔戈拉说要走三个月。于是克里奥美尼回答说：斯巴达人不可能进行这么长距离的远征。阿里斯塔戈拉只好离开斯巴达。 L14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五52至五54这段介绍波斯帝国“王家大道”的部分，我已经在研究西亚地理和概论大流士的帝国时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L15（五55至五97）：阿里斯塔戈拉在斯巴达一无所获，于是转到雅典，希望能在这里得到支持。这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来讲述雅典政治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本logoi除了最后1节之外，其余全部和阿里斯塔戈拉与伊奥尼亚起义无关。这一logoi的部分内容由于和西方政治史有着莫大的联系，我将在下面的札记中作仔细的讨论，现在仅将L15的内容简单概括如下： 雅典人推翻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的统治（五55至五65）；对雅典民主派首领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政绩和身世的介绍（五66至五69）；斯巴达干涉雅典内政企图的失败（五70至五76）；雅典的崛起（五77至五89）；斯巴达人开会讨论是否继续进攻雅典（五90至93）；雅典人和波斯人开始交恶（五94至五96）。 由于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原因，雅典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在阿里斯塔戈拉来求援之前就已经很深了，所以雅典人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出兵帮助伊奥尼亚起义者。 L16（五98至五126）：伊奥尼亚起义正式爆发。阿里斯塔戈拉的第一个行动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解放了在L13中被美伽巴佐斯战败、被迫从色雷斯移居到亚洲来的那些派欧尼亚人，让他们返回了故乡（五98）。随后起义者和波斯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了。整个伊奥尼亚起义的过程我分为三个阶段，再往下可以分成十一次战役。L16包括了三个阶段中的前两个——展开和相持阶段，以及前八次战役。具体的战争过程我留在后面作详细的评论，这里也只是简单地概括如下： 起义的展开阶段包括三次战役：起义者和雅典远征军一起偷袭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后被击败（五99至五102）、起义者占领赫勒斯滂、拜占庭和开利阿（五103）、塞浦路斯战役（五104至五115）。由于塞浦路斯战役的失败，起义初期蓬勃开展的势头被遏制住了。 起义者和波斯人相持的阶段包括五次战役：波斯将军道利塞斯（Daurises）扫平赫勒斯滂南岸（五117）、道利塞斯进军开利阿，以及随后的开利阿战役（五118至五121）、波斯将军叙玛伊斯（Hymaees）继续巩固赫勒斯滂南岸（五122）、波斯将军欧塔涅斯攻陷两个伊奥尼亚重镇——克拉佐门尼和库麦（五123）、起义领导者阿里斯塔戈拉回到色雷斯的米尔西诺，后战死（五124至五126）。在这一阶段结束之后，伊奥尼亚起义最终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至于起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波斯人反攻的阶段，以及最后的三场战役，希罗多德将它们放在了第六卷。我们现在暂时不讲它们。 ────────── [1] 这个亚历山大和近200年后那位著名的“世界征服者”同名但不是同一人，后来建立马其顿帝国的那位亚历山大是他的5世孙。 2．波斯征服色雷斯与赫勒斯滂
1．波斯人征服色雷斯与赫勒斯滂的具体时间不可详考，但大致应在510 BC到500 BC之间。因为510 BC是我们估计大流士出兵斯基泰人的时间下限，而伊奥尼亚起义是499 BC爆发的。 2．前后两任波斯驻色雷斯的太守——美伽巴佐斯和欧塔涅斯都是很不错的将领。特别是前者。他的军事素质可以从他征服派欧尼亚人的战役中看出来。希罗多德提到（五15）派欧尼亚人听说美伽巴佐斯向他们进攻，估计波斯人会沿着海岸线进军，于是集结起军队守在海岸上。而且塔索斯岛对面的海岸线上确实有一个很狭窄的通道，易守难攻。结果美伽巴佐斯通过向导的指引，从山里进军，绕过了派欧尼亚人的防守，直接攻进了派欧尼亚本土，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一带。 3．五17至五21的一段故事，即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设计秘密杀死波斯劝降使节的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除开故事的戏剧化成分不说，如果美伽巴佐斯确实想招降马其顿人，而使节们没有回来复命，除了去寻找之外，他完全可以再派一批使节去劝降。我的理解是这批人应该是来探察马其顿的虚实，来侦查马其顿地理情况的间谍。前面我们经常能看到波斯人在准备对一个国家动武前，总是会先派一些探子去搞清楚对方的底细。比如第三卷中，刚比西斯王就派了一些探子化装成给埃塞俄比亚王送礼物的使臣（三17）。另外，那个聪明的医生德摩西迪斯也是以去侦查希腊的地理险要为借口，最后得以逃回故乡克罗同的（三134）。所以，亚历山大杀死这些探子之后，美伽巴佐斯就明白马其顿人已经是有准备的了，所以才没有向马其顿进攻。 4．欧塔涅斯征服赫勒斯滂南岸的过程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占的篇幅很小，但此人的功绩可能比美伽巴佐斯还要大。因为欧塔涅斯征服的安坦多罗斯是波斯人在爱琴海东岸控制的第一个港口。这对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伊奥尼亚诸希腊城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欧塔涅斯的下一步行动更是令人震惊——他征服了音不洛斯、列姆诺斯这两座岛屿。这两座岛屿正好处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而欧塔涅斯在征服赫勒斯滂地区之前，已经征服了拜占庭，也就是说他已经控制了博斯弗鲁斯海峡。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一看地图就明白波斯人的目的是要完全控制爱琴海和攸克星海（黑海）之间的交通。这对于把黑海地区作为重要贸易对象的伊奥尼亚诸希腊城邦来说，感觉不亚于被安上了马嚼子。 5．欧塔涅斯在征服拜占庭时还征服了一个叫卡尔塞顿（Calchedon）的地方。此地其实就在拜占庭的海峡对岸。拜占庭后来演变成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卡尔塞顿就是其亚洲部分的前身。但王以铸的中译本却将卡尔塞顿译成了“迦太基”（五26）。实在不明白一个驻色雷斯的太守是如何去征服北非的。出现这个误译，可能是因为“卡尔塞顿”在希腊文原文中Καλχηδονιους，而“迦太基”写作Καρχηδονιους（Carchedon），两者只相差一个字母。今天我们的“迦太基”翻译的是罗马人对这个城市的叫法（Carthage）。 3．土与水 五18说美伽巴佐斯派使者去招降马其顿，而“投降”这个意思如果直接从希腊文译出来就是“献上土和水”。前面大流士征讨斯基泰人时也出现过这种说法（四126、四132）。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表示放弃自己的基本生活物资条件，将之交由征服者掌控的象征性仪式。但在传世的古波斯文文献中人们却从来没有发现“献上土和水”的记载。我们不清楚这在当时是否是一种普遍的作法，或者只是希腊人的一个误解。不过，在后面几卷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波斯人要求对方“献上土和水”的情况。 4．风云突变的希腊波斯关系 评论第四卷时我们看到在征讨斯基泰人的战争中，波斯人和希腊人可以说是在并肩战斗，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征讨斯基泰人的失败，波斯人在色雷斯以北扩张势力已不可能，所以他们就转而致力于向色雷斯以南、以西的拓展。两任波斯驻色雷斯太守的行动再明显不过的表现出他们的企图。美伽巴佐斯已经到了马其顿的边境上，离希腊本土已经非常近了。欧塔涅斯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交通，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爱琴海地区各希腊城邦的经济独立性。这也就是诸如第四卷中出现的希斯提亚欧和米泰亚德，这些原来和大流士一起远征斯基泰的希腊僭主们，后来会起来反叛波斯人的原因。要知道，在波斯帝国西边的各主要民族中，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已经臣服于波斯，现在仍保留着一定自由的只剩下斯基泰人和希腊人。既然波斯人没有办法征服斯基泰人，希腊人当然就成为了潜在的下一个目标。 实际上，在《历史》第一卷中，我们已经看到早在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兴起之前，在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就已经被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征服了（见L1）。波斯取代吕底亚成为小亚细亚的霸主之后，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就已经控制了这些城邦。所以波斯人真正在意的是居住在希腊本土、即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那些尚未被征服的希腊城邦。
（从后来大流士王和薛西斯王进攻希腊的情况看，这两条路将越来越显现出它们的重要性，这里只是先给大家留一个印象。） 更麻烦是，已经被波斯帝国当作进攻希腊本土的跳板的伊奥尼亚，随后爆发了起义。对波斯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临阵倒戈”。所以波斯人不得不暂时放下对希腊本土的野心，先把伊奥尼亚平定下来再说。 5．“一时冲动”？ 从上面可以看出，伊奥尼亚起义的成败对于希腊本土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起义取得成功，波斯对希腊本土的野心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不愿意帮助阿里斯塔戈拉，似乎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短视。相比之下，雅典人愿意支持伊奥尼亚起义，似乎表现出他们的深谋远虑。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早在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征服小亚细亚的时候，当时的伊奥尼亚人就曾经向斯巴达人求援，斯巴达人那一次也没有出兵（一152）。 按希罗多德在五97的描述，雅典人之所以被阿里斯塔戈拉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所打动，主要是因为他“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是很容易被战胜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好像说雅典人是被阿里斯塔戈拉骗了。确实，在作者看来，出兵援助伊奥尼亚起义者肯定是雅典人犯的一个大错。以至于政治上拥护民主制的希罗多德，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被后世许多批评民主制度的人经常引用的话——“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指阿里斯塔戈拉）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栖底梦的克里奥美尼，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指参加公民大会的雅典群众）。” 在《历史》的其它地方，希罗多德只要一遇到雅典人，用的全都是赞颂的口气。唯独在这里他暗暗地批评了一句。他批评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讲，但至少我们要明白：雅典人决定支持伊奥尼亚起义，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真有什么远见卓识，他们也许真是受骗上当了也说不定。同样地，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也许并不是政治上的近视眼，他只是保持了斯巴达人一贯的谨慎而已。 但是，不论雅典人参与到伊奥尼亚起义中是因为具有政治眼光，还是源于一时的冲动，反正他们的这一决定无形中把他们自己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的城邦就此也注定了后来领导希腊文明的命运。越看到后面，您越明白这个决定的重要性。 6．到伊奥尼亚起义时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 雅典人参与到伊奥尼亚起义中，也许有一时冲动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是，雅典人和波斯人在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之前就已经有了很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和雅典的政治演变有着非常深的关系。在前面概述希腊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下面我将对到伊奥尼亚起义爆发前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作一个稍微详细些的介绍。研究雅典民主制建立过程的书籍很多了，想要详细考察这个问题的网友可以去找来看看。下面我的介绍所依据的资料除了《历史》之外，主要是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下面引用时简称《雅》）。 在雅典的早期历史中，即神话和历史还没有分家的时代，我们知道雅典也是实行王制的。神话中的忒修斯就是雅典王[1]。王制大概于前8世纪末结束，随之而起的是贵族家族统治。当时统治雅典的是一个叫“Eupatridae”（意译为“优秀的父辈”）的贵族小集团。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王，也有选举，但Eupatridae诸家族却垄断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执政官的职位，因为选举执政官主要依据的是“门第和财富”（《雅》3节）。 最初时执政官职位一共有三个：王者执政官（Basileus）——即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中的“王”，不过这个职务现在没有实权，只掌管祭祀事务，一般由和城邦神话有联系的少数几个贵族家族的成员担任；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音译为“波勒马克”）——只在战时担任军事首领，平时没有特权，在第六卷讲马拉松战役时我们还会遇见它；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最初就叫“Archon/执政官”，主管除祭祀和军事之外的事务，由于这类行政事务后来逐渐增多，所以这个职位也越来越重要，最终超过前两者。所有这些官职原先都是终身职，后来逐渐减少到一年一任。由于这时最重要的是Archon，而Archon又是一年一任，雅典人便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名来记年，所以Archon便被称为“名年”执政官。比如480 BC，即波斯王薛西斯进攻希腊的年份，如果按当时的写法就应该是“卡利亚德斯（Calliades）任Archon之年”。大约在683 BC，在这三个执政官的职务之外，新加了六个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es，主管审判，也是一年一任）。雅典就此形成了以九个执政官为主体、名年执政官为首的行政体系。 负责监督执政官们的是“战神山议事会”（因地点在Areiopagos——“战神山”而得名，也有人译之为“雅典元老院”），可以说他们掌握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终身职，而且卸任的执政官自动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由于执政官的选举主要依据“门第和财富”，所以“好父亲”小集团的成员当选执政官（包括“战神山议事会”成员）的机会肯定比别人要多得多。从政治学术语上说，这就是寡头政治。 前面也提到了，前7世纪时，希腊各地开始出现不经过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人的僭主。这股风也刮到了雅典。大约在632 BC，一个叫库隆（Cylon）的人试图用武力夺取雅典的最高权力，但他失败了（五71[2]）。围绕这件事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库隆污染案”。这件事大致是这样的：政变失败后，残余的库隆党徒逃进雅典娜神庙里要求庇护。在神庙里杀人对希腊人来说是绝对渎神的行为，是一种大忌[3]，所以残余分子认为这样能暂时保证安全。当时的执政官美伽克勒斯（Megacles[4]）是平息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美伽克勒斯答应只要残余分子走出神庙就保全他们的生命。结果这些人刚出来就被杀了，有些就死在神庙的范围之内。所以美伽克勒斯一族人后来就被认为是被“诅咒”、“污染”了的。这一案件在当时的雅典影响很大。美伽克勒斯本人后来被掘墓弃尸，他的后代一度被驱逐。再后来梭伦请来了著名的神话诗人埃皮门尼德（Epimenides，也曾入选“七贤”）来净化整个雅典城，最终把这件事平息了下去[5]。 库隆事件之后，“好父亲”小集团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如果不进行改革，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尝试夺权。于是在大约621 BC，当时的司法执政官之一德拉古（Dracon）公布了他制定的雅典宪法。这大概是首次有人把原来贵族统治所依据的“不成文法”确定下来，写成“成文法”。这样做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法律如果是“不成文”的，其实也就是被少数人掌握，并由他们来随意解释的。现在所有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能读到“成文法”，也就相当于贵族和平民都受到法律的监督了。另外，德拉古改革了选举九执政官的办法。所有能“自备武器”的人现在都可以来投票（此前可能只有“战神山议事会”成员有投票权），九执政官是从“财产不少于10米那[6]且无负债的人们中选出”（《雅》4节）。这样，执政官就不仅限于少数贵族家族成员的人才能当选了。相应地，所有能“自备武器”的公民，都可以去参选一些低级官吏。 但是，贵族和平民一起受到法律的监督，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高级官员的仕途也仅向富人们敞开了一扇小门。这部“德拉古法”从整体上说无助于解决当时雅典面临的社会危机。比如它允许破产的平民被卖为奴隶。这肯定加剧了当时已经越来越深刻的贫富差距。而且，“战神山议事会”依然保有最高的权力。另外，后世人对“德拉古法”最深的印象就是它过于严苛。比如犯偷盗罪的人就要被处死。曾有人问德拉古为什么这么严苛，他说在他看来小罪就应该被判死刑，至于大罪，他还没想出来比死刑更重的惩罚。有人甚至说“德拉古法”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写成的[7]。英文中后来出现了一个词：Draconian，意即“严刑峻法的”。 雅典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了。当时城里充满着所谓“六一汉”（Hektemori，即将自己收成的5/6上交给地主，自己只得1/6的贫农阶层），富人们却对已经到手的东西还不满足。雅典有随时爆发革命的可能。这就是梭伦在594 BC就任执政官时的社会现状。梭伦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我注目凝望，而悲哀充溢着我的心/这伊奥尼亚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绝境”、“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永远服从。”（《雅》5节）
1．解除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抵押的借贷，这样就让平民避免了破产后被卖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他的这一法令又被人称为“解负令”（seisacktheia）。 2．按财产重新划分等级。凡所拥有的土地的年收入超过500斗（这500斗可以是麦子，也可以是油、酒等）者被称为“500斗”级（pentakosiomedimgoi）、年收入在500斗到300斗之间的被称为“骑士”级（hippeia）、年收入在300斗到200斗之间的被称为“双牛”级（zeugitai）、年收入不到200斗的被称为“佣工”级（thetes）。前两级可以参选九执政官以及其它一些高级官员；“双牛级”可以担任一些低级官吏；“佣工”则无权担任任何官职，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梭伦将当选高级官员的条件从德拉古法要求的现金变成实物，原因是当时很多平民的大部分收入只有实物，手头总是有很多现钱的人并不多。这样就进一步放开了对官员资格的限制。 3．虽然最底层的贫民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梭伦规定凡是对官员的施政不满意的，可以向法庭起诉。而我们知道“佣工”是可以参加法庭陪审团的。考虑到“佣工”的人数肯定占全城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大部分陪审员可能都是“佣工”。这样一来，原来只需对“战神山议事会”负责的官员们，现在也得对法庭，换句话说对普通平民负责了。梭伦一方面没有直接削弱“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加强了平民的权力。 梭伦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调和矛盾，并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我们至多只能说他的举措给后来民主派掌权做了必要的铺垫。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274a11）中就这么说过：“出现今天的民主政体，……，这并不是梭伦有意要造成的结果，而更主要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调和矛盾并不等于消除矛盾。在梭伦改革之后约20年，雅典社会的矛盾再次激化，雅典政坛又酝酿着一次新的风暴，最后导致雅典出现了僭主。关于雅典僭主制兴起的记载见于《历史》一59至一64，即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因为要去攻打居鲁士，所以在希腊寻找同盟者的故事里。这一段记载历来被研究雅典社会的学者极为看重。 当时的雅典分三个党派（一59）：由吕库古（Lycurgus，不是斯巴达的那位立法者）领导的“平原党”（pedion）、由美伽克勒斯（“库隆污染案”中那个美伽克勒斯的孙子）领导的“海岸党”（paralos）、由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hyperakrios）。希罗多德对这些党派的政见没有详细说明。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平原党”是支持寡头政治的，“山外党”是支持民主制度的，“海岸党”的政见则居于它们两者之间（《雅》13节）。至于这些党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雅典城本身位于阿提卡（Attica）半岛的一块大平原上，这块平原上的土地自古就被那些旧贵族大姓们所占据。所以“平原党”可能就是这些土地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政党。他们对于梭伦倾向平民的改革感到不满，他们想重新恢复原先的特权，独占高级官员的选举，把平民排挤出政治舞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支持寡头政治。
最后，雅典城西南边就是海岸，这里是当时刚刚出现的、靠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人们的船坞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一段海岸线南端后来还发现了银矿。这样，所谓的“海岸党”，其实就是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政党。这些人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现在能参选的高级官职比德拉古时代要多。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和普通平民一样，想继续从旧贵族集团手里获得更多的权力；一方面又和贵族一样，不愿平民过多地参与到政治里来，毕竟要按人数来算的话，肯定是平民的人数最多，投票肯定是他们占上风。所以“海岸党”的政治态度一如历史上各时代的“中产阶级”一样，特点就是“骑墙”。 关于这三个党派，需要对“海岸党”的领导人美伽克勒斯多说几句。前面说此人的祖父是“库隆污染案”中的那个美伽克勒斯，这个家族曾经被驱逐出城。在流亡途中，老美伽克勒斯的儿子阿尔克美昂（Alcmeon）结交了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富得流油的吕底亚王对这位落难的公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著名的“阿尔克美昂搬金子”（六125）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位靠山，阿尔克美昂后来得以返回雅典。也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得以复兴，主要是靠了和海外强国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以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勒斯，自然不会和旧贵族站在一起，也不会和普通平民同一阵线。他成为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海岸党”的领导人，一点也不奇怪。 回到主题，雅典的三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几乎快要演变成内战。按希罗多德在第一卷中的叙述，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曾经用武力夺取过一次政权（560 BC），并自立为僭主（一59）。但是仅5年之后，“骑墙”的“海岸党”就联合了“平原党”，把他们赶走了。随后的6年，雅典再次陷入党争。“海岸党”的领导人美伽克勒斯这时再次转向，和流亡的“山外党”领导人庇西特拉图结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用一种“神话般的”方式恢复了“山外党”的政权（一60，约549 BC）。可惜庇西特拉图这次的运气仍然不好，当政仅6年，就因为和妻子不和，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岳父，再次被赶走。这一次庇西特拉图在外等待了10年。10年间，他一面用自己在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上的银矿作为后盾，不断招兵买马，一面四处联络希腊各城邦的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终于，在得到了优庇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城、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尔戈斯等地的支持之后，他率领自己的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随后在雅典城外的帕列尼斯（Pallenes）小镇击败了雅典政府军，再次夺回了政权（一62，约533 BC）。庇西特拉图重新成为僭主，6年后逝世（527 BC）。 本来是民主派的庇西特拉图，居然后来成为了僭主，真是一个讽刺。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个奇怪的现象并不难理解。考虑到雅典当时的党争，特别是“平原党”和“山外党”之间水火不容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走“议会道路”的。因为民主派所要求的是公平、正义，但地主集团要求的就是特权，他们恰恰就是不想要公平、正义。所以就必须得有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建立起一种“专政”，或者说“独裁”，来把公平、正义硬加给他们。那种议会表决通过然后所有人都来遵行的环境，在这里并不存在。在民主这种制度建立之前，必须要让所有人，特别是特权阶级的人先接受民主制度本身。而这个让特权阶级放弃特权的过程，往往不是一纸法令就能解决的，有时就得需要一定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表面上很矛盾的情形：由一个“独裁”的人来推行民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普通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是接受甚至赞赏的了。因为虽然他从法律上说是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反对大地主集团，是在为平民大众谋福利，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用亚理士多德的话来说，“他倾向人民”，到后来居然是“大多数贵族和一般平民都愿意他统治”（《雅》16节）。 另外，庇西特拉图当政时并没有完全废除梭伦的立法。当时仍有高级官员的选举（证据就是《雅典政制》中谈论庇西特拉图时代时仍然用了“某某担任执政官之年”的说法）。只不过这种选举已经流于形式了，当选的人其实并没有实权，执政官的称号这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荣誉头衔。 在庇西特拉图主政雅典时，雅典的国力大增。他在第二次流亡时依靠的摇钱树——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这座山我们后面还会经常遇见）银矿的收益，现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雅典国库收入的一部分。雅典势力扩展到了纳克索斯岛。他还为提洛岛举行了净祓仪式。而提洛岛是神话中日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忒密斯的出生地，是所有伊奥尼亚族共同的圣地，他的这一举动明显是在宣告雅典现在成了伊奥尼亚族的领袖（一64）。 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6节谈论庇西特拉图的时候，非常罕见地使用了“温和”、“宽大”、“仁慈温厚”等词语。要知道，同样是这个亚理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311a以下泛泛讨论僭主制度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是“私利”、“暴虐”、“寻欢作乐”。他在《雅典政制》16节中甚至还引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说法：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这种评价要是对应到中国文化中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好到可以和上古的“尧舜之治”相比了。 如果说庇西特拉图的统治还是不错的话，那么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巨变。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希庇亚斯本人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有政治家风度，又生性聪敏”（《雅》18节）。他当政之初也继续着他父亲的路线。他们家族的祸根在于希庇亚斯的三弟塞塔卢斯（Thettalos）。这个人的肆意妄为，最后导致两位著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Aristogiton）和哈尔莫迪欧（Harmodius），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准备在一次宗教仪式中行刺他。可是行刺者在仪式现场找不到塞塔卢斯，在场的只有僭主希庇亚斯的二弟希帕库斯（Hipparchus），于是就刺杀了他，随后两位行刺者也牺牲了（《雅》18节）。不过按修昔底德的说法，惹祸的本来就是这个希帕库斯[8]。 不管怎么样，希帕库斯是死了，失去亲人的希庇亚斯开始变得残暴。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514 BC（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本卷的L15）。 希庇亚斯变得残暴之后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驱逐了一个对他不满的家族——阿克门尼德族（Alcmeonidae，五62）。这个家族在雅典政治史中极为重要。击败库隆政变并被“污染”的美伽克勒斯、和吕底亚王克洛索斯交往并获得巨大财富的阿尔克美昂、后来组织“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庇西特拉图一度的岳父）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对于雅典民主制的最后确立起了关键作用的克莱斯提尼和伯力克利，也属于这一家族，甚至还有柏拉图。 被驱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在他们的首领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之子）的率领下，曾经尝试过打回城来，但是失败了（约513 BC）。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现在看来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为了得到宗教方面的支持，他们先是故意用超高规格重建了在德尔斐的神庙（五62），后来又直接贿赂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说预言的女祭司（对于她们有专门的称呼——“Pythia/配提亚”），叫她给斯巴达人说预言时总是加上要求斯巴达人攻打希庇亚斯的内容（五63）。 本来斯巴达人和雅典的僭主一家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仇恨，可是神喻老是这么要求，他们也只有照办。大约在512 BC，他们派出了一支海军去攻打雅典。不过希庇亚斯还能够借用父亲的老关系，请帖撒利的骑兵来击败了斯巴达人，还杀了他们的主将（五63）。这一下斯巴达人真地愤怒了。以前面我们已经认识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为主帅，斯巴达军主力前来攻打雅典。击溃了再次来驰援的帖撒利骑兵之后，斯巴达军和雅典市民一起围攻卫城。正在这时，僭主一家的孩子们想从卫城里逃出来，反而被抓住。于是希庇亚斯只好投降，并答应离开雅典，以换取孩子们的安全（五65）。雅典的僭主统治至此完结（511/510 BC）。 （这里有一个问题。希罗多德在五65说僭主统治雅典一共有36年，而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9节说从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当政时算起是49年。如果刨去庇西特拉图两次被驱逐的16年，那么僭主统治雅典也是33年，而不是36年。另外，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5b34说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一共是51年，除去被驱逐的时间，剩下的是35年。和他本人在《雅典政制》中的说法也不一样，倒是和希罗多德的说法差不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就我所读到的文献来看，似乎还没有人对此作出解释。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考虑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几次提到了执政官的“名年”，还将各时间段交待得十分清楚，所以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采用了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时间表。而王以铸在其中译本372页的脚注里简单地说希罗多德所谓的36年是545－509 BC。这肯定是不对的。他似乎忘记了庇西特拉图曾经两次被驱逐，以为雅典的僭主统治是连续的。这个脚注的问题可能不是他本人的错误，因为这个注也见于Godley的英译本，王老在翻译时是参考了这个英译本的。对此王老恐怕是失察了。而且王老既然用了这个脚注，也就是说他认为希庇亚斯被驱逐出雅典是在509 BC，那么何以他在全书末尾的“年表”中会把“庇西特拉图族僭主政治的崩溃”放在510 BC呢？） 现在僭主制度崩溃了，被僭主放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回来了。雅典又开始了党争。希罗多德说这时的雅典有两个党：以克莱斯提尼（贿赂配提亚的那个人）为首的一党、以伊撒戈拉斯（Isagoras）为首的一党（五66）。两党的政见希罗多德没有说，亚理士多德也只告诉我们伊撒戈拉斯是僭主的朋友（《雅》20节）。由于五66提到伊撒戈拉斯一族曾担任一种祭祀职务，而祭祀权一般都掌握在旧的“好父亲”小集团手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肯定伊撒戈拉斯的党是倾向原来的土地贵族、支持寡头统治、反对民主制的。这种倾向肯定和被赶走的僭主希庇亚斯气味相投，所以才被称为“僭主的朋友”。而克莱斯提尼的父亲既然就是“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那么我们大概也可以肯定他的这一党是倾向工商业阶层，主张削减贵族权力的。然而，和他父亲不同，克莱斯提尼不准备“骑墙”。当他发现可以和下层平民团结起来反对旧贵族的时候，他就坚决地和平民联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克莱斯提尼现在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取代了原来庇西特拉图的地位，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并和寡头派开展斗争。“中产阶级”现在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正如法国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一样。 伊撒戈拉斯一党见势不妙，于是想到了寡头制的总后台、坚决走寡头路线的斯巴达。于是伊撒戈拉斯请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出马。克里奥美尼便以克莱斯提尼的祖先曾经是“库隆污染案”的主谋为借口，要求将整个阿克门尼德族再次驱逐出雅典[9]。克莱斯提尼主动引退下野。伊撒戈拉斯在斯巴达军队的支持下在雅典建立起寡头政府。可是已经体验了民主制度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雅典市民再次围攻卫城，最终迫使伊撒戈拉斯离开雅典，克莱斯提尼重新掌握了政权（五70至五72，此事大约发生507/506 BC）。
传统上，雅典及周围地域被分成4个“部落”（phulai），相当于今天的“区”。“部落”是按传说中的雅典王伊昂（Ion）的4个儿子来命名的（五66）——Geleontes（农民）、Hopletes（战士）、Argades（工匠）、Ægicores（牧羊人）。每个部落习惯上由一个“部落王”管理，但随着雅典城市化的发展，这个“部落王”很早就只是一种礼仪上的职务了。从部落名称就能看出，它们其实不是什么伊昂的4个儿子的名字，而是对雅典平民阶层的起源的一种回忆。梭伦曾经对传统的4部落体系进行了改革，赋予了“部落”一些行政功能。比如他将每个部落下面分成3个“三一区”（trittues），每个“三一区”下面又分成4个“造船区”（naukrariai）。这样，全雅典被划成了12个“三一区”和48个“造船区”。“造船区长”（希罗多德在五71提到了这种职务）平时负责收税和开支，战时还要保证每个“造船区”提供一条船。这些“造船区”其实就是当时雅典市的基层政府。另外，在梭伦立法里，选举九执政官时，每个“部落”先各自推选出10名候选人，一共40人，然后抽签决定谁当选。“部落”在这里又有点像今天的“选区”。 克莱斯提尼对这个体系来了一次大手术。他先取消了传统的“部落”，再把雅典城分为“城区及周边地带”、“内陆中央平原”、“沿海地区”3个大区，然后每个大区又分为10个新的“三一区”，最后按抽签的结果，在每个大区里各选一个“三一区”出来，组成新的“部落”。这些新的“部落”一共有10个。每个新“部落”下面有3个彼此完全没有地理上的联系、随机组合在一起的新“三一区”。这么一来，以前按地区分党派的现象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原来分散在三种不同地域的人现在成了一个部落的人，部落内部的交流就足以弥合一些原来非要上升到党派之争的矛盾。新的部落区划促使不同地域（如前所述也就是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增加了人民的团结，避免再次出现党争（关于克莱斯提尼的新区划，可以参见这里）。 在选举九执政官方面，克莱斯提尼依然采取了梭伦时期的办法，即高级官吏仍只限于“500斗”级和“骑士”级参选[10]。选举时每个新部落内部推选出10人，一共100人，然后抽签决定谁当选。正是由于克莱斯提尼把每个新部落都安排成由三个不同地域组成的“选区”，这样每个新部落在内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就必须同时照顾到三种地域、三种阶级的人民的不同要求。这种安排还是为了加强人民之间的理解，避免党争。 另外，梭伦曾经为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设立了一个“议政会”（Boule），其成员由每个旧部落选出100人，共400人。平常的法令草案都由这个“议政会”来起草，公民大会只需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就行了。现在克莱斯提尼将这个议政会扩充到500人，即每个新部落选出50人。而且议政会的选举办法和九执政官的选举办法一样。这样一来，议政会的候选人当然也要兼顾各阶级的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雅典民主制被稳定下来了。 至于原来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克莱斯提尼没有触动它。在后来的民主派所推行的改革中，这个机构的权力逐渐被缩小，最后只剩下调查杀人案件和贪污案件的权力了。 至于原来梭伦时代的“造船区”，克莱斯提尼以“村社”（demos/deme）代之。每个新“三一区”下辖数目不等的村社，全雅典共有100个村社，后来逐渐增加到176个。村社内部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出征时同一个村社的士兵也在一起服役。人们取名字也不再用祖上的姓，而是以村社名为姓[11]。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打破旧有的、注重血缘关系的贵族门阀制度，建立一个“彼此平等”（isonomia）的社会。就连新来的移民也很容易融入雅典，因为他的姓和他的邻居是一样的。 克莱斯提尼另两个举措因为已经为人所共知，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首先就是每个新的部落选出一名将军（strategos），负责在战场上率领本部落的所有士兵。虽然将军这个职务早在德拉古立法时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最高军事指挥权一直都由传统的九执政官之一“波勒马克”掌握，但是由于“波勒马克”不能连任，而将军之职是可以连选连任的，再加上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场大仗的影响，整个城邦的重心逐渐向军事倾斜，所以“十将军”就渐渐取代了“波勒马克”和名年执政官，成为雅典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比如伯力克利，他主政雅典时的职务就是将军，而且连选连任长达15年（445－430 BC）。 克莱斯提尼还首创了“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即允许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将怀疑威胁到城邦安全的人放逐出城10年。不过这种放逐并不等于剥夺其一切权利。被放逐的人在城里的生意、债务仍然可以请人代为照管，只是本人不能回城而已。 正是在克莱斯提尼的改革让雅典走上了民主制的道路。而这种改革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外来威胁。因为民主派是赶走了伊撒戈拉斯和他的后台斯巴达人才得以上台的。而得罪了斯巴达人绝对不能给雅典带来安全。于是为了寻求外援，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一个绝对令人震惊的事实：雅典人向波斯人投降了（五73）。具体而言是克莱斯提尼的使节们向大流士王“献上了土和水”。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雅典后来一直是抵抗波斯最坚决的希腊城邦。这一点确实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污点。不过好在他们马上就洗刷了这个污点。 雅典人所担心的，即斯巴达的讨伐，来得也很快。斯巴达的军队，在他们的两个王带领下果然来了，一起来的还有科林斯的军队，雅典的近邻波奥提亚人、优庇亚岛上的卡尔启斯人也发兵来攻打（五74）。这支联军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大，最后却因为内部不合而解散了（五75）。后来斯巴达人知道了早先克莱斯提尼贿赂配提亚，叫她说假神喻的事，又想组织一次进攻雅典的联军（五90），却因为科林斯人自己也吃够了僭主的苦头，认为斯巴达人为了替一个僭主报仇而兴师动众是毫无道理的（五92）。斯巴达人才最后放弃了支持希庇亚斯回国的念头。 急于想回雅典的希庇亚斯谢绝了父亲的老朋友——帖撒利人和马其顿人的邀请（五94），转而来到了小亚细亚。他鼓动前面提到的波斯帝国驻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去攻打雅典人。阿塔弗列涅后来真地命令雅典人把希庇亚斯迎回去，理所当然地被雅典人拒绝了（五96）。现在雅典人总算明白他们原来想依靠波斯人巩固自己刚建立的民主制是多么的幼稚。波斯人对于民主制的威胁要比斯巴达人大得多。他们现在终于认清头号敌人是谁了。后来他们也以实际行动给这个头号敌人好好上了一课。 就在雅典对波斯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后不久，伊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求援，雅典人当然马上答应了他。 ────────── [1] 参见《平行列传·忒修斯传》。 [2] 关于“库隆政变”更详细的记载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86页以下。 [3] 这种“神殿避难权”一直到中世纪仍然在欧洲存在，可参见《巴黎圣母院》。 [4] 美伽克勒斯的名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没有提，也许是“为尊者讳”吧。《平行列传·梭伦传》12节提到了。 [5] 参见《平行列传·梭伦传》12节。 [6] 米那是一种重量单位，约合431克，这里的“10米那“指4.3公斤白银，参见第七卷第7项札记。 [7] 参见《平行列传·梭伦传》17节。 [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1页。 [9] “库隆污染案”后来一直是寡头派攻击民主派的一个口实。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阿克门尼德族的后裔伯力克利也曾受到类似的威胁，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88页。 [9] 据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26节说，要到456 BC，九执政官的参选资格才被扩展到“双牛”级。“佣工”级则一直无权当选高级官吏。 [11] 比如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国家篇》328B中，说到参与对话的有一位“派尼亚的卡曼提德斯”。这就是当时雅典人名字的普遍格式。这里的“派尼亚/Paiania”就是一个“村社/deme”。雅典人名字的另一种普遍格式是“某某之子某某”，比如也在328B出现的“阿里斯托纽摩斯之子克勒托丰”。
在雅典的民主制确立之后，在514 BC刺杀希帕库斯的两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和哈尔莫迪欧被民主派奉为为民主制的建立而牺牲的英雄，虽然两人当时的动机是私人的仇恨。城邦还为他们建立了雕像以纪念之。这座雕像有罗马时期的大理石摹品传世，是希腊早期古典主义风格雕塑的代表作之一。这尊被称为“刺杀僭主者”（Tyrannicides）的雕像后来变得太有名了，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就是僭主本人。所以到了修昔底德的年代，他就不得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特别声明当时的僭主是希庇亚斯。至于雕像为什么会是这种姿态，可能是因为当时行刺一瞬间的姿态是这样的。 现存的罗马时期摹品复制的肯定不是原作，因为原作在480 BC波斯王薛西斯攻入雅典时已经被波斯人运走了[1]。后来雅典人在477 BC重新树立了一尊新的雕像。摹品复制的应该是这第二尊。 ────────── [1] 参见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三卷16节。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四）8．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前面提到希罗多德唯一一次批评雅典人，是因为他们支持了伊奥尼亚起义。原因是作者本人从头到尾就不认同这场起义。在他看来，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而后来波斯人入侵希腊、希腊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起义又是最直接的原因。所以他始终认为这场起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祸”（五28）。 希罗多德抱这样的看法，当然和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有关系。在普通希腊人看来，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宿命”的。而一件事如果最终失败了，那么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很多预示其结局的征兆出现；而从事这件事的人，肯定自身也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可能就是米泰亚德编“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时，要把放走大流士的责任推到希斯提亚欧身上的主要原因。这种“从后往前”看待事情、“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习惯，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社会很常见，在我们的古籍中也有太多的例子，这里不必详说。 这就给我们想以客观态度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困难。因为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一些事业最后失败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古人眼里，他身上的一些优秀的素质会被忽略，一些缺点会被放大。在中国历史中，这种失败者被“妖魔化”的例子里，最突出的大概是跟唐太宗李世民争天下的太子李建成。在新、旧《唐书》中，李建成都被写成一个似乎很不堪的人。但实际上，此人的才略决不在李世民之下。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编》有很精到的表述，这里也不去说它。在我们研究的《历史》这部书里，被“妖魔化”的失败英雄里，最突出的就是伊奥尼亚起义的两位领导者：阿里斯塔戈拉和希斯提亚欧。希罗多德给我们描述的这两人，几乎谈不上有任何的领导才能，更多的时候倒像是小人。比如“阿里斯塔戈拉……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大流士王找找麻烦而已”（五98）、“从米利都人阿里斯塔戈拉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气魄的人物”（五123）。 关键的问题是，在希罗多德的讲述里，这两个人发动伊奥尼亚起义的动机非常模糊。阿里斯塔戈拉是因为害怕付不起远征纳克索斯岛的费用，又怕被自己得罪的希波远征军统帅美伽巴佐斯在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便决定起事。我不能相信这样两个非常个人化的原因就足以促使他决心将整个东爱琴海搅个天翻地覆。而希罗多德对希斯提亚欧策划起义的原因说得更离谱。他说希斯提亚欧是因为被大流士软禁在波斯，想回到故乡米利都，所以鼓动阿里斯塔戈拉造反，以便自己有机会回来。也就是说，希斯提亚欧发动起义，其实只是因为他害了思乡病。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我们也只有相信伊奥尼亚起义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蠢动”、“灾祸”了。我们如果被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迷雾所蒙蔽，那么我们将无法认识到伊奥尼亚起义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原因。 9．伊奥尼亚起义的原因 除开希罗多德所说的那些可能全属子虚乌有的个人原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的伊奥尼亚与波斯，以及广义上希腊和波斯之间的形势，阿里斯塔戈拉和希斯提亚欧发动伊奥尼亚起义的真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政治上的原因。本来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都是独立的、自主的。但自从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在前6世纪中叶控制了这一地区以来，他们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被迫听命于一个外来政权的发号施令。吕底亚被波斯推翻后，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只不过换了一个主人而已。久而久之，必然生变。这个原因是存在的，但不会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伊奥尼亚诸城邦屈从于外来政权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何以要这个特定的时候起义呢？ 2．政体上的原因。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雅典刚刚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事件肯定给当时的伊奥尼亚人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这里主要还是实行僭主制度的。僭主制度在伊奥尼亚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民现在看到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来当家做主的政体在雅典兴起，肯定对僭主政体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不满。而我们知道，伊奥尼亚各僭主的总后台是波斯人。僭主们要在人民的不满中继续统治，必然越来越重地依靠波斯人的支持。阿里斯塔戈拉本人就是一位僭主，他也曾依靠过波斯人的军事力量去远征纳克索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他要对付米利都本地人民的革命，肯定也会去找波斯人的。所以在普通伊奥尼亚人看来，他们追求民主制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本地的僭主，而是来自波斯人，因为本地的这些僭主只是波斯人的傀儡。明白了这个，我们就明白阿里斯塔戈拉在起义爆发之初，自动放弃僭主身份，并在伊奥尼亚各地推行民主制（五37）是有良苦用心的。 另一方面，波斯人支持僭主们其实源自他们对征服地区的一贯政策。即从居鲁士时代开始，他们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总是尽量少作变动，追求政治上的连续性，遵重当地人的习俗和习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波斯人仅满足于税收和朝贡，不直接介入当地的政治事务。所以他们从吕底亚人手里夺来对伊奥尼亚一带的控制权之后，自然支持这里的僭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当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波斯人才发现这种政体已经不被本地的人民所拥护了。所以当起义最终被平定之后，波斯人在这里也顺应潮流地推行起民主制度起来（六43）。自己实行王制的波斯人居然推行起民主制来了。这一点确实是够令人震惊的。这一方面说明政体问题确实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对于民主制并没有抱着“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之类的敌意。今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们把希腊－波斯战争简化为民主－专制之间的战争，是欠妥的。 3．民族上的原因。阿里斯塔戈拉在起义之初，解放了被美伽巴佐斯掳到亚洲来的派欧尼亚人，并让他们回家。在现代人看来，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即起义者是以“民族解放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民族摆脱波斯人的压迫；可以说这次起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但是现代人的这种联想恐怕有些理想化了。阿里斯塔戈拉可能有某种初步的“民族自决”的意识，但这场起义不能被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因为“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希腊各地各城邦间常年的彼此争斗，已经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最深刻的互不信任，实际上消解了他们把对方视为“同胞”的民族认同感。换句话说，“希腊民族”这个词尚没有实际意义，又何来“民族解放战争”呢？在阿里斯塔戈拉向斯巴达、雅典求援的故事里，我们丝毫没有读到他以“解放希腊人”之类的口号来唤起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即使他用了这类口号，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后来起义的实际过程中，起义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比如说塞浦路斯，比如说开利阿，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主要是非希腊民族。要到后来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时，希腊人才第一次团结在一起，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行动；“希腊人”到那时才第一次有了代表一个民族的含义。希波战争是引发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产生对“希腊民族”的皈依感的一个关键事件。是这场长年累月的战争诱发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而不是希腊人的民族感情促使他们去进行这场战争。这个特点在战争初期，特别是伊奥尼亚起义时是很明显的。 4．经济上的原因。这可能是起义最直接的原因了。在介绍大流士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太守领地时，我们知道伊奥尼亚、爱奥里斯、开利阿等地，属于同一个太守领地，他们每年要缴纳400塔兰同白银。这个税额在全部20个太守领地或者说“税区”中排并列第8位，只能算中等水平，赋税不算特别重。后来雅典在478 BC成立提洛海军同盟的时候，给大致相同这一地区订的贡款总数是460塔兰同[1]，后来还涨到了600塔兰同左右[2]，可见波斯人给他们订的税额并不算太吓人，并非不可接受。 但这一地区既不像埃及、巴比伦那样是富庶的粮食产区，也没有印度那样的贵重金属矿藏，伊奥尼亚人的主要收入靠的是商业贸易。而他们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之一就是黑海沿岸。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贸易通道已经被波斯人控制了，这就直接威胁到了伊奥尼亚一带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因为现在波斯人既然控制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弗鲁斯海峡，又有了安坦多罗斯这样的港口，再加上实力最强的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早在刚比西斯进攻埃及时就已经臣服于波斯，所以波斯人现在完全可以抛开希腊人，单独进行对黑海地区的贸易，甚至可以垄断这条贸易线。波斯国内的物产又是那样的丰富，商业潜力是伊奥尼亚一带不可能相比的。伊奥尼亚人和波斯人现在的关系，已经从20年前一起出征斯基泰人时的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这就迫使他们必须想出办法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想出办法摆脱波斯人对他们的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起义的原因，因为再晚他们连起来反抗的能力也没有了。伊奥尼亚起义，可以说就是一场贸易“热战”。这在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起义进程时可以得到很明确的印证。 ──────────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7章，68页。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5页。 10．伊奥尼亚起义的进程
首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起义者的实力。希罗多德对整个爱琴海东岸各希腊城邦的总体介绍见《历史》的一142至一151。在经济上，伊奥尼亚一带是最富庶的。在军事上，米利都是陆军是实力最强的城邦；海军实力最强的依次是萨摩斯岛、列斯堡岛、开俄斯岛。 （这些地方在古希腊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米利都诞生了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派。“七贤”之一、预言过日食的泰勒斯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地理学的创始人、“纪事散文家”赫卡泰乌也生活在这里。萨摩斯的海军在第三卷L9介绍萨摩斯事件和波吕克拉底时我们也已见过了。另外，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戈拉斯就是出生在这里的。列斯堡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开俄斯更是荷马的故乡。） 如本卷第1项札记所说，整个起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五卷包含了前两个阶段——展开和相持。 起义展开阶段的第一次战役就有些出人意料。起义军，包括来支援的雅典人、埃雷特里亚人，在阿里斯塔戈拉的建议下，向吕底亚的首府萨尔迪斯进军了（五99）。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很大胆，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萨尔迪斯是波斯帝国在整个小亚细亚统治的中心，波斯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就驻防在这里。可以说这一战役的目的就是“擒贼先擒王”。 起义军从以弗所出发，翻过特莫罗斯山，攻入了萨尔迪斯（498 BC，五100）。如果我们参考第一卷讲居鲁士攻陷萨尔迪斯并俘虏克洛索斯的故事（一84），就知道萨尔迪斯并不是一座容易被攻破的城池，可见起义军的大胆突袭确实奏效了。
正在这时，城里忽然起火了（五101）。起因据说是一个士兵偶然点着了一幢房子的芦苇屋顶，而希罗多德说萨尔迪斯的大部分房子都是用芦苇搭屋顶的，所以火势一下子蔓延开来。但是考古学告诉我们，当时的萨尔迪斯并没有这么简陋，那时的房子大多已经有了土坯搭的屋顶了。所以这把火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应该是起义者故意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卫城里的守军逼出来。波斯守军果然冲出了被烈火包围的卫城，在城外的一条河边集结起来，作困兽之斗。希腊人抵挡不住，于是趁夜色降临之机开始撤退。但在撤退途中，起义军被从弗里吉亚闻讯赶来增援的波斯军追上，双方在以弗所城外正面交锋。起义军被击败，埃雷特里亚人的主将也被杀。战败的起义者分头逃回了自己的城邦，雅典人也上船回去了（五102）。 双方的第一次可以说未分高下。起义者虽然烧了萨尔迪斯，也烧掉了波斯帝国的威信，但自己也受了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萨尔迪斯的库伯勒女神庙[1]在大火中被焚毁（五102）。对库伯勒的崇拜在小亚细亚非常流行，这一事件肯定让吕底亚当地人非常愤怒。而且神庙被焚也给了波斯人一个后来劫掠雅典的借口。 另外，雅典人在这次以弗所附近的战斗中被击败之后，再也没有来援助伊奥尼亚起义者。可能真地如我在前面所说，雅典人参与起义也许只是因为“一时冲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时冲动”，让波斯人牢牢地记住了他们。大流士王甚至命令一个仆人从此每天在自己吃饭前对自己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五105）所以后来波斯人进攻希腊本土时，也就毫不掩饰地声明雅典人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如此一来，雅典在道义上就成了全希腊抵抗波斯入侵的一面旗帜。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的地位很自然地从战前屈居于斯巴达之下，一跃而超过斯巴达，成为希腊第一城邦。到了希波战争后期，雅典甚至可以抛掉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自己组织提洛同盟，单独进行对波斯的战争。而提洛同盟又是后来伯力克利时代雅典的“黄金三十年”的基础。于是，雅典人的这次“一时冲动”，其实无意间为他们后来的强盛，以及他们和斯巴达最后摊牌翻脸，埋下了伏笔。 雅典人虽然不再来援助，但起义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独立进行的第二场战役同样显示出他们的战略眼光。起义者向北攻下了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向南发动起整个开利阿地区加入了起义（497 BC，五103）。 联系到前面说经济因素是伊奥尼亚起义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起义者战领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就非常有道理了。这是他们夺回经济命脉的最关键的一步。而他们向南发动开利阿，更是准备把起义继续向南扩展，扩展到塞浦路斯的必要前奏。如果能让塞浦路斯也举起反旗，那么就有可能一直向南，发动埃及人起来反抗。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亲密关系在第二卷介绍埃及历史时我们已经见到了。而埃及是整个波斯帝国20个“税区”中缴税第二、第三多的——第一多的是印度（三94），埃及和巴比伦哪边交税更多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说明（三91、三92）。如果埃及也参加了起义，那么波斯帝国的命运就很不妙了。 果然，开利阿参加起义之后，塞浦路斯也加入了（496 BC，五104）。波斯人自然也看出了起义者想向南煽动埃及的计划，于是他们决心必须把塞浦路斯镇压下去，必须阻止起义向南蔓延的势头，于是就爆发了伊奥尼亚起义的第三次战役——塞浦路斯战役。 496 BC，波斯陆军在塞浦路斯岛北端登陆，主要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也正在逼近。起义军的海军闻讯前来增援塞浦路斯人（五108）。双方在塞浦路斯的撒拉米斯城附近展开激战。起义军的海军击败了腓尼基人，但是主要由撒拉米斯人和索伊人组成的陆军却被波斯陆军击败（五112）。撒拉米斯的国王欧涅西洛（Onesilus）和索伊的国王阿里斯托库普洛（Aristocyprus）都战死了。来增援的起义军海军只有撤退。波斯人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陆军主帅阿尔提比欧（Artybius）也战死了。波斯人此战之后又用了5个月的时间，最终扫平了塞浦路斯（五115）。 这一场血战之后，起义的展开阶段宣告结束。起义者虽然夺回了对赫勒斯滂、拜占庭的控制权，恢复了自己经济上的自由，但把起义向南推进到埃及已不可能。双方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第一场战役，也是整个起义过程的第四场战役，表明起义者重占赫勒斯滂真是一下刺中了波斯人的要害。大流士的女婿道利塞斯率领的波斯陆军用5天的时间，攻下了赫勒斯滂南岸的5座城市，至少部分地夺回了赫勒斯滂的控制权（五117，496 BC?）。这5座城市中，就有16年后薛西斯王渡海进入亚洲时经过的阿比多斯。 按道利塞斯在赫勒斯滂南岸进攻的路线看，他的任务大概是要一直向北，去打通拜占庭的。但也许是开利阿的形势变化太快，他没有来得及巩固波斯在这一带的统治，就马上转向南方，开始了整个起义过程中陆战最激烈的第五次战役——开利阿战役（496 BC?）。 道利塞斯正在向开利阿进军时，开利阿人开会讨论如何迎敌。其中有人建议采用类似韩信的“背水一战”的策略（五118），原因肯定和韩信一样——对方在人数上占优势，己方如果不拿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恐怕很难取胜。只是这个很天才的策略没有被采纳。开利阿人决定让对方背靠迈安德罗斯河列阵，而不是自己。双方交锋的结果是波斯军获胜。开利阿人战死的有1万之多，波斯军也有2千人阵亡（五119）。 正当战败的开利阿人逃到拉布劳昂达的森林里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时，起义军陆军的主力米利都人赶来增援了。于是米利都人和开利阿人一起迎接波斯军的进逼。结果起义军再次战败，米利都军遭到重创（五120）。 即使再次战败，开利阿人也没有丧失勇气。他们仍然集结起剩余的部队，在波斯军向配达索斯城进攻的路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是道利塞斯率领的波斯军全部被消灭，道利塞斯本人也被杀了（五121）。 这场大战可以说整个起义相持阶段的高峰。起义军虽然两次被击败，但最后仍然全歼了进犯的波斯军。波斯人也从此吸取了教训，明白对方并非不堪一击。于是他们不再贸然进攻，避免和对方开展正面厮杀，放弃“一战定乾坤”的想法，而是采取蚕食和各个击破的“侵蚀”战术。 侵蚀战术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第六次战役。接替道利塞斯担任波斯平叛军主将的叙玛伊斯，继续巩固道利塞斯在赫勒斯滂的成果（495 BC?）。他先是征服了普罗滂提海附近的奇奥斯，后来又收复了特洛伊城所在的特洛亚德（Troad）地区。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有进一步的行动就病死了（五122）。 现在来接替道利塞斯的是欧塔涅斯。他也是大流士的女婿。考虑到他有这个背景，此人很可能就是和大流士王一起行刺玛戈僧、并建议波斯走民主道路的那个欧塔涅斯的儿子。这个家族，照希罗多德说是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三83）。看来大流士王派他来是做了一定的思想工作的，可见大流士对伊奥尼亚起义很是重视。 这个欧塔涅斯的行动也是很谨慎的。他没有直接进攻起义者的大本营，即伊奥尼亚的核心地带，而是攻下了伊奥尼亚之北的两座名城：库麦和克拉佐门尼（495 BC?，五123）。从北方压缩起义者的地盘。 库麦的富裕是有名的。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称库麦是爱奥里斯诸城邦中最大、最好的一座。雅典成立提洛同盟的时候，库麦一座城市的年费就是9塔兰同，是爱奥里斯诸城中最多的。克拉佐门尼则是伯力克利的好友、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的故乡。他离开家乡去雅典讲学，就是因为波斯人的入侵。 对于起义者来说，失掉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影响是经济上的。于是起义的领袖阿里斯塔戈拉决定去进攻色雷斯的米尔西诺（495 BC?，五126）。这个地方就是L13中希斯提亚欧从大流士手里接受的赏赐，后来又因为这个赏赐太丰厚了，于是希斯提亚欧被召回。 阿里斯塔戈拉之所以要去进攻这个地方，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说，他想“逃之夭夭”（五124）。而是因为这个城市靠近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这座山在我们前面讲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二次被逐的时候提到过，这里是有银矿的。这就是“这个赏赐太丰厚了”的真正原因。美伽巴佐斯建议大流士王召回希斯提亚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波斯人自己想得到它。所以现在阿里斯塔戈拉去进攻米尔西诺，真实目的是想为起义军寻找一个新的财源。可惜他在和当地人作战时战死了（五126）。 至此，伊奥尼亚起义的相持阶段告一段落。波斯人现在的战术是步步紧逼，起义者现在则不光经费紧张，又失掉了领导人。伊奥尼亚起义的前途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 [1] 关于对她的崇拜可参见第一卷第5项札记。 11．庞伽优斯山 庞伽优斯山值得多写几句。这里不光有银矿，后来还发现了金矿。可以说是爱琴海各个有野心的政治势力都想占据的“宝地”。我们现在知道庇西特拉图和阿里斯塔戈拉，包括大流士王都打过这里的主意。后来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曾把这里作为他蓄积实力的重要资源。虽然这座山周围矿藏的控制权，大部分是掌握在当地的色雷斯人、马其顿人手里。不过也并不妨碍一些比较富有的私人也来这里投资开矿。庇西特拉图的银矿可能开始是私人所有的，后来才变为雅典政府公有，当然在僭主一家被驱逐之后，就又变成私有的了。另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在其书四卷8章（中译本331页）告诉我们：他本人在这附近也有一座金矿。 关于这一带的矿山收入，可以参见六46、六47。 12．僭主群像 阿里斯塔戈拉在宣布起义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僭主身份，并在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其它地区建立了民主政体。这说明在前5世纪初，僭主在普通人民心中已经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了。在此我们可以就《历史》全书来看看这些曾经在历史上风云一时的僭主们。 关于希腊僭主的总体性研究，做的最好的当然是英国学者安德鲁斯。他的《希腊僭主》一书（此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是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著作，下面的讲述部分地依据了这本书。 僭主的产生，如我们在回顾古希腊政治的发展时所说，是由于原始的“军事民主制”解体后，尚没有出现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体制，从而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社会的发展超过了“军事民主制”能控制的范围，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这就给一些有野心、有头脑的个人获得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而我们分析希腊的僭主们，其实就是分析当时希腊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致使于僭主们能利用这些矛盾，从而登上历史的舞台。 社会矛盾中最基本的当然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阶级矛盾。这在前面讨论雅典的政治发展和介绍庇西特拉图的时候已经讲了不少了，此处不再重复。只需补充一点：一些人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而成为僭主，在当时的希腊并不罕见。比如梭伦，他在立法调和城邦内的阶级矛盾时，就有人劝他乘机夺权，自立为僭主。不过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个人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普鲁塔克在其《平行列传·梭伦传》14节中引用了梭伦这样的诗：“我当然也曾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的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
库普塞罗斯的父亲叫阿埃提昂（Eetion）。他只是一介布衣。当时统治科林斯的是一个叫巴齐代伊（Bacchiadae）的贵族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传说中的科林斯国王巴齐斯（Bacchis）的后裔。而且五92β告诉我们，这个小集团是内部通婚的。这很明显就是雅典的“Eupatridae/好父亲”小集团的翻版。后面的故事就很有趣了。布衣阿埃提昂娶了巴齐代伊贵族集团中的一个跛脚女子拉布达（Labda）为妻——看来拉布达如果是健康人的话，阿埃提昂是没资格娶到的。结果在德尔斐神谕的预言下，拉布达给阿埃提昂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库普塞罗斯。在另一边，巴齐代伊小集团先前得到过一个神谕，说“雄鹰将在山里怀孕”，而这只雄鹰将生出一头狮子，这头狮子将对巴齐代伊诸家族不利。巴齐代伊小集团现在明白这条神谕里的“狮子”说的是阿埃提昂的儿子了。因为“雄鹰”的希腊文是aetos，这是在暗示阿埃提昂的名字Eetion；而“山里”的希腊文是petrai，这又对应着阿埃提昂的居住地Petra。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拉布达刚生下的儿子杀死。可是前去执行任务的10个人见着孩子的时候都心软了，都下不了手。拉布达也看出他们来者不善，等他们刚走就把孩子藏在柜子里，以防他们又回来下手。库普塞罗斯（“柜中儿”）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个传说很明显和我们在以前讨论过的居鲁士等“弃婴英雄”故事是一个类型的。英雄的母亲来自统治阶层，父亲则是个平民。英雄母亲方面的亲属，也就是统治者们得到一个预言，于是在他刚出生时试图加害他，但是被英雄逃过了。库普塞罗斯故事的唯一的异处是他没有被“抛弃”，但从“柜中儿”的名字还是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藏在篮子里的摩西和萨尔贡王。同样，依照我们在前面得到的结论。这个传说正好证明库普塞罗斯的背景就是民间底层平民。而他推翻巴齐代伊诸家族，自立为科林斯的第一任僭主——此事发生于657 BC，比雅典的“库隆未遂政变”稍早——其实就是平民阶层反抗贵族阶层的一次革命的结果。库普塞罗斯就是一个早了100年的庇西特拉图。 库普塞罗斯的统治，在五92ε中被说得很残暴。但这可能是后人的虚构。因为后来的僭主们，比如变坏之后的希庇亚斯，确实是很残暴的，而早期僭主们，比如庇西特拉图就不残暴。希罗多德在五92β引用了德尔斐的配提亚对库普塞罗斯的父亲阿埃提昂说的一个预言：“阿埃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你的/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这个预言当然不会是说给阿埃提昂的，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先知先觉的神。这个预言应该是在库普塞罗斯的时代被创作出来的，为的就是赞颂他在科林斯“执行正义”。这个预言为我们保留了在“僭主”一词变成贬义之前，人们对库普塞罗斯统治的真实评价。另外，我们在《历史》一14知道库普塞罗斯在德尔斐为科林斯城修建了一座宝库，这肯定是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了神的保佑的一种回报。而有能力修建一座宝库本身就说明科林斯的经济水平有了提高。亚理士多德记载到：“库普塞罗斯颇得民心，主国30年，出入不带卫士”（《政治学》1315b29）。所以我们可以把库普塞罗斯算作是一个“好僭主”。他在城邦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建立起公正的个人统治，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并努力发展经济，为科林斯后来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佩里安德和他父亲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军事上的野心。《历史》三50至三53讲了他对科西拉（Corcyra）和埃皮道鲁斯（Epidaurus）作战的情况。（科林斯和科西拉的冲突是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外交上，他也注意和当时希腊的强力城邦搞好关系。比如五92ζ提到他和伊奥尼亚最富庶的米利都的僭主塞拉叙布罗（Thrasybulus）就是好友，这肯定有利于科林斯商品在东方的出口。另外，佩里安德可能和富裕的吕底亚王克洛索斯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克洛索斯献给德尔斐神庙的大量珍宝才寄放在科林斯的宝库里（一14）。他还出面调停过雅典和米提林之间的冲突（五95）。总之，科林斯在他治下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 但是，也许是他的扩张过于迅速，以致超出了科林斯的实力能承受的极限。由于过多的军事征伐，可能他还在世时科林斯人就对他的统治有了抱怨。佩里安德死后仅一年，科林斯的僭主统治就崩溃了（约584 BC，大致在梭伦改革的同时）。他本人的形象则在民间传说中变得越来越坏。希罗多德在上面提到的段落里，把他的军事行动和他的家庭悲剧联系了起来。科林斯代表在五82的发言中也强调了他的残暴。所以在后来的希腊舆论中，佩里安德就成了坏僭主的典型。柏拉图就坚决地将他从“七贤”的名单中删除。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3a40还提到佩里安德发明了很多手段来压制人民对他的不满。比如翦除城邦内的优秀之士、禁止结社、雇佣密探等。甚至佩里安德建造神庙也被亚理士多德说成是让人们保持终日操劳而无暇去谋反。我们不知道佩里安德是否发明了那些手段，也不清楚他建造神庙就是为了让人民忙得没工夫去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亚理士多德在其《科林斯政制》（现只剩残篇）中，虽然也提到了他上面的那些恶行，却用了这样一句话来结束对佩里安德的评价：“他在其它方面行事温和，特别是在征税方面，他满足于市场税和入港税”。如果历史上的佩里安德真地是个暴君，这个“行事温和”的评价就太不可理解了。所以，他本人应该至少没有希罗多德和亚理士多德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坏。甚至我们今天应该大胆地为他正名。 雅典和科林斯的僭主能够上台，主要是源于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而当时希腊社会面临的另一个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利用民族矛盾上台的僭主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息西昂（Sicyon）的奥萨戈拉（Orthagoras）家族的僭主统治了。这个家族的统治是希腊各地僭主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据亚理士多德说有100年之久（《政治学》1315b12），实际上是120年（676－556 BC）。 我们知道组成希腊的四大民族里，多利斯族是最后来的，他们从巴尔干半岛北部（这里是所有希腊语系各族的故乡）出发，一路向南，击败了沿路的伊奥尼亚、爱奥利斯等已经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最后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了这里的土著，定居下来。不过在古希腊人的传说中，多利斯族入侵的事件被说成是所谓“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可参见这里）。即宙斯原本要让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成为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人。但是天后赫拉破坏了祂的计划，让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权落到了迈锡尼王欧律斯铁乌（Eurystheus）手上，赫拉克勒斯则成了他的奴隶。欧律斯铁乌就是后来远征特洛伊的阿伽门农的祖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就是此人命令他去完成的。赫拉克勒斯死后，欧律斯铁乌还想消灭他的儿子们。这些儿子们逃到了北方的帖撒利。他们联合起当时还居住在帖撒利的多利斯人，想打回伯罗奔尼撒去，夺回理应由父亲得到的统治权。但是他们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最后到了赫拉克勒斯的第4代孙的时候，他们终于率领多利斯人战胜了阿伽门农王的孙子，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并抽签划分了半岛的领土。 这个传说很明显是对多利斯族入侵的一种“合理化重构”，让原本残酷的战争变成一种似乎合情合理的“回归”。但当时的希腊人对此深信不移。在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多利斯族城邦中，都有4个部落。其中3个是到处都一致的：Hylleis（得名于赫拉克勒斯的儿子Hyllus，这个部落的人都自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Pamphyloi、Dymanes（这两个部落据信是原多利斯人的后裔）。第4个则各地都不一样，比如在阿尔戈斯是叫Hyrnathioi，在息西昂叫Aigialeis。这些部落应该代表了被接纳的征服地区的原有民族。他们不像斯巴达的“黑劳士”，不是国家奴隶。他们的地位更像是斯巴达的“边区居民”，享有半公民权[2]。 这种民族压迫导致的社会矛盾，如果激化，就会出现有人乘机夺取政权，并自立为僭主的情况。息西昂的奥萨戈拉家族就是这样的例子。奥萨戈拉本人夺取政权的经过已无法详考，但据信他就是出身于被征服的Aigialeis部落，原来的身份很卑微。可以想见他夺得政权的过程中民族因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息西昂的民族矛盾在奥萨戈拉的4世孙克莱斯提尼（600－560 BC在位，不是雅典的那位民主派改革者）的身上体现得最显著。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曾经进攻阿尔戈斯（五67）。按照“赫拉克勒斯族”抽签划分领地的传说，阿尔戈斯是这一带的首府。这种进攻可以被看作被征服民族对多利斯人的反击。他在民族问题上走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见五67、五68）。他禁止在国内吟唱《荷马史诗》，因为史诗是以阿尔戈斯人为主角的；他不让人们崇拜来自阿尔戈斯的英雄；他甚至改变了原来4部落的名称。多利斯族的3个部落名称被他分别改成Hyatae（猪部落）、Oneatae（驴部落）、Choireatae（豕部落），他把自己的部落改名为Archelaoi（人民的统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些很可笑的举动，在当时改变部落名称所具有的歧视效果比之当代的“种族隔离法”要立竿见影得多。 除了这些极端的作法之外，他本人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的。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5b14中说这一家族“善自节制，治民温和，施政大体上遵循法度”，所以息西昂的僭主统治存在的时间最长。直到556 BC，多利斯族的斯巴达人才将克莱斯提尼的继承者击败并放逐。斯巴达人后来恢复了各部落原有的名字。 关于息西昂的克莱斯提尼，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著名的“招婿比赛”。这段故事在《历史》第六卷（六126至六130），现在提前到这里讲。 克莱斯提尼有一个女儿叫阿伽丽斯特（Agariste），他想为她在全希腊找一个最好的丈夫。于是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他当着所有希腊城邦的面，邀请自认有资格的年轻人都来息西昂参加求婚的比赛。结果当然是各地的青年才俊都来了。希罗多德在六127介绍的13位求婚者，可以说个个都是名门之后。在长达一年的各种比赛，考察之后，克莱斯提尼最钟意来自雅典的希波克列德（Hippocleides）。可是正当克莱斯提尼在一次全体息西昂人民都参加的超级盛大的宴会上，准备宣布获胜者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希波克列德在跳很不雅观的舞蹈。于是克莱斯提尼对显然是喝醉了的年青人说：“你把你的婚事跳没了”。年青人居然回答说：“希波克列德不在乎！”这句话后来成了古希腊人一句谚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克莱斯提尼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雅典的美伽克勒斯。这个美伽克勒斯就是后来成立“海岸党”、和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政坛上角逐的美伽克勒斯。而他的儿子则取了外祖父的名字，也就是那位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克莱斯提尼。 其他的僭主，比如第三卷中提到的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相比起上面几位来说就没有太多的社会基础了。他们的上台，基本上都是野心家投机的结果。波吕克拉底应该就算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比如他一开始是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的好朋友，后来又背叛阿玛西斯，投靠波斯人，等到有人给他许诺更高的回报时，他又准备背叛波斯人（见三122）。 总地来说，当时希腊社会里广泛存在着经济、阶级、民族方面的矛盾，而原来的“军事民主制”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僭主们于是得以掌权。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特别是在其早期，尚能兼顾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使是冒险家波吕克拉底，也为后人留下了三项伟大的工程（见三60）。但是到了后期僭主的时代，希腊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政治制度。这时的僭主政治，已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制度了。 ────────── [1] 参见品达的《奥林匹亚赛会冠军颂》第13首21行。 [2] 参见《希腊僭主》一章2节，以及第六卷第5项札记。 13．古希腊人的衣着 希罗多德在L15讲到一个故事。雅典建立民主制之后，曾经和附近的厄基那岛作战。由于厄基那人得到了阿尔戈斯人的增援，雅典军惨败，只有一个士兵活着回到了城里。那些战死的士兵的妻子们大概认为这位唯一的生还者能从这样的血战中回来，一定是个逃兵，于是一怒之下用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雅典的男人们看到一群妇女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肯定担忧自己的安全。于是他们命令妇女们以后只能穿伊奥尼亚式的服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穿多利斯式的服装，这样妇女们以后就用不上别针了（五87、五88）。 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了解古希腊人，特别是古希腊妇女的衣着到底是怎样的。 古希腊妇女最常穿的服装叫“叠裳”（Chiton）。希罗多德所说的“多利斯式”、“伊奥尼亚式”的区别主要就是指“叠裳”的两种样式。
由于伊奥尼亚式“叠裳”用的是扣子而不是别针，所以雅典男人们用这个决定免除了自己以后遭到“家庭暴力”的危险。 而且由于两种“叠裳”其实都是由一块大布最后用腰带扎紧而成的，所以我们在古希腊的女性雕塑上往往看到衣服上有非常多的褶，这种“百褶”的效果也是“叠裳”的一种魅力。
另外，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比较冷的时候，古希腊妇女还会在衣服外面披一件“外氅”（Himation）。这就是一块大布，一般是像这样斜披在身上的。 古希腊男装的样式很接近伊奥尼亚式“叠裳”，但要短得多，应该是为了行动方便吧。而他们穿“外氅”的方式肯定影响了后来罗马人的标准男装——“长袍”（toga）。至于罗马人的女装，基本上就是希腊女装的翻版。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五）六．对《历史》第六卷的评论 在承上启下的第五卷之后，《历史》余下四卷的写作/讲述风格变得越来越明晰，即使还是有一些“插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主题，即希波战争而展开的。这就让我们下面的评论工作变得比较轻松了。 1．第六卷概述 本卷可以分成3个logoi。L17：伊奥尼亚起义失败；L18：波斯对希腊本土的野心；L19：马拉松战役。现简述如下： L17（六1至六41）：伊奥尼亚起义的最后阶段。在L16的结尾，我们知道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已经在色雷斯战死。这时，一直被大流士软禁在波斯的原米利都僭主希斯提亚欧，设计骗过了大流士，回到了伊奥尼亚，继续领导起义（六1、六2）。希斯提亚欧想回到米利都，重新执政，但是已经由阿里斯塔戈拉给予了民主制度的米利都人不愿意又一个僭主回来统治他们，于是他只好从列斯堡岛上的米提林城借了几条船，北上赫勒斯滂，重新占领了拜占庭（六5）。他这么做的目的，和我们前面分析起义原因时强调的伊奥尼亚人对此地的敏感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波斯人集结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和起义军的海军会战于米利都城外的拉德（Lade）湾，起义者遭到惨败（六6至六16）。随后波斯人包围了米利都。这座伊奥尼亚最著名也是最繁荣的城市，在受到长时间的围城战之后，终于陷落，全体人民被卖为奴隶（六18）。伊奥尼亚起义至此已经可以算作失败了。参加了起义的萨摩斯人逃到了西西里岛，并最终定居在臧克列城（即今天的墨西拿，六22至六24）。在拜占庭的希斯提亚欧听说拉德湾海战失败之后，马上回到伊奥尼亚，试图控制各海岛，继续对波斯的反叛，可是他也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并最后被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杀死了（六28至六30）。波斯人剩下来所要做的只是完成清理工作而已。他们不仅征服了爱琴海东部的各岛屿，还夺回了对赫勒斯滂北岸地区的控制权（六31至六33）。本logoi的最后部分是一大段对雅典人米泰亚德身世的介绍（六34至六41），他将是未来马拉松战役的英雄。 L18（六42至六93）：伊奥尼亚起义被平定了，波斯人开始重新恢复这里的统治。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规定这一地区的税额和以前一样（六42）。从波斯人没有加重税额以惩罚这里的人民来看，他们还算公道。随后，“波斯七贵”之一戈比亚斯（曾任大流士的“持矛者”，并建议从斯基泰地区撤兵）的儿子玛多尼奥斯在伊奥尼亚各地建立起民主制度，以顺应这里的民意（六43）。接下来，玛多尼奥斯率军向希腊本土推进。其目的就是要惩罚在起义初期支持了伊奥尼亚人并烧毁库伯勒神庙的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参见第五卷第10项札记）。他的进军初期还算顺利，波斯陆军征服了色雷斯的布里齐人（Brygi），海军征服了萨索斯岛。可是海军在绕行阿托斯山时遇到了大风，舰队被风吹到岸边的礁石上，损失了大约300条船和2万人，陆军在征服布里齐人时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玛多尼奥斯只好撤退（六44、六45）。 随后大流士王换了一种方式，想用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重新要求希腊各城邦进献“土和水”，表示臣服。很多城邦都向波斯人称臣，其中包括雅典附近的厄基那人（六49）。雅典人于是以此为借口，和斯巴达人一起来进攻厄基那岛。本logoi剩下的篇幅便主要写厄基那事件，其中插入了一大段介绍斯巴达的政制，以及斯巴达双王之一戴玛拉托斯（Demaratus）逃亡到波斯去的经过（六52至六72）。回到主线，斯巴达人在第五卷中出现过的克里奥美尼王的率领下，击败了厄基那岛上的亲波斯分子，并将他们囚禁在雅典（六73）。后来，克里奥美尼因为得罪了神而发疯而死（六84），厄基那人便要求雅典人将囚犯释放（六85）。雅典人拒绝此要求的结果就是双方开始了长期的战争（六87至六93）。 L19（六94至六140）：正当雅典和厄基那酣战不已的时候，波斯王大流士又一次发兵来攻打希腊了。这一次波斯人没有从北面的陆路进兵，而走的是南边的海路（六95至六99）。他们在征服了和雅典人一起烧过萨尔迪斯的埃雷特里亚人（六101）之后，便向雅典进军。其结果就是马拉松战役。具体的战斗过程和评论见后面的札记。 2．伊奥尼亚起义最终失败
波斯人反攻阶段的决定性战役，也就是整个伊奥尼亚起义的第九次战役，是在米利都城外的拉德湾发生的大海战。波斯方面的记载说此战发生在494 BC的10月20日。起义者方面有353艘三列桨舰（六8），波斯人方面有600条船（六9）。诸位对第四卷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故事还有印象的应该记得，当时的波斯远征军就动用了600条船。可见为了这场海战，波斯帝国动用了他们能够调集的最大规模的海军。 在起义的相持阶段，波斯人曾经尝试过直接进攻起义军陆军，但是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这次拉德湾海战可以看作以前所说的波斯人“侵蚀”战术的一种继续。即波斯人在第七次战役已经占领起义者在大陆上的两个重要经济资源地的基础上，为了让起义的中心地带——米利都城——彻底丧失从海上获得支持的可能，必须切断米利都的海上交通线。
这次海战的具体情况就不详述了。起义者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严格的纪律。希罗多德在六12讲述的大家因为训练太苦就不服从领导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另外，在起义一开始被阿里斯塔戈拉废黜的那些僭主们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六13就告诉我们，原来在第三卷L9“萨摩斯事件”中获得萨摩斯统治权的叙罗松，他的儿子阿伊瑟（Aeaces）被阿里斯塔戈拉赶下了台之后，在拉德湾之战曾前写信来拉拢起义军海军中的萨摩斯将领们。而这些将领们后来果然在海战中逃之夭夭了。学了他们样子的还有列斯堡人，只有开俄斯人坚决地战斗了下去（六14、六15）。以前在谈起义者的海军力量时，我们知道萨摩斯、列斯堡、开俄斯三岛是起义军海军实力的前三强。既然第一、第二强的海军力量都逃走了，光靠开俄斯人自然是抵挡不住波斯海军的。 （这个萨摩斯僭主阿伊瑟，可能就是第四卷“60个结”的故事中同意放走大流士的希腊僭主名单中的那个萨摩斯僭主阿亚瑟（Aiaces，四138）。这两个名字如果不是传抄致误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名字的两种拼法。） 既然米利都的海上生命线在拉德湾海战中已被掐断，波斯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清除这个起义的策源地。494 BC的11月，整个起义爆发之后的第6年，米利都城终于在波斯人的围攻中陷落了。波斯人对于这个城市实行了特别严厉的惩罚措施。希罗多德在六19告诉我们：城中的男人大部分被杀死，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被作为奴隶带到波斯本土。米利都城可以说是被完全毁掉了。这个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的城邦、这个“伊奥尼亚的精华”，从此丧失了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二等城邦。后来的米利都人都是新来的移民，和以前的米利都人已完全没有关系了。 （希罗多德在六21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当时的雅典悲剧家福律尼科（Phrynichus）写了一出叫《米利都的陷落》的悲剧，反映的就是这一事件。演出的效果是全场的观众都被感动得哭泣了起来。照现在的看法，这出戏肯定是大受欢迎，以后会常演不衰的。事实却是雅典人永远禁止这出戏以后再上演。这么做的原因是希腊人对于戏剧的看法和我们现代人不一样。他们希望从戏剧里得到的是一种“净化/Catharsis”，即人性的升华，而不是简单的情绪上的发泄或者同情。真正好的悲剧是让观众们思索的悲剧，而哭泣显然是妨碍思考的。另外，雅典人对于米利都人有这么深的感情，大概是因为他们两座城邦是整个伊奥尼亚族的骄傲。） 拉德湾海战失败、米利都陷落之后，希斯提亚欧虽然从拜占庭赶来继续领导起义，但已起不了这么作用了。他本人也在凯科斯平原的战斗中被俘，后被杀（六26至六30，493 BC?）。 至于整个伊奥尼亚起义的第十一次战役，也就是最后一次战役，即波斯海军（主要由腓尼基人组成）重新占领赫勒斯滂和普罗滂提北岸（493 BC?，六31至六33），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贸易线至此已重新被波斯人完全控制。（在王以铸的中译本里，和上一卷第2项札记中提到的一样，又将这里的“卡尔塞顿”误译成了“迦太基”。） 3．伊奥尼亚起义失败的原因 伊奥尼亚起义的失败，除了简单地归咎于双方力量的差距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起义者的战略失误。在起义爆发之初，阿里斯塔戈拉在米利都开会研究起义计划时，“纪事散文家”的代表人物赫卡泰乌就曾建议把米利都附近的布朗齐达伊（Branchidae）神庙中的宝藏拿出来，充作军费，以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和波斯人周旋（五36）。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直到拉德湾海战之前，起义军的海军对波斯人作战时一直都处于上风。起义展开阶段的塞浦路斯战役中，尽管起义者的陆军失利，但海军是战胜了腓尼基人的。波斯人有鉴于此，也只有在尽量从陆地上将起义者的经济支持“侵蚀”殆尽之后，才发动海上的决战。如果说起义者一开始就主要依靠海军而不是陆军，他们成功的希望可能大得多。 波斯人是陆地民族，波斯帝国的建立过程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斯陆军的征服史。相比起伊奥尼亚的陆军，波斯陆军肯定是训练有素且身经百战的。即使不谈单兵的素质，光从兵力上说，波斯帝国曾经动员起一支70万人的军队。这种人力资源储备是伊奥尼亚人无论如何比不了的。所以说，如果起义者仔细分析了对手的实力，他们应该选择海军而不是陆军，来作为自己的主力。这一点是由伊奥尼亚一带的地形所决定了的。整个伊奥尼亚，甚至包括爱琴海东岸所有的希腊城邦，除了那些岛屿之外，都坐落在海岸线附近。在陆地上他们完全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他们不可能像斯基泰人用游击战术拖垮大流士的远征军一样对付波斯人的进攻。不过，斯基泰人有大草原，他们有大海。斯基泰人的成功靠的是他们机动力强的骑兵，伊奥尼亚人就应该依靠他们的海军，来一次“海上游击战”。 阿里斯塔戈拉没有接受赫卡泰乌的建议，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米利都不像萨摩斯、列斯堡那样的岛屿，它是一个坐落在大陆上的城邦。阿里斯塔戈拉如果想为自己城邦的民众负责任，他就不可能选择海战，只有选择陆战。如果米利都的陆军很弱的话，那么波斯人很轻易地就能攻下它。相反地，如果阿里斯塔戈拉接受了赫卡泰乌重点发展海军的建议，也就得顺带接受他的另一项建议：要准备让米利都人成为一个海上民族，即在附近的莱罗斯岛上准备一个基地，以便在必要时放弃米利都城本身，而把人民迁移到那里去（五125）。这可以说是斯基泰人“坚壁清野”战术的一个翻版。只是伊奥尼亚人不是斯基泰人那样的游牧民族，要他们也来一次“坚壁清野”、“焦土政策”，不要说拥有很多房产的富人们不愿意，就算是穷人，也舍不得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赫卡泰乌发展海军的建议，从战略上说肯定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难度非常大。再加上阿里斯塔戈拉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僭主身份，实行了民主制，他当然不能强迫民众作这样的牺牲。 明白了这个，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希罗多德在四46称许斯基泰人没有自己的城市和要塞，而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放在马背上、随时可以搬家，这种生活方式是“所向无敌”的了。正是因为已经习惯定居的米利都人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在战略选择上的失误。 另一方面，阿里斯塔戈拉不接受赫卡泰乌建议，是因为他说要动用神庙中的财宝来发展海军。这种作法在普通人看来肯定是渎神的。赫卡泰乌提出这种建议，和他本人的哲学家背景有关。他是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的再传弟子，而米利都派在哲学上是以研究自然为主旨的。他们对于宗教报有一种初步的“理想批判”的怀疑态度。所以在他看来，财宝与其放在神庙里彰显所谓“神的光荣”，还不如拿出来用。只是这种想法在当时太超前了。当时的普通希腊人对于宗教的态度要保守得多。阿里斯塔戈拉本人可能不认为用了这笔财富就等于渎神，但他可能担心民众不同意。而在赫卡泰乌的时代之后，希腊哲学的长足进步、“理性”精神的逐渐普及，让我们在伊奥尼亚起义爆发大约70年后，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力克利告诉雅典人：如果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卫城帕提侬神庙里的雅典娜神像上的金饰取下来换钱，等以后有钱了再重新安上去[1]。这种建议被提出，而且被接受，意味着这时人们的思想肯定已经开明多了。 2．当时的希腊城邦政体在组织形式上有缺陷。我们看到，一旦到了急需用钱的时候，赫卡泰乌居然只有打神庙的主意。后来阿里斯塔戈拉在色雷斯战死，也是因为他要到米尔西诺去寻找新的财源。似乎起义者在经费上总是在“临时抱佛脚”，问题来了才想办法去解决，缺乏平时的经济储备。这说明当时的各希腊城邦在经济组织上尚不成熟，城邦政府没有一个类似于今天的“国库”的机构。这不是说伊奥尼亚人都很穷，伊奥尼亚的富庶其实是很有名的，但伊奥尼亚各地的政府却未必很有钱。所以一到打大仗花大钱的时候，经费问题就总是困扰着他们。 这种“民富官穷”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公民们有钱是公民们自己的事；一个民选的政府，作为城邦的管理机构，不能随意地从公民身上征税。在讨论雅典政制的时候，我们提到当选高级官吏需要一定的财产资格，其原因就是雅典政府的官员都是无薪的。穷人连自己的温饱尚不能满足，又何来精力投入公众事业呢？既然当时的政府官员都不拿工资，那么政府平时的支出就大不到那里去了。现代社会中，一个政府的开支，除了公务员的薪水之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军费、文教、公用设施（道路、电厂、水利工程等）的建设、国有企业的投资、政府采购（包括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公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而在当时希腊的社会中，军队的组成是所谓的“公民军”，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是军人，平时自己准备武器，战时自备口粮和花销（当然，战场上的缴获也是归士兵个人所有的）。在绝大多数城邦里，文化教育的花费完全由公民个人承担，政府没有办教育的义务，在雅典排演悲剧也是由富有的公民出资的。公用设施、国有企业的规模，在当时也很有限。各类贸易在当时则完全是由私人从事，政府不参与贸易。而保险，古希腊人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当时，一个希腊城邦政府平时的运转根本花不了什么钱，也就没有必要建立“国库”。 （明白了这个，我们就理解僭主们为希腊文明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了。因为僭主们聚敛起的私财，其实就起到了后来的“国库”的功能。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耀而用这些财富大兴土木、招揽艺术家为自己服务，其实就起到了今天国家投资建设公用设施、国家办教育的作用。前者促进了就业，后者提高了文化、艺术的水平。而后来的民主政府，由于不具备僭主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的财源就窄得多了，再想花大钱搞这样的活动就难了。就算是伯力克利时代雅典卫城上的建筑群，也是动用了提洛同盟的年费，而不是向雅典人收税得以完成的。） 当然，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各地政府的开支还是逐渐多了起来。其原因不外乎：需要修建神庙、道路等公用建筑、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时需要付给津贴（因为要参与公民大会、法庭审判等活动，公民需要把自己原来的营生暂停一天，所以政府就需付给参与活动的这些公民一定的津贴作为补偿，后来连看悲剧演出也需要付津贴了，这其实就是政府的教育投入）、战争的日益频繁导致城邦间出现专职作战的雇佣军，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军”，而雇佣军是要领饷的。这些都促使后来的希腊城邦里出现了类似“国库”的机构。但在伊奥尼亚起义的时代，这类机构还不存在，所以起义者的经济资源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而波斯人方面，由于他们采取的是王制，国王私人的钱就等于是国家的“国库”，而国王凭借手中的权力，肯定是国内最有钱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3．伊奥尼亚人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说白了，他们缺一个中央政府，其直接后果就是起义者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层，也就没有严格的纪律。我们时常能看到大战之中有人临阵退缩的情况。在塞浦路斯战役和拉德湾战役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最明显。这一点可以说是希腊城邦制度的通病了。在回顾希腊政治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强调了希腊城邦制度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基础上的。这就注定了要把不同城邦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是非常难的。
很可惜，泰勒斯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也许是因为伊奥尼亚人（进而言之是所有古希腊人）的独立性太强了。他们能团结到一起的极致就是形成“同盟”。至于“统一的国家”，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所以半个多世纪后，当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我们果真看到了一个松散同盟的雏形。决定性的拉德湾海战之前，我们看到了各起义者在帕尼欧尼翁商量对策（六7）。只是这种程度的团结还远远不够抵抗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的波斯人。要谈军队的纪律的话，伊奥尼亚人是比不了波斯人的。民主和专制，如果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事事商量着办”有时并不比“一个人说了算”更好。特别地，当需要纪律性的时候，必要的专权是不可缺少的。 4．起义者未能广泛地动员起本来可以参加到他们阵营中的各种力量。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里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整个起义过程中，同样也是希腊民族的多利斯人始终没有参与到其中。多利斯人的几个大城邦，比如哈利卡那苏、克林多斯、罗得岛上的林都斯、以及科斯岛的海军，始终在作壁上观。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几大民族中，爱奥里斯人参与了伊奥尼亚人的起义，为什么多利斯人就没有参与呢？其实这场起义完全可以发展成整个小亚细亚的起义的。 多利斯人的缺席，可能和斯巴达人的缺席有关。斯巴达人的保守让他们不愿担任起义的领导责任。没有了整个多利斯族都尊敬的斯巴达人的参与，多利斯人的沉默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波斯人的记载中提到495 BC，波斯征服了罗得岛。这一行动是和伊奥尼亚起义的第七次战役，即欧塔涅斯占领库麦和克拉佐门尼大致同时。所以尽管多利斯人没有直接参与起义，波斯人还是把他们看作潜在的对手加以提防。这一着“敲山震虎”，当然也起到了效果。这次行动是由一位叫达提斯（Datis）的美地亚海军将领指挥的。他后来还参与了马拉松之战。 最后，起义者的目的也是一个原因。在前面我提到：伊奥尼亚起义的起因，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他们和黑海之间的贸易线被波斯人控制，所以要起来反抗。整个起义过程中，赫勒斯滂、拜占庭一带始终是双方争夺的要点。而多利斯人，由于他们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南边的克里特岛以及东南边的塞浦路斯岛，黑海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参与起义的热情自然就不高了。 实际上，主要以经济利益作为考虑重心发动的这场伊奥尼亚起义，先天就在号召力上有不足之处。这一点我们只要和后来薛西斯王进攻希腊本土时，希腊人真正举起了“民族解放”的旗帜之后的情形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希腊人里面就没有出现过叛徒和投降派。但至少从热情和纪律性上说，480/479 BC的希腊本土之战是最能体现古希腊人团结一致的历史事件。 ──────────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5页。 4．玛多尼奥斯向马其顿的进军
需要强调一下，在前一卷第4项札记里，我提到从波斯人要想从小亚细亚进攻希腊本土，有一南一北、一水一陆两条路可以选择：可以走北边的赫勒斯滂→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的路线，也可以在南边的基克拉戴斯群岛中进行“蛙跳”。这次玛多尼奥斯走的就是北面的陆路。他这一次进攻的无果而终，促使波斯人下一次进攻时就选择了南边的水路，并最后导致了马拉松。 玛多尼奥斯的海军征服萨索斯岛的目的之一，肯定是为了争夺前一卷里提到的庞伽优斯山附近金、银矿的控制权。 阿托斯山附近的“怪风”（六44），其实是由于阿托斯山孤悬在海面上，对这一带海岸线上的气流产生切割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波斯人不熟悉的气流，导致玛多尼奥斯的舰队撞上了礁石，损失了许多船只和人员。当然，波斯人对此地是刻骨铭心的。11年后，波斯王薛西斯用一种“超常”的方式报复了这座山。 虽然按希罗多德的说法，玛多尼奥斯的远征是失败了。但波斯人自己并不这么看。毕竟他们这一次已经打进了马其顿境内，比大约10年前美伽巴佐斯征服派欧尼亚人那次还要走得远。这是波斯人第一次越过斯特利蒙河和阿克修河。更不用说他们还得到了庞伽优斯山和萨索斯岛附近的金、银矿。所以大流士王在自己的记载中就骄傲地宣称他们征服了“带太阳帽的伊奥尼亚/希腊人”（Yaunâ takabarâ）。所谓的“太阳帽”是指这一带马其顿人的一种服饰。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六）5．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简介 在归纳古希腊政治形态的演变时，我提到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突出的两个城邦。前面我已概述了雅典的政治演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斯巴达的政治情况。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下面引用时简称《吕》），并结合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各卷中的段落。 斯巴达的早期历史可以上述至迈锡尼时代，即最早的希腊民族“阿开亚人/Achaean”（伊奥尼亚族的祖先）进入希腊本土，颠覆此前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的时候（约2250 BC）。当时的斯巴达是迈锡尼的一个附属城邦。《荷马史诗》中娶了海伦的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弟弟墨尼劳斯，此人正是当时的斯巴达王。
希罗多德在六52讲的斯巴达双王制起源的传说，就是“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故事的后续。传说抽签分得拉科尼亚统治权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4世孙阿里斯托得莫（Aristodemus）的一对孪生子。因为是孪生子，所以斯巴达人就有了两个王族，每个王族各自有一个人继承王位，两个王的权力一样（关于斯巴达王的权力，见六56、六57）。 斯巴达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国。他们一直对西边肥沃的美塞尼亚平原抱有野心。大约在前8世纪，斯巴达人通过“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前7世纪，被征服的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战之后，出于时刻准备镇压被征服人民反抗的需要，斯巴达的国家体系越来越向军事倾斜，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整个斯巴达社会也就此形成了三个阶层：Spartan/斯巴达人——多利斯族征服者，享有公民权；Perioikoi/“边区居民”——主要是拉科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只享有半公民权；Heilotae/Helots/“黑劳士”——也译作“希劳特”，美塞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国家奴隶。 在斯巴达人的传统中，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建立，是和一个叫吕库古（Lycurgus）的传说人物分不开的。据《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历史》一65，我们得知：这位吕库古，如果真存在的话，大概生活在前8、9世纪。据说他是某位斯巴达王的兄弟，在国王的遗腹子尚未出生前担任摄政王。他根据德尔斐的配提亚神谕设立了斯巴达的“大公约”（Rhetra），并对斯巴达人的生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个明显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的真实性暂且不去深究，反正斯巴达人自己是深信不移的，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各种法律，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都归结于吕库古的立法。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吕库古立法”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首先，据希罗多德说，斯巴达仅有的两个权力机构——“元老院”和“监察院”都是吕库古建立的（一65）；或者按普鲁塔克的说法，他本人只建立了“元老院”，“监察院”是后人根据他立法的精神，在他逝世后130年建立的。“元老院”（gerousia）的成员是28名终身职的“元老”（gerontes），以及两位世袭的王。一旦有“元老”逝世，斯巴达人便召开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出新“元老”。普鲁塔克还提到“元老”候选者的年纪必须在60岁以上（《吕》26节）。“元老院”负责起草城邦的政策法案，公民大会只能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不能修改。城邦的日常行政权力归“监察院”（ephoreia），此机构由5名“监察官”（ephoroi）组成，也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极大，主要职责是监督政策的施行，必要时甚至可以弹劾国王。（“监察官”的名称在王以铸的《历史》中译本里被译成“五长官”，在《平行列传》的中译本《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被译成了“民选长官”，似乎都过于含混。） 传说中的吕库古的第二个作法就是重新分配了斯巴达的土地。斯巴达本地的土地被分成9000块“份地”（kleros），每个斯巴达成年男子一块，且不能转让、不能继承，所有者死后，份地即被政府收回，以便分配给新出生的公民。拉科尼亚其余的土地被分成30000份，分给“边区居民”耕种，并需要缴纳部分收成。新征服的美塞尼亚的土地分给所有斯巴达人，可以转让。不管是份地还是新征服的土地，都由类似农奴的“黑劳士”耕种（《吕》24节）。斯巴达人不从事农业。事实上，按照吕库古的设想，斯巴达人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 吕库古的另一项举措是设立了“共餐制”（syssitia，一65），或者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叫philitia（《吕》12节）。这就好像是后来的“公共食堂”。大致上15个人结成一个“共餐团”，每人每月都交出一定数量的大麦、酒、乳酪、无花果（希腊人主要的小吃）以及一点钱。除开特殊情况，一个“共餐团”的人平时就在一起吃饭，连国王也不例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大家习惯于集体生活。 斯巴达人还把他们对青年的特殊培养方式归到吕库古的名下。小男孩一生下来就交由部落的长老检查，如果生得健壮，长老就让父亲把孩子养大，以后可以得到9000份地之一，否则孩子就要被抛进一个峡谷，任其自生自灭。小男孩一长到7岁，就由城邦统一收养培育，孩子的父亲从此不能对他的生活有丝毫的干预。同一年龄段的少年被编为连队，进行极其艰苦严格的教育。比如大运动量的身体锻炼、很少洗浴、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大氅、永远是光脚走路、晚上睡在自己空手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上、饮食总是故意低于正常的需要量（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肥胖，二是让斯巴达少年从小就习惯于偷窃，以后在战场上就会成为很好的探子，三是培养少年在艰苦环境中的忍耐力）等等，而且随时受到成年人的监督。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斯巴达人主要培育的是军事方面的技能，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方面相对比较轻视。久而久之，斯巴达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说起话来非常简短的性格就闻名于全希腊了。 （现在英语中“拉科尼亚的/laconic”，就是“寡言少语”、“言简意赅”的意思。《平行列传·吕库古传》记录了很多斯巴达人说话简短的例子。希罗多德在三46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希望斯巴达人出兵赶走波吕克拉底，使者们为此发表了长篇的演说，斯巴达人听完后却说他们只记得演说的结尾，忘记了演说的开头，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典人色诺芬，这位柏拉图的同学，甚至说在斯巴达，男孩比石像还要沉默，比女孩还要娴静[4]。） 从7岁到21岁，斯巴达的青少年们就是在这样苛刻的训练中成长的。成年的斯巴达人都被编入“公民军”。他们的训练依然很苦，只有到晚上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公民军”的服役期是直到一个人拿不动武器才算结束的，所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乎伴随着每个斯巴达人终身。斯巴达人唯一放松军事训练的时候，是在他们准备战斗之前。所以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以放假的心情去战斗的人”（《吕》22节）。这样一个纯粹以战士为唯一职业的城邦，里面都是时刻准备甚至期待战斗的苦行僧，其军事力量怎么可能不是全希腊最强悍的呢？ 另外，据说吕库古还制订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法律。比如他规定斯巴达使用铁币（《吕》9节），以便和外界断绝经济往来；比如他说只能用两种工具加工盖房子所用的木料——斧子和锯子（《吕》13节），为的是让斯巴达人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规定中最奇特的就是有关妇女的部分。比如他规定年轻女性也要进行体育锻炼（《吕》14节）。这在当时的希腊，或者所有古代世界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比如正常婚姻之外的偷情，如果发生在健壮的年轻男女之间的话，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吕》15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生下健壮的婴儿。对于婚姻制度的漠然置之，有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曾经有斯巴达人说：“我们这里没有通奸犯”（《吕》15节）。原始的“共妻制”的遗风，似乎以这种新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不要说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没有其它民族的女性可以相比，就算是现代社会中经过“女权主义”洗礼的女性也比不上。曾经有人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妇女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吕》14节）。看来军事方面的考虑仍然是解释斯巴达妇女地位之谜的关键。 不管这些是否真是出于吕库古的立法，还是后人把久远的历史中沉淀下的各种风俗都归到一个虚拟人物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产生的特殊社会。这里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主旨的。由于有不可转让的“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边区居民”、“黑劳士”，斯巴达人无需操心自己的生活来源；由于铁币和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没有追求财富的野心和动力；由于“共餐制”，他们早就习惯了生活在集体之中，也习惯了行动的一致。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并且培育出一支行动划一的军队。斯巴达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化的管理中渡过的，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普鲁塔克总结得好：斯巴达人是“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隶属于国家”（《吕》25节），也就是说，隶属于军队。 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在古代，很多学者都很赞赏斯巴达人的政体。除了前面引用的普鲁塔克的评价之外，这里再提供两个例子。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在他的《拉栖底梦政制》开篇就说“虽然斯巴达的人口是全希腊最少的，但它也是全希腊最强大、最著名的城邦”。柏拉图自己，虽然也属于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但对斯巴达的政制也颇为赞赏。在他的政治学说集大成之作《法篇》中，斯巴达的政制就是他主要研究、借鉴的对象之一。在《国家篇》（也被译为“理想国”）中，他那一套公民培养计划，比如注重优生学、妇女也应进行体育锻炼、城邦统一负责年青人的教育、把诗歌排除在文化教育的内容之外，都看得出斯巴达的影响；他甚至差一点就明确提出“共妻制”了[5]。 如果我们想像力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把斯巴达的政体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比如斯巴达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一切都是归城邦（即国家）所有的、由城邦（即国家）来负责对青年人的教育、斯巴达人内部几乎没有阶级差异——即使是两个王，也仅仅享有一些祭祀、军事上的特权，在经济上则几乎和常人一样（六56、六57）、“共餐制”/公共食堂、对于军事的看重（这一点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只是苏联版共产主义的特点）、废除继承权和实质上的“共妻制”（这两点《共产党宣言》中都明确提到了）等等。最显著的一点是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自豪地自称“平等人”（homoioi）。而“人人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这种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仅仅是表象。斯巴达的社会其实更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再现，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斯巴达人自身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但那些“边区居民”、“黑劳士”就是被他们压迫的阶级。在“平等人”之间权力是共享的，但被压迫的阶级则权力很少（如“边区居民”），或者根本没有（如“黑劳士”）。对被其统治的阶级的压迫而言，斯巴达人又是最不讲“平等”的。即使是在普遍实行奴隶制的希腊，斯巴达人对待“黑劳士”的严酷仍然让很多外邦人寒心。他们的青年培养训练中就包括执行一些暗杀“黑劳士”的秘密任务。当时有句俗语“在斯巴达，自由人是最彻底的自由人，奴隶是最彻底的奴隶”（《吕》28节）。要知道，斯巴达的特殊政治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镇压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简直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是实行了民主制的雅典，当时也是实行奴隶制的。就这一点上说，共产主义和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因为斯巴达人的阶级压迫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而他们的阶级内部的平等也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一些方面非常像共产主义，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像。 就斯巴达人来说，当时希腊的一些学者尊重、甚至崇拜他们的原因不外乎：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金钱、物质享受、华丽词藻的一概摒弃、公民之间的平等。这里没有令其它城邦头痛不已的党争。用个前面经常提到的术语来说，斯巴达似乎是个“军事民主制”的活化石。“军事民主制”里的三个因素：“徒有其名”的王、掌握实权的“长老议事会”、保留最后决定权的“公民大会”，似乎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周围其它民族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军事民主制”自从“荷马时期”就开始崩溃，逐渐被其它政体（比如僭主制和民主制）取代的情况下，时间和社会似乎在斯巴达人这里凝固了。 但是，这个9000人的“平等人公社”其实是靠“开历史倒车”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最后出现革命，人民起来推翻上层建筑。而斯巴达人却用近乎“自我虐待”的摒弃物质享受——这种实际上人为遏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办法，防止了社会的变革，得以让他们的上层建筑——“军事民主制”能够继续存在。换言之，当雅典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平原党”和“山外党”水火不容的时候，斯巴达人却用不可变更的9000份地阻止了土地问题的激化；当靠海外贸易和银矿开采起家的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崛起并成立“海岸党”参与政治角逐的时候，斯巴达人却主动地和外界斩断了一切经济交流，使自己的城邦无从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其结果就是尽管他们压制住阶级分化的苗头，让自己的公民尽可能保持经济上的平等，进而保持政治上的“军事民主制”，也保持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纯朴的道德，但阶级分化其实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压制阶级分化，也就直接导致了生产力水平得不到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落后。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斯巴达原来并不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但和后来的雅典一比较，斯巴达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停滞不前，单纯靠军事纪律维系的国家，必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说过：如果斯巴达后来荒废了，后人将很难从其遗址上得知这个城邦曾经享有那么崇高的名声和那么大的势力；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雅典身上，后人从那么多建筑遗迹所推测出的雅典的实力，将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这恰恰是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不看重斯巴达，转而崇拜雅典的原因。因为雅典在文化上的贡献确实斯巴达望尘莫及的。） 另外，正是由于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制，所以斯巴达人保留下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形之下就更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人也有选举，但城邦的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斯巴达的“元老院”和“监察院”无需像雅典那样必须对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庭负责，他们的行政基本上是不受公民大会监督的。这里也没有梭伦那样的400人“议政会”或者克莱斯提尼的500人“议政会”。普通公民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再加上他们用军事压迫的方法维持对于“边区居民”、“黑劳士”的统治。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以扩大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制。所以斯巴达虽然没有如雅典原先的“好父亲”小集团或者科林斯原先的“巴齐代伊”小集团之类的家族统治，他们仍然被普遍认为在政治上倾向于维持少数人特殊权利的寡头制。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仅仅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对希腊各地控制权的“争霸战”，还是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和2300年后我们时代的“冷战”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真刀真枪打了起来。在当时也有“两大阵营”的说法，即倾向民主制的城邦都支持雅典，倾向寡头制的城邦都支持斯巴达[6]。） 我们在这里无意全面评价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代表——雅典和斯巴达的优劣之分。但是，且不谈文化、经济上的贡献，至少在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上，我们更倾向于雅典。因为它所采取的是正视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分化带来的影响，用“全体公民都参与政治、都分享权力”的办法，让阶级矛盾在议会斗争中达到妥协，从而尝试解决问题。雅典的民主制当然是不完美的。比如他们还保留着奴隶制，比如他们对于当选的官员缺乏必要的素质要求（如苏格拉底的批评），比如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修昔底德的批评）等等。但这些问题，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的作法超出了他们的时代而产生的。相比斯巴达用抗拒进步的办法维持表面上的“人人平等”，显得似乎永远不会产生问题，雅典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事实上，希波战争后期，斯巴达的政体就有了瓦解的先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斯巴达社会爆发出大量问题，致使他们的“军事民主制”再也无法维持，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也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所描写的希波战争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斯巴达的寡头制也正处在它的鼎盛阶段。优秀的军事素质、纯朴的道德观、对于敌人的侵略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都是斯巴达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整个希波战争，就是这两座城邦——一个处在其历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正在上升的势头中——合作救国的一篇史诗。 前面强调了很多斯巴达人维持其“军事民主制”的努力，这不等于说斯巴达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推翻“军事民主制”的尝试。事实上，第五卷和第六卷中反复出现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想在斯巴达建立僭主统治，就像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或者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那样。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上进行推断。 比如克里奥美尼对帮助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复位的热衷（五90）、他想帮助希庇亚斯逃走之后雅典寡头派的首领伊撒戈拉斯成为新的雅典僭主（五74）、他用自己的同僚国王戴玛拉托斯身世上的疑点将其放逐，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实际上唯一的王（六61至六66）等等。最主要的证据在关于他发疯的传说（五42、六75）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的克里奥美尼真地是个疯子，因为他先是公正地回绝了从萨摩斯逃出的迈安多里欧（三148），后来又拒绝支援伊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五50）。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理智、很谨慎的人。之所以会有关于他发疯的传说，是因为古希腊人总是将行为不符合习俗的人看成疯子，比如第三卷中的波斯王刚比西斯。克里奥美尼可能就是一个不满足于自己“徒有其名”的王位，想成为真正的国王的人。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说他总是用自己的王笄打人（六75），这应该是他强调自己的王权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坚持“军事民主制”的斯巴达人看来，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僭主制或者波斯那样的王制，是绝对违反他们的习惯，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想搞革命的人说成发了疯。最后，他死亡的方式也很奇怪。据说他是在禁闭的密室里，用刀切割自己的身体最后死去的（六75）。这更像是一场谋杀。实际上，希波战争后期，还有一位斯巴达历史上的名人进行过和克里奥美尼一样的尝试，也落得了一样的结局。那就是在479 BC，率领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陆军大将玛多尼奥斯的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告诉我们，波桑尼阿斯后来想成为全希腊的僭主/国王，阴谋败露之后，他被“监察官”们锁在一间神庙里活活饿死了。斯巴达的“监察院”可能也是这次克里奥美尼之死的直接主使，关于此人发疯的传说可能也是他们散布的。在维护“军事民主制”方面，“监察院”是斯巴达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石。 ────────── [1] 参见第五卷第12项札记“僭主群像”中讲“民族问题”的部分。 [2] 关于古希腊各民族，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3] 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说法，埃托利亚人是人类始祖丢卡利翁的女儿普罗托琴妮（Protogenea）和宙斯所生的儿子埃托罗斯（Aetolus）的后裔。可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4] 《拉栖底梦政制》3节。 [5] 参见《国家篇》五卷，457D以下。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5章，237页。 6．当时的希腊各城邦间的关系 这里主要依据《历史》第五、第六卷的记载，大致归纳一下希波战争爆发前希腊各城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态。 简单说来，当时的希腊本土在政治上可以分成四大集团，其中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有五大城邦。在这里上演的是一场“四国演义”，有时甚至是“五国演义”。
由于希腊在地理上被一道窄窄的科林斯地峡分成两部分，所以这四个集团之间主要是两两相对的态势。即在巴尔干半岛南端，有忒拜和雅典的对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的争霸。 忒拜和雅典的对峙由来已久。自从约1100 BC多利斯人南下入侵希腊本土，摧毁了迈锡尼的统治以来，这两座在各自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城邦就有了征服对方的企图。双方结怨的过程已不可详考，但古人用传说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比如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的名著《俄狄浦斯王在科罗诺斯》讲到：曾经杀父娶母的忒拜王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之后，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自我流放。他最后从忒拜流浪来到了雅典，并被当时的雅典王忒修斯收留。这时统治忒拜的是俄狄浦斯的内弟/舅舅克瑞翁。克瑞翁想把俄狄浦斯抓回到忒拜去，结果就导致他和忒修斯之间起了争执。这种神话当然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至少让我们知道忒拜和雅典之间的纠纷确实由来已久，以至于前5世纪的人们都要把纠纷的根源追溯到神话中去。 以今天的政治学来看这两座城邦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有趣的。雅典为了削弱忒拜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影响力，就利用该集团内部一个小城邦普拉提亚和忒拜之间的矛盾，把普拉提亚紧紧地拉拢到自己身边。希罗多德在六108讲述了雅典帮助普拉提亚击败该集团其它成员进攻的故事（此战大概发生在519 BC），这样普拉提亚就成了雅典钉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一根钉子，随时可以用它来打击忒拜人[1]。同样地，忒拜人也利用雅典和其附近的一个小岛——厄基那之间的矛盾，支持厄基那人反对雅典。厄基那和雅典之间的矛盾是第五卷、第六卷反复提到的内容，比如五79至五89，六49、六50、六73、六87至六93。之所以这么频繁地讲到，因为厄基那岛就位于雅典的港口附近，对于雅典的海上贸易线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岛和雅典为敌，雅典人的海外贸易将随时有灭顶之灾。而且雅典和厄基那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489 BC至481 BC），后面我们将得知这一仗对于后来雅典建立海上帝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希罗多德多次提到厄基那背后有忒拜人的支持。这一仗其实是忒拜在借厄基那的手消耗雅典的资源，逼迫他们减少对普拉提亚的支援。两大集团就这样用两个小棋子互相牵制。 （就是在雅典和厄基那的冲突期间，发生了雅典妇女用别针刺死一位生还者并被迫改变服饰的事件。） 另外，这两个小棋子还把另两大集团——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卷了进来。我们知道，斯巴达在普拉提亚倒向雅典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六108），目的当然是希望借雅典人的手削弱忒拜，让他们无暇西顾。阿尔戈斯也曾经帮助厄基那与雅典作战（五86），为的是不希望在自己的西边已经有一个对头的情况下，东边再出现一支过于强大的力量。围绕着这两个小地方发生的，其实是整个“四国演义”中微妙平衡的一次次倾斜。 至于阿尔戈斯和斯巴达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要直接、激烈得多。按原先“赫拉克勒斯族回归”的传说，多利斯人的聚居地被分成三大块：阿戈利斯、拉科尼亚、美塞尼亚。由于阿戈利斯的所在地就是原来的迈锡尼霸权统治的核心地带，所以阿尔戈斯实际上是多利斯诸族的首领。但斯巴达在吞并美塞尼亚之后，其势力已超过阿尔戈斯，于是就开始了取代阿尔戈斯地位的尝试。 这两个城邦之间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发生在吕底亚王克洛索斯被波斯王居鲁士征服的时候（547 BC）。当时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双方约定：各自派出300名战士作战，以这300人的胜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在一场史诗般的战斗过后，2个阿尔戈斯人和1个斯巴达人活了下来。双方都声称自己是胜利者，于是两军再次交锋，斯巴达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也是因为有这场战争，他们才没有来得及去援助克洛索斯（见一82）。 这两个城邦间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的时代，他曾经在一次对阿尔戈斯的作战中取得大胜，杀死了对方许多人，使得阿尔戈斯元气大伤（见六76至六83，约493 BC）。据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论妇女的美德》一文的“事例4”记载，阿尔戈斯在此役中阵亡的据说有7000多人。要知道，斯巴达军的全部主力也才9000人，所以阿尔戈斯在此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恢复过来。希罗多德甚至说当时他们城邦内部发生了奴隶起义（六83）。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地位从此被确立。一些原来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城邦也转而投向斯巴达。 前面说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城邦有五个，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各自领导一个集团的城邦之外，第五个就是科林斯。科林斯按“赫拉克勒斯族”划分领地的传说，是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在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争霸的过程中，它逐渐转向斯巴达方面。但是，由于科林斯位于从大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通道——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地峡的出口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再加上经过库普塞罗斯、佩里安德父子两代僭主的苦心经营，它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希腊的一般城邦。虽然科林斯自己没有组织一个集团，但是它在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集团中，并不是一个如普拉提亚或者厄基那那样的棋子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它更像是伯罗奔尼撒集团的二号领袖。另外，科林斯一方面和主要依靠农业、陆军最强的斯巴达关系密切，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个以海外贸易起家的城邦，和同样以工商业为主、海军实力最强的雅典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它在这两大集团间可以说左右逢源。科林斯在政治上也很注意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注意发挥平衡作用。 比方他们曾经调解过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之间的战争（六108），比方他们曾经资助雅典对厄基那的战争（六89），为的当然是平衡忒拜对厄基那的支持。科林斯的“平衡外交”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想进攻雅典，恢复希庇亚斯的僭主统治的时候，是科林斯首先退出了斯巴达组织的联军，并最后导致远征无果而终（五75）。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让斯巴达过分强大。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各种势力互相有矛盾，但又谁也吃不掉谁。只有这样，他们的“平衡者”的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这有点像18、19世纪英国的外交路线，即在欧洲大陆各国角逐时保持中立，一旦必要时就帮助处于劣势的一方，以恢复各集团间的势力平衡。比如他们在拿破仑称帝时期支持以德、奥为首的反法同盟，力求遏制法国势力的扩张。等到后来德国的俾斯麦崛起之后，英国又转向和法国结盟，以免德国的过分强大破坏欧洲的“均势”。 不要以为上面的“四国演义”或者“五国演义”只是昙花一现，这几大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是理解前6至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关键。早的例子比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为什么会比较成功，就是因为他搞好了和雅典最接近的两大集团的关系。希罗多德在一61告诉我们，他第二次被驱逐后之所以能打回去，部分原因就是他得到了忒拜人在金钱上的帮助和阿尔戈斯人在军事上的支援。所以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雅典的时候，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阿戈利斯集团都相安无事，雅典的发展才没有受到阻碍。所以当民主派推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之后，雅典的外交形势才变得严峻起来。 后来，这种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更直接决定了各集团在对待波斯人侵略问题上的态度。480 BC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时，因为雅典是坚决抵抗波斯的，所以忒拜就选择投降了波斯人（见七132）。因为斯巴达支持雅典的抵抗，所以阿尔戈斯就选择了“中立”。事实上，希罗多德说得好，他们的“中立”其实就是“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八73）。而且希罗多德还记载了阿尔戈斯人和波斯人暗中确实有过接触（七150至七152）。为了彼此之间的不和，居然连民族大义都不讲了。这种政治短视是十分可叹的。 当然，也有一些城邦没有染上忒拜和阿尔戈斯的狭隘，而是自觉地放下彼此的矛盾，共同迎击外来的侵略者。雅典和斯巴达自然是其中的代表，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厄基那。作为大国博弈中的小棋子，厄基那和雅典打了多年的仗，彼此间的仇怨肯定是很深的。他们一度也曾因为对雅典的仇视而倒向波斯（六49）。但是当后来薛西斯入侵时，他们没有再次因为“兄弟阋于墙”而忘记“外御其侮”，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反抗波斯的同盟。后来在雅典全城被波斯人占据的情况下，厄基那人还收留了部分从雅典逃出来的难民（八41）。他们的海军、陆军分别参加了萨拉米之战和普拉提亚之战，和曾经的敌人雅典人一起并肩作战。在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中，他们甚至被全体参战希腊城邦公认为是战斗得最勇敢的（八93）。厄基那人这种史诗英雄式的大襟怀，确实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希波战争之后，四大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些变化。比如雅典的阿提卡同盟扩展到整个爱琴海地区，演变为提洛同盟。比如厄基那加入了雅典的提洛同盟。比如优庇亚岛从原来隶属于忒拜转向雅典等等。但总的态势并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希腊政治生态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为了对付日益强大起来的雅典，波奥提亚集团和伯罗奔尼撒集团合并了，形成了对雅典的陆上包围圈。至于阿戈利斯集团，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仍然保持“中立”，但后来也加入了雅典阵营。理解这些集团彼此间的关系和历史上的立场，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们后来的行为。 最后需要解释一下德尔斐的问题。德尔斐是希腊的宗教圣地之一。我们前面多次提到当时的希腊人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去求神谕[2]。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女祭司配提亚所说的预言，被全体希腊民族公认为最为准确、最为神圣，甚至像吕底亚的克洛索斯那样的外族人也会来这里求神谕。德尔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集团。德尔斐也一直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中。虽然在历史上，前6、5世纪的时候发生过几次争夺对德尔斐控制权的“圣战/Sacred Wars”，但德尔斐自始至终是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的。所以这里不把它列为“四国演义”的角色之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希腊西北部的多多纳，那里的神庙以宙斯的名义发布的神谕也是很有名的。 ────────── [1] 忒拜人要到93年后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拔掉这根钉子，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4章，230页。 [2] 关于神谕的讨论见第八卷第5项札记。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六）5．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简介 在归纳古希腊政治形态的演变时，我提到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突出的两个城邦。前面我已概述了雅典的政治演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斯巴达的政治情况。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下面引用时简称《吕》），并结合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各卷中的段落。 斯巴达的早期历史可以上述至迈锡尼时代，即最早的希腊民族“阿开亚人/Achaean”（伊奥尼亚族的祖先）进入希腊本土，颠覆此前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的时候（约2250 BC）。当时的斯巴达是迈锡尼的一个附属城邦。《荷马史诗》中娶了海伦的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弟弟墨尼劳斯，此人正是当时的斯巴达王。
希罗多德在六52讲的斯巴达双王制起源的传说，就是“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故事的后续。传说抽签分得拉科尼亚统治权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4世孙阿里斯托得莫（Aristodemus）的一对孪生子。因为是孪生子，所以斯巴达人就有了两个王族，每个王族各自有一个人继承王位，两个王的权力一样（关于斯巴达王的权力，见六56、六57）。 斯巴达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国。他们一直对西边肥沃的美塞尼亚平原抱有野心。大约在前8世纪，斯巴达人通过“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前7世纪，被征服的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战之后，出于时刻准备镇压被征服人民反抗的需要，斯巴达的国家体系越来越向军事倾斜，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整个斯巴达社会也就此形成了三个阶层：Spartan/斯巴达人——多利斯族征服者，享有公民权；Perioikoi/“边区居民”——主要是拉科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只享有半公民权；Heilotae/Helots/“黑劳士”——也译作“希劳特”，美塞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国家奴隶。 在斯巴达人的传统中，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建立，是和一个叫吕库古（Lycurgus）的传说人物分不开的。据《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历史》一65，我们得知：这位吕库古，如果真存在的话，大概生活在前8、9世纪。据说他是某位斯巴达王的兄弟，在国王的遗腹子尚未出生前担任摄政王。他根据德尔斐的配提亚神谕设立了斯巴达的“大公约”（Rhetra），并对斯巴达人的生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个明显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的真实性暂且不去深究，反正斯巴达人自己是深信不移的，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各种法律，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都归结于吕库古的立法。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吕库古立法”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首先，据希罗多德说，斯巴达仅有的两个权力机构——“元老院”和“监察院”都是吕库古建立的（一65）；或者按普鲁塔克的说法，他本人只建立了“元老院”，“监察院”是后人根据他立法的精神，在他逝世后130年建立的。“元老院”（gerousia）的成员是28名终身职的“元老”（gerontes），以及两位世袭的王。一旦有“元老”逝世，斯巴达人便召开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出新“元老”。普鲁塔克还提到“元老”候选者的年纪必须在60岁以上（《吕》26节）。“元老院”负责起草城邦的政策法案，公民大会只能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不能修改。城邦的日常行政权力归“监察院”（ephoreia），此机构由5名“监察官”（ephoroi）组成，也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极大，主要职责是监督政策的施行，必要时甚至可以弹劾国王。（“监察官”的名称在王以铸的《历史》中译本里被译成“五长官”，在《平行列传》的中译本《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被译成了“民选长官”，似乎都过于含混。） 传说中的吕库古的第二个作法就是重新分配了斯巴达的土地。斯巴达本地的土地被分成9000块“份地”（kleros），每个斯巴达成年男子一块，且不能转让、不能继承，所有者死后，份地即被政府收回，以便分配给新出生的公民。拉科尼亚其余的土地被分成30000份，分给“边区居民”耕种，并需要缴纳部分收成。新征服的美塞尼亚的土地分给所有斯巴达人，可以转让。不管是份地还是新征服的土地，都由类似农奴的“黑劳士”耕种（《吕》24节）。斯巴达人不从事农业。事实上，按照吕库古的设想，斯巴达人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 吕库古的另一项举措是设立了“共餐制”（syssitia，一65），或者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叫philitia（《吕》12节）。这就好像是后来的“公共食堂”。大致上15个人结成一个“共餐团”，每人每月都交出一定数量的大麦、酒、乳酪、无花果（希腊人主要的小吃）以及一点钱。除开特殊情况，一个“共餐团”的人平时就在一起吃饭，连国王也不例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大家习惯于集体生活。 斯巴达人还把他们对青年的特殊培养方式归到吕库古的名下。小男孩一生下来就交由部落的长老检查，如果生得健壮，长老就让父亲把孩子养大，以后可以得到9000份地之一，否则孩子就要被抛进一个峡谷，任其自生自灭。小男孩一长到7岁，就由城邦统一收养培育，孩子的父亲从此不能对他的生活有丝毫的干预。同一年龄段的少年被编为连队，进行极其艰苦严格的教育。比如大运动量的身体锻炼、很少洗浴、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大氅、永远是光脚走路、晚上睡在自己空手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上、饮食总是故意低于正常的需要量（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肥胖，二是让斯巴达少年从小就习惯于偷窃，以后在战场上就会成为很好的探子，三是培养少年在艰苦环境中的忍耐力）等等，而且随时受到成年人的监督。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斯巴达人主要培育的是军事方面的技能，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方面相对比较轻视。久而久之，斯巴达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说起话来非常简短的性格就闻名于全希腊了。 （现在英语中“拉科尼亚的/laconic”，就是“寡言少语”、“言简意赅”的意思。《平行列传·吕库古传》记录了很多斯巴达人说话简短的例子。希罗多德在三46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希望斯巴达人出兵赶走波吕克拉底，使者们为此发表了长篇的演说，斯巴达人听完后却说他们只记得演说的结尾，忘记了演说的开头，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典人色诺芬，这位柏拉图的同学，甚至说在斯巴达，男孩比石像还要沉默，比女孩还要娴静[4]。） 从7岁到21岁，斯巴达的青少年们就是在这样苛刻的训练中成长的。成年的斯巴达人都被编入“公民军”。他们的训练依然很苦，只有到晚上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公民军”的服役期是直到一个人拿不动武器才算结束的，所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乎伴随着每个斯巴达人终身。斯巴达人唯一放松军事训练的时候，是在他们准备战斗之前。所以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以放假的心情去战斗的人”（《吕》22节）。这样一个纯粹以战士为唯一职业的城邦，里面都是时刻准备甚至期待战斗的苦行僧，其军事力量怎么可能不是全希腊最强悍的呢？ 另外，据说吕库古还制订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法律。比如他规定斯巴达使用铁币（《吕》9节），以便和外界断绝经济往来；比如他说只能用两种工具加工盖房子所用的木料——斧子和锯子（《吕》13节），为的是让斯巴达人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规定中最奇特的就是有关妇女的部分。比如他规定年轻女性也要进行体育锻炼（《吕》14节）。这在当时的希腊，或者所有古代世界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比如正常婚姻之外的偷情，如果发生在健壮的年轻男女之间的话，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吕》15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生下健壮的婴儿。对于婚姻制度的漠然置之，有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曾经有斯巴达人说：“我们这里没有通奸犯”（《吕》15节）。原始的“共妻制”的遗风，似乎以这种新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不要说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没有其它民族的女性可以相比，就算是现代社会中经过“女权主义”洗礼的女性也比不上。曾经有人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妇女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吕》14节）。看来军事方面的考虑仍然是解释斯巴达妇女地位之谜的关键。 不管这些是否真是出于吕库古的立法，还是后人把久远的历史中沉淀下的各种风俗都归到一个虚拟人物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产生的特殊社会。这里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主旨的。由于有不可转让的“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边区居民”、“黑劳士”，斯巴达人无需操心自己的生活来源；由于铁币和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没有追求财富的野心和动力；由于“共餐制”，他们早就习惯了生活在集体之中，也习惯了行动的一致。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并且培育出一支行动划一的军队。斯巴达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化的管理中渡过的，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普鲁塔克总结得好：斯巴达人是“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隶属于国家”（《吕》25节），也就是说，隶属于军队。 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在古代，很多学者都很赞赏斯巴达人的政体。除了前面引用的普鲁塔克的评价之外，这里再提供两个例子。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在他的《拉栖底梦政制》开篇就说“虽然斯巴达的人口是全希腊最少的，但它也是全希腊最强大、最著名的城邦”。柏拉图自己，虽然也属于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但对斯巴达的政制也颇为赞赏。在他的政治学说集大成之作《法篇》中，斯巴达的政制就是他主要研究、借鉴的对象之一。在《国家篇》（也被译为“理想国”）中，他那一套公民培养计划，比如注重优生学、妇女也应进行体育锻炼、城邦统一负责年青人的教育、把诗歌排除在文化教育的内容之外，都看得出斯巴达的影响；他甚至差一点就明确提出“共妻制”了[5]。 如果我们想像力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把斯巴达的政体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比如斯巴达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一切都是归城邦（即国家）所有的、由城邦（即国家）来负责对青年人的教育、斯巴达人内部几乎没有阶级差异——即使是两个王，也仅仅享有一些祭祀、军事上的特权，在经济上则几乎和常人一样（六56、六57）、“共餐制”/公共食堂、对于军事的看重（这一点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只是苏联版共产主义的特点）、废除继承权和实质上的“共妻制”（这两点《共产党宣言》中都明确提到了）等等。最显著的一点是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自豪地自称“平等人”（homoioi）。而“人人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这种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仅仅是表象。斯巴达的社会其实更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再现，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斯巴达人自身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但那些“边区居民”、“黑劳士”就是被他们压迫的阶级。在“平等人”之间权力是共享的，但被压迫的阶级则权力很少（如“边区居民”），或者根本没有（如“黑劳士”）。对被其统治的阶级的压迫而言，斯巴达人又是最不讲“平等”的。即使是在普遍实行奴隶制的希腊，斯巴达人对待“黑劳士”的严酷仍然让很多外邦人寒心。他们的青年培养训练中就包括执行一些暗杀“黑劳士”的秘密任务。当时有句俗语“在斯巴达，自由人是最彻底的自由人，奴隶是最彻底的奴隶”（《吕》28节）。要知道，斯巴达的特殊政治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镇压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简直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是实行了民主制的雅典，当时也是实行奴隶制的。就这一点上说，共产主义和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因为斯巴达人的阶级压迫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而他们的阶级内部的平等也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一些方面非常像共产主义，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像。 就斯巴达人来说，当时希腊的一些学者尊重、甚至崇拜他们的原因不外乎：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金钱、物质享受、华丽词藻的一概摒弃、公民之间的平等。这里没有令其它城邦头痛不已的党争。用个前面经常提到的术语来说，斯巴达似乎是个“军事民主制”的活化石。“军事民主制”里的三个因素：“徒有其名”的王、掌握实权的“长老议事会”、保留最后决定权的“公民大会”，似乎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周围其它民族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军事民主制”自从“荷马时期”就开始崩溃，逐渐被其它政体（比如僭主制和民主制）取代的情况下，时间和社会似乎在斯巴达人这里凝固了。 但是，这个9000人的“平等人公社”其实是靠“开历史倒车”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最后出现革命，人民起来推翻上层建筑。而斯巴达人却用近乎“自我虐待”的摒弃物质享受——这种实际上人为遏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办法，防止了社会的变革，得以让他们的上层建筑——“军事民主制”能够继续存在。换言之，当雅典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平原党”和“山外党”水火不容的时候，斯巴达人却用不可变更的9000份地阻止了土地问题的激化；当靠海外贸易和银矿开采起家的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崛起并成立“海岸党”参与政治角逐的时候，斯巴达人却主动地和外界斩断了一切经济交流，使自己的城邦无从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其结果就是尽管他们压制住阶级分化的苗头，让自己的公民尽可能保持经济上的平等，进而保持政治上的“军事民主制”，也保持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纯朴的道德，但阶级分化其实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压制阶级分化，也就直接导致了生产力水平得不到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落后。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斯巴达原来并不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但和后来的雅典一比较，斯巴达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停滞不前，单纯靠军事纪律维系的国家，必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说过：如果斯巴达后来荒废了，后人将很难从其遗址上得知这个城邦曾经享有那么崇高的名声和那么大的势力；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雅典身上，后人从那么多建筑遗迹所推测出的雅典的实力，将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这恰恰是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不看重斯巴达，转而崇拜雅典的原因。因为雅典在文化上的贡献确实斯巴达望尘莫及的。） 另外，正是由于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制，所以斯巴达人保留下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形之下就更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人也有选举，但城邦的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斯巴达的“元老院”和“监察院”无需像雅典那样必须对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庭负责，他们的行政基本上是不受公民大会监督的。这里也没有梭伦那样的400人“议政会”或者克莱斯提尼的500人“议政会”。普通公民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再加上他们用军事压迫的方法维持对于“边区居民”、“黑劳士”的统治。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以扩大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制。所以斯巴达虽然没有如雅典原先的“好父亲”小集团或者科林斯原先的“巴齐代伊”小集团之类的家族统治，他们仍然被普遍认为在政治上倾向于维持少数人特殊权利的寡头制。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仅仅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对希腊各地控制权的“争霸战”，还是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和2300年后我们时代的“冷战”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真刀真枪打了起来。在当时也有“两大阵营”的说法，即倾向民主制的城邦都支持雅典，倾向寡头制的城邦都支持斯巴达[6]。） 我们在这里无意全面评价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代表——雅典和斯巴达的优劣之分。但是，且不谈文化、经济上的贡献，至少在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上，我们更倾向于雅典。因为它所采取的是正视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分化带来的影响，用“全体公民都参与政治、都分享权力”的办法，让阶级矛盾在议会斗争中达到妥协，从而尝试解决问题。雅典的民主制当然是不完美的。比如他们还保留着奴隶制，比如他们对于当选的官员缺乏必要的素质要求（如苏格拉底的批评），比如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修昔底德的批评）等等。但这些问题，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的作法超出了他们的时代而产生的。相比斯巴达用抗拒进步的办法维持表面上的“人人平等”，显得似乎永远不会产生问题，雅典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事实上，希波战争后期，斯巴达的政体就有了瓦解的先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斯巴达社会爆发出大量问题，致使他们的“军事民主制”再也无法维持，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也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所描写的希波战争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斯巴达的寡头制也正处在它的鼎盛阶段。优秀的军事素质、纯朴的道德观、对于敌人的侵略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都是斯巴达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整个希波战争，就是这两座城邦——一个处在其历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正在上升的势头中——合作救国的一篇史诗。 前面强调了很多斯巴达人维持其“军事民主制”的努力，这不等于说斯巴达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推翻“军事民主制”的尝试。事实上，第五卷和第六卷中反复出现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想在斯巴达建立僭主统治，就像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或者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那样。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上进行推断。 比如克里奥美尼对帮助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复位的热衷（五90）、他想帮助希庇亚斯逃走之后雅典寡头派的首领伊撒戈拉斯成为新的雅典僭主（五74）、他用自己的同僚国王戴玛拉托斯身世上的疑点将其放逐，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实际上唯一的王（六61至六66）等等。最主要的证据在关于他发疯的传说（五42、六75）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的克里奥美尼真地是个疯子，因为他先是公正地回绝了从萨摩斯逃出的迈安多里欧（三148），后来又拒绝支援伊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五50）。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理智、很谨慎的人。之所以会有关于他发疯的传说，是因为古希腊人总是将行为不符合习俗的人看成疯子，比如第三卷中的波斯王刚比西斯。克里奥美尼可能就是一个不满足于自己“徒有其名”的王位，想成为真正的国王的人。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说他总是用自己的王笄打人（六75），这应该是他强调自己的王权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坚持“军事民主制”的斯巴达人看来，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僭主制或者波斯那样的王制，是绝对违反他们的习惯，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想搞革命的人说成发了疯。最后，他死亡的方式也很奇怪。据说他是在禁闭的密室里，用刀切割自己的身体最后死去的（六75）。这更像是一场谋杀。实际上，希波战争后期，还有一位斯巴达历史上的名人进行过和克里奥美尼一样的尝试，也落得了一样的结局。那就是在479 BC，率领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陆军大将玛多尼奥斯的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告诉我们，波桑尼阿斯后来想成为全希腊的僭主/国王，阴谋败露之后，他被“监察官”们锁在一间神庙里活活饿死了。斯巴达的“监察院”可能也是这次克里奥美尼之死的直接主使，关于此人发疯的传说可能也是他们散布的。在维护“军事民主制”方面，“监察院”是斯巴达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石。 ────────── [1] 参见第五卷第12项札记“僭主群像”中讲“民族问题”的部分。 [2] 关于古希腊各民族，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3] 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说法，埃托利亚人是人类始祖丢卡利翁的女儿普罗托琴妮（Protogenea）和宙斯所生的儿子埃托罗斯（Aetolus）的后裔。可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4] 《拉栖底梦政制》3节。 [5] 参见《国家篇》五卷，457D以下。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5章，237页。 6．当时的希腊各城邦间的关系 这里主要依据《历史》第五、第六卷的记载，大致归纳一下希波战争爆发前希腊各城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态。 简单说来，当时的希腊本土在政治上可以分成四大集团，其中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有五大城邦。在这里上演的是一场“四国演义”，有时甚至是“五国演义”。
由于希腊在地理上被一道窄窄的科林斯地峡分成两部分，所以这四个集团之间主要是两两相对的态势。即在巴尔干半岛南端，有忒拜和雅典的对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的争霸。 忒拜和雅典的对峙由来已久。自从约1100 BC多利斯人南下入侵希腊本土，摧毁了迈锡尼的统治以来，这两座在各自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城邦就有了征服对方的企图。双方结怨的过程已不可详考，但古人用传说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比如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的名著《俄狄浦斯王在科罗诺斯》讲到：曾经杀父娶母的忒拜王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之后，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自我流放。他最后从忒拜流浪来到了雅典，并被当时的雅典王忒修斯收留。这时统治忒拜的是俄狄浦斯的内弟/舅舅克瑞翁。克瑞翁想把俄狄浦斯抓回到忒拜去，结果就导致他和忒修斯之间起了争执。这种神话当然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至少让我们知道忒拜和雅典之间的纠纷确实由来已久，以至于前5世纪的人们都要把纠纷的根源追溯到神话中去。 以今天的政治学来看这两座城邦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有趣的。雅典为了削弱忒拜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影响力，就利用该集团内部一个小城邦普拉提亚和忒拜之间的矛盾，把普拉提亚紧紧地拉拢到自己身边。希罗多德在六108讲述了雅典帮助普拉提亚击败该集团其它成员进攻的故事（此战大概发生在519 BC），这样普拉提亚就成了雅典钉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一根钉子，随时可以用它来打击忒拜人[1]。同样地，忒拜人也利用雅典和其附近的一个小岛——厄基那之间的矛盾，支持厄基那人反对雅典。厄基那和雅典之间的矛盾是第五卷、第六卷反复提到的内容，比如五79至五89，六49、六50、六73、六87至六93。之所以这么频繁地讲到，因为厄基那岛就位于雅典的港口附近，对于雅典的海上贸易线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岛和雅典为敌，雅典人的海外贸易将随时有灭顶之灾。而且雅典和厄基那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489 BC至481 BC），后面我们将得知这一仗对于后来雅典建立海上帝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希罗多德多次提到厄基那背后有忒拜人的支持。这一仗其实是忒拜在借厄基那的手消耗雅典的资源，逼迫他们减少对普拉提亚的支援。两大集团就这样用两个小棋子互相牵制。 （就是在雅典和厄基那的冲突期间，发生了雅典妇女用别针刺死一位生还者并被迫改变服饰的事件。） 另外，这两个小棋子还把另两大集团——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卷了进来。我们知道，斯巴达在普拉提亚倒向雅典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六108），目的当然是希望借雅典人的手削弱忒拜，让他们无暇西顾。阿尔戈斯也曾经帮助厄基那与雅典作战（五86），为的是不希望在自己的西边已经有一个对头的情况下，东边再出现一支过于强大的力量。围绕着这两个小地方发生的，其实是整个“四国演义”中微妙平衡的一次次倾斜。 至于阿尔戈斯和斯巴达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要直接、激烈得多。按原先“赫拉克勒斯族回归”的传说，多利斯人的聚居地被分成三大块：阿戈利斯、拉科尼亚、美塞尼亚。由于阿戈利斯的所在地就是原来的迈锡尼霸权统治的核心地带，所以阿尔戈斯实际上是多利斯诸族的首领。但斯巴达在吞并美塞尼亚之后，其势力已超过阿尔戈斯，于是就开始了取代阿尔戈斯地位的尝试。 这两个城邦之间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发生在吕底亚王克洛索斯被波斯王居鲁士征服的时候（547 BC）。当时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双方约定：各自派出300名战士作战，以这300人的胜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在一场史诗般的战斗过后，2个阿尔戈斯人和1个斯巴达人活了下来。双方都声称自己是胜利者，于是两军再次交锋，斯巴达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也是因为有这场战争，他们才没有来得及去援助克洛索斯（见一82）。 这两个城邦间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的时代，他曾经在一次对阿尔戈斯的作战中取得大胜，杀死了对方许多人，使得阿尔戈斯元气大伤（见六76至六83，约493 BC）。据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论妇女的美德》一文的“事例4”记载，阿尔戈斯在此役中阵亡的据说有7000多人。要知道，斯巴达军的全部主力也才9000人，所以阿尔戈斯在此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恢复过来。希罗多德甚至说当时他们城邦内部发生了奴隶起义（六83）。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地位从此被确立。一些原来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城邦也转而投向斯巴达。 前面说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城邦有五个，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各自领导一个集团的城邦之外，第五个就是科林斯。科林斯按“赫拉克勒斯族”划分领地的传说，是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在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争霸的过程中，它逐渐转向斯巴达方面。但是，由于科林斯位于从大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通道——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地峡的出口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再加上经过库普塞罗斯、佩里安德父子两代僭主的苦心经营，它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希腊的一般城邦。虽然科林斯自己没有组织一个集团，但是它在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集团中，并不是一个如普拉提亚或者厄基那那样的棋子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它更像是伯罗奔尼撒集团的二号领袖。另外，科林斯一方面和主要依靠农业、陆军最强的斯巴达关系密切，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个以海外贸易起家的城邦，和同样以工商业为主、海军实力最强的雅典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它在这两大集团间可以说左右逢源。科林斯在政治上也很注意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注意发挥平衡作用。 比方他们曾经调解过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之间的战争（六108），比方他们曾经资助雅典对厄基那的战争（六89），为的当然是平衡忒拜对厄基那的支持。科林斯的“平衡外交”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想进攻雅典，恢复希庇亚斯的僭主统治的时候，是科林斯首先退出了斯巴达组织的联军，并最后导致远征无果而终（五75）。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让斯巴达过分强大。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各种势力互相有矛盾，但又谁也吃不掉谁。只有这样，他们的“平衡者”的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这有点像18、19世纪英国的外交路线，即在欧洲大陆各国角逐时保持中立，一旦必要时就帮助处于劣势的一方，以恢复各集团间的势力平衡。比如他们在拿破仑称帝时期支持以德、奥为首的反法同盟，力求遏制法国势力的扩张。等到后来德国的俾斯麦崛起之后，英国又转向和法国结盟，以免德国的过分强大破坏欧洲的“均势”。 不要以为上面的“四国演义”或者“五国演义”只是昙花一现，这几大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是理解前6至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关键。早的例子比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为什么会比较成功，就是因为他搞好了和雅典最接近的两大集团的关系。希罗多德在一61告诉我们，他第二次被驱逐后之所以能打回去，部分原因就是他得到了忒拜人在金钱上的帮助和阿尔戈斯人在军事上的支援。所以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雅典的时候，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阿戈利斯集团都相安无事，雅典的发展才没有受到阻碍。所以当民主派推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之后，雅典的外交形势才变得严峻起来。 后来，这种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更直接决定了各集团在对待波斯人侵略问题上的态度。480 BC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时，因为雅典是坚决抵抗波斯的，所以忒拜就选择投降了波斯人（见七132）。因为斯巴达支持雅典的抵抗，所以阿尔戈斯就选择了“中立”。事实上，希罗多德说得好，他们的“中立”其实就是“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八73）。而且希罗多德还记载了阿尔戈斯人和波斯人暗中确实有过接触（七150至七152）。为了彼此之间的不和，居然连民族大义都不讲了。这种政治短视是十分可叹的。 当然，也有一些城邦没有染上忒拜和阿尔戈斯的狭隘，而是自觉地放下彼此的矛盾，共同迎击外来的侵略者。雅典和斯巴达自然是其中的代表，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厄基那。作为大国博弈中的小棋子，厄基那和雅典打了多年的仗，彼此间的仇怨肯定是很深的。他们一度也曾因为对雅典的仇视而倒向波斯（六49）。但是当后来薛西斯入侵时，他们没有再次因为“兄弟阋于墙”而忘记“外御其侮”，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反抗波斯的同盟。后来在雅典全城被波斯人占据的情况下，厄基那人还收留了部分从雅典逃出来的难民（八41）。他们的海军、陆军分别参加了萨拉米之战和普拉提亚之战，和曾经的敌人雅典人一起并肩作战。在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中，他们甚至被全体参战希腊城邦公认为是战斗得最勇敢的（八93）。厄基那人这种史诗英雄式的大襟怀，确实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希波战争之后，四大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些变化。比如雅典的阿提卡同盟扩展到整个爱琴海地区，演变为提洛同盟。比如厄基那加入了雅典的提洛同盟。比如优庇亚岛从原来隶属于忒拜转向雅典等等。但总的态势并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希腊政治生态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为了对付日益强大起来的雅典，波奥提亚集团和伯罗奔尼撒集团合并了，形成了对雅典的陆上包围圈。至于阿戈利斯集团，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仍然保持“中立”，但后来也加入了雅典阵营。理解这些集团彼此间的关系和历史上的立场，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们后来的行为。 最后需要解释一下德尔斐的问题。德尔斐是希腊的宗教圣地之一。我们前面多次提到当时的希腊人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去求神谕[2]。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女祭司配提亚所说的预言，被全体希腊民族公认为最为准确、最为神圣，甚至像吕底亚的克洛索斯那样的外族人也会来这里求神谕。德尔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集团。德尔斐也一直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中。虽然在历史上，前6、5世纪的时候发生过几次争夺对德尔斐控制权的“圣战/Sacred Wars”，但德尔斐自始至终是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的。所以这里不把它列为“四国演义”的角色之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希腊西北部的多多纳，那里的神庙以宙斯的名义发布的神谕也是很有名的。 ────────── [1] 忒拜人要到93年后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拔掉这根钉子，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4章，230页。 [2] 关于神谕的讨论见第八卷第5项札记。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七）7．马拉松之役详解 因为雅典人和埃雷特里亚人在伊奥尼亚起义开始时帮助过起义者，他们还烧毁了萨尔迪斯的库伯勒神庙，于是波斯王大流士想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希腊人一点教训。既然他派玛多尼奥斯从北边的陆路进军没有结果。所以他接下来就派海军从南路进攻希腊本土了（490 BC）。旷日持久的希腊－波斯战争至此正式拉开了大幕。好戏一出接一出。与此相呼应，希罗多德从L18一直到全书结尾的讲述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波斯海军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完成10年前阿里斯塔戈拉和美伽巴佐斯没有完成的任务：征服纳克索斯。他们从萨摩斯出发，然后进行“跨岛蛙跳”：越过伊卡里亚岛[1]，直接进攻纳克索斯（六95）。10年前纳克索斯人面对的是200条船，现在对手膨胀了3倍，他们当然抵挡不住。大多数人逃到岛内部的山里去了。波斯人毫无困难地拿下了这个基克拉戴斯群岛中最大也是位置最关键的一个。随后他们一边把周围的小岛纳入波斯的版图，以便巩固纳克索斯这个跳板兼前进基地，一边向西北方向航行，直指优庇亚岛。因为埃雷特里亚是他们第一个要惩罚的对象。 在进军途中，波斯将领特别绕开了提洛岛，还给为这个岛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六97）。其原因就是提洛岛是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女神阿尔忒密斯的诞生地。这里是所有伊奥尼亚族的圣地。看来大流士在出征前一定特别交待过不要做出让希腊当地人反感的事。对于即使是被自己征服的民族，波斯人也尊重他们的习俗。这是自从居鲁士时代波斯帝国一贯的作法。和雅典人、埃雷特里亚人烧库伯勒神庙的行为一对比，他们此刻对于提洛岛的特别尊重就更有一点“心理战”的味道。 但征服和惩罚是不同的。被波斯征服的民族需要交税，会有波斯长官来管理，不过生活方式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自己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信仰、习俗，你不搞地下抵抗活动的话，人身自由也没有限制。但惩罚就是要给这个城邦一个他们永难忘怀的教训，要让这个民族彻底丧失自由，正如伊奥尼亚起义结束时米利都的遭遇一样。所以波斯人在消灭了优庇亚岛南端的卡利斯托的抵抗之后，就开始猛烈地围攻埃雷特里亚（六99）。 埃雷特里亚人向雅典人求救，雅典也派出了援军。但埃雷特里亚人内部的不和导致雅典的援军并没有参战（六100）。不过也可能是雅典人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没有全力去支援。所以埃雷特里亚在孤独地、英勇地抵抗了6天之后，在叛徒的出卖下，城市还是陷落了。他们的神庙被烧毁，全体人民变成了奴隶，被带回波斯（六101、六115、六119）。 这里可以稍微提一下埃雷特里亚的历史。这个城市应该是很早就出名了的。荷马在《伊里昂纪》二卷的“船名表”中就提到了它。由于埃雷特里亚所在的优庇亚岛位于从希腊本土东去伊奥尼亚的商路上，所以“黑暗时代”一结束，埃雷特里亚就开始了商业上的快速发展。这时，同在优庇亚岛上的卡尔启斯成为了埃雷特里亚的竞争对手。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爆发了战争。这场发生在前8、7世纪之交（具体时间不可考）的战争，交战地点位于卡尔启斯城附近的利兰丁平原，因而得名“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这是第一次影响波及到整个希腊世界的大规模战争。按修昔底德的说法：“在这场战争中，希腊世界其他国家，有些帮助这一边，有些帮助那一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译本14页）。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双方两败俱伤。不过由于米利都在利兰丁战争中是站在埃雷特里亚一边的（五99），所以埃雷特里亚人在伊奥尼亚起义时便前来帮助米利都人，从而惹祸上身。 现在波斯军开始转向雅典，这个他们第二个要惩罚的对象。海军把陆军从优庇亚岛运到了雅典东北的马拉松镇——一个即将青史留名的地方（六102）。 希罗多德说他们在马拉松登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在阿提卡的土地里是最适于骑兵活动的场所”（六102）。这句话历来被很多研究者批评。因为马拉松一带其实并不利于骑兵的运动。除了马拉松镇东边靠近海岸的一小块平地之外，这里附近都是山区。诸位如果看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马拉松赛跑转播，可能对那里的地形有更直观的印象。马拉松以南的东部平原（也就是庇西特拉图的“山外党”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其实更适合骑兵，那里离雅典也更近。从后来真正打起来以后希罗多德根本没有提到骑兵来看，似乎波斯人在这里登陆完全就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波斯人会在马拉松登陆，希庇亚斯可能是原因之一。这位20年前被民主派赶走的僭主，自从投靠了波斯人之后，没有一天不梦想着回到雅典，夺回自己的统治权。现在就是他引导波斯人来到马拉松的（六107）。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想模仿自己的父亲。因为庇西特拉图第二次被驱逐之后，在国外养精蓄锐10年，最后就是率领自己招募的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并最后战胜雅典公民军，夺回政权的[2]。这个地方对于他们家族来说是福地，所以他也想借一下父亲的余威。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误读了希罗多德的记载。上面引文中的“场所”是翻译原文中χωρίον这个词的。这个词作动词用有“提供场所”、“腾出空间”的意思。也就是说，希罗多德的意思可能应该是：马拉松是最适合“提供让马活动的空间”的地方。而我们知道波斯人的马是用船运来的，所以“提供让马活动的空间”就是“把马从船上卸下来”的意思。由于希腊人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骑兵两栖登陆，所以希罗多德在写这件事的时候用词才这么不顺手。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就很有道理了。这里只有一个小平原，附近都是山，所以只要先把一部分步兵卸下船，让他们先占据各个山头，把登陆场保护起来，然后就可以慢慢地把马卸下来，等有了骑兵的掩护之后，步兵主力再下船就更安全了。如果他们选择在东部平原登陆，那里四面都是开阔地，根本无险可守，非常容易受到攻击，而把大量人马卸下船又不可能很快，所以在那个更大的平原登陆反而是更危险的。马拉松的小平原确实是最符合波斯人两栖登陆需要的地方。 但波斯人和希庇亚斯的如意算盘被一个因素破坏了，那就是他们没有想到雅典的陆军主力几乎是在他们到达马拉松海岸的同时也赶到了这里（六103）。这下子，先派步兵守住附近山头的第一步就没有办法开展，后续的登陆行动只好暂停。波斯人只占领了海岸线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可能只有少量骑兵下了船。大部分骑兵和步兵主力只能呆在船上，因为登陆场没有足够的空间。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双方在马拉松战役的开始阶段相持了好几天，谁都没有先动手。波斯方面是因为他们的主力没有来得及登陆、展开。这个原本要作为登陆场的小平原，一下子把他们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 雅典方面没有先动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在等待斯巴达方面的回音。将领们在出征前就派了一位使者去斯巴达，请求斯巴达那闻名于世的陆军前来支援。虽然雅典在波奥提亚集团中的“钉子”普拉提亚人派出了自己的陆军来帮助雅典人，他们还是担心光靠这些无法抵挡波斯人的进攻。 来到马拉松的波斯陆军有多少兵力，希罗多德没有说。其他人的记载则不尽相同。年代比希罗多德更早的古希腊著名诗人西摩尼德斯（Simonides），是位马拉松战役的同时代人，他说波斯军有20万人（可能包括了海军）。生活在1世纪的普鲁塔克和生活在2世纪的鲍桑尼阿斯都说是30万。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涅波斯（Cornelius Nepos）的《外族名将传·米泰亚德传》4节说是20万步兵，1万骑兵。柏拉图在《美涅克塞努篇》里（Menexenus，240A）说有50万。真实的数目应该没有这么多。但是，考虑到远征军的舰队毕竟有600条船。而当时的战船（主要是三列桨舰）上的士兵是一部分负责划桨，一部分负责海面上的战斗，等靠了岸就所有的士兵下船陆战。当时1条波斯战船的标准配置是总员200人（七184）。所以即使我们假设600条船组成的海军中只有一半的成员参加陆战（其它的船有的因为要运马，运人的空间就会少许多，有的船要运粮），那么波斯陆军全部登陆的话就有6万之众了。另外，1933年在雅典发现了一块纪念马拉松战役的铭文，可能是雅典官方在战后的树立纪念碑。上面写到：“雅典人在马拉松为了保卫希腊/与9万米底人（即美地亚人，这里代指波斯人）对战”。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接受这个9万的数目。 雅典方面的兵力希罗多德也没有说，但是考虑到即使在后来决定性的普拉提亚之战中，雅典陆军的全部主力是8千重装步兵（九28）。即使再后来雅典建立了提洛同盟，实力大大成长起来之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他们的主力也只有1万3千名重装步兵[3]，所以即使加上普拉提亚人的支援，此刻在马拉松战斗的希腊人总数最高不会超过1万人。在兵力上他们处于下风。（另据2世纪的地理学者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七卷15章7节记载，当时雅典人解放了自己城邦里的奴隶，让他们参加战斗。即使是这样，由于当时是公民军，士兵的甲胄和武器都是自己配备、保养的[4]，所以解放了的奴隶不可能有很强的战斗力。一般来说，考察一个古希腊城邦的军力都是看装备最精良的“重装步兵”的数目。） 但是去斯巴达要求援兵的使者带回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斯巴达人说因为他们正在举行一种宗教祭祀。现在“正是那一个月的第9天”，而由于宗教上的禁忌，“在第9天月亮还没有圆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出征的”（六106）。希罗多德这里的记载有点含混，这里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从第9天到月亮圆的期间，他们是不能出征的”。 这给了后人考察马拉松之战具体时间一个重要线索。介绍古希腊历法时，我提到希腊人的立法虽然各地都不同，但大致都是阴历（即以月亮的一个满亏循环作为一个月），所以“月亮圆”就应该指当月的15号。而这里的宗教祭祀，应该指斯巴达人的卡尔涅亚祭（Carneia）[5]。这是一个纪念阿波罗的赛会，每年举行一次，从Carneius月（大致相当于公历8－9月）的7号一直进行到15号月圆时结束。所有多利斯族城邦都参加这个赛会。和奥林匹亚赛会一样，比赛举行期间各城邦要保证不参与战争。 天文学的计算告诉我们490 BC的8月10号是满月，这一天就应该是当年Carneius月的15号。所以斯巴达人回答雅典使者的Carneius月9号，就应该相当于公历的490 BC的8月4号。而使者是前一天从雅典出发的，所以波斯人登陆马拉松、雅典和普拉提亚联军将他们堵在海滩上，应该发生在公历的8月3号。使者又花了一天从斯巴达回到雅典，所以雅典将领们得知斯巴达人月圆之前不能出兵是在公历的8月5号。（传统的推算把马拉松战役发生的时间放在490 BC的9月，现代更仔细的推算把它放在了8月，参见这里。） 雅典将领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是留下等待还是撤回城里。有的将领认为现在兵力太少，不足以作战。这时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出场了。他现在的职务是“十将军”之一。米泰亚德说服了主管军事的“波勒马克”（传统的“九执政官”之一[6]），要大家坚持守在这里，一边等到月圆后斯巴达人出兵，一边准备作战（六109）。 从公历8月3号开始，双方的对峙持续了10天，然后战斗突然以一种完全没有先兆的方式爆发了。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是十将军轮流掌握一天指挥权的，而米泰亚德一直在等待自己掌权的那天，即第10天的到来，好让全军都彻底服从他的命令（六110）。希罗多德在六103介绍米泰亚德时说他是“第十位将军”，就是在说他的掌权次序。不过10世纪的一本词典《苏达辞书》提到：当时是因为雅典人得到了情报，知道波斯人已经登陆的部分骑兵已经撤回到船上去了，所以才放心大胆地开始进攻[7]。
现在两军正式开始了交锋。希罗多德说“战斗了很长一个时候”（六113）。雅典人知道自己兵力不够，就采用了减少中间、加强两翼的兵力配置，力求两翼突破对方的防守后进行包抄、合围。要知道在古代战争中，部队一旦被合围，士气将一落千丈。这种冒险（因为有被对方中路突破，将本方斩为两截的可能）取得了成功。雅典和普拉提亚联军取得了大胜，波斯人被赶回了船上。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雅典的“波勒马克”、“十将军”之一都阵亡了，另外还有三大悲剧家之首埃斯库罗斯的一个兄弟。我们知道埃斯库罗斯本人也参加了马拉松之战。因为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中有这样的句子：“马拉松平原称赞他作战英勇无比，长发飘扬的波斯人心里最明白”。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波斯人会把他们的骑兵撤回到船上？原因可以从他们在马拉松战败后的行动看出来。逃回到船上的波斯人起锚后没有向东撤退，而是向南航行，准备绕过苏尼姆岬之后去直接进攻雅典。其实这是他们原定的计划。因为波斯人在这个小登陆场没有办法展开部队，其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完全显现，希腊人又不准备撤回城去，所以他们决定趁雅典人守在马拉松的时候，让已经登陆的部队重新上船，好通过海路去攻击没有重兵防守的雅典本城。他们头天晚上撤回骑兵就是为了准备转换战场。就这个意义上说，雅典人击败的可能只是波斯人的后卫部队。这么说好像有点贬低雅典人的功绩，其实看到下面就知道不管雅典人击败的是不是波斯陆军主力，在马拉松的战斗仍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波斯人准备转换战场，那么最好的上船、开拔的时间是在清晨。首先因为他们对阿提卡一带的海岸线不熟悉，不可能在夜里航行，而大白天撤退的话又容易暴露己方的意图，所以最好是在夜里把上船速度慢的骑兵撤回来，清晨再撤回步兵，天一亮就开拔。其次，在海边生活过的人都有经验，即当接近满月的时候，大海是在清晨退潮、在中午涨潮的。所以波斯人在清晨开船，就正好能赶上退潮，可以更快地使向苏尼姆岬。等他们绕过苏尼姆岬之后，时间应该是接近中午，这样又正好能赶上涨潮，可以更快地驶向雅典。而希腊人都是重装步兵，即使波斯人的企图在早上被对方看穿了，如前所述希腊人也不可能迅速地走完著名的42.195公里路程，去防守雅典。一切顺利的话，波斯人进攻雅典的时候，雅典陆军的主力还在回城的路上。 所以雅典人在8月12号早上的主动冲锋就是非常关键的了。在得知波斯人的骑兵已经撤回船上去之后，将领们准确地判断出波斯人是准备去直接攻击雅典城。因为在马拉松双方一直在僵持，波斯人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他们没有理由就这样退兵。这样看来，雅典人之所以要进行重装步兵最不擅长的长距离冲锋，一方面是因为对方已经没有骑兵了，另一方面，即更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尽量久地把波斯人拖在原地，不让他们迅速撤退。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当雅典人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战斗中消灭了波斯后卫部队之后，波斯人再去绕行苏尼姆岬时已经错过了潮汐。他们航行的速度慢下来的同时，雅典的重装步兵也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回城。等到波斯人终于到达雅典城外的海面时（应该是在12号的傍晚），雅典陆军已经回到城里了（六116）。波斯人只好撤退。 雅典人事先料到波斯人准备绕行苏尼姆岬，从而决定拖住波斯人，还可以从传世的一件疑案得到佐证。即当时传言阿克门尼德族中有人用举起盾牌的方式，来给波斯人发信号，准备卖城（六115、六121）。人人都知道阿克门尼德族是反抗僭主最积极的一族人。对于雅典民主制的建立，他们一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希罗多德就在六122、六123大力辟谣。不过他也承认“诚然是有一个人举起了盾牌，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不知道是谁做了这件事”。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这个信号确实是阿克门尼德族的人发的，但不是发给波斯人，是发给在返城途中的雅典陆军的。其目的就是告诉将领们：波斯人已经绕过苏尼姆岬了，你们要赶快。而将领们为了催促士兵们加快脚步，当然会说这个信号意味着雅典有了巨大的危险。所以到后来传言就变成阿克门尼德族的人发信号通敌了。 斯巴达人在8月10号卡尔涅亚祭一结束就派出了他们的2000重装步兵来支援雅典人。他们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急行军到达了雅典（六120）。由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陆路大约有250公里的距离，3天赶250公里，对于重装步兵而言是非常快的速度了，所以希罗多德用惊讶的语气记载了这件事。不过他们还是来晚了一天，没有赶上前一天的战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波斯人决定在12号去偷袭雅典，可能也是得知斯巴达人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只有转换战场。斯巴达人称赞了雅典人的胜利之后，就回去了。他们还要等11年才会等到自己的胜利。 从斯巴达人急行军的速度可以看出，他们是真心想帮助雅典人的。月圆之前不能出兵确实是受制于习俗，不得已而为之。要知道，他们出兵时，马拉松战役还没有开打。所以后世很多人都说斯巴达人是故意不帮助雅典人（比如这里），这确实是冤枉了他们。 总地来看，波斯军几乎没有犯什么错误，包括他们在马拉松登陆的考虑，都是很有见地的。波斯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雅典人比他们表现得更出色。雅典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弥补了兵力上的劣势，完成了这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比军事上的胜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原来似乎战无不胜的波斯军一下子被似乎弱小的雅典人（包括普拉提亚人）击败了。据说大流士在伊奥尼亚起义前根本就不知道雅典这座城市的存在（五105）。现在这个小地方居然让庞大的波斯帝国颜面尽失，这就为日后双方更大规模的战争埋下了伏笔。而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雅典人，用这场战役证明了：通过智慧、勇气和爱国心，一个自由的人民，照样可以战胜通过绝对权威管理的战争机器。雅典正是从马拉松战役起步，开始了日后的无比辉煌。 （我在这里对马拉松战役的分析，就我的观察，国内尚没有人作这样的理解。比如上面的链接里，就只强调了雅典人在马拉松的战斗，对于波斯人为什么要在马拉松登陆、波斯人转换战场的企图就只字未提。我的理解正确与否，只有让读者您来判断了。） ────────── [1] 伊卡里亚岛附近的海面被称为“伊卡罗斯海”（Ικάριος）。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工匠戴达罗斯曾被监禁在克里特岛，他把鸟的羽毛用蜡粘在自己和儿子伊卡罗斯的身上，飞出了克里特。后来伊卡罗斯因为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蜡融化之后跌入海中身死。他坠落的海域便因此得名伊卡罗斯海。 [2] 参见第五卷第6项札记。 [3] 参见第一卷第21项札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7页。 [4] 参见第七卷第14项札记。 [5] 参见《历史》七206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5章，395页。 [6] 参见第五卷第6项札记。 [7] 参见《苏达辞书》“Χωρίς ίππϊς”条。 [8] 参见索福克勒斯的名著《安提戈涅》。 [9] 参见第一卷第19项札记。 8．长跑者 现代人对于马拉松战役的第一印象当然是马拉松长跑。关于马拉松长跑的来历，中华体育总会网站上的这个介绍可能是最权威的了。民间流行最广的也是这个传说，即一位传令兵跑步将雅典陆军在马拉松胜利的消息带回雅典，他向广场上等待消息的民众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精疲力竭而死了。 但很可惜，这个传说和史料对不上号。按中华体育总会的介绍，传说中的传令兵叫菲迪皮德斯（Phidippides），这个名字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确实出现过，这人也确实是位传令兵，但他没有从马拉松跑回雅典去宣告胜利。其实他在我们上面对马拉松战役的介绍中出现过。他就是那位从雅典出发去斯巴达请援兵，然后又把斯巴达人月圆之前不能出兵的消息带回给在马拉松等待消息的雅典将领们的那位使者（六105、六106）。希罗多德是知道并熟悉此人的事迹的（六106甚至引用了他对斯巴达人的讲话），但他却从来没有记载说战后有一位传令兵跑回雅典去宣告胜利。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现在流行的马拉松长跑起源传说不是历史的真实。 应该说，历史中的这位长跑者在现实中的成就，比他在传说中的业绩还要伟大。斯巴达的重装步兵用3天走完250公里的路程，已经让希罗多德很惊讶了。而菲迪皮德斯用1天就从雅典跑到了斯巴达，这更值得希罗多德和我们后代人赞叹。 后人为了弥合传说和历史的不同，就说同样是这个菲迪皮德斯，从斯巴达把暂时没有援兵的消息带回给在马拉松的雅典军之后，参加了马拉松战役，并在战后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城里，然后力竭而死（比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链接）。不过这有一个问题：既然菲迪皮德斯能用3天的时间、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跑一个来回（路程不下500公里），那么他的耐力应该是非常强的。怎么会在跑完40多公里之后就“力竭而死”呢？而且雅典军在得知斯巴达人不能马上来增援的消息之后，仍然僵持了至少1周才和波斯人交战，菲迪皮德斯的体力有充分的时间恢复。即使是刚参加完战斗就往雅典跑，他也不至于被42.195公里的距离累死。 现在我们能找到的、最早讲到有一位战士将马拉松胜利的消息带回雅典的记载，见于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论雅典的盛名是得自他们的武功还是文化》一文。那里面确实讲到了一位士兵跑回城里，在说完了“我们胜利了”之后就死去了。不过这位士兵的名字，普鲁塔克说可能是叫特西普斯（Thersippus），也可能叫优克勒斯（Eucles）。而他累死的主要原因不是路程的遥远，而是因为他是“全副武装并带着伤跑的”。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重装步兵的行军习惯来看，这几乎不可能。另外，如果真地需要一个人去报信，当时的希腊人陆军中还有很多担负侦查、送信、扎营等辅助任务的轻装步兵（使者菲迪皮德斯可能就是一位轻装步兵），他们完全不必派一名受了伤的重装步兵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使他们确实派了这样一名重装步兵，他本人也蛮可以在路上把甲胄脱掉，没有理由一路“全副武装”地跑下去。普鲁塔克生活在1世纪，他的这个传说引自一位前4世纪的学者——本都的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 of Pontus，387－312 BC[1]）。赫拉克利德生活的年代离马拉松战役已经150多年了。而希罗多德比他早100年，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普鲁塔克记录的这个传说。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来说，雅典陆军倒确实需要一个信使迅速回城报信。因为波斯人正在绕行苏尼姆岬，他们自己正在赶回城里的路上。他们需要让城里的人做好战斗准备。这样即使他们赶到之前波斯人已经到了城外的海面，城里的人也可以先抵挡一阵子。所以如果真有一位士兵跑回雅典报信，他要说的话应该是：“我们胜利了。波斯人正在朝这里航行。你们要准备战斗。”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地说这样一位英雄的长跑者一定存在或者一定不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另外，这种职业的长跑信使在当时的希腊并不罕见。比如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20节也提到了一位使者，在希波战争的另一著名战役普拉提亚之战结束后，用1天的时间从普拉提亚跑到了德尔斐传递喜讯。这段距离也超过了100公里。这些信使都是训练有素的长跑专家，其耐力丝毫不亚于现代的长跑运动员。至于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跑步的人而不用骑马的信使来传递消息，是因为希腊多山的地形，有很多险峻、陡峭的捷径和小道，骑马很难翻越，徒步的人反而可以更快地通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菲迪皮德斯，这位传说中的马拉松信使，他的名字有时也被写作“菲利皮德斯”（Philippides，如这里）。这就更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了。 不管这位信使的存在有多么不确定，我们现代人通过长跑的方式来纪念他，其实就是纪念反抗侵略、保卫自由的一种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马拉松战役的实质。这一点是绝对确定无疑的。当然，现在有人也在重复真正的、有据可查的菲迪皮德斯长跑路线，来纪念这位历史上的传奇使者和这场伟大的战役。1982年10月8号，5位热爱希腊文化的勇敢的英国人开始了从雅典跑到斯巴达的超远距离长跑。他们之中最快的用了不到36个小时完成了这次壮举。然后从1983年开始，每年9月都有一些世界各地的勇于挑战自我极限的长跑者，来希腊进行这种25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跑活动。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斯巴达松/Spartathlon”（参见这里）。 ────────── [1] 这位赫拉克利德是柏拉图的著名学生，曾经参加学园第三任领袖的竞选。有人认为可能是他最先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也有人反驳这种说法。可参见这里。 9．米泰亚德其人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带领雅典取得胜利的主要功臣：米泰亚德（Miltiades）。关于他的身世，见于六34至六41，以及六103。现归纳如下： 米泰亚德的家族，据希罗多德说是“拥有驷车”的家族。驷车即四匹马拉的战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富裕家庭才能拥有的。而且这个家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大英雄埃阿斯（Ajax，又译为“阿贾克斯”，特洛伊战争中阿基琉斯的战友，六35）。所以米泰亚德的家族即使不是原来的“好父亲”小集团的一员，也肯定是一个贵族家庭。这就决定了他们一族后来的政治立场。
老米泰亚德所占据的切尔松内索，在赫勒斯滂海峡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理位置，控制着来往黑海与爱琴海之间的交通。老米泰亚德也以此为根据地，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希罗多德给我们讲了他和赫勒斯滂南岸的兰萨库斯作战的情况（六37），这明显是他想垄断赫勒斯滂的一种尝试。老米泰亚德还和当时统治吕底亚的克洛索斯王交情深厚。当他在兰萨库斯遇到危险的时候，克洛索斯王解救了他（六37）。可以说老米泰亚德和后来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都算得上当时东爱琴海的实力派人物。 老米泰亚德死后，由于没有儿子，于是老米泰亚德同母异父的兄弟客蒙的儿子斯特萨戈拉（Stesagoras）即位为切尔松内索的僭主（六38）。不过斯特萨戈拉不久也死了，这次来即位的就是客蒙的另一个儿子——我们的这位米泰亚德了（六39）。 这位米泰亚德的父亲是客蒙。客蒙没有随兄弟老米泰亚德去殖民，而是继续生活在雅典。不过由于他那位兄弟影响力实在太大，庇西特拉图还是把客蒙赶出了雅典。客蒙后来用同一组赛马，连续三次获得奥林匹亚赛会驷车赛的冠军，这种成绩据希罗多德说历史上只有另一个人创造过。所以客蒙的影响力便超过了老米泰亚德。不过他把其中一次胜利的荣誉让给了庇西特拉图，于是和僭主达成了和解，回到了雅典（六103）。据说客蒙由于心地太善良，别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傻瓜”[1]。他的心地善良果然给他招来了噩运。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死后，僭主的儿子希庇亚斯掌权。由于城里有这样一个虽然自己没有野心但别人未必不会借他的名声来捣乱的名人，担心权力不稳固的希庇亚斯他们便暗杀了客蒙（六103）。对于客蒙的儿子米泰亚德，希庇亚斯倒不准备斩草除根。在出土的雅典“名年执政官”年表中，我们发现希庇亚斯执政的头几年里，名年执政官分别是希庇亚斯、克莱斯提尼、米泰亚德（可参见这里）。名年执政官的选举，如前所说在这时是一种荣誉称号，所以新掌权的僭主便用这种方式笼络住城邦内几大家族的势力，让他们支持自己。米泰亚德这时虽然不一定知道父亲是被谁暗杀的，但一定不愿意在雅典呆得太久，以免遭到和父亲一样的结局。所以哥哥斯特萨戈拉一死，他就到切尔松内索继任僭主去了（约523 BC）。希庇亚斯肯定和当年庇西特拉图送走老米泰亚德一样，高兴地看到他离去。 正是在他担任切尔松内索僭主期间，他参加了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战斗（见第四卷），而且担负了守卫伊斯特河上的桥的任务。大流士失败之后，斯基泰人曾经进攻切尔松内索，他被赶了出来，但后来又回去重掌政权（六40）。 米泰亚德的贵族出身和他担任僭主的经历都表明他在政治上是寡头派，这和也是大家族的后裔、也被希庇亚斯笼络过的克莱斯提尼的民主派立场有显著的差异。不过当雅典爆发僭主被推翻的民主派革命之后，他还是很高兴父仇得报。大概就在这时他征服了列姆诺斯岛，并把岛的控制权交给雅典人（六136）。这是他向新政府示好的一种姿态。然而由于政见不同，他自己不准备回来。 伊奥尼亚起义爆发之后，我们没有读到他参加起义的记载。但波斯人在起义的最后一场战役，即波斯海军占领赫勒斯滂和普罗滂提北岸的行动中，切尔松内索由于地理位置太关键，波斯人不能容许一个雅典人（即使他没有参与起义）占据它，于是将之攻占。米泰亚德只好逃回雅典。他的长子被波斯人俘虏了，大流士王给他的长子娶了一个波斯妻子（六41）。 回到雅典之后，他因为曾经担任切尔松内索的僭主，被民主派告上法庭。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编出了“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2]，赢得了同胞的信任，从而被开释，并被选为“十将军”之一（六104）。从此之后他就成了坚决的反波斯派。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三卷12章7节告诉我们：当大流士王派使者来要求雅典献出“土和水”的时候，正是在米泰亚德的建议下，雅典人把使者投入了地坑中，说那里就有土和水，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吧[3]（参见七133）！
为他付清了罚金的是他的儿子、取了祖父名字的小客蒙。这位客蒙将是雅典在前5世纪上半叶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希波战争后期希腊方面的主要领导者、而且是雅典寡头派的杰出政治家[4]。 另外，指控米泰亚德的是“阿里弗隆（Ariphron）的儿子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王以铸的中译本将此人误译为“克桑提波斯的儿子阿里弗隆”），此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伯力克利的父亲。后来伯力克利和小客蒙在政治上的针锋相对，从他们的父亲一代就开始了。 最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希罗多德所说的米泰亚德攻打帕罗斯岛是出于个人的私仇（六133）。因为如果真有某个帕罗斯人对波斯驻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说了米泰亚德的坏话，切尔松内索就不会直到伊奥尼亚起义的最后阶段才被波斯人占领。这个传言应该是民主派散布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米泰亚德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雅典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党争，一直伴随着希波战争的全过程，越到后来越激烈。米泰亚德的冤死就是一个内耗的典型例子。还好两派各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在一些紧要关头稳住了局面，团结起人民，坚决地抵抗了波斯的侵略。其中最知名的一位下一卷就要出场了。 ────────── [1] 《平行列传·客蒙传》4节。 [2] 参见第四卷第7项札记。 [3] 不过这件事有可能是虚构的，见第七卷第12项札记。 [4] 关于小客蒙，可以参考《平行列传·客蒙传》。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八）七．对《历史》第七卷的评论 在整个《历史》的九卷书中，最后三卷是最核心的部分。由于波斯王薛西斯亲率从波斯帝国各地征集的一支似乎不可战胜的大军前来攻打希腊本土，希罗多德从第一卷起开始回顾的波斯帝国的兴起、壮大、以及波斯人和希腊人交恶（以第五、六卷讲述的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为标志）的过程，现在终于到达了一个不能不爆发、不能不白热化的临界点。希腊人在480 BC和479 BC的英勇抵抗是第七、八、九卷的主题，这是作者希罗多德最想向大家讲述的内容，也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七、八、九卷也是彼此之间关系最密切的几卷书，作者的叙述在这三卷书中是一气呵成的。事实上，有学者指出这最后三卷其实是《历史》全书最先完成的部分，其它各卷是希罗多德后来慢慢增补进来的。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在评论完各卷之后，我会在总评全书时仔细介绍《历史》的成书过程。现在需要提醒大家一点：最后三卷就其本身来说，可以被视为一本完整的著作。 1．第七卷概述 第七卷可以被分作3个logoi。L20：薛西斯向欧洲进军；L21：薛西斯向希腊本土进军；L22：温泉关战役。现分别简述如下： L20（七1至七55）：波斯军在马拉松失败的消息传回到大流士的宫廷时，大流士王非常愤怒。整整3年的时间（489－487 BC），全亚洲都在准备进攻希腊。正在这时，埃及发生了反抗波斯统治的叛乱，大流士还没来得及惩罚希腊人或者埃及人，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薛西斯继位为波斯王。薛西斯马上率军平定了埃及的叛乱。关于是否应该攻打希腊，波斯宫廷经过了一番的激烈争论。曾经在第六卷出现过的、率军攻打过马其顿的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Mardonius）力主出兵希腊，大流士王的弟弟、薛西斯王的叔父阿塔巴诺斯（Artabanus）对此强烈反对（七8至七11）。薛西斯自己则很犹豫。最后，在似乎是一个“神迹”的梦的影响下（七12至七18），并不太情愿的薛西斯还是走上了出征之路。经过4年（484－481 BC）的准备，薛西斯带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向欧洲进发。路上他还向希腊各地派出了使者，要求希腊人重新献上“土与水”，以示臣服（七32）。本logoi剩下的内容是讲述薛西斯大军在亚洲进军的过程。关于这一内容，我在下面的札记中会有详细介绍，这里先从略。在本logoi的结尾，波斯大军在阿比多斯跨过了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欧洲。 L21（七56至七137）：进入欧洲的波斯大军仍然在水陆并进，向希腊逼近。薛西斯为了炫耀自己的兵力，同时也是恫吓那些准备抵抗他的希腊人，他在色雷斯的一个叫多利斯科的城市附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来仔细描述波斯军的组成。从七61至七99，希罗多德按照民族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波斯陆军、海军的组成、装备、兵力以及领军的将领。这一段历来被研究古代中亚、西亚民族情况的学者极为看重。随后他和逃亡到波斯的前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被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放逐的那一位，可参见六61至六66）讨论起面对这样强大的力量，希腊人是否还有胆子抵抗。戴玛拉托斯太了解斯巴达人了，于是告诉国王斯巴达人肯定会抵抗的。薛西斯对此只是一笑了之。大军继续前进，最后陆海军一起到达了马其顿东面的一个港口城市铁尔玛，然后开始了休整。薛西斯王则乘机在当地人的陪同下，南下到帖撒利察看地形，为以后的进军做准备（七128至七130）。这时，去向各希腊城邦要求“土和水”的使者们回来了。本logoi的结尾是一段关于两个斯巴达使者的事迹的插话。 L22（七138至七239）：这一logoi是以讲述希腊方面的局势开始的。雅典人曾经就应该如何抵抗波斯人的侵略去德尔斐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们应该寄希望于“木墙”（七141）。当雅典人为这个“木墙”到底指什么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未来的萨拉米海战的功臣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指出这个“木墙”说的应该是海军。于是他建议以海军为主力击败波斯人，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随后，所有没有向薛西斯献上“土和水”（即不准备投降波斯人）的希腊城邦一起商议对策。他们决定派出四个使团，分别向四个实力不俗的希腊族城邦/地区求援：阿尔戈斯、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科西拉岛、克里特岛。但是四个使团最后都带着令人失望的消息回来了（七148至七171）。准备抵抗到底的希腊人于是派出一支1万人的陆军去帖撒利以北的一个叫腾配关（Tempe）的关隘防守。但由于得知有道路可以饶过腾配关，他们最后放弃了在腾配关抵御波斯人的计划，而是改为派陆军守住波奥提亚以北的温泉关（Thermopylae）、派海军守住温泉关附近的月神岬（Artemision）。在七184至七186，希罗多德估计了一下波斯军的兵力总数，给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也无法相信的数目：5283220。在海军方面的短暂的接触战之后，从七201开始，希罗多德讲述了史诗般壮烈的温泉关战役。此役的详细过程我放到后面专门介绍。最后，在“要么失去斯巴达、要么失去一位国王”的神谕（七220）的影响下，斯巴达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和他麾下的300名勇士一起在温泉关牺牲。 2．大流士的生平 在介绍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前，先把从第三卷到第六卷里屡次出现的波斯王大流士的一生简单归纳一下。这个回顾主要依据的不光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现在已经发现的古波斯文记录。应该说，下面将要给大家展示的，更接近于历史上那位真实的波斯王的本来面目，而不仅仅是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物。 在评论第三卷时，我提到了在伊朗西部山区发现的贝希斯顿铭文，那几乎就是大流士王的一篇自传，里面提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和6位同谋者一起刺杀了篡夺波斯王位的玛戈僧高墨达，并继位为波斯王。这个影响大流士一生的重要事件，发生在522 BC的9月29日。对比《历史》的L7和贝希斯顿铭文里的记载，基本上我们可以对此事件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 关于大流士在登基之前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他出生于550 BC左右。证据在一209，即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在530 BC出征玛撒革特人时，希罗多德说当时的大流士“只不过是20岁上下的样子”。另外，同样是在一209，我们知道大流士的父亲叫叙司塔斯配（Hystaspes），在当时就已经是居鲁士手下的一名高官了。事实上，波斯人的记载说叙司塔斯配在居鲁士之子刚比西斯的时代，曾经担任帕提亚太守这样的重要职务。而且据希罗多德在三70说，叙司塔斯配后来还担任了波斯太守。由于大流士的父亲有这样的影响力，他的家族又是刚比西斯所在的皇室的旁系支脉，所以大流士本人在刚比西斯的宫廷里也有了自己的地位。比如《历史》的三139告诉我们：大流士在登基之前，担任的是刚比西斯的“侍卫”。希罗多德认为这个“侍卫”根本就不算什么重要职务。但他用的这个词“doryphoros/lance carrier/持矛者”暗示我们希罗多德绝对低估了大流士当时的地位。因为这个doryphoros，很可能对应的是古波斯文arštibara。这是波斯宫廷内极为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大致相当于“禁卫军司令”，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正是因为处于这样关键的位置，所以在玛戈僧高墨达篡位、刚比西斯自杀之后，大流士才能参与刺杀篡位者的密谋，并最终登上王位。这一年他28岁。 登基之后，大流士首先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毕竟他只是皇室的旁系后裔，论亲缘关系，比他更有资格继位的人大有人在。于是大流士采取了联姻的手段。比如他娶了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Atossa）为正室，又娶了居鲁士的另一个年轻的女儿，以及一起密谋刺杀玛戈僧的“波斯七贵”之一的欧塔涅斯的女儿为侧室（三88）。另外，他还把自己的一个姐妹嫁给了也是“波斯七贵”之一的戈比亚斯。他俩的儿子就是在大流士王、薛西斯王时期屡次出征希腊并最后战死在普拉提亚的玛多尼奥斯。正是通过这种联姻，大流士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在522－521 BC四处平定波斯帝国内部的叛乱。这些战斗的过程已经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详细说明了。 在把波斯国内安定下来之后，大流士在519 BC左右征服了咸海地区的撒迦人/斯基泰人，这件事也被补刻入了贝希斯顿铭文之中。 历代波斯王经常用铭文的形式来纪念一些特殊的事件，而这些铭文里总是会把他统治下的地域一一列出，加以炫耀。通过对比大流士朝不同时期的铭文里对帝国疆域的记录，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大流士四处征服的过程。 大致是在征服撒迦人之后不久，大流士开始准备征服印度河流域。我们不知道这次战役的具体时间和过程，总之在517－515 BC年间，大流士占领了印度河上游的部分地区。所以在他把全部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太守领地”并给各地制订税额的时候（三89至三95），印度也是“太守领地”/税区之一。 在划分税区之外。大流士还采取了不少办法来统一帝国各地的内政管理，比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起类似今天高速公路的“王家大道”网络等等。最为重要的是他为以前没有自己文字的波斯民族创制了一套新文字，即古波斯文。关于这些方面，我在“大流士的波斯帝国”中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大概是在513 BC，大流士率领70万人出征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这在《历史》的L11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我在第四卷第6项札记中也仔细讨论过，这里也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一点：这是大流士最后一次御驾亲征。 大概是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同时，波斯帝国驻埃及的太守征服了非洲的利比亚（大致相当于后来罗马人治下的阿非利加行省）。关于此事的记载可参见《历史》的L12。 大流士在此后的10多年的活动，波斯和希腊方面都没有什么记载。有可能，这时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完善帝国内部的治理。 499 BC，伊奥尼亚起义爆发。大流士先后派出了许多将领平定这次起义，具体过程见《历史》的第五、六卷。最终，起义者最后的根据地——伊奥尼亚的明珠米利都于494 BC被攻陷，伊奥尼亚起义最终失败。 还在伊奥尼亚起义进行的过程中，497 BC，大流士又完成了一项伟业。以前的埃及法老涅科斯想挖一条运河，沟通尼罗河和今天的红海（可参见二158）。后来因为这条运河可能会导致东边的敌人更方便地攻进埃及，涅科斯放弃了工程。现在大流士把这项已经废弃了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工程继续了下去，并最终完成。因为这时埃及和它东面的国家都在大流士的统治下，挖这条运河再也不存在什么国防上的隐患了。这条苏伊士运河的前身，确实是人类工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其工程量和难度并不亚于建造金字塔。而我们能够确切知道这项工程完成的时间，是因为大流士为庆祝这件事而特别铭刻的一段铭文保留到了今天。他在里面自豪地写到：“从埃及可直航至波斯，乃朕之愿也。” 平定伊奥尼亚起义之后，大流士又策划了两次进攻希腊本土的攻势。一次是由玛多尼奥斯率领陆军从北路，即沿小亚细亚→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雅典的路线进攻（约492 BC）。但是这次进攻由于玛多尼奥斯的舰队在阿托斯山附近遭遇风暴而沉没，再加上当地人的袭扰，最终没有完成[1]。但波斯的势力已经抵达了马其顿——希腊人的家门口了。这就为未来薛西斯的进攻铺平了道路。另一次进攻就是更有名的马拉松之役（490 BC）。虽然从希腊人的角度上说，波斯人这次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大流士自己也许并不那么悲观。毕竟这次战役之后，进攻希腊的南路，即小亚细亚→基克拉戴斯群岛→希腊本土这条线上最重要的一个据点——纳克索斯岛已被波斯人控制。基克拉戴斯群岛的岛民如果不敢参与抵抗，那么希腊人的海军力量将大打折扣。毕竟，从波斯文的记载来看，马拉松之役的两位波斯军将领：阿塔弗列涅和达提斯，都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得到了大流士王的重用。
以上这些介绍，可以参考这里。 可以说，波斯帝国在大流士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和居鲁士比较，他更称得上是波斯帝国的建立者。 ────────── [1] 参见第六卷第4项札记。 3．文史岂能不分家？ 在希罗多德的时代，文学和历史尚没有完全地分开，很多文学化的描写出现在他的著作里，比如第一卷中的“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即将被烧死时被神拯救”的故事。第七卷的L20中也有两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的描述，值得在这里提一下。 一处在七5至七18，即波斯宫廷内部争论是否应该攻打希腊的时候。首先，波斯人根本不会争论这个问题。在平定了伊奥尼亚起义之后，大流士王向希腊两次进军，都说明攻打希腊是波斯既定的国策。薛西斯如果不去完成大流士未竟的事业，也将面临着希腊人重新夺回对基克拉戴斯群岛的控制权，或者马其顿人争取独立的反击。只要希腊本土一天没有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这些问题就不会得到彻底解决。所以薛西斯在平定了埃及的叛乱之后，肯定会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付希腊人。 其次，即使波斯宫廷确实有过这么一场讨论，也绝不是我们今天在L20中读到的这个样子。比如反对出兵的阿塔巴诺斯，用“雷霆打击高大的树木，却从不打击小动物”（七10ε）的比喻来劝说薛西斯，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希腊悲剧作家们常用的比喻，而不是波斯人惯用的说法。虽然在文学上，这些比喻是很动人的，但这确实是虚构，不是史实。 最后，犹豫不定的薛西斯，因为在梦中被神警告，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出兵。读过《荷马史诗》的人马上会联想起《伊里昂纪》二卷中，宙斯用了同样的一个梦去鼓动阿伽门农王去进攻特洛伊人，为的就是让他惨败。古希腊的听众，在听到希罗多德讲薛西斯做的这个梦时，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我们今天如果想考察历史真实，当然要清除文学因素的影响。 L20中另一处像小说不像历史的地方在七45至七52。这一段也和薛西斯、阿塔巴诺斯有关。原来在即将渡海进入欧洲之前，薛西斯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大军，居然哭了起来，并感叹起“人生不满百”、“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来了。于是阿塔巴诺斯安慰他到：“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这么深刻的人生见解，作为文学作品的确是很合适的，但虚构的就是虚构的，再深刻也不是史实。波斯人是信祆教的，而祆教徒都相信所有生前行善的人都会在善神阿胡拉·马兹达重新君临世界时复活，所以薛西斯不会有这种“死去元知万事空”的感慨。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其实是希腊人自己在“智者派”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减少原来对奥林匹斯神话体系的依赖，开始走出宗教信仰，开始用人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和人生，才产生的。虽然古希腊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无神论，但像后来的“皮浪主义”、“犬儒主义”等等，都是对“人生无常论”的回答。 我很能理解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在L20中这么像一个文学人物，因为他在希腊的失败——原本强大得难以想像的力量突然土崩瓦解，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人生无常”、“命运难测”，都在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身上有最好的体现。所以由他来发表这些看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说，是最合适过的。事实上，由于L20这两处的文学性描述都把薛西斯、阿塔巴诺斯作为主要的对话人物，所以我怀疑这些描述很可能是有出处的。也就是说，文学细胞非常发达的希腊人，也许已经用他们俩为主角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悲剧或者长诗。而希罗多德在这里只是把他们俩的文学形象融合进了自己的《历史》中，只是由于原来的悲剧或者长诗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希罗多德引用的是谁的作品而已。 4．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一阶段）/希腊方面的对策 在讲薛西斯出征希腊之前，先说点题外话。希罗多德在第七卷开始的地方（七2至七3），说大流士王是听从了在波斯政治避难的前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的建议，才立薛西斯为王储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在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王宫遗址，现在已经发现了一幅大流士王时期的雕刻，刻的就是大流士王和当时还是王储的薛西斯的像。这幅雕刻的用意是明显的，就是告诉每个进入宫廷的官员和外国使节：国王已经选定了自己的继任者。之所以希罗多德会记载下这个虚构的故事，可能是受了他自己的时代里波斯帝国继承人问题的影响。比如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之子，465－424 BC在位）的几个不同妃嫔的儿子就一直在明争暗斗，以至于阿塔薛西斯死后1年之内有3个波斯王相继登基。再比如波斯王大流士二世（阿塔薛西斯之子，423－404 BC在位）的两个儿子：阿塔薛西斯二世和小居鲁士，也是彼此水火不容的，到最后只能用内战的方式一决高下。这段历史可以参考色诺芬的《长征记》。 前面“文史岂能不分家”里面讲了薛西斯王出兵征服希腊是必然的，除了波斯人有此需要之外，一些希腊人也是这么希望的。比如490 BC和大流士的军队一起在马拉松登陆的雅典前僭主希庇亚斯，他本人也许没有活到薛西斯王的时代，但他的后代还是希望能打回雅典去，夺回自己家族的统治权。另外，被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以出身可疑为借口驱逐出斯巴达的戴玛拉托斯（参见六61至六66），当然也希望能重新回斯巴达去当国王。另外希望波斯王出兵的还有帖撒利的王族（七6），他们这么想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镇压帖撒利民众想和雅典一样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 希罗多德说整个波斯帝国为了这次远征希腊，整整忙了4年（七20）。动员士兵且不用说。大量的粮食被征集并被转运到预先指定的地点存放起来，作为未来大军的军粮。为了从亚洲进入欧洲，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了两座浮桥。为了避免舰队遭到上次玛多尼奥斯舰队在阿托斯山附近被“怪风”袭击的厄运[1]，他命人在阿堪修斯附近挖了一条运河。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在481 BC（估计是春天）国王开始从波斯出发。希罗多德对整个大军的进军过程有详细的描述。我把分散在第七卷3个logoi中的整个进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小亚细亚→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在阿比多斯附近跨海进入欧洲→到达马其顿的港口城市铁尔玛（七26至七127）；第二阶段：马其顿→帖撒利→温泉关（七179至七201）。这里先介绍第一阶段。
希罗多德的叙述是从大军到达卡帕多启亚之后开始的，我们可以大致可以设想薛西斯王让波斯本国的军队，以及东方的印度、巴克妥利亚、帕提亚等国的军队先在波斯集中，再沿着他的父王大流士建立的“王家大道”网向欧洲进军，即波斯→巴比伦→亚述→亚美尼亚→卡帕多启亚这条路。沿途各国的军队先后加入，逐渐形成一支大军。 七26提到了卡帕多启亚的一个叫克利塔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学者们仍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它大致应该在哈吕斯河以东。 从这个克利塔拉到吕底亚的首府萨尔迪斯，大军应该依然是沿着“王家大道”前进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大军经过了一个叫凯莱奈的地方。这个城市并不在“王家大道”上。可能是因为薛西斯要到这里来看一个人，此人是波斯国内的第二富翁（第一富翁是国王自己，这个故事详见七27以下，以及后面的第7项札记）。希罗多德说薛西斯是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此人的存在，应该是不准确。薛西斯绕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这个人，希望他能为大军提供经费。当然，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国王也有的是办法惩办他。 到达萨尔迪斯的时间应该是481 BC的10月。因为希罗多德在七37明确说大军是在萨尔迪斯过了冬，在第二年的春天继续进军的。 当波斯大军在萨尔迪斯过冬的时候，希腊人方面也在积极应对。波斯大军迫近的消息他们肯定有所耳闻，不采取行动就是坐以待毙。在《历史》第七卷，希罗多德把波斯方面和希腊方面的行动放在L20和L21中分别讲述。这里为了体现双方在同一时间内的行动，所以把书中后面的内容提前到这里介绍。 当薛西斯王到达萨尔迪斯时，他向希腊各地派出了索要“土和水”的使者。481 BC的冬天，那些没有向使者献出“土和水”，即不准备投降薛西斯的希腊人，集中起来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说。由于他在后面提到希腊抵抗力量出兵时一直是从科林斯出发的（如七177），所以学者们认为这次会议的地点也在科林斯。这样推断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所有准备抵抗波斯人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是实力最强的，而科林斯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这两者之间。另外，科林斯自己的陆军、海军力量也在抵抗力量中位列前茅。科林斯城附近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半岛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科林斯地峡，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所以希腊诸城邦应该是在科林斯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敌。由此，现代学者们便把抵抗波斯人入侵的这些希腊城邦统称为“科林斯同盟”。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名称就以为科林斯是这个同盟的领袖，“科林斯同盟”是由斯巴达和雅典主导的。就好像后来的“提洛同盟”的领袖也不是提洛，而是雅典一样。 “科林斯同盟”第一次会议有几项重要的决定（七145）：1、宣布本同盟内部各城邦马上停止彼此之间的冲突，一致对外。一直到这时，雅典和厄基那之间长达好几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2]。2、派出间谍，去萨尔迪斯打探消息，看看波斯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强。3、派出使者，四处求援，希望希腊世界的其它实力派城邦能够前来协助抵抗对希腊本土的侵略。
第二路使者去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叙拉古一直是西西里岛上所有希腊殖民地里实力最强的，一直到60多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仍然如此。不是他们把雅典陆、海军的主力几乎一战打残，斯巴达很可能赢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时统治叙拉古的是著名的僭主盖伦。此人的实力不容小觑。他能够提供给抵抗者的是200条三列桨舰、20000重装步兵、2000骑兵、2000弓箭手（七158）。由于“科林斯同盟”中海军最强的雅典也只有200条三列桨舰，陆军最强的斯巴达也只有9000重装步兵，所以如果叙拉古参加同盟，抵抗者的实力将增长不少。不过盖伦提出的条件是希望担任希腊联军的统帅。当这个条件被拒绝之后，他改口说担任陆军或海军之一的统帅也可以，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不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让步，所以盖伦便拒绝参加抵抗力量。等使者们离去之后，盖伦便要自己的一个心腹，带着大笔现金去德尔斐——由于德尔斐是宗教圣地，去那里待着应该可以保证人身安全。他要这个心腹做两手准备：一旦波斯军最后胜利，就把钱献给薛西斯并表示臣服；一旦抵抗者取得胜利，就把钱带回来（七163）。盖伦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自己的叙拉古当时也面临着腓尼基人的进攻威胁。 第三路使者去了亚德里亚海边的科西拉岛（七168）。这个岛是从希腊本土到意大利的商业交通枢纽，所以也是很富庶的。科西拉人答应帮助抵抗者，但暗地里却叫自己的舰队故意在路上慢慢地走，到最后也没赶上一次战斗。希罗多德说得好：“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第四路使者去了克里特岛（七169）。作为爱琴海上最大的岛屿，他们的海军力量是抵抗者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一条德尔斐神谕的警告，他们也拒绝了抵抗者的请求。 在四处求援都没有结果之后，“科林斯同盟”只能依靠自己了。 另一方面，480 BC的4月，波斯大军在萨尔迪斯过冬之后继续向希腊进发。路上经过了波斯控制的第一个爱琴海港口城市安坦多罗斯[3]。问题是经过安坦多罗斯之后，希罗多德说“沿着左手的伊达山”（七42），进入了古老的特洛伊城。可伊达山就在安坦多罗斯之北，特洛伊在伊达山的西北方，这里似乎应该是“沿着右手的伊达山”更准确一些。我的进军过程图中也是按“右手”的理解来画的。 这座特洛伊附近的伊达山，是屡次在古希腊神话中出现的神山。比如当时还是牧羊人的帕里斯，就是在这座山中判定爱与美女神阿芙洛蒂忒，比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更美丽，应该赢得那著名的“不和的苹果”，最终引发了特洛伊大战。而大战进行时，众神也是在这座伊达山上观战的。另外，宙斯也是在这座山中看上了美少年甘尼美德（Ganymede），并变做一只鹰把他带到天上的。不过，不要把这座伊达山和克里特岛上的另一座同名的山弄混。那座伊达山是宙斯的圣山，是童年的宙斯生活的地方。那座山中有一处著名的洞穴，据说就是宙斯的出生地。 薛西斯王在参观完特洛伊遗址之后，到达了赫勒斯滂海峡边上的城市阿比多斯。在这里，首次提到了波斯帝国的海军（七44）。很可能波斯王命令各地的海军先在阿比多斯集中，然后随陆军一起行动。从这里往下，希罗多德对波斯大军进军的叙述就是海、陆军同时提及的。在阿比多斯短暂休整之后，陆军通过已经架好的浮桥，进入了欧洲，海军也向色雷斯沿岸开拔（七55）。时间应该是480 BC的6月。据说全部陆军用了7天7夜才全部渡过海峡（七56），可见人数之多。 与此同时，“科林斯同盟”各城邦也在积极准备应战。应帖撒利人的请求，大概也在480 BC的6月，他们派出了1万重装步兵，先用船运到帖撒利南部的阿罗斯，然后陆军登陆，前进到奥林匹斯山和奥萨山之间的一个狭窄通道——腾配关，准备在这里抗击波斯人。不过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4]告诉他们波斯军的力量太大，他们根本守不住腾配关，再加上得知附近山中有一条路可以绕过他们防守的隘口，于是全军沿原路撤了回去（七173）。由于他们放弃在帖撒利以北御敌，所以当薛西斯后来到达帖撒利时，帖撒利人便向波斯人投降了（七174）。这应该算是“科林斯同盟”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无果而终。 这里有一个地名需要提一下。运兵的船经过了一个叫优利普斯（Euripus）的地方。这个地名意译就是“激流湾”的意思。这里特别指优庇亚岛上卡尔启斯城附近的一块水域。 在另一边，薛西斯率领着亚洲大军现在已进入了欧洲。这时，波斯王准备来一次对麾下全部陆军、海军的大检阅，既能壮大自己的声威，也能恐吓对手。阅兵的地点在赫布罗斯河口处的多利斯科（七59以下）。这里希罗多德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波斯陆、海军的中的各民族（七61至七99）。 从多利斯科出发，庞大的波斯帝国联军水陆并进，最后抵达了阿克修河口的铁尔玛（七108至七127）。这一路上有几个地方值得一提。 阿布德拉：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故乡。据说他小时候曾受教于一些在阿布德拉定居的波斯人。阿布德拉城的建立过程可参见一168。 埃昂：七114说此城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九路”。437 BC，雅典人在这个“九路”建立了一座新城，叫安菲波利。这是雅典在色雷斯最重要的殖民地，因为盛产金银矿的庞伽优斯山就在旁边。安菲波利迅速成长起来之后，埃昂成了它的港口。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在安菲波利附近发生激战[5]。 阿堪修斯：在其附近，薛西斯挖了一条运河，好让自己的舰队通过。 铁尔玛：这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现在的名字叫塞萨洛尼基，是今天希腊人口仅次于雅典的第二大城市。 波斯帝国联军在欧洲的这一段进军，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在全军尚未动身，薛西斯还在波斯的时候，波斯王就已经命令各地集中粮食，并转运到这条路上的5个重要地点（七25，这5个屯粮处我已在进军过程图中标明了）。这很明显是为以后大军经过时预先准备军粮。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波斯人准备工作之细致，另一方面也可见色雷斯一带已被波斯帝国完全控制，不必担心粮食会被劫。另外，从薛西斯如此注意军粮的储备，可见波斯军兵力确实是很多的，否则粮食问题不会这么受到重视。 这5个屯粮处中的4个都没有什么争议，有问题的是囤积粮食最多的、希罗多德叫“白岬”的地方。这个“白岬”到底指哪里今天也不清楚。我个人把它放在了阿布德拉和皮斯提罗之间的海岸上。原因之一是这个位置正好是位于另4个屯粮处的中间地带，放在这里可以让军粮的分布比较平均。原因之二是波斯人向来注意粮食转运时利用水路。另4个屯粮处都靠近水——图洛迪扎在普罗滂提海边，多利斯科在赫布罗斯河口，埃昂在斯特利蒙河口，铁尔玛在阿克修河口——所以第5个屯粮处就应该在奈斯托斯河口。 波斯军到达铁尔玛应该是在480 BC的7月。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在铁尔玛，波斯帝国的水陆大军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休整。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希腊的夏天是很热的，等最热的8月过去之后再进兵比较合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波斯人在等待帖撒利的粮食成熟。到9月再进兵的话，一路上的粮食供应就轻松多了。 粮食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或者从广义上说，后勤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还是因为波斯军的兵力太庞大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总是很头痛的。 ────────── [1] 关于阿托斯山和“怪风”，可参见第六卷第4项札记。 [2] 关于雅典和厄基那之间的战争，可参见第六卷第6项札记。 [3] 参见第五卷第2项札记。 [4] 不是150年之后的那位同名的“世界征服者”。这位亚历山大在第五卷出现过，当时他还是王子。他大概是在489 BC继位为马其顿王的。 [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卷8章。 5．又一次日食 在七37，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当波斯军刚要从吕底亚的萨尔迪斯出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 这很明显是一次日食。如果我们能推断出它发生的日期，将对我们了解整个进军的时间有很大帮助。很可惜，天文学这次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天文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这次在吕底亚可以观测到的日食发生在480 BC的10月2日。而希罗多德在七37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大军是在春天到来时出发的。10月2日日食发生的时候，薛西斯还在欧洲，还没有回到亚洲。如果一定要找春天的日食的话，481 BC的4月18日，即波斯军从本土开拔的时候，印度洋上倒是有一次日食。但在波斯本土，这次日食只是部分可见，不清楚是否到了可以让“白天变成黑夜”的地步。 总之，七37记载的这次日食确实是存在的，但要么发生的地点不对，要么发生的时间不对。很有可能是后人在讲述薛西斯之败的故事时，有意无意间把日食发生的地点放到了萨尔迪斯，把时间放到了出征之前。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很明白的：日食被当作了波斯人失败的征兆。在“宿命论”非常流行的古代，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拯救现象”的做法。 6．两个巨大的工程 薛西斯在进军希腊的路上，有两个巨大的工程值得一提。 一个是他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了两座浮桥。浮桥的长度是7斯塔迪昂（约1.3公里，见七34）。架桥的过程，虽然希罗多德在七36作了说明，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首先，他说先把大量的船只连接起来，排成两列，再投下锚来稳定住船。可是没有下锚的船是怎么稳定并连接起来的呢？其次，他说船只都是“垂直于黑海，平行于赫勒斯滂的海流”。但赫勒斯滂海峡的海流并不是和岸边绝对平行的，而是有从亚洲一侧流向欧洲一侧的一个倾角。最后，他说拉紧船只所用的绳索是用纸草和麻索编成的，“每一佩巨斯（约46厘米）重一塔兰同（约26公斤）”，这几乎是铁索的重量了。总之，后人在研究这两座桥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 实际上，这两座桥应该被叫做“索桥”，而不是“浮桥”。即桥的稳定主要是靠绳索的张力，而不是桥下的船。证据是参与搭桥的这些船后来参加了接下来的几场海战，并没有一直在海峡里充当桥墩。（感谢网友“许幼美”指出这一点。） 希罗多德对于这两座桥的表述是这样的含混，这也许不能怪他，因为这两座浮桥在薛西斯渡海后不久就被暴风雨毁掉了（八117）。他写《历史》的时候，这两座浮桥就已经只是传说中的奇迹。当时又没有工程蓝图可以查阅，当地人回忆这两座桥时很可能有故意夸张的地方，希罗多德本人又不是工程学大师，所以我们无法苛求他什么。要知道，直到今天，后世再也没有人尝试过在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上架桥。 不过要是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含糊，从而怀疑这两座浮桥根本就不存在，这就走得太远了。《历史》快结束时的九121提到：当雅典人收复了色雷斯之后，曾经把桥的残骸，即架桥用的索具带了回去，献给神庙。这个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在德尔斐，这个各希腊民族共同崇拜的圣地，各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宝库”——各城邦存放各自奉献的祭品的地方，也是各城邦展示、炫耀、比较彼此实力的场所。在雅典人的宝库中已经发现了专门存放、展出这些绳索的柱廊，墙上有用一英尺见方的字母刻出的他们自豪的声明：雅典人奉献了这个柱廊，以及他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绳索和船头饰。 如果说赫勒斯滂海峡浮桥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另一项工程的命运则要稍好一些。 当492 BC玛多尼奥斯向希腊进军的时候，他的舰队在绕行阿托斯山时遭遇了“怪风”，大部分沉没。薛西斯王这次的进军，为了不重蹈12年前的覆辙，同时也是“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七24），薛西斯下令在阿托斯山之北的阿堪修斯附近挖一条运河。这里原来是“12斯塔迪昂（约2.5公里）宽的一个地峡”（七22）。从各地征集来的工匠花了3年的时间（483－480 BC）挖成了这条“宽度足够两条三列桨舰相并划行而过”（七24）的运河。后来，这条运河被称为“薛西斯运河”，确实让波斯王达成了叫后世人记住他的愿望。 在古代，没有今天的工具和挖掘机，这么浩大的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薛西斯的初衷也许并不是要籍此青史留名。希罗多德认为“他们若想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七24）。这也许对一、两条船是可行的，但薛西斯的主力舰队有1207艘三列桨舰，这么多船都要拖过地峡，既费事又费时。所以在无法保证绕行阿托斯山不会再次遭遇“怪风”的情况下，挖运河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无论薛西斯建造这两项巨大工程的初衷是什么，这两项工程给当时和以后的希腊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由于建造赫勒斯滂浮桥的过程中，因为风暴曾经把浮桥摧毁过一次，愤怒的薛西斯下令“把赫勒斯滂笞打300下并把一副脚铐投进那里的海里去”，还警告大海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薛西斯也要从你身上渡过去”（七35）。对于习惯了把一切大山大河大海都神化为神明的希腊人来说，这无疑是在向神宣战了。像薛西斯这样把大海变成陆地（浮桥上铺着土），把陆地变成大海的举动，在希腊人看来简直不是凡人敢于做出的事。所以我们读到某个赫勒斯滂人在看到薛西斯的大军渡过浮桥的时候这样感叹：“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薛西斯，率领着全人类前来，想把希腊灭亡？”（七56）直接就把薛西斯比成宙斯了。看来薛西斯的工程给希腊人精神上的震撼与恐惧，可能远远大于他的军队实际兵力的威慑。当然，在薛西斯失败之后，这些非“凡人”的举动又成了说明他失败的最好理由了。毕竟向神宣战的凡人会有好下场吗？再后来，薛西斯的工程让人们在说某某人的举动太过分时，有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比如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卢库卢斯传》39节，说罗马的首富卢库卢斯在海边为自己大兴土木、盖超豪华的别墅，结果就被人说成是“穿长袍（toga）的薛西斯”。 7．古希腊的币制 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的过程中，在小亚细亚的凯莱奈，曾经遇到一个自愿来劳军的人披提欧斯（Pythius，见七27以下）。此人据说是波斯国内仅次于薛西斯的第二富人。他的财产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即3993000）大流克·斯塔铁尔的黄金”（七28）。这笔财产到底有多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让我们回顾一下古希腊的币制。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古希腊的货币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货币；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货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古风时代的科林斯、吕地亚王国早期），即便是同一地区同一时代，也似乎有几种货币体系同时存在着。直到今天，学者们依然致力于在这千头万绪的货币迷宫中找到线索，为我们从经济角度上更全面地理解古希腊历史而努力。所以下面的回顾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尽量采取了现在没有争议的说法。 先让我们看看货币的起源。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各人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交换的需要。最原始的交换是“以物易物”。但当交换的范围和内容越来越扩大，简单的“以物易物”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这时，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交换媒介”。比如一个农民，他希望用自己种出来的麦子，交换自己需要的犁。但是也许他收获麦子的时候，打铁的铁匠并不在村里；当铁匠来到村里时，他的麦子又还没有成熟。这时他就需要一种“交换媒介”，即他可以把自己收获的麦子先换成这种“媒介”，等铁匠来了，再用这种“媒介”去换回犁。这种“交换媒介”，就是货币的雏形。关于这一点，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一卷9、10节有明确的阐述。 在世界的各种文明里，“交换媒介”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特别是那些比较发达的文明。当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被当作“交换媒介”的，只有符合一些条件的，才能成为“交换媒介”。这些条件可以被归纳为：1、该物品必须本身有一定的价值，并且能够得到大家的公认。这是大家能够共同认可用它来代表“价值”的前提。2、该物品应该有一定的耐久性。极易损耗的东西，也许在能完成未来的交换前就已经消失了。3、该物品应该是能够大量找到的，不应该是极其稀有、罕见的东西。否则交易的顺利进行还是容易受影响。4、该物品应该可以被计数的，可以被分割成较小的单位，或者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单位。人们于是可以从事不光是“一换一”，而是比如“多换一”、“一换多”等各种复杂的交换。5、该物品应该是可以比较方便地移动的。这使人们进行远距离交易成为可能。 在历史上，符合以上5个条件的各种物品都曾经充当过“交换媒介”。比如《荷马史诗》（《伊里昂纪》六卷235行）提到，牛群曾经被当作“交换媒介”。在说某件东西很贵重时，史诗里常用的词句就是“值多少多少头牛”。普鲁塔克说雅典最早的货币上有一头牛的形象（《平行列传·忒修斯传》25节），就是其遗风。中国古代史上，海贝也曾被作为“交换媒介”，因为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里，我们时常能读到商王赏给某人“多少多少串海贝”。（这影响了诸如“贵”、“贫”、“贪”等字。）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交换媒介”的任务最终被各种金属承担了。应该说，金属是最符合上面5个条件的物质。比如在“黑暗时代”的古希腊，铁制的小叉（烤肉时用的）曾经被普遍当作“交换媒介”。1905年前后，在以弗所的月神阿尔忒密斯神庙（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遗址，曾经出土了人们献给女神的许多物品，里面就有这种小铁叉，年代大概是前8世纪（可参见这里）。可以说这些小铁叉就是当时的钱。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斯巴达的“铁币”[1]。 不过，小铁叉离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货币还是有距离的。同样是生活在前8世纪的诗人赫西奥德，写过一篇几乎涉及到当时希腊人生活各方面的长诗《工作与农时》，里面一次也没有提到货币或者钱或者小铁叉。以上这些“交换媒介”（牛、海贝、小铁叉）和今天意义上的钱，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它们不是由某种权力机构为了流通而特意制造的。一旦某种东西除了“交换”之外再无其它使命、由权力机构在背后保证其价值（这也就是信用）、并且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钱才算是诞生了。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是由吕底亚人和中国的周人分别发明的。由于现在讨论的是古希腊，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吕底亚人这边。《历史》的一94明确说吕底亚人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已知最早的铸币就出现在吕底亚，时间估计是600 BC前后。即末代吕底亚王克洛索斯之父阿里亚特的时代。
介绍“狮币”时我提到了它是按一个标准重量铸造的，这就涉及了币制问题。所谓不同的币制，在古代，其实就是指不同的重量标准。这还是和货币起源、发展的过程有关。在金属铸币出现之后，很明显，交易时该货币的购买力马上和该货币的重量有了直接的关系。该货币里有多少克的金、多少克的银，直接决定了该货币能够卖到怎样的货物。而不同的国家，在铸造自己的货币时，都会按照自己的一套度量衡来铸造，这就出现了该国的一套货币体系，这就是该国的币制。比如我国秦汉时代的主要货币是所谓“秦半两”、“汉五铢”，从名称上我们就能知道它们和重量单位有多么紧密的联系。至于“钱”这个名词，本来就是重量单位。同样的现象在下面要讨论的古希腊也同样存在。 吕底亚位于西亚，而西亚最有实力的国家就是巴比伦王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当吕底亚出现金银货币之后，西亚各国纷纷效法，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币制。这里面最有影响力的是波斯帝国的币制。原因很简单，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统一了整个西亚、中亚，大流士又在帝国内部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这当然造成了波斯货币的统治地位。由于波斯人继承的是古巴比伦的度量衡，所以这套币制被称为“巴比伦币制”。
在古希腊，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厄基那币制”。传说是由阿尔戈斯王菲顿（Pheidon）建立的（参见六127）。菲顿其人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学者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由他建立币制的传说，也许没有任何的历史真实。但“厄基那币制”是确实存在而且广泛流行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前6世纪中期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除阿开亚族居住的中部山区），波奥提亚、帖撒利、克里特，甚至是西边的“大希腊”地区，都是实行“厄基那币制”的。而之所以叫“厄基那币制”，是因为这一时期，阿尔戈斯之东、雅典之南的厄基那岛，是爱琴海上商业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除“厄基那币制”，当时希腊还存在一种“优庇亚币制”，这种币制得名于波奥提亚之东的优庇亚岛，当时也是商业中心之一。这种币制在爱琴海上的诸岛屿，特别是小亚细亚沿岸各希腊殖民地比较流行。除这两种之外，由于当时海上力量最强大的腓尼基人也是从事贸易的好手，所以还有一套“腓尼基币制”存在。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这里说一些地区采用了同一种币制，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共同使用一种货币，而是说这些地区的货币都采用了同样的重量标准。希腊各城邦自始至终都是各自铸造本城的货币的；采用同一币制的城邦，虽然彼此的货币重量都相同，但都在各自的货币上打上自己城邦的标记（有点像今天的“欧元”）。只有到了后来希腊被并入罗马帝国之后，才出现各地使用统一货币的现象。 虽然希罗多德在三89明确给出了“巴比伦币制”和“优庇亚币制”的换算关系（78:60，或13:10），但对于“优庇亚币制”，包括“厄基那币制”、“腓尼基币制”，现在的研究仍然充满了争议。因为希腊不像波斯帝国那样拥有充裕、稳定的贵金属矿脉（吕底亚、印度、埃及等地）。希腊的这些币制，由于其经济基础的稳定太过依赖于商业、贸易、政治形势，所以很不稳定。当经济情况恶化或者与贸易伙伴的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货币就会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重量的下降、成色变差。另外，希腊本地的贵金属矿，比如第五卷提到的庞伽优斯山，在政治上又不是重要的中心地区。这里的货币往往是根据来此采矿、淘金者各自的要求而铸造的。最后，由于这些贸易归根结底都是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贸易，而小亚细亚是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波斯国内是实行“金本位”的（从来就没有“大流克银币”的出土），希腊各地是“银本位”的。金与银的兑换关系又经过了复杂的演变。波斯国内的金银兑换一直保持在3:40，即3单位重量的金子等价于40单位重量的银子。《历史》三95把这个比例简化为1:13。希腊各地则先后出现过1:10、1:12等比例。金银兑换价格的变动就导致了这些过于依赖商业出超的城邦的币值的变动。所以，上面提到的三种希腊币制，都没有能最终稳定下来，其演变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无法详细介绍。 但是有一种希腊币制最终稳定了下来，并几乎成为希腊世界的“通货”，这就是雅典的“阿提卡币制”。这是我下面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阿提卡币制”，得名于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梭伦改革的时候。传说梭伦为了减轻负债者的负担，采取了让货币贬值的做法。具体的贬值比例，据亚理士多德说是70:100（《雅典政制》10节），据普鲁塔克说是73:100（《平行列传·梭伦传》15节），具体细节也许有出入，但“阿提卡币制”里货币的重量，确实比“优庇亚币制”、“厄基那币制”等等要轻，却是事实。 “阿提卡币制”里最主要的货币单位是德拉克玛（drachma）[2]，相当于人民币的“元”。“德拉克玛”这个名称来源自希腊语动词δράττω，意思是“抓”、“握”，“德拉克玛”的意思就是“一把”、“一捧”。可能是当古希腊的“交换媒介”还是小铁叉的时候，人们总是手上握着几根小铁叉，进行交易，于是“一把”、“一捧”这个量词，先是变成了一种重量单位，后来变成了一种货币单位。
“阿提卡币制”里，还有两个比德拉克玛更小的单位。奥波尔（obol，相当于人民币的“角”）和查库斯（chalkos，相当于人民币的“分”）。1德拉克玛合6奥波尔（约为0.718克），1奥波尔合8查库斯（约为0.09克，由于币值太小，所以查库斯是铜币）。其中obol的原意是“一根”，大概是由“一根小铁叉”演变而来的；chalkos的原意是“一点点”、“一小撮”，这里借指其少。 在德拉克玛之上，还有两个比它更大的单位。米那（mina）和塔兰同（talanton/talent）。100德拉克玛称为1米那（431克），60米那称为1塔兰同（25.8公斤）。和德拉克玛不同，米那和塔兰同主要是重量单位，铸币时是不会铸造这么重的银币的。米那在前面介绍“巴比伦币制”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而且米那和塔兰同之间是60进制，这说明了“阿提卡币制”和“巴比伦币制”之间是有联系的。不过，这里的1米那（431克）明显比“巴比伦币制”里的1米那（500克）要轻。另外，考古发现的“厄基那币制”里的1德拉克玛银币，重量约是6.2克，也比“阿提卡币制”的1德拉克玛（4.31克）要重。
至于为什么“阿提卡币制”会超过“厄基那币制”，成为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最流行的币制，主要是因为：1、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实力的迅速增长，它的“提洛同盟”控制了爱琴海东西两岸最富庶的地区，它的商业帝国内部的稳定，最终反映在其币值的稳定上；2、雅典于前5世纪初在城郊发现了银矿，这就为它稳定自己的货币奠定了物质上的保证，因为只要有稳定的银矿开采，币值就不会受到商业情况的影响。到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东岸、优庇亚岛等原来实行“优庇亚币制”的地方，已全部采用了“阿提卡币制”（并非直接接受“猫头鹰币”，而是改按雅典的重量标准铸造自己的货币）。连“大希腊”的部分城邦，以及帖撒利等地，这些原来实行“厄基那币制”的地方，也倒向了“阿提卡币制”。这从经济角度上印证了雅典的势力扩张。
关于古代希腊、西亚各地货币情况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考这里。 说完了币制问题，最后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些古代货币的具体价值。 按今天（2007年1月22日）的上海黄金市场的收盘价，白银是每千克3608元。这样，“阿提卡币制”的1德拉克玛，约合今天的15.55元人民币。1奥波尔约合2.59元，1查库斯约合0.32元，1米那约合1555元，1塔兰同约合93303元。
另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雅典从“提洛同盟”的各城邦收取的年费是平均每年600塔兰同，按白银的价格算约等于今天的5560万元，从购买力上算应该更多一些。而波斯帝国鼎盛时期，即大流士王统治的时候，每年从各税区收取的税款总额是14560“优庇亚塔兰同”（三95）。“优庇亚币制”的塔兰同具体有多重今天仍不能确定，但即使用更轻的“阿提卡币制”的塔兰同代之估算，这笔钱也有将近13亿5850万元了。 回到本项札记开始的地方。富翁披提欧斯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家产充作薛西斯王的军费。而他的财产有“2000塔兰同的白银和3993000大流克·斯塔铁尔的黄金”。如果以这里的塔兰同为“巴比伦币制”的塔兰同（即60“巴比伦米那”），那么就是60吨白银和33.14吨黄金。而今天上海黄金市场的黄金收盘价是每克158.66元，所以他的全部财产约合54亿9380万元。一个人的财富居然比波斯全国4年的国库总收入还多，怪不得薛西斯王会大吃一惊了。 ────────── [1] 关于斯巴达的“铁币”，可参见第六卷第5项札记。 [2] 现代希腊的基本货币单位也是德拉克玛（进入“欧元区”以前），就是为了纪念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九）8．薛西斯的兵力 薛西斯入侵希腊时总共率领了多少军队？这个问题自从希罗多德写出《历史》之后就一直被学者们争论不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七186给出的波斯帝国联军以及辅助部队的总数：5283220，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这个5百万的数目是怎么得出来的吧。 首先，当薛西斯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在色雷斯的多利斯科检阅自己的全军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这时的波斯帝国联军的步兵总数是170万。这个数目是这样统计出来的：“先让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建造一道到人的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方法计算完毕”（七60）。 在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点名的情况下，用这样的方法估算，也是可以接受的。 到了薛西斯大军结束在铁尔玛的休整，开始第二阶段向希腊的进军时，希罗多德又一次统计了全军的总兵力（七184以下）。这一次他把骑兵、海军、辅助部队，以及在薛西斯进军欧洲一路上新加入的部队（比如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等地的士兵，他们肯定没有参加多利斯科的检阅）也算上了。 波斯的骑兵，希罗多德估计有8万。从阿拉伯来的骆驼兵和从非洲来的战车兵，他估计有2万。海军方面，他说主力舰，即三列桨舰有1207艘（七89），其它的辅助舰只大概有3000艘（七97）。每艘三列桨舰上有230人（桨手170人，战士60人——普通三列桨舰上只有30名战士，波斯人看来是加倍了），每艘辅助舰只上希罗多德估计是80人。这样海军的总兵力就是517610人。 关于新加入的部队，希罗多德说色雷斯附近的岛屿提供了120艘船，每条船200人的话就是24000人。而从赫勒斯滂到温泉关战役之前，他把薛西斯沿途征入的部队（即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等地的步兵）一共估计为30万。这样，加上骑兵、海军和原来的170万，总共就是2641610人（七185）。 但是，希罗多德在七186说随军的辅助部队，以及随从、杂役等等，人数甚至超过了正规部队。所以，作为估算，他把2641610这个数字翻番，这样就得到了5283220。 这里需要提一下希罗多德的资料来源问题。薛西斯入侵时，他本人可能还没有诞生，这些数字不会是他亲眼所见得来的。就算他当时在场，以他即非波斯统帅又非波斯高官的身份，估计也很难确切知道波斯军总兵力到底是多少。由于波斯方面对薛西斯这次入侵的记载至今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希腊方面的记载（主要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来推测波斯的总兵力。而希罗多德的数据，最有可能是来自于对沿途各地那些亲历过薛西斯入侵的老人们的询问。比如多利斯科附近的“一万人石墙”，可能到了他的时代依然有遗迹可寻。用“石墙”统计出的170万的数目，可能就得之于当地的老人。另外，他的资料中关于8万骑兵、2万车兵等数据，可能是来自希腊方面的间谍。前面讲薛西斯进军希腊的第一阶段时，我提到“科林斯同盟”曾经派出间谍去打探波斯军的实力（当时波斯全军还在吕底亚的萨尔迪斯）。这些间谍后来被波斯人发现了。波斯人本来要处死他们，但薛西斯王听说后却叫人带着间谍到全军去参观，等看完了之后就把间谍们放回去了（七146）。薛西斯这么做的目的是他认为希腊人一旦得知波斯军是如此庞大，会不战而降的（七147）。那么这些间谍带回来的信息，有些可能还保留到了希罗多德的时代。 从今天的标准看，希罗多德前面所用的估算方法，确实是太粗略了。且不说528万里面是否真有那么多辅助部队，即使是用石墙“统计”出的170万里面，怎么就一定不包括辅助部队或者骑兵呢？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战争，从来没有见过528万这种天文数字的兵力。总之，这个数字历来被认为是过于夸大了。 19世纪的“疑古派”历史学者对希罗多德的批评，我在评论第四卷时已经提到了。而他们对希罗多德攻击得最猛烈的另一个地方，就是528万这个数字。从19世纪初德国的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开始，一系列质疑、否定、嘲笑希罗多德记载的思潮，逐渐在西方古典学术界占据上风。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希罗多德当时的科学水平还很低下，古希腊人没有我们现代人的科学精神，他们使用数字时没有我们现代人的精确性。所以他们提供的数字，自然是不可信的。 “疑古派”派学者们对古代记录的轻视，可以用法国学者戈宾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的两句话来代表：“至于希腊人，他们（在数学精确性上）都是一丘之貉，毕达戈拉斯算是个例外”。至于希波战争的古代记录，他认为“其真实性并不比土匪米泰亚德的爱国心或恶棍地米斯托克利的诚实更高”。对于希罗多德，英国学者伯里（John Bagnell Bury）说得更直接：“他异想天开地表述了薛西斯军队的不切实际的数目，这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无能，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给他打上史诗诗人，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印记”（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直到今天，“疑古派”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仍然有着持续的影响力。翻开任何一本研究希波战争的现代西方学术著作，里面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对528万这个数字的驳斥。现代学者驳斥的依据，除了古人缺乏科学精神之外，还包括：古代不可能召集这么庞大的军队；希腊本土根本不可能负担起这么庞大的军队，粮食不用说，光饮用水就是大问题。希罗多德自己在第七卷中也屡次说到大军行进时，有好几次都把一些小河给喝干了（比如七43、七108）。 “疑古派”学者们认为，薛西斯率领的波斯联军实际上的人数要远小于希罗多德的“异想天开”。对于波斯军真正的兵力，有人（Eduard Meyer）估计“最多10万，外加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辅助部队”，有人（Ernst Obst）说“战斗部队最多9万”，还有人（W. W. Tarn）说“最多6万”，甚至有说“最多2万5千，实际上可能只有1万5千到2万人”的（Hans Delbrueck）。 后来的学者们不敢把希罗多德贬得那么低，他们估计的数目要比“疑古派”学者们高一些。比如Giulio Giannelli说“全部陆军，加上辅助部队，最高不超过30万人”。也有人（Ulrich Wilcken）说“战斗部队约有10万人”。一般来说，现代的西方历史教科书都把薛西斯的总兵力放在20万左右。 应该说，“疑古派”学者用科学的、精确的方法来研究古代史，对于建立现代真正的历史学、对于破除宗教迷信等因素对史料的歪曲、对于理性原则在人文学科中的确立，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他们限于自身历史条件的束缚，对于古人的记录采取一概怀疑甚至故意低估的态度，确实也有做得过火的地方。在评论大流士率领70万人攻打斯基泰人时，我已经提出了一些对他们的批评。这里仅对薛西斯率领下的波斯军兵力到底是多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 首先，如果波斯陆军的总兵力仅仅是20万人，主力的战斗部队只有10万甚至10万不到的话，那么薛西斯入侵希腊的整个过程中有很多地将不合逻辑。 比如薛西斯在亚洲忙了4年，在整个波斯帝国内征召士兵、聚集力量，居然最后只拿出20万人。这像波斯帝国的实力吗？要知道，当亚历山大在150年后攻入波斯帝国的时候，已经衰落下去的波斯帝国还先后拼凑了60万（伊索斯关战役）和104万（高伽米拉战役）进行抵抗（这两个数据分别见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二卷8节、三卷8节）。 再比如，希罗多德提到大军经过阿比多斯附近的两座浮桥时，用了7天7夜才全部通过（七56）。而20万人应该1天1夜就可以过去了（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12万人经一条铁路桥过运河用了一整天）。而且那两座浮桥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仅仅是20万人要渡过海峡，完全可以用船运过去。讨论马拉松之役时，我提到攻打马拉松的波斯军大约是9万人，当时就是用600条船从亚洲运过来的。现在既然波斯海军光主力三列桨舰就有1207艘，为什么不用船运过去而非要费力地架浮桥呢？这不是说明了陆军远远多于20万人吗？ 再比如，薛西斯运河的长度大约是2.5公里，现代考古发现其深度大约是20米，宽度大约30米。那么整个工程需要挖掘的土方大约是150万立方米。而整个工程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这大概需要1万人每天不停地挖才能办到。（作为对比，新中国的红旗渠的总工程量大约是2200万立方米，花了10万人10年的时间，而且使用了现代工具。）如果波斯陆军包括辅助部队（工兵即是其中一部分）的全部兵力才20万，那么在建造运河上就用了1万人3年的精力，这划算吗？ 再比如，如果薛西斯入侵欧洲时，陆军的真正战斗部队仅10万左右，那为什么希腊人方面一直避免和他们在陆地上正面交锋，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普拉提亚战役时才和对方的陆军拼死一搏？490 BC，在马拉松，雅典人1万不到的陆军敢于面对9万入侵者，怎么10年后胆子变得这么小，竟然主动撤离雅典，让对方把雅典全城占领了？而且是两年里两次撤离，两次占领？要知道，479 BC的普拉提亚战役时，“科林斯同盟”的总兵力是11万（九30）。即使有这11万，希腊人还是不敢首先发动进攻，而这时波斯军的大部分已经和薛西斯王一起离开欧洲回到亚洲了。 再比如，如果波斯陆军的总兵力只有20万，那么薛西斯王怎么会觉得放间谍回去就能吓得希腊人“不战而降”呢？ 再比如，如果波斯陆军的总兵力只有20万，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渡海进入欧洲到抵达马其顿的铁尔玛，这段500公里不到的距离居然走了1个月，也就是说每天才前进15公里？一支人数不大的部队为什么走得这么慢？ 以上这些都表明，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即使没有希罗多德说的528万那么多，也一定比现代西方学者们估计的20万要多。 那么，波斯军的总兵力到底是多少呢？以下是我的一些意见，正确与否由读者您来判断。 先让我们看看除了希罗多德，还有哪些古希腊人提到了薛西斯军队的数目。 首先是西摩尼德斯（Simonides，556?－469 BC）。他是一位当时非常著名的抒情诗人，出生于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Ceos），一生游历颇丰。希波战争的前期，即从伊奥尼亚起义到希腊人反攻的阶段，他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由于他的诗名，当时希腊各地的上流社会都以和他结识为荣。他也就成了很多著名人士的好友，比如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巴达的波桑尼阿斯等等。这两位都是希腊抵抗联军的统帅，所以西摩尼德斯对于战争的信息，应该是有很高的准确性的。希罗多德在七228引用了他为在温泉关牺牲的斯巴达士兵所写的一段铭文：“四千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首埃斯库罗斯（Aeschylus，524－455 BC），年轻时曾经亲身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后面的萨拉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他后来曾经专门为萨拉米海战写了一部悲剧《波斯人》。这是现存古希腊悲剧中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在《波斯人》第一幕中，他提到波斯海军有“1000只战舰和207条快船”。这里的“战舰”，指的就是当时海军的主力——三列桨舰。而“快船”应该指重量比三列桨舰轻、装甲比较薄、速度比较快的舰只，它们在战场上主要担负指挥、调度、传令、修理受伤舰只、随时补充兵员的作用。因为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不同，他是战斗的亲历者，他给出的这个1207，又被希罗多德所采用，所以“疑古派”学者对于波斯海军的兵力基本上都承认了《历史》的讲法。至多只是有人怀疑波斯海军全部只有这1207艘，没有其它的辅助舰只。 希罗多德之后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者，以严谨著称的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回顾希腊的历史时，对于薛西斯的兵力用了“巨大/megalôi”（中译本15页）来形容，后来又用“最伟大/megiston”（中译本18页）来形容希波战争。可见他认为波斯侵略军的实力是超乎一般人想像的庞大。 前4世纪早期的克特西亚，评论第一卷时提到他写了一本不怎么样的《波斯史》。不过他毕竟在波斯宫廷生活过，我们还是不能低估他的记载。《波斯史》残篇23节说在多利斯科阅兵时，陆军有80万。 综合以上这些记载，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分析波斯全军的兵力。 1．海军方面1207艘主力舰的数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已经意味着光波斯海军就有20万人以上了。 2．1207艘主力舰应该不包括辅助船只。辅助船只应该主要是运粮食的船。这些运粮船一般是所谓“五十桨船”，这在当时的希腊是标准的商船，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埃斯库罗斯应该不会在讲述海战场面时把它们也算成“战舰”。希罗多德说辅助船只一共有3000艘，可能有所夸大，但实际数量至少不会比主力舰的1207还少。 3．考虑到大流士在远征斯基泰人的时候，陆军有70万，海军有600艘主力舰。而这次波斯海军扩充了一倍，那么按同样的比例，波斯陆军（包括辅助部队）也有140万之多。 4．克特西亚说在多利斯科，陆军是80万，希罗多德说是170万，我认为这是因为希罗多德把辅助部队（包括轻装步兵，以及架浮桥、挖运河的工兵、运输粮食的陆军后勤人员等等，甚至还包括骑兵、车兵）也算在170万之内了，而克特西亚没有算这些人。 5．至于希腊本土的粮食是否足以支持几百万的军队，我们应该看到在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一阶段中，波斯人对于粮食问题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包括那5个屯粮处，以及等帖撒利的粮食成熟了之后才开始南下等等。再加上有上千条运粮船把粮食从西亚、埃及等地源源不断地运来，所以粮食不应该成为限制波斯军数量的因素。 6．至于希腊本土的饮用水是否足以支持几百万的军队，正是因为希罗多德几次提到大军把小河喝干，所以这确证了大军的数目确实让人难以想像。而在现代人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等已经远远超过古代人均水平的情况下，希腊今天的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了，依然没有听说饮用水不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波斯陆军的主力是80万，有大约80万的辅助部队，还有8万骑兵（10:1的步兵/骑兵比例符合大流士出征斯基泰人的记载，也符合当时罗马人的陆军组成），2万车兵。这样，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正好就是170万。这170万中，作战的步兵和骑、车兵共有90万，辅助部队有80万。这也很符合希罗多德的记载。因为他在七55说，架在赫勒斯滂海峡上的那两座浮桥，一座专门用来走步兵和骑兵，另一座专门用来走后勤辅助部队。考虑到黄百韬兵团12万人用了1天1夜，经一座桥过了运河，那么这170万人经两座桥过海峡，大致正好需要用7天7夜。 波斯海军方面，1207艘三列桨舰上有大约28万人（以希罗多德的每艘三列桨舰230人为准）。运粮船我们可以假设有2000艘，这样海军的辅助部队有16万人（以希罗多德的每艘辅助船只上80人为准）。最后算上从多利斯科到温泉关，一路上新加入的24000海军和30万步兵，这样，薛西斯率领的整个波斯帝国加欧洲臣服地区的陆海军总兵力就大约有246万。取其约数的话，正好符合西摩尼德斯“三百万敌军”的说法。 这246万人中，战斗部队有150万，其余的96万是辅助部队。这是怎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呢？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直接的观念，我这么说吧：这个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系列写到此处，大约是22万字的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把已经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想像成11个人，那么就会对246万这个数目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可见修昔底德的“最伟大”并不是乱用的。 最后强调一下，西摩尼德斯是诗人，埃斯库罗斯是剧作家，他们的话都有可能夸张，但考虑到他们笔下所写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件。而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人们，互相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这两位笔下的数目有所夸张的话，肯定会被其他地方（比如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的阿尔戈斯、忒拜）的人们指责或者嘲笑。而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古希腊人指责或者嘲笑他们的这些说法，正好说明他们给出的数目是真实的。 关于波斯军的总兵力以及“疑古派”学者的怀疑，还可以参见这里。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对波斯及其同盟国的总兵力的一点看法，不敢说能推翻前人的结果，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 九．波斯帝国联军的民族组成
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大致是沿一定的顺序来介绍的。在陆军方面，从波斯、美地亚、亚述开始，然后转到波斯帝国的东方：从东北方的巴克妥利亚，到正东方的印度，再到东南方的帕利卡欧人，接下来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然后再转到波斯帝国的西方：弗里吉亚和攸克星/黑海南岸的各地。在海军方面，从最东边的腓尼基一直到最西边的赫勒斯滂。这个大体上先东后西、先北后南的顺序，基本上和今天发现的波斯帝国各时期“疆域铭文”上的顺序是一致的。可以说希罗多德的这个民族列表，可能是直接得之于波斯官方的资料。 另外，58个民族组成的联军，兵力有几百万难道很奇怪吗？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10．“雅利安人”问题 在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民族组成时，有一个民族“阿里亚人/Arian”我没有介绍，原因是这个“阿里亚人”，其实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雅利安人/Aryan”的前身。或者说，“雅利安人”的原型就是这个“阿里亚人”。由于“雅利安人”在现代历史中扮演了太特殊的角色，所以需要把“阿里亚人”单独拿出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从“阿里亚人/Arian”到“雅利安人/Aryan”的演变过程。 “阿里亚人”得名于他们居住的地方“阿里亚/Aria”。关于这个地方，由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七66讲到“阿里亚人”的时候，把这个民族和巴克妥利亚人、帕提亚人、花拉子模人等等放在一起。这暗示我们“阿里亚/Aria”应该离这些民族的居住地不远。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写他的巨著《地理学》时也提到了“阿里亚”，不过他通常写做“Ariana”。
总之，“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或大或小总是指今天阿富汗西部、伊朗东部的高原地带。而在这里生活的“阿里亚人/Arian”，古代作家对他们始终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注意。 一切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巨变。我在前面回顾了“印欧人”问题，即18世纪晚期的西方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三种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古典语言——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很可能是源于同一种现在已经失传了的古老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这三种，其它很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始语言。于是语言学家们把这种假设中的古老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并把由它演变出来的各种语言统称为“印欧语系”。不光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假设有一个原始民族是说“原始印欧语”的，这个原始民族被称为“原始印欧人”。由此开启了西方各学科的学者们寻找“原始印欧人”的漫长旅程。 在“印欧人”问题出现后不久，1838年，以前提过的英国学者劳林森，利用“贝希斯顿铭文”破译了古波斯文，这就让学者们比较古代语言时多了一种极重要的参考。而他们发现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古波斯文和梵文在宗教用语上相似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用古波斯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与用梵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印度教经典《吠陀》，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不管语法，只凭对音关系互译。 正是在研究古波斯文和梵文的过程中，“阿里亚人/Arian”开始变成了“雅利安人/Aryan”。 首先，在很多古波斯文铭文中，学者们反复发现“Aryan”这个词。比如大流士王在自己陵墓前的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波斯人，我父亲也是波斯人，我是一个Aryan，有着Aryan血统”（参见这里）。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既然古波斯文和梵文那么相似，让我们参考梵文文献。在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吠陀》中，学者们果然发现了Aryan的对应词：arya（也有写成ariya、ayya、ajja等形式的）。有人统计，在大约成书于1500 BC的《梨俱吠陀》中，这个arya出现了36次。总地来看，这个arya和以它为前缀派生出的其它词，大体都有“高贵”、“自由”、“主人”等等含义。 实际上，不光是《吠陀》，在其它印度传统经典，比如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个arya。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般达婆（Pandava）、罗摩（Rama）等等，都曾经被称为arya。一般来说，被称为arya的人都有着高贵的举止、智慧的心灵，都是统治阶层的精英。由arya派生出的词也有类似的褒义，比如arjava，就是“正直”的意思。另外值得一提的，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先祖就叫Aryaman[1]。Arya的这种“高贵”的含义在印度一直保留到了佛教时代。比如“苦、集、灭、道”这个佛教根本教义中的“四圣谛”，在梵文中就是catvāry āryasatyāni。而“正听、正见……”所谓“八正道”，在梵文中就是āryamārga。还有一些用这个arya来取名字的人。比如佛教唯识派（玄奘所属的宗派）的创始人、《摄大乘论》的作者无著（约生活在5世纪），其名字就是Aryasanga，或作Asanga。再比如佛教中观派（中国佛教的主体）的创始人龙树，其最著名的弟子提婆（约生活在3、4世纪），名字是Deva，如果写全就是Aryadeva。提婆的另一个译名“圣天”，其中的“圣”字译的就是arya。 所以，在印度/梵文的传统中，我们大致可以认定arya是“高贵”、“统治者”、“智慧”的意思。那么对应到古波斯文中，大流士王的那句话就可以被理解成“我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着高贵的血统”。 然而，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个“高贵”的意义，他们认为Aryan还有民族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一个民族自称为“高贵者”，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根据之一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的七62说：波斯人和美地亚人可以被统称为“阿里亚人/Arian”。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这个“Arian”，就是古波斯文铭文中的“Aryan”。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希罗多德是在两个意义上用“Arian”这个词的。在狭义上，“Arian”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那个地方的那些人；在广义上，“Arian”是指包括狭义的“阿里亚人/Arian”，以及波斯人、美地亚人等等在内的一个大的民族。既然学者们已经发现在古波斯文铭文中，大流士王所用的“Aryan”，正好对应希罗多德的广义的“Arian”（因为大流士王既不是生在那个“阿里亚”地方，又不是在那里长大），那么正好，这个广义的“Arian”就被“Aryan”取代了。“Arian”这个词以后只剩下了狭义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像希罗多德在七62那样在广义上使用它，就得用“Aryan”这种写法了。 又因为“Aryan”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的名称，所以我们不再按其原本的意思，称这个民族为“高贵者”，而是用音译，称之为“Aryan/雅利安人”。就好比Hebrew，原意是“从河对岸过来的人”，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时，我们按读音叫他们“希伯莱人”（犹太人的祖先）。 19世纪学者们认为“Aryan”有民族的意义，还有另一个根据，就是“伊朗”这个名称。“伊朗/Iran”，很多人都知道，本意就是“Aryan之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5年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伊朗/Iran”的这个国家，其名称并不是“伊朗/Iran”，而是自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波斯/Perisa”。只是由于那个历史上的“波斯”，其统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今天的“波斯”；很多被历史上的那个“波斯”所统治的民族，并不生活在这个今天的“波斯”之内。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最终在1935年，“伊朗/Iran”取代了“波斯/Persia”，成为新的国名。这个“伊朗/Iran”，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当时生活在今天伊朗国土上的人们称这里是“Aryan之地”，即Iran。可以肯定地说，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的人们自称为“Aryan/雅利安人”，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所以大流士王的那句话，现在通常的理解就是“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有着雅利安血统”。 那么，究竟是“高贵的血统”，还是“雅利安血统”？这两个理解究竟哪个正确？对此今天的学者们还有争论。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分歧是：Aryan是否只有文化、身份上“高贵”的含义，是否还有血统上、民族上的含义？ 可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称来说明这种含义上的细微区别。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时，曾经把全国的人分成4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4个阶层中的后3个都只有身份上的含义，没有民族上的含义。“色目人”是西亚、中亚各民族的统称，甚至连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也是算在这个阶层的。“汉人”是北方汉族、原来金国统治下的女真族，原来西夏统治下的党项族等等中国北方各民族的统称。“南人”仅仅是原来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色目人”不会仅仅因为被划在一个阶层就认为整个阶层的人就是同一个民族；“南人”也不会因为和“汉人”划在两个阶层就认为北方汉族就不是自己的同胞了。如果Aryan仅仅只有类似于“色目人”、“南人”这样的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用“雅利安人”这样的说法，最好还是理解成“高贵”——大流士王只是在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而已。 如果Aryan确实有民族上的意义，那么“雅利安人”的说法就能够站住脚了。 学者们今天依然在试图确定大流士王铭文中的这个“Aryan”，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民族的名称。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了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这个词已经有了民族上的含义了（有“伊朗/Iran”作为证据）。即使我们考虑了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多也只能说到了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Aryan”（不是原来那个狭义的“Arian”）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我们无法说在更早的时候，这个词除了“高贵者”之外还有血缘、民族的含义。最明确的证据还是在印度/梵文经典中。《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等在使用“arya”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它来形容具体的某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被称为“arya”，从来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民族或者继承了某种血统。现存的古代梵文文献中，对一群人、一个民族整体用arya来称呼的情况极为罕见。 不过，关于“Aryan”的这些争论都是后话了。19世纪的学者们不像今天的学者们考虑地这么细致，他们一旦在梵文经典中发现了arya的踪迹，就认为肯定有“Aryan/雅利安人”这个民族的存在。又因为这个词在古波斯文、梵文中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Aryan/雅利安人”，肯定就是波斯人和说梵语的印度人的共同祖先。 由于和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起来，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那么高的相似度，说明在“原始印欧语”的演变过程中，一定有一种语言从“原始印欧语”里分化出来之后，经过自己独立地发展、变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色，然后再分化为梵文和古波斯文。所以19世纪的学者们就把这个假设中的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称之为“雅利安语”，并在“印欧语系”中分出一个“雅利安语族”，用这个名称涵盖古波斯文、梵文等语言。而“Aryan/雅利安人”，当然就被认为是说“雅利安语”的。 在没有任何古代文献支持的情况下，19世纪的学者们假设出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大约2000 BC的民族——“雅利安人”。由于《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约成书于1500 BC，既然“雅利安人”生活在梵文和古波斯文分离之前，他们生活的年代必定比1500 BC还要早。 今天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说的语言是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是否叫“雅利安人”则很难说。（考虑到arya在梵文中的用法，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称不是“雅利安人”。）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在缺乏细致考证的情况下，开始在各种场合大量地使用这个名称，造成了很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吠陀》中，他们发现印度神话中的神灵（最著名的是因陀罗/Indra）经常和一些土著部落交战。这些土著部落，经常被称为达萨/Dasa，或者达休/Dasyu（比如《梨俱吠陀》二卷12首）。而神灵与达萨之间的战争，总是被描写成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比如《梨俱吠陀》五卷14首），而且土著部落总是被称为“皮肤黝黑的”（比如《梨俱吠陀》九卷73首）。所以他们认为这肯定意味着创作《吠陀》的是一个肤色较白的民族，被这个民族征服的肯定是一个肤色较黑的民族。于是印度早期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被构建了出来。即“雅利安人”是肤色较白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原来生活在印度的、肤色较黑的土著居民。这场可能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被记录在了《吠陀》中。由于印度南方的民族确实肤色较黑，于是西方学者用梵语中对南印度的称呼“Dravida”来特指这些民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和梵文不是一个语系）。中文里把这个民族译为“达罗毗荼人”，把他们的语言译为“德拉维达语”，今天的泰米尔人和他们的泰米尔语就是其后裔。（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联军的民族组成中，所谓“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从肤色上看，可能就是泰米尔人的祖先。）1921年在印度河上游的Harappa、Mohenjo-Daro（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所谓“印度河谷文明”，是一处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其年代约处于2500 BC－1500 BC之间，而且从遗迹被破坏的痕迹上看，这个文明似乎是被一场战争毁灭的，所以“印度河谷文明”被视为代表了达罗毗荼人在受到“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社会情况。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从外部进入印度的，那么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在哪里呢？1914年在今天俄国境内的Andronovo小村发现的所谓“Andronovo文化”给出了回答。这里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由于后来的发现证明“Andronovo文化”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乌拉尔山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地域上已经很接近印度河上游了。而且这个文化约存在于2300 BC－1000 BC之间。和“印度河谷文明”差不多同时。再加上《吠陀》中屡次提到因陀罗摧毁达萨土著们的城市，而这些“入侵者”又拥有马拉的战车，看上去非常像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和征服，所以“Andronovo文化”被视为“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遗迹。而其它游牧民族，比如我们在《历史》第一、四卷里见识过的“辛美利亚人”、“斯基泰/撒迦人”，就被认为是“Andronovo文化”在1000 BC之后的继承者。 在上面两个考古遗迹被发现之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主要是从语言学上获得支持的。除了《吠陀》里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回顾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时，曾经提到有一些游牧民族先后攻入两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比如古提人、赫梯人、米坦尼人等等。由于这些民族的语言有一部分保留到了今天，而语言学家们在释读它们时，居然发现了“因陀罗/Indra”这样的《吠陀》神灵的名字。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和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肯定是有联系的。往小了说，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往大了说，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两河流域，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雅利安人入侵”的组成部分。即在2000 BC－1500 BC之间，一些“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另一些“雅利安人”分波次进入了两河流域。再后来，美地亚人和波斯人在900 BC和600 BC左右进入两河流域，则被看作“雅利安人入侵”的最后阶段。考虑到所有这些入侵的民族可能都是游牧民族，而且彼此的语言确实有共通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梵文和古波斯文的相似），这样的猜想并不算离谱。 以上就是今天仍然得到大多数学者们认同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除了“雅利安人”这个名称，如前所述有些靠不住之外，其它的细节基本上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此。由于梵文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印欧语，而这个“雅利安人”所说的“雅利安语”，依他们推断比梵文还古老，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想把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和“雅利安人”拉上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就是第一批说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所有印欧语系的源头，他们这个民族就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先祖。 现在的学者们已经比较注意不要轻易地把语言和民族划等号，说同一种语言的未必是同一个民族[2]，同一个语系的各民族也未必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但是19世纪的学者们尚没有这种谨慎。他们的很多失误就源于这种“想当然”。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把“雅利安人”这个概念一步步扩展开的。 首先，看到arya，学过希腊文的很快就能联想起一个词：arete——德行、善、优秀。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arete作为形容词时，其最高级就是aristo[3]——最优秀、最善、最有德行。这个aristo和arya很像吧？而且意思也很接近哦！于是他们认为古希腊人还记得arya，于是古希腊人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古罗马人。） 其次，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屡次提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日耳曼人的首领阿里奥维司都斯（比如《高卢战记》一卷31节）。这个人的名字是Ariovistus，开头的Ario又可以和arya联系起来嘛！且不管这个名字具体有什么含义，反正他们认为日耳曼人也还记得arya，于是日耳曼人也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于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部落，比如后来鼎鼎大名的哥特人、汪达尔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等等，都成了“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和原始日耳曼人很相似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即维京人的祖先。） 另外，19世纪还有一些语言学者从arya联想到了德语中的Ehre（荣誉）。虽然这种推测缺少实际的依据，但在当时全欧洲人都在寻找自己和“雅利安人”的联系的热情中，这种推测似乎又很得人心，特别是在德国（这种推测今天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放弃，包括德国学者）。 为什么欧洲人会这么热衷于和“雅利安人”扯上关系？不要忘了“印欧语系”中的“欧”字。既然当时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印度人（不含达罗毗荼人）和波斯人的祖先，那么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所有说印欧语的欧洲人的祖先。欧洲人把寻根的热情都集中在这个“雅利安人”身上了。 在“雅利安人”热的鼎盛时期，连“爱尔兰/Ireland”中的Ire（源自“Eire”），也被人说成是arya的一种变形。要知道，爱尔兰并没有被入侵不列颠岛的诸如罗马人、萨克森人、诺曼人等等征服，这里居住的是早先的高卢人（即凯尔特人，约于500 BC从大陆进入爱尔兰岛）的后代。把凯尔特人也和“雅利安人”挂上钩之后，那么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民族（凯尔特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日耳曼人、维京人）都可以说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有关斯拉夫人的联系见后文）。这样，“雅利安人”的后代遍布于从爱尔兰到克什米尔、从北冰洋到印度洋这样一个空前广大的地域内。印欧语系终于“大一统”了。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一个大错，那就是把语言的演变想像得太简单。似乎用一个词的演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猜测的成份）就能代表整个语系的演变过程。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确实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但这个源头不能仅仅用一个arya来标识。再加上他们把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也想像得太简单，以为同一语系必然同一祖先，最后导致“雅利安人”被认作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完全是后人空想出来的，没有任何语言学、考古学的根据。如果我们能坐“时间机器”回到古代，对古人讲解这一套理论，不要说古印度人不理解，就算自己说自己是“雅利安人”的波斯王大流士也不能理解。 由于支持“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中的Andronovo文化要到1914年才被发现，而19世纪的欧洲人既然已经在《吠陀》里看出了“肤色较白的民族征服肤色较黑的民族”，那么当时的学者们肯定会在欧洲本地寻找“雅利安人”的故乡。因为说到“肤色较白”，谁能比欧洲人的肤色更白呢？ 19世纪的欧洲，已知最古老的文化是所谓“战斧文化”（Battle Axe culture，又称“绳纹器文化/Corded Ware culture”）。这个文化存在的时间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即大约3000 BC－2000 BC。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是“战斧文化”最集中的地区。所以当时的学者认为这里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西亚、中亚、印度的。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Urheimat（即“原始印欧人”的故乡），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认定生活在这个Urheimat——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人们，就是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从古罗马方面的记载我们知道，早在前2世纪，日耳曼人就生活在这里。一方面，“雅利安人”作为战士、征服者的形象，似乎从《吠陀》时代起就是根深蒂固了；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战士形象从古罗马时代起也是源远流长的。再加上19世纪后半叶正好是普鲁士崛起、德国统一的进程如火如荼之时，于是日耳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人）被视为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当然，这么“光荣”的事情如果被德国人垄断，其它民族是不会甘心的。比如当时有些英国学者认为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即征服英格兰的萨克森人才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换句话说，他们英国人才是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不过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获得“日耳曼说”那么大的支持力度。 现在看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雅利安人”直接后裔的这个“光荣”身份，日耳曼人是想也不要想了。 （需要说明一下，英语中的“日耳曼/German”是继承了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而德语中的“Deutsch”，其实继承的是“条顿/Teuton”。罗马人用“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涵盖了很多中欧、北欧的部落，而这些部落自己都是有各自的名称的，比如说“条顿人”、“辛布里人”、“阿拉曼尼人”、“苏威比人”等等。当时这些部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称呼彼此。这些部落也一直在互相征战，他们似乎并不认为彼此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大的民族。可以说，“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只存在于古罗马人心中。日耳曼各部落的不团结，一直延续了很久。比如9世纪时，同样是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就彼此打个没完。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前，“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6世纪前，英国人是用Almain这个名称——来自于日耳曼部落之一“阿拉曼尼人/Alemanni”——来泛指那些遍布于中欧、彼此征战不已的日耳曼小国。今天法国人还在沿用Almain这个名称来称呼德国。只是到了16世纪之后，英国人才重新恢复罗马人的叫法，把所有日耳曼小国统称为“German”，主要原因是16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是“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æ/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这个称号就是袭用了罗马人的叫法。考虑到19世纪德国的统一，或者说原来一直分散的各个日耳曼部落的后裔们终于团结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和罗马人的叫法，要比法国人的叫法，甚至比德国人自己的叫法更符合实际。因为只有“German/日耳曼”才能反映出今天的德国是以前所有日耳曼人的继承者，而不单单是“阿拉曼尼人”或者“条顿人”的后代。） 也是在寻找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的过程中，一些19世纪后期的学者们开始寻找所谓“雅利安人”在体质、外貌上的特点。既然说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那么古代“雅利安人”的长相，应该和古代日耳曼人最接近。那么古代日耳曼人长什么样呢？当时有两种探寻方法。 一．在Urheimat的现代居民中寻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现代居民，确实有一些共同的外貌特点，比如体形高大、皮肤白皙，人口中金色头发、蓝色眼珠（即所谓“金发碧眼”）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地方的居民，所以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他们认为那些古代“雅利安人”，即日耳曼人的直系先祖，全部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 二．在对日耳曼人的古代记录中寻找。当时的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今天依然是研究原始日耳曼人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其书3节正好有这样的记载：“（日耳曼人）都有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这样，以古代日耳曼人为典型的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即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这样一个民族，就此被认为是“战斧文化”的建立者。这个假设中的民族就此在19世纪历史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似乎他们真地在历史上存在过，生活过。当时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点。话说回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这个所谓的“外貌标准”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那样的话，学者们就会去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居民中寻找外貌特征了，也就轮不上“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了。 可是就以19世纪的观点来看，整个印欧语系内部各民族的外貌，也并不全部符合这个“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哦！比如南欧的希腊人、意大利人，他们的肤色就不那么白，身材也不那么高，金发碧眼的比例也不大。如果说古代“雅利安人”全都符合那个所谓的“外貌标准”，而他们又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等等）的共同祖先，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学者于是认为这是因为南欧的那些民族，长期和“非雅利安人”——即非印欧语系的民族，比如闪－含语系的小亚细亚各民族、阿拉伯人、埃及人等等——通婚、混血，所以出现了外貌上“不合标准”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提出之后，斯拉夫人也和“雅利安人”挂上了钩。因为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四108，讲大流士攻打斯基泰人的时候，提到斯基泰地区居住着一个民族“布迪诺伊人”，这些人有着“淡青色的眼睛和红头发”。这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中的“金发碧眼”很接近哦！于是这些学者认为这些布迪诺伊人就是斯拉夫人的祖先，于是斯拉夫人也成了“雅利安人”的后裔了。至于斯拉夫人为什么不是纯粹的“金发碧眼”，这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和当地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后来突厥人、蒙古人等等的祖先——混血的缘故。） 接下来，作为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相对照，一种所谓“非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被归纳了出来：比如身材矮小、黑发、肤色较黑等等。正如日耳曼人被说成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是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有着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外貌一样，典型的“非雅利安人”这个角色，历史地落到了闪－含语系的犹太人身上。这一现在看来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结论，在19世纪后期的盛行，不能不说和欧洲长久以来排斥、歧视犹太人的传统有关。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主张“雅利安人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雅利安人是征服者，是文明的传播者”、“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纯粹雅利安人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南欧等地的印欧语系各民族之所以不全是金发碧眼，是因为和非雅利安人混血”等等论点的学者很多，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生于英国、后入德国籍的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张伯伦的老师就是前面第8项札记里批判希罗多德的“疑古派”历史学家法国人戈宾诺。）他的著作对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纳粹德国的那一套“雅利安血统论”，几乎可以说就是照抄了张伯伦的著作。而纳粹德国利用“雅利安血统论”都干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吹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者、语言学者，很多欧洲文化界人士都参与了这种“雅利安人”热。比如很多人都知道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就是一个“雅利安人”迷。再有比如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H. G. Wells），曾经也对“雅利安人”情有独钟。甚至连哲学家尼采也在《道德的谱系》中用“雅利安人”大发了一阵感慨。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考古发现的不足，他们认定“战斧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这并不算不可原谅。即使他们进一步认定Urheimat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把所谓的“雅利安人”放在这里，也不算不可容忍。但是他们马上把体质人类学的那一套身高、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全部和“雅利安人”联系了起来，还提出了什么“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确实是操之太急。因为当时的生物学、遗传学尚不完善。当时的科学界对人类体质、外貌的理解还很片面。要知道，比如从颅骨的外形来判断人的性格、智力的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在当时还算是得到公认的一门科学，现在这已经是绝对的伪科学了。再后来他们试图把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作为典型“雅利安人”和典型“非雅利安人”，在外貌上加以区分，这已经有“种族主义”的苗头了。这种错误让人类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不可谓教训不深刻。 由于直到今天似乎还一些人不自觉地把“金发碧眼”和“雅利安人”联系到一起，另外“新纳粹主义”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所以有必要对这个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金发碧眼”神话，进行一次“去魅”。 且不管这个“金发碧眼”标准的建立，完全依赖于把“战斧文化”和“雅利安人”等同起来，而一旦Andronovo文化被发现，这种等同就已经没有意义了。（纯学术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以后，“雅利安人是金发碧眼”这种说法已经渐渐在学术界内部失去了市场，就是因为Andronovo文化的发现。之所以“金发碧眼”神话得以继续流传，完全是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影响。）让我们直接从人类体质的外貌特征入手吧。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上看，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分别是和人体皮肤、头发、虹膜中的色素有关的。 以头发为例，头发的颜色是由3种色素决定的：黑真色素（black eumelanin）、褐真色素（brown eumelanin）、假黑色素（pheomelanin）。如果黑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黑色；如果黑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灰色（这种现象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因为老年人由于体内生成黑真色素的能力下降，所以就会发生头发变成灰白色的现象）；如果褐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褐色（参考英文中的brunette）；如果褐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金色（参考英文中的blonde）；如果假黑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红色（参考英文中的redhead、auburn、chestnut）；如果假黑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淡赤色（和金发很接近，参考英文中的ginger）。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现在已知人体的基因信息库中至少有3种基因对控制着头发的颜色，它们分别控制着黑真色素、褐真色素、假黑色素的产生。 有必要回忆一下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他著名的豌豆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基因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豌豆有两种外形：饱满、起皱。而一粒豌豆是饱满还是起皱，是由一个基因对控制的。假设让豌豆饱满的基因是B，让豌豆起皱的基因是b，而且B是显性的，b是隐性的。那么一粒豌豆分别从它的“父亲”、“母亲”那里各自继承到一个基因，组成一个基因对。如果继承到的两个基因都是B，那么这粒豌豆就是饱满的；如果继承到的是一个B、一个b，则豌豆还是饱满的，因为显性的B压制了隐性的b；只有当这粒豌豆继承到的是两个b的时候，它才是起皱的。换句话说，两个都是饱满的豌豆，它们的“后代”却可能是起皱的。因为这两个饱满的豌豆的基因对都是Bb，而后代可能从它们那里分别得到了一个b。 现在的遗传学研究，让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种基因对决定着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即，这种基因对决定着褐真色素是大量产生还是少量产生），其中让头发是褐色的那个基因是显性，让头发是金色的那个基因是隐性。如此一来，很有可能父母亲都是褐色头发，子女却是金色头发，正如上面豌豆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出现。而这对于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因为按他们的标准，褐色头发的父母都不是“纯粹雅利安人”，他们的子女却成了“纯粹雅利安人”。这个“纯粹”又“纯粹”在哪里呢？（关于头发颜色的研究可以参见这里） 类似地，眼睛的颜色也是由虹膜中黑真色素、假黑色素的数量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类似于头发颜色的基因对控制的。2006年，科学家曾经观察到了一对深棕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色”）眼睛的父母，其后代却是蓝眼睛。“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另外，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要比孟德尔的豌豆复杂得多。决定头发、眼睛颜色的基因对，并不像决定豌豆外形的基因对那样，是所谓“简单决定”（Simple dominance），而是“不完全决定”（Incomplete dominance）。也就是说，同时有好几个基因对（但都是同一种）一起来决定头发、眼睛的颜色。假设有4个决定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的基因对，一起来决定一个人的头发的颜色，那么从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褐（BBBBBBBB），到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金（bbbbbbbb），一共有9种可能性，其结果就是人的头发从很深的褐色，到非常浅的金色，出现了各种中间色彩。（“简单决定”的豌豆要么是饱满的，要么是起皱的，不会有中间形状。）如果说“纯粹”，那么8个基因全部是金（bbbbbbbb）应该是最纯粹了。但这种头发的颜色浅得已经接近于白色了，英文里管这种发色叫做platinum blond/白金发。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发”，其实多少都混有一些褐色基因的成份，根本就没有“纯粹”的金发这回事。 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其复杂性从基因学的角度上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破译。而19世纪的学者们简单地把所谓“身高肤白、金发碧眼”作为一种标准，把肤色、发色、目色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混血，确实是太草率了。当然，由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尚不完善，出现那样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今天还有人简单地用“金发碧眼”之类的标准来衡量某人的血统是否“纯正”，简直是愚蠢透顶。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基因学知识，简单的语言学知识也就足够破解所谓“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纯粹雅利安人”的神话了。因为波罗的海南岸，也就是19世纪学者们所谓的Urheimat，并不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故乡，还是波罗的语族（印欧语系的另一分支，独立于日耳曼语族）各民族的故乡。现代调查表明，“金发碧眼”程度最高的（超过人口的80％）还是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而这些国家的语言都不是日耳曼语族。更有甚者，“金发碧眼”程度仅次于这几个国家的芬兰（大家想想莱科宁就知道了），甚至不是说印欧语的。芬兰语属于芬－匈语系，是独立于印欧语系之外的另一个语系。就算认定“金发碧眼”是一个标准，日耳曼人/德国似乎也比不上这几个民族/国家吧？ （这里可以稍带提一下凯尔特/高卢人的红发问题。因为和日耳曼人的“金发”一样，凯尔特人的红发似乎也是他们的一种标志。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红发的出现和金发一样，也是由基因对控制的。只不过在这种基因对里，决定不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没有红色——的基因是显性的，决定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有红色——的基因是隐性的。另外，今天的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凯尔特人后裔比较集中的地方，红发确实比世界其他地方为多，但仍然远没有到人人都是redhead的地步。红发比例最高的是爱尔兰，大概也只占全部人口的60％。） 由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在1920年代后就已经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又由于纳粹德国的恶劣影响，所以，今天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这个词。至少如果再有人用“雅利安人”代指“原始印欧人”，说他们是最先说印欧语的民族，学术界会认为这个人仿佛是在用伽利略的概念来描述爱因斯坦的理论。连“雅利安人”最初的那个用法，即印度人、波斯人的共同祖先，现在也基本上改成“印度－伊朗人”了。上面的那个“雅利安语族”，现在正式的名称是“印度－伊朗语族”。现在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雅利安人”的地方，主要是特指今天伊朗人的祖先。毕竟他们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确实是这么叫自己的，前5世纪的大流士王可能（仅仅是可能）也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的民族。伊朗人现在是最“合法”的“雅利安人”后裔。 （有些新纳粹人士，借口印度、伊朗人中也有少量“金发碧眼”的人口，企图恢复“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神话。不过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印度、伊朗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黑发棕眼的。另外，不要忘记亚历山大东侵。这些“金发碧眼”的印度、伊朗人，怎么不会是那些希腊/马其顿征服者的后代呢？他们和“雅利安人”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2006年，有学者提出新理论，即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最早在1万年前出现在北欧。在此之前，欧洲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都是黑发棕眼的。出现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以及随后的性选择（可参见这里）。而我们知道，印欧语系在1万年前还根本不存在，当时世界上可能根本还没有什么语系之分，所有人类大致都只会说非常简单的几个词汇而已。所以这种新理论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芬兰人不是印欧语系民族，但也是金发碧眼的。因为金发碧眼的人的出现，早于人类语言的分化。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语言、民族和肤色等等外貌特征就更没有关系了。纳粹的种族主义就更是一场后果严重的闹剧了。 其实和“雅利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一样，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Jews”，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圣经》里普遍出现的是“希伯莱人/Hebrews”。而“希伯莱人”和“犹太人”，并非同一民族。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除了指那些“希伯莱人”的后裔（包括一直生活在中东的后裔，以及流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后裔）之外，还包括接受了犹太教信仰的其它民族。历史上有不少民族都接受了犹太教，并自称为“犹太人/Jews”。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0世纪的时候，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卡扎尔人/Khazars”（中文史籍称之为“可萨”）全部接受了犹太教。这个民族曾经在7、8世纪兴盛一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和东罗马帝国以及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交战。后来在崛起的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人）的进攻下，10世纪时卡扎尔帝国崩溃。这个民族据考证应该是芬－匈语系的，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总之不是闪－含语系的希伯莱人的同胞或者后裔。但是他们接受了犹太教之后，也称自己是“犹太人”。有学者研究认为后来东欧（比如波兰、俄国）的犹太人，可能大多就是他们的后裔（关于卡扎尔人的问题，可以参见这里）。所以“犹太人”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外貌特征”。就这一点上说，“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形象固然是无中生有，“矮小黝黑、黑发棕眼”的“犹太人”形象也是虚无缥缈。“种族主义”简直是白痴的宗教哦！ （由此我反倒很同情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居住在这里已经几千年了，如果因为中亚的游牧民族改信了犹太教，其后裔就能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以色列定居，和他们抢地盘，巴勒斯坦人是无论如何也争不过以色列人的。） 深一步说，“种族”（race）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过时的概念。 最早尝试把人类分成若干种族的，可能是17世纪的一位法国医生Francois Bernier。他是按面目特征来分的，主要分成4种：欧洲人、远东人、拉普人（Lapps，今天北欧的一个少数民族）、非洲人。后来18世纪的瑞典人Carl von Linné则按肤色分成白（欧州）、黄（亚洲）、红（美洲土著）、黑（非洲），最后由Johann Blumenbach加上一个褐（大洋洲土著），共有5个种族。由于红种人、褐种人的人口较少，所以世界人口主要由黄种人（又称蒙古人种/Mongoloid）、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Caucasoid）、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Negroid）组成。这种分法到今天依然有着影响。 （三大人种的名称由来是很偶然的。把黄种人说成是“蒙古人种”，是因为18世纪欧洲人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亚洲民族就是蒙古人。由于西班牙语的“黑”就是Negro，所以黑种人也就得名“尼格罗人种”了。至于把白种人叫做“高加索”人种，则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原始人类最直接的继承人，《圣经》里又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再加上“诺亚方舟”据说最后停在了高加索山上，所以他们认为白种人最先是在高加索山附近繁衍出来的，于是就有了“高加索人种”这么个名字。） 之所以三大人种的划分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得到了19世纪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支持。当时的人类学家在测量人类颅骨时，发现可以把人的颅骨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所谓“长头型”、“中头型”、“圆头型”。而这三种类型似乎又可以分别和白、黄、黑三大种族联系起来。 但20世纪更广泛、更精确的人体测量，让学者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分类。因为学者们发现比如美洲土著人中既有所谓“高加索类型”的头骨，也有所谓“尼格罗类型”的头骨，而他们按肤色分是红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都没有关系。再有，比如非洲的祖鲁人中，也发现了“高加索类型”的头骨，祖鲁人是黑人，也和白种人没有关系。 所以到20世纪中期，按颅骨类型划分种族，已经是不可靠的手段了。今天，除了在美国的法医学领域之外，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完全放弃了所谓“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等等分类方法。而以肤色来划分种族，由于南非等国“种族隔离”政策的恶劣影响，学术界现在也尽量避免这么做。 由于基因学在20世纪后期的异军突起，想从基因上判定种族的做法也不断有人在尝试。就现在已知的结果来说，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基因差异其实非常小。另外，同一种族内部的基因差异，有可能比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大。也就是说，一个“白种人”和一个“黑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比两个“白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小。这样，从基因的角度上看，以肤色划分种族就没有丝毫的意义了。我宁可像某位西方网友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说种族，那么今天世界上的全部人类都属于一个种族——智人种（Homo sapiens），此外别无其它。 种族主义，可以休矣！ 最近一位意大利学者Cavalli-Sforza宣称他发现了用基因判定人类种族的方法，但是其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至今争议极大，可参见这里。 和种族不同，民族的差别就具体得多。种族主要是想用人身体的外貌特征来划分人类，而民族主要是用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等来划分。这种划分方法就比较可行了。当然，将民族之间的划分看得太严重、抠得太死也没有必要，毕竟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绝对有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我在《论语》中最喜欢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放下彼此的成见，互相拥抱、互相合作，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彼此之间划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呢？ 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用基因的方法判定民族，但其结果仍有争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些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可能确实有某些自己独有的基因突变，但基因突变和民族绝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我们不能说某个民族的全部人口都拥有某种突变，也不能说拥有某种突变的人全部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我认为仅凭基因来判定民族，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至于用某种基因突变在某个民族内部占多少比例来衡量该民族是否“血统纯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而已。说到底，一个所谓100％“血统纯正”的民族，只可能是一个和外界毫不来往，始终在自己内部通婚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历史上会有多少重要性，可想而知。纳粹的做法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智慧、健康这些后天培养的品质，全部建立在所谓“血统纯正”的基础上，以为“血统”就决定了人的能力，把人当成了赛马、奶牛那样的动物。就这一点而言，说他们“反人类”一点也不过分。 关于现代基因方法重建的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的基因变化情况，可以参见这里。 关于“原始印欧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中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要注意，在现在比较得到公认的“原始印欧人”Kurgan理论中，上面提到的俄国南部的Andronovo文化，以及波罗的海南部的“战斧文化”，都被认为是黑海北岸的“Kurgan”文化的分支，前一个分支分化出了印度－伊朗语族，后一个分支分化出了波罗的语族、日耳曼语族等。 最后提一下对“雅利安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注意，这里的“雅利安人”仅仅指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共同祖先：印度－伊朗人。 依前面提到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Andronovo文化是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前的文化，“印度河谷文明”是被侵略的达罗毗荼人的文明遗迹。这种猜想在最近受到了不少挑战。反对它的主要是印度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猜想完全是英国殖民者的一种虚构，目的就是把他们对印度的侵略合法化。也就是说，英国人先用这个猜想让印度人先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侵略者的后代，自然不会对新来的英国殖民者有太多的抵触情绪。然后英国人再次扮演了历史上“肤色较白的雅利安人”形象，再次以新的“统治阶层”自居，似乎一切只是历史的重演而已。而且正是由于英国人宣传的这个猜想，让达罗毗荼人的后裔泰米尔人觉得自己是被侵略的印度土著，所以才有后来连续不断的泰米尔人试图脱离印度的尝试。这个猜想分化了印度。 印度学者们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主要依据是这样几点：1、所谓《吠陀》中被征服的达萨人“皮肤黝黑”，只是史诗的文学性描写。因为正与邪，很明显可以用光明与黑暗来代表，所以就出现了把敌人说成“皮肤黝黑”的现象，而敌人事实上不一定就真是“皮肤黝黑”的。同样地，征服者也就不一定是“皮肤白皙”的。2、《吠陀》中说因陀罗摧毁了很多城市，但史诗中同样也说因陀罗建立了很多城市，所以征服者不一定是北方草原来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和达萨们一样，是本地的农业民族。3、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其中有许多和《吠陀》中的记载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入侵”、“征服”，《吠陀》记载的其实只是“印度河谷文明”的一次内战而已。 关于这些学者的反驳，可以参见这里。 总之，这些学者们认为，没有什么“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如果真有“雅利安人”的话，他们不是外来的，而是和达罗毗荼人一样，也是印度的土著。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印度学者提出了关于“原始印欧语”、“原始印欧人”的新理论。即他们认为“雅利安人”是印度的土著，印欧语系是起源于印度的，印度就是Urheimat。像古提人等等入侵两河流域，就是“雅利安人”向西方扩张的行动。其它的比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等等，都是接受了这些从印度分化出去的语言，才称为印欧语系的民族的。这个别名为“走出印度”（Out of India）的理论，和第四卷第2项札记提到的“Kurgan”理论、“安纳托利亚”理论、PCT理论一起，是现在关于“印欧人”问题的4种最主要的猜想。这4种猜想里究竟谁对谁错，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真不知道那些新纳粹听说“雅利安人”有可能是印度人之后会有什么感想。 （关于“雅利安人”的整体性讨论，可以参见这里和这里。关于“Andronovo文化”、“战斧文化”、“印度河谷文明”，可分别参见这里、这里和这里。） ────────── [1] 参见《薄伽梵歌》的中译本，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22页。 [2] 参见第四卷第2项札记。 [3] 比如“贵族”在希腊文里写做aristocrates（后来英文中的“贵族/aristocrat”即源于此），这个词是由aristo（最有德）和crate（最有力）两个部分合起来的。 11．当时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 由于“科林斯同盟”在四处寻找援兵的过程中，西西岛的叙拉古是希罗多德着重讲到的地方，所以这里把《历史》全书中对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介绍简单归纳如下。如果有人想研究古代意大利的历史，他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能找到的史料大致也就是以下这些内容。 首先，我们要注意“西西里/Sicily”和“意大利/Italia”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地区。当时他们所称的“意大利”仅仅指亚平宁半岛，不包含西西里岛。 希罗多德全书中第一次提到古代意大利，是在《历史》的一57。在这里他提到一个城市“第勒尼人上方（以北）的克列斯顿市”。这里的“克列斯顿/Creston”，是指今天意大利中部的科尔托纳/Cortona。而这里的“第勒尼人/Tyrrēni”则是意大利古代史、古罗马史中鼎鼎大名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an”的希腊文叫法。 希腊人称为“第勒尼人/Tyrrēni”的这个民族，罗马人称为“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又译为“埃特鲁里亚人”）。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只需要提几件事大家就明白了。罗马人兴起之前，在意大利北部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是这个“伊特拉斯坎人”。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罗马城本身就是伊特拉斯坎人建立的。而且在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3个王都是伊特拉斯坎人。古罗马文化中很多因素也是继承了伊特拉斯坎文化。比如在古罗马政治体系中居重要地位的“库里亚大会/部落大会”，这里的“库里亚/curiae”就来自于伊特拉斯坎文。甚至连“法西斯/fasces”（中间夹有斧头的棒束，代表执政官的权力和威严）也是源于伊特拉斯坎人的。 然而，由于后来罗马的兴起以及罗马文明的强盛，伊特拉斯坎文明逐渐被罗马文明吸收、掩盖，伊特拉斯坎人随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比如他们的语言、文字，很早就没有人懂了。据说最后一个能看懂伊特拉斯坎文的学者，是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1]。虽然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伊特拉斯坎人的遗迹和文件，但仍然无法完全释读他们的文字，所以就无法确知他们的历史，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属于哪个民族。甚至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语言是否属于印欧语系。对伊特拉斯坎人的研究是现在古罗马史研究的热点、难点之一。
一直到今天，“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起源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这种被称为“东来说”的理论，仍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与之相对地，前1世纪的古希腊学者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其《罗马古代史》一卷30章中认为：伊特拉斯坎人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自古就生活在意大利。这个“本土说”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一般来说，意大利之外的学者比较支持“东来说”，意大利本国的学者比较支持“本土说”。这不能不说有一点“民族情绪”在里面。 另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卷8章（中译本334页）提到，“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曾经生活在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半岛，以及赫勒斯滂海峡出口附近的列姆诺斯岛上。而希罗多德在《历史》六137至六140提到，雅典人把他们从阿提卡半岛驱逐了出去（具体年代不明），后来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在回国之前，又征服了留在列姆诺斯岛上的这个民族（约500 BC）。在这里，希罗多德是用泛指古老民族的“配拉斯吉人”来称呼他们的。 这提示我们，关于“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的“东来说”，其实是一次大移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即不管是否由于饥荒，小亚细亚吕底亚一带有大量人民向西方移民。这些移民一部分到达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后被雅典人驱逐），一部分到达了列姆诺斯岛（后被米泰亚德征服），一部分到达了意大利的翁布里亚，成为了后来的“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可能还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其它地方，但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下落。这次大移民行动，按支持“东来说”的学者估计，应该发生在前12世纪，大致和特洛伊战争同时。等到罗马城于前8世纪（传统上认为是754 BC）建立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已经非常强盛了。 从古代记载中推测出的这一次大移民运动，近来得到了不少支持的证据。比如学者们发现列姆诺斯岛出土的古代文件，上面的文字（尚不能释读）和伊特拉斯坎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很可能确实有共同的源头。另外，对古代伊特拉斯坎人遗骨的DNA测试，也证明了他们和古代小亚细亚人确实有联系（可参见这里）。 《历史》第一卷介绍了波斯帝国于前6世纪兴起的情况。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吕底亚（547 BC）之后，他派兵继续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各个希腊城邦。有一个叫弗凯亚（Phocaea）的城邦的部分居民，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命运，辗转迁徙到了库尔诺斯岛（今天的科西嘉岛）。后来由于这些弗凯亚人发展得太强，已经在意大利建立起自己霸权的“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当然看不惯他们，于是就联合了迦太基人，一起来攻打他们。弗凯亚人虽然战胜了这支联军，但自己的损失也非常大，于是他们离开库尔诺斯岛，最后定居于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峡附近的一座城市雷吉昂（Rhegium，即今天的雷吉奥/Reggio）。这段故事见一164至一16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兴起之前，“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已经是地中海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已经可以和迦太基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当希罗多德在六22说西西里岛的海角“面对着第勒尼亚/Tyrrhenia”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用“第勒尼亚”代指全部亚平宁半岛。这表明了前5世纪的希腊人对当时“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的强盛有着深刻的印象。至于当时的罗马，还不值得希腊人关注。要知道，标志着罗马人最终取代伊特拉斯坎人霸权的里程碑事件，是396 BC的维爱（Veii）之战，而这已经是希波战争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到了400 BC，高卢人还入侵过意大利，差点毁灭罗马全城（387 BC）。罗马的逐渐壮大，主要发生在前4、3世纪。 “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但他们曾经的强大，今天还留有一些印记。比如亚平宁半岛以西、撒丁岛以东、西西里岛以北的海域，今天仍然叫“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在罗马西北，即原来“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霸权统治的中心地带，今天叫“托斯卡纳/Toscana”，源自拉丁文的Tusci。这个Tusci就源自希腊文“第勒尼/Tyrrēni”。因为在古希腊语的伊奥尼亚方言里，Tyrrēni写作Tyrsēnoi，而希腊文中的y，其实就是拉丁文中的u。 关于“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可以参见这里。 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其它地方，论重要性，都比不上第一卷中提到“第勒尼人”的这几个地方。比如大流士王的希腊医生德摩西迪斯从波斯逃回到自己的家乡克罗同的故事（三136至三138），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的弟弟多里欧斯率领一些斯巴达人在南意大利的殖民行动以及他们的失败（五42至五47）。后面这个故事中提到了当时南意大利两个城邦——克罗同和叙巴里斯——互相的敌对。这种敌对是确有其事的。因为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的第二个大派系“毕达戈拉斯派”，其中心社团就是克罗同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这个社团后来领导克罗同人在510 BC左右征服了叙巴里斯（六21）[2]，并将此城夷为平地。要到444 BC，残余的叙巴里斯人才在雅典人的帮助下在此城原址建立了一座新城。而这座新城，就是希罗多德最后的定居地图里。 讲伊奥尼亚起义最后失败的时候，我提到起义者的海军和波斯海军在米利都城外的拉德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494 BC）。当时起义者的海军统帅是一位叫迪奥尼修斯的弗凯亚人。当年弗凯亚人为了逃避居鲁士的征服而移民，后来与第勒尼人、迦太基人交战。而这位迪奥尼修斯在拉德湾海战失败之后，学习了一个世纪前的那些同胞们。他也向西迁徙，最后定居在西西里岛，当了一名海盗。此人应该算一个“侠盗”，因为他的海盗船只打劫第勒尼人和迦太基人，并不对自己的希腊族同胞下手（六17）。 也是在伊奥尼亚起义失败的时候，一些米利都人和萨摩斯人一起，也向西逃亡。在得到了雷吉昂僭主和叙拉古僭主的帮助之后，他们占据了西西里岛最靠近意大利本土的一座城市（五23）。这座城市当时叫臧克列（Zancle），可能是希腊“第二次大移民运动”时，由来自希腊本土的殖民者建立的。Zancle在希腊文里是“镰刀”的意思，用来形容该城港口的形状。后来这座城市改名为麦撒纳（Messene，改名之事见七164）。到了罗马人崛起的时代，这座城市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罗马帝国建立前夕，与屋大维争霸的塞克斯都·庞培曾经以这里为自己的海军基地。这里现在的名字是墨西拿（Messina），仍然是西西里岛上的重要城市。二次大战中巴顿和蒙哥马利为了比赛谁先进入墨西拿，曾经进行过一番明争暗斗。 到了薛西斯王向希腊本土进军的时候，“科林斯同盟”向西西里岛上最强大的城市叙拉古求援，但是被叙拉古僭主盖伦拒绝（七153至七167）。这件事我已经在讲“科林斯同盟”四处求援时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就是盖伦拒绝帮助“科林斯同盟”，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叙拉古面临着迦太基人进攻的威胁。七165、七166告诉我们，就在“科林斯同盟”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具体过程见第八卷）的同一天，盖伦在西西里击败了迦太基人的进攻[3]。考虑到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而腓尼基人早在刚比西斯王的时代就臣服于波斯帝国，所以这次迦太基人向西西里的进攻，其实可以看作是整个波斯帝国针对所有希腊族城邦（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西部战线。即薛西斯王亲率主力大军攻打希腊本土是全面攻势的东线，迦太基人进攻西西里（据说兵力有30万）是全面攻势的西线。东西两路对进的目的，就是要让本土的希腊人与“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彼此无法互相支援。东西两路之中只要有一路成功，波斯人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就这个意义上说，盖伦在西西里击败迦太基人，其意义并不下于萨拉米海战。 总地来看，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这个“大希腊”地区，相比起希腊本土或者爱琴海东岸各希腊城邦，其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这里的各个希腊城邦，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避难所，最初都是默默无闻的地方。但是由于这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平静，没有比如吕底亚人、波斯人等接踵而至的威胁，所以“大希腊”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最后成为可以和希腊本土的那些老资格城邦，比如斯巴达、雅典一较高下的地方。盖伦对“科林斯同盟”的态度就是一个证据。关于“大希腊”地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必说盖伦凭一个城邦之力抵挡住了波斯帝国全面攻势的西线，也不必说叙拉古后来把雅典的陆海军精华一战全歼，单单提一下古希腊哲学中的“爱利亚派”，比如巴门尼德、芝诺（著名的四个“芝诺悖论”就是他提出的），大家就了解“大希腊”地区的重要性了。要知道，这个爱利亚（Elea）也在南意大利，最初也只是一个由伊奥尼亚来的逃难者建立的城邦。 ────────── [1] 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神圣的克劳狄传》42节。 [2] 参见狄奥多洛斯（Diodorus of Sicily）的《历史文存》七卷9章。 [3] 亚理士多德在《诗学》二十三章1459a也提到了这一事件。不过他说这两场战役“没有导致同一结局”。我想他的意思是萨拉米海战之后，波斯陆军还留在了希腊，希腊人还有危险，而盖伦击败迦太基人之后西西里就彻底安全了。 12．关于使者的故事 薛西斯王曾经向希腊各地派遣使者，要求他们献上土和水，表示臣服。但唯独没有向斯巴达和雅典派出使者，这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曾经用非常激烈的态度对待了大流士王的使者：一个把使者扔进了地坑，另一个把使者扔到井里去，还说你就把那里的土和水带回去给波斯王吧（七133）！ 这里所说的大流士王派使者的事（见六48），发生在伊奥尼亚起义被平定下来，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向希腊进军（492 BC），后来因为“怪风”而不得不撤退之后。不过在六48，希罗多德并没有特别指出雅典或斯巴达是如何对待前来招降的使者的。按照时间顺序的话，七133的这个故事，应该放在六48来讲。 更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果真向雅典派出了使者吗？很可能没有。理由如下：1．在回顾雅典的政治发展时，我们看到当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之后，雅典就已经向当时波斯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献上了土和水”（五73）。2．当阿塔弗列涅要求雅典人把被他们放逐的僭主希庇亚斯迎回去的时候，雅典人拒绝了此要求，并对波斯公开宣战（五96）。3．伊奥尼亚起义一开始，雅典人就支持了起义者。起义的第一次战役中，他们就烧毁了在小亚细亚非常著名的库伯勒神庙（五102）。为此，大流士王甚至叫一个仆人每天提醒自己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五105）。所以波斯实际上也已经对雅典宣战了。4．玛多尼奥斯向希腊的进军，本来就是以征服雅典为目的的（六43）。没有理由在玛多尼奥斯进军之前没有派使者，反倒在进军之后却派了使者去招降。所以很可能大流士并没有在492 BC向雅典派出什么使者。 所以在七133的故事里，只有斯巴达人把大流士的使者扔到井里去的那一半是真实的，雅典人把使者扔到地坑里去的一半是虚构的。 那么何以会产生有关雅典人的那一半故事呢？这和使者这种职业的身份有关系。古代中国有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古代希腊也是一样，交战双方的使者被视为神圣的，人身不得受到侵犯。薛西斯王在七136说波斯人也认为使者不受侵犯是“全人类的法律”。后来的古罗马法中也有关于使者神圣身份的规定，被称为“jus fetiale”。 正是因为斯巴达人出于一时愤怒，把波斯王大流士的使者扔到了井里，而这在当时看来是渎神的行为，所以他们一直对此有良心上的愧疚。他们后来还派了两名志愿者去波斯，让这两人给死在斯巴达的波斯使者偿命（七134至七136）。所以关于雅典的另一半故事可能就是斯巴达人编出来的，用以“分谤”，推卸掉一部分责任。再加上430 BC，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确实杀害了两名斯巴达的使者（七137，也见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7章，中译本152页），而这两名斯巴达使者的尸体就是被抛入“地坑/Barathron”中的，所以这种对雅典人的“抹黑”也不算全然没有依据。 13．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二阶段）/希腊方面的对策
这里的说明仍然和前面对进军第一阶段的说明一样，把分散在各处的希罗多德对攻防双方的记载重新按时间的顺序进行了归纳，好让大家看到双方在同一时间内各自的行动。 波斯人进军的第一阶段中，在薛西斯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前，“科林斯同盟”曾经准备在帖撒利以北的腾配关进行防御。但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来忠告他们，说波斯军太强大，他们守不住腾配关。再加上他们得知附近山中有一条路可以经过绕过腾配关，直达他们身后的佩莱比亚的一座城市戈努斯，于是希腊抵抗者最后放弃了腾配关（七173）。他们一走，帖撒利人知道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单独抵御薛西斯王，于是当波斯人第一阶段的进军结束，大军到达铁尔玛时，帖撒利人就向薛西斯投降了。大概也是在此时或者稍早，曾经给驻守腾配关的希腊抵抗力量通风报信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也投降了薛西斯。不过他的投降其实只是一种策略。到后面我们将看到，此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为“科林斯同盟”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 由于波斯大军一到达铁尔玛，马其顿和帖撒利都宣布臣服于薛西斯，希腊本土的门户已经大开。所以波斯王对征服希腊非常有信心。在全军休整的时候，薛西斯在一些帖撒利贵族的陪同下，坐了船到配涅优斯河的河口去参观（七128至七130）。这次参观的其实就是希腊人曾经驻守的腾配关。换句话说，他并不是来游览，而是来察看帖撒利的地形的，以便为下一步进军早作安排。 也许是由于薛西斯认为腾配关太狭窄，上百万人，以及运送给养的驮队，通过这里实在太慢，所以他命令大军的“三分之一”在马其顿的山区里开辟道路。而他们试图在内陆开辟出的这一条道路，就是可以绕过腾配关的那条路（七131）。只是由于原来的那条路不适合大军的前进，所以需要拓宽或者加固。而这里所说的大军的“三分之一”，可以肯定是指陆军里的辅助部队，主要是指工兵。 当波斯人在准备南下的时候，“科林斯”同盟也在积极应对。他们这次换了一种方法，不是像上次那样只是派陆军去守腾配关，而是同时派出了陆军和海军。陆军去防守波奥提亚北部的温泉关，海军去防守优庇亚岛北部的月神岬（七175）。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通道非常狭窄，易守难攻（七176）。由于希腊方面的兵力处于绝对的下凤，抵抗者们只有借助希腊的地形，尽量寻找这种狭窄的通道，好让对方无处施展他们庞大的兵力的优势。而且温泉关和月神岬之间距离很近，陆军和海军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支援、呼应。这种成功而有效的防守战略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希腊人最后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波斯大军结束休整之后，行动比较缓慢的波斯帝国联军中的陆军率先出发了。时间应该是在480 BC的8月底。他们南下穿越帖撒利，一路没有遇到丝毫抵抗。而波斯帝国联军中的海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海军的前进速度比陆军快得多，所以波斯方面的海军主力比陆军晚出发了11天（七183）。应该说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在海军主力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派出了10艘快船，前往马格尼西亚和斯奇亚修岛之间的水域，进行勘测（七179）。这一带暗礁密布，多得像蚂蚁，因此得名“蚂蚁滩”（七183）。波斯人的这10艘快船，应该不是海军中的主力舰三列桨舰，而是载员少、吨位小、吃水浅的辅助舰只。一方面它们的速度更快，一方面它们不容易触礁。它们比大部队先出发的目的，就是要在“蚂蚁滩”立标记，为后面的海军主力三列桨舰标出有暗礁的地方（七183）。 这10艘快船刚出发，就被在铁尔玛附近海域游弋，负责侦查波斯海军动向的3艘希腊了望船发现了。双方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结果是波斯人俘获了2条希腊船，第3艘希腊船躲开了追击，一直行驶到配涅优斯河的河口，然后船上的雅典人弃船改走陆路（此时波斯陆军主力由于早出发10天，已经到达了更南边的阿罗斯一带），最后间行回到了雅典，把波斯海军准备出动的消息带回给了“科林斯同盟”（七179至七182）。 在月神岬的希腊海军得知波斯海军主力出动之后，他们觉得在月神岬附近的水域恐怕还是太宽阔，自己现有的兵力（据八2说希腊方面的海军此时有271艘三列桨舰）可能还不足以抵御对方的1207艘三列桨舰。于是他们退守到优庇亚岛和波奥提亚之间的卡尔启斯城附近的水域（即“科林斯同盟”第一次出兵时希腊海军经过的“激流湾”），因为这里更狭窄。撤退时他们留下了哨兵，监视对方的动向。 波斯海军的主力出发之后，经过1天的航行，到达了马格尼西亚的佩里昂山脚下的海岸，并在这里扎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清晨突然刮起了大风暴，那些在海上抛锚的船舰，有许多都被风吹到礁石和海岸上去了。这场大风暴一直持续了3天（七188至七192）。据说波斯方面光主力三列桨舰就损失了“不下400”（七190），其它比如运粮船之类的辅助舰只的损失更是“不可胜数”（七191）。当地一个希腊人仅仅靠捡冲到海岸上的金银杯盏，就成了巨富（七190）。虽然薛西斯进入欧洲后新征服的色雷斯一带的各城市，为海军补充了120条三列桨舰（七185），但可以肯定波斯海军的主力舰此后已不到1000艘了。受到重创的波斯海军，最后到达了马格尼西亚以南的帕伽撒依湾（七193）。 帕伽撒依湾的南边出口处，有一个地方叫阿菲泰。据传说是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斯号”英雄们取淡水、准备出发的地方（七193）。“阿菲泰/Aphetae”的意思就是“起点”。 守在“激流湾”的希腊海军，由于是在优庇亚岛和内陆之间扎营，风暴刮不到这里，所以没有遭受损失。而他们从哨兵那里听说风暴给波斯人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之后，认为对方和自己的兵力差别已没有以前那么大，于是马上回到了月神岬（七192，我在第二阶段进军过程图中没有绘出希腊海军的这一次“去而复返”）。月神岬和阿菲泰之间不过10公里左右的距离，双方的海军都在严阵以待，准备交锋。 另一方面，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军平安穿过帖撒利。路上他还举行了一次波斯骑兵和帖撒利骑兵的比赛，因为帖撒利的骑兵是希腊最强的。结果是“希腊的马要差得远”（七196）。波斯王举行这次比赛，说明直到此时，他潜意识里还是准备用陆战解决问题的。但是，薛西斯王没有想到的是，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没有按他预期的那样发展。即使是陆战，也与他的预计大相径庭。因为他经过阿罗斯市、沿海岸进入玛里斯之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温泉关。可以肯定，薛西斯第二阶段的进军是准备从铁尔玛一直前进到雅典的，但战斗一下子以一种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开始了。波斯大军第二阶段的进军不得不就此打住。 关于温泉关战役的具体过程，我会在下面详细介绍。而和温泉关战役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海战，我将在对第八卷的评论中加以介绍。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一）14．到希波战争时为止的希腊陆军发展过程 既然《历史》讲的是希波战争，既然我们是在研究战争，对于军事史方面的内容一点也不介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对于古希腊陆军的组成、装备、战术等情况，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截止到《历史》着重描写的希波战争的高潮阶段，即480－479 BC）。关于古希腊海军方面的内容我放在对第八卷的评论中介绍。 总地来看，到希波战争时为止，古希腊陆军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起源 要谈古希腊陆军的起源，我们需要回溯到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因为直到今天，学者们依然在争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否有军队。一方面，有学者在米诺斯文明的遗址中发现了制作精良的武器，似乎他们是有军队的；另一方面，学者们在遗址中又找不到城墙的痕迹，似乎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和平，不需要军队。退一步讲，就算米诺斯文明是有军队的，他们也不能算作古希腊陆军的源头。要等到说古希腊语的几个民族（阿开亚人、爱奥里斯人、伊奥尼亚人）在2250 BC左右进入希腊，建立起迈锡尼文明，随之摆脱米诺斯文明的控制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古希腊陆军才算开始形成。而迈锡尼文明最重大、也是后世最熟知的军事行动，当然就是特洛伊战争。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迈锡尼时期的古希腊陆军，仔细研读《荷马史诗》是最直接的方法。 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荷马史诗》创作时间是在前9世纪左右，这时的希腊尚未走出1100 BC左右“多立斯人入侵”之后的“黑暗时代”。而多立斯人在军事上有他们不同于迈锡尼文明的特点，再加上史诗中不难理解的想像力因素，所以我们不能把《荷马史诗》对军事方面的描写，当作完全的写实。还需要参考迈锡尼文明的有关考古发现，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首先，读过《伊里昂纪》的人会发现，当时的战争是绝对由英雄人物控制的。虽然特洛伊战争的双方都号称有上十万的部队，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对普通士兵的行动有什么关注。比如描写战斗场面比较多的第四、五、十一、十二等卷，通篇只是以双方的一些主要将领为描写对象。作者一直在反复用“某位将领杀了对方的某位将领”这种格式来叙述战斗的过程，似乎这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这固然有史诗化的英雄主义的缘故，但也反映出：迈锡尼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靠双方将领一对一的较量来决定胜负的。那些普通士兵对战争的结果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时期的军事活动，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有的只是将领个人的勇猛善斗。不管双方总体实力的强弱，将领个人的强弱就决定了胜利的天平朝哪一方倾斜。这是一个有武艺无兵法的时代。 那么，英雄们一对一的较量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希腊联军中最著名的将领阿基琉斯和特洛伊城最勇猛的将领赫克托尔，他们俩战斗时的史诗片断。 “……，他（阿基琉斯）持平落影森长的枪矛，奋臂投掷，/但光荣的赫克托尔双眼紧盯着他的举动，见他出手，/蹲身躲避；铜枪飞过他的肩头，/扎落在泥地上。帕拉斯·雅典娜拔出枪矛，/交还阿基琉斯；……他（赫克托尔）持平落影森长的枪矛，奋臂投掷，/击中裴琉斯之子的盾牌，打在正中，却不曾扎入，/被挡弹出老远。赫克托尔心中愤怒，/恼恨奋臂投出的快枪，落得一无所获的结果。/他木然而立，神情沮丧，手中再无梣木杆的枪矛。/……他（赫克托尔）抽出胯边的利剑，宽厚、沉重，鼓起/全身的勇力，直奔扑击，像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赫克托尔奋勇出击，挥舞着利剑，而阿基琉斯/亦迎面扑来，心中腾烧着粗野的狂烈/胸前挡着一面盾牌，……他（阿基琉斯）用眼扫描赫克托尔魁伟的身躯，寻找最好的/攻击部位，但见他全身铠甲包裹，那副璀璨的/铜甲，杀死强壮的帕特罗克洛斯后剥抢到手的战礼——/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一个露点，锁骨分接脖子和肩膀的/部位，裸露的咽喉，人体中死之最捷达的通径。对着这个部位，/卓越的阿基琉斯捅出枪矛，在对手挟着狂烈，向他扑来之际，/枪尖穿透松软的脖子，……”（节选自《伊里昂纪》二十二卷273行至327行，以下简称《伊》） 可以发现，这时期的战斗，一开始是双方投出手里的枪。投枪应该说是当时最主要的战斗方式。史诗中双方阵亡的将领，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有80％左右都是被对方将领投出的枪直接扎死的。也就是说，80％的情况下，交手双方并没有近身搏斗，投枪在彼此之间距离还比较远时就已经决定了谁生谁死。 以投枪为主要的战斗方式，在古代奥运会中也留有一点痕迹。古代奥运会的标枪比赛不仅仅比谁投得远，而且还要比谁投得准。这就是在模仿以投枪为主的战斗方式。
近战中的枪扎和剑砍，据我估计分别占到杀伤比例的大约10％和5％。除了这两项以及投枪所造成的80％，剩下的5％的伤亡里，有一、两例是用石头砸死的，还有几例是用弓箭杀伤的。弓箭在这里只占如此之小的比例，说明弓箭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希腊联军方面很少有将领是用弓箭的，特洛伊方面用弓箭的将领就多得多了。全篇史诗中最出色、也是着墨最多的射箭手是特洛伊方面的亚历山大（即拐走海伦、引发大战的帕里斯）。而他使用弓箭，是被人看不起的。比如当亚历山大射伤了希腊方面的一位将领狄俄墨得斯之后，却遭到了狄俄墨得斯这样的辱骂：“你这耍弓弄箭的蹩脚货，卑鄙的斗士，甩着秀美的发绺，/如果你敢拿起武器，和我面对面地开打，/你的弓弩和纷飘的箭矢都将帮不了你的软弱。……”（《伊》十一卷385行至387行）。另外，有“远射之神”称号的阿波罗，在史诗中是站在特洛伊人一边，反对希腊人的，这也值得注意。 《荷马史诗》对弓兵的忽视，或者说轻视、蔑视，并不是偶现象。弓兵在古希腊陆军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一直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弓兵的装备、战术在古希腊军事史中也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包括后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前后打了大小几百仗，没有一场是靠弓兵决定胜负的。 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古希腊人不像古中国人，没有和游牧民族打过直接的交道。从上古的三代到最后的明清之际，华夏族一直和北方游牧民族有着直接的接触。长期的接触中有和平，也有战争。比如西周就是被游牧民族犬戎灭亡的，比如匈奴就是在西汉、东汉十几代政府的长期打击下解体、崩溃，最后消亡的。而游牧民族，由于狩猎活动在其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于弓箭的熟悉，不亚于农业民族对于锄头的熟悉。从历史上看，弓兵最强的始终是游牧民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蒙古骑射兵。而农业民族的弓兵，一般是在和游牧民族接触、碰撞之后，才慢慢有所发展的。比如因为处在河套地带的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之下，赵武灵王才会提出“胡服骑射”。秦国也是因为长期处在西部边陲，和游牧民族长期对抗，才发展出后来著名的秦弓兵，还连带着为汉朝培养出了一位以善射闻名的“飞将军”李广——李广之父李信是秦军的将领，李广的骑射本领就得自其父[1]。
至于特洛伊方面，由于更接近黑海北岸的那些游牧民族，所以他们的弓兵比希腊方面更强、他们的将领里用弓箭的人更多，就很自然了。 和弓兵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古希腊的骑兵。原因也是一样的，骑兵主要也是游牧民族的兵种。农业民族本身的骑兵，如果没有经历过与游牧民族面对面的接触、较量，自然不会有发展的契机。在《荷马史诗》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骑兵的身影。要知道，史诗中称赞特洛伊城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马匹众多的”，称赞特洛伊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善于驯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离游牧民族更近）。可见马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然而，即使是特洛伊方面，也不曾有骑兵出战。看来希腊人接触到骑兵，应该是比较晚的。 另一方面，双方倒是有不少车兵，史诗中也有几处对战车的描写（如《伊》十卷438行），但是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史诗中，战车最主要的功能只是把将领们送到战场，然后将领们下车，步行开始战斗。《伊里昂纪》中仅仅有一处，希腊联军中的老将涅斯托尔，曾经建议战车上的人在遇到对方的战车时用长枪去刺对方（《伊》四卷303行以下）。不过，他也说明这是上一辈人的战斗方法。似乎在特洛伊战争的时代，即迈锡尼文明的晚期，车兵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在战车上用长枪进行战斗，似乎已是过时的战术。这里面部分的原因在于：制造、保养战车、培养、训练拉战车的马匹，都需要大量、长期的投入[2]。当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比如几百人对几百人的小型战斗，一方有几辆战车，一方没有，那么战车对于胜负就很关键了。毕竟战车上的人是居高临下，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也是步兵无法相比的。这时的车兵就是重要的兵种。但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千上万人在互相厮杀，几辆战车就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而要增加战车的数量，势必要有大量的投入；希腊本土又是多山地带，不利于养马，也不利于战车横冲直撞、追亡逐北，发挥其特长，所以车兵渐渐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至于最后成了纯粹的后勤运输部队。车兵的这种颓势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希腊－罗马军事史。 （作为对比，可以稍微提一下车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西方类似，车兵的重要性在中国也是总体上在下降。虽然武王伐纣时就率有“戎车三百乘”[3]，但到了西汉与匈奴作战时，车兵已基本上退出了实际的战斗，仅仅在礼仪或者运输上还有用武之地。不过由于华北平原比较适合车兵作战，所以在中国人自己的骑兵还没有成熟、壮大起来之前，作为机动力强、冲击力高的兵种，车兵可以弥补步兵的不足，这让中国的车兵有过一段辉煌时期。最主要的是战国时代，当时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都是以这个国家有多少辆战车为标志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类的词语屡屡出现于战国那些纵横家的口中。考虑到维持一支大规模的车兵部队，确实需要巨大的投入，所以用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力，倒也十分准确。到后来汉朝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骑兵之后，车兵的辉煌也自然就告一段落了。毕竟骑、步的配合作战，比车、步的配合要更有效、更经济、更灵活。） 综合起来看，古代陆军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兵种里面，迈锡尼时代的古希腊人最看重的是步兵；弓兵一直没有得到什么重视，也一直没有什么发展；骑兵他们似乎还不知道；车兵已经属于“夕阳兵种”。 说完了迈锡尼时代的古希腊陆军的战斗方式、部队组成，下面来谈当时的武器装备。 以当时陆军中最重要的步兵为例[4]。步兵的武器，如前所述，主要是用于投掷、拼刺的枪，以及通常不太使用的剑。枪一般都是以梣木为枪杆，前面有青铜的枪头。剑一般也是青铜的，一些主要将领的剑装饰有金、银质地的小钉（参见《伊》十六卷133、134行）。可以看出剑在这时的主要作用是装饰而不是实战。一般的普通士兵，可能都只携带长枪，不佩剑。 至于步兵们的防护装备，主要是盾牌（sakos）。史诗中的这种sakos盾牌一般都比较大。比如“他（阿伽门农）拿起一面掩罩全身的盾牌，……”（《伊》十一卷32行）。在一个很有名的段落里，作者是这样描述这种大盾牌的。“其时，埃阿斯快步逼近，荷着墙面似的/盾牌，铜面下压着七层牛皮，图基俄斯银工锤制的/铸件，在他的家乡呼莱，图基俄斯，皮匠中的俊杰，/精制了这面闪亮的战盾，垫了七层牛皮，割自/强壮的公牛，然后锤入铜层，作为盾面”（《伊》七卷219行至223行）。显然，这种以青铜为底，外包牛皮的大盾牌，不是普通士兵装备得起的。普通士兵可能只配备有木制的盾牌。
在盾牌之外，个人的防护就主要是靠盔甲了。关于盔甲，可以参考《伊里昂纪》十八卷中那一大段著名的描述。在那里，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为阿基琉斯打造了一副全新的盔甲，这里引用如下： “他（赫菲斯托斯）把金属丢进火里，坚韧的青铜，还有锡块、/贵重的黄金和白银。接着，他把硕大的/砧块搬上平台，一手抓起/沉重的鎯锤，一手拿稳了钳夹。/神匠先铸战盾，厚重、硕大，精工饰制，绕着盾边隆起一道三层的团围，/闪出熠熠的光亮，映衬着纯银的背带。/……神匠打出一副胸甲，烁烁的闪光比火焰还要明亮。接着，/他又打出一顶盔盖，体积硕大，恰好扣紧阿基琉斯的脑穴，/工艺精湛，造型美观。他给头盔铸上一峰黄金的脊冠，/然后用柔韧的白锡打出一副胫甲。”（《伊》十八卷474行至480行，610行至613行） 可见当时盔甲的质地，仍然是以青铜为主。金、银在这里出现，主要是因为这是神匠的作品。真正的盔甲在铸造时应该不会加入金、银，至多只是盔甲上有金、银的装饰。比较有趣的是这里出现了锡，而锡的硬度在今天看来并不高。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似乎完全不知道铁，或者说铁在迈锡尼时代仍然是非常稀有、非常难以铸造的。所以在这段描述里，以致在整部《伊里昂纪》里，我们都很难找到铁的踪迹[5]。
自然，像这样几乎密不透风的盔甲只可能是军队的将领才有资格和财力来制备。越是高级的将领，他的盔甲自然也就越贵重、越值钱。所以《荷马史诗》中的将领一旦杀死对方的将领，一定要把对方的盔甲剥下来，据为己有。名将的盔甲更是大家追逐的对象。比如阿基琉斯原来的一副盔甲，被帕特罗克洛斯借去，而赫克托尔又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得到了这副盔甲（所以才有神匠赫菲斯托斯给阿基琉斯重新打造一副盔甲的情节），赫克托尔对此是非常得意的。剥去战败者的盔甲（有时还要拿走其武器），以显示自己的胜利，史诗中这种做法到后来成为了古希腊战争中的一种惯例。即在战斗之后，胜利方总要把对方死者的盔甲、武器集中在一起，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堆成一个小祭坛，用来谢神。如果胜利方没有这么做，别人可以认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历史》一82）。
总地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迈锡尼时代，或者说“荷马时代”的古希腊陆军，最主要的特点是兵种单一（主要就是步兵）、战法单一（主要就是看谁投枪投得准、投得有力）、两极分化（将领和士兵在武器装备、战斗时起的作用上都有天壤之别）。这恐怕是和当时迈锡尼社会的组成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所有古代社会的军队都是公民军。也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一个国家、城邦里，平时没有常备军，即没有专门的职业军队。一到需要打仗的时候，所有健康的成年男性公民都需要服役，都有可能上战场。在比较特殊的时候，会出现全国的青壮年都参加战争的情况。比如战国后期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秦昭王曾经“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6]。 正是由于公民军时代军队的组成，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城邦的社会组成，让我们可以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军队，观察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社会。我们发现当时的社会主要就是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贵族，以及被他们统治的、贫穷的普通农民（当时的商业尚不发达，商人阶层在当时几乎不存在）。正是由于当时迈锡尼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才造成军队的两极分化。来自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将领们，可以制备精美的武器、盔甲；而来自农民阶层的普通士兵们，当然只有简单甚至寒酸的装备。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本方的将领被杀，剩下的普通士兵几乎不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单靠他们自己根本无力抵抗对方的将领。因此双方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才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也是由于公民军的缘故，参加军队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既然希腊人自己不是游牧民族，他们又不曾和游牧民族有过长期、直接的接触，那么这些普通农民就难得有机会成为骑手或者弓手（农民中那些少数的牧人或者猎户除外[7]），要农民们保养战车更是荒唐，至多是贵族们养得起马和战车，所以当时的希腊陆军主要就是单一的步兵。 还是由于公民军的缘故，士兵们平时都是农民，种地很在行，杀人却不在行，所以打起仗来就只会用最简单易学的投枪这种方式来战斗。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贵族将领们，可以在练习投枪之外学一些剑术，以备近战。 2．发展 社会阶层对于军队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面要介绍的古希腊陆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阶段和前一个阶段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和迈锡尼时代一样，这一阶段的古希腊陆军的部队组成仍然很单一，步兵仍然是主要兵种，车兵已彻底退出了现役（在奥林匹亚赛会的马车比赛中残留有一点痕迹），弓兵仍然不受重视，骑兵已经出现但作用不大。这一阶段和前一阶段最大的不同，在于步兵的战斗方式和武器装备上。如果说前一阶段可以被称为“英雄阶段”的话，这一阶段就是“重装步兵阶段”。 重装步兵，希腊文作hoplitēs（英文作hoplite）。这是古希腊人走出“黑暗时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非常有希腊特色的兵种。重装步兵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前8、7世纪之交的“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的时候。那是优庇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和卡尔启斯争夺霸权的一场战争，也是第一次影响波及整个希腊世界、双方阵营各有很多希腊城邦加入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具体结果已很难考察，似乎是两败俱伤。但有记载说埃雷特里亚及其盟国有3000重装步兵，卡尔启斯阵营的重装步兵要更多一些。有趣的是，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十卷1章12节说双方在战前约定都不使用弓箭一类的远程武器。这说明“荷马时代”对弓兵的蔑视当时依然存在。“利兰丁战争”算得上是古希腊陆军从“英雄阶段”发展为“重装步兵阶段”的一个转折点。此战之后，从前7世纪的“古风时代”开始，历经前5、4世纪的古典时代，一直到前4世纪末马其顿人的崛起，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重装步兵一直是古希腊陆军最重要、最有战斗力、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这里先把重装步兵的武器装备说明如下：
在矛和剑之外，有时重装步兵还会携带一种砍刀（kopis，或叫makhaira）。这种砍刀比长剑稍短，形状多变，不过都有一条弯曲的刀刃，也是由铁铸造的（左图是几把现代仿制的kopis）。
总地来说，矛是重装步兵必备的武器，剑不一定会有，砍刀就更少见了。
（这种不同于sakos大盾牌的aspis圆盾，在《荷马史诗》中也出现过。作者在描写这种圆盾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盾面鼓突的”。看了上面的aspis的图，大家就能理解何以会有这样的词。至于迈锡尼时代是否已经出现了aspis，则很可疑。可能作者也把自己时代的aspis和早期的sakos弄混了，正如他把后来的盔甲和早期的盔甲弄混了一样。）
除圆盾之外，重装步兵的个人防护也主要依靠盔甲。这时的盔甲已和迈锡尼时期的盔甲有了很大的不同。前面引用的《伊里昂纪》中神匠赫菲斯托斯打造盔甲的段落，更接近重装步兵时期的情况。 和赫菲斯托斯的那件作品相类似，重装步兵的盔甲主要分三部分：头盔、胸甲、胫甲。
盾牌、头盔、胸甲、胫甲加在一起，总重量大约是25－30公斤左右，所以重装步兵一般不进行长距离的奔袭。在介绍马拉松战役时，我强调了这一点。这里不再重复。 至此，我已经介绍了一个古希腊重装步兵全套的武器装备：矛、剑、盾、头盔、胸甲、胫甲。
也不是所有的重装步兵都是全副武装的，特别是当士兵本人的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时仍然是公民军体制，士兵的武器装备都是个人自己去购买、保养的。政府没有义务为公民们提供统一的武器装备。
现在来讲重装步兵的战术。 和“英雄时代”的单打独斗不同，重装步兵强调的是行动一致，步调统一。战斗时，重装步兵们按照兵力数量，横排成一条长方形的阵列。阵列的深度一般有6－8行，人多的时候也有10几行的。士兵们都是左手握盾，右手执矛（看来左撇子在当时的希腊很受排挤）。每一行的士兵都把盾牌提到脖子的高度，以保护自己的前胸，然后把彼此的盾牌互相接在一起，形成一道“盾墙”，同时把矛扛在肩上，矛头朝上。当双方重装步兵的阵列都集结完毕、每一行都形成“盾墙”之后，两军互相接近。士兵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较远的距离上把手中的矛投出去（“利兰丁战争”前的约定里，不准使用的远程武器既包括弓箭，也包括投枪），而是等到了双方面对面的时候，举起矛，从上往下去扎对方的头盔保护不到的部位，比如眼睛；或者去扎头盔与“盾墙”之间裸露出来的分，比如脖子。
除了举起矛向下扎，重装步兵在战斗时还有另一种持矛的方式。就是右手手心向上握住矛，矛头冲上，用自己的右臂把矛杆的后端夹在腋窝之下。一般认为这是在防御骑兵时采用的姿势。因为这样握矛虽然不是很灵活，但是比较稳。对方的骑兵冲过来时，可以用矛尖去挑他们。 当第一行的士兵与对方战斗时，第二、三行的士兵会趁机在对方的“盾墙”出现空隙时扎上一矛，或者用矛替第一行的战友拨开对方的弓兵射来的箭，再有就是时刻准备在第一行出现伤亡时补上第一行的缺位，以保证“盾墙”的完整、保证本方“战线”的完整。当对方有人受伤倒下时，第一行的士兵一般不去管他们，而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由后面几行的战友负责解决掉他们。这时，矛底端的“蜥蜴锥”就起作用了。因为后面几行的士兵不必把矛头由朝上改为朝下，来刺他们，直接用“蜥蜴锥”去戳地上的敌人就行了。“蜥蜴锥”的另一个功能是当矛折断时（战斗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士兵可以反过手来，以“蜥蜴锥”为矛头，继续去扎敌人（关于“蜥蜴锥”的使用，可以参见这里）。当矛第二次折断时，士兵会拔出佩剑去砍、刺敌人。由于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总是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战斗，所以短剑比长剑更好用。（这也是为什么刺客们都喜欢用匕首的原因。） 因为重装步兵的盾牌都是在左手的，所以盾牌的自然防御部位是身体的左侧，身体的右侧主要依靠自己右方战友的盾牌来保护。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盾牌保护的都是自己身体的左侧，以及自己左方战友身体的右侧。很明显，重装步兵的这种防御战术，需要的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只有当阵列越密集、“盾墙”越紧密的时候，才能有效地保护阵列里的士兵。一个人跑出去，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那样战斗，无异于自杀。 所以在讨论“什么是勇敢”的对话录《拉凯斯篇》中，柏拉图会让拉凯斯说出“勇敢就是坚守阵地、反击敌人”（190E）。只有理解了重装步兵的战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拉凯斯不说“勇敢就是主动出击”。同样地，只有理解了重装步兵的战术，我们才明白斯巴达人想尽各种办法，努力培养自己城邦的战士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自觉性，就是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协调一致。这也是斯巴达陆军称雄古希腊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一行“战线”上，最右边的那名士兵，他自己的右侧身体是没有盾牌保护的，他的伤亡可能性最大[8]，所以整支军队里最强悍、武力最高超的战士都集中在阵列的右翼。因为如果第一行最右边的人倒下了，第二行最右边的人就要补上这个缺口。当每一行最右边的人都倒下之后，原来的第一行右边第二人，现在就变成了最右边的人。和阵列的其它部位比较起来，右翼各行士兵的伤亡可能性永远是最大的，所以这里集中了全军的精华。“右翼＝主力”，这个观念在古希腊战争史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后期有一些改变），甚至影响到了其它国家。比如色诺芬在《长征记》一卷8章提到，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在401 BC向其兄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开战，小居鲁士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希腊雇佣军就位于整个阵列的右翼。
由于重装步兵的战术比原来“英雄阶段”的战术更复杂，战斗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投枪，所以重装步兵们在平时都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否则战时就不能有效配合。因此在古希腊人的生活里，军事训练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体育比赛，其实也是军事训练的另一种形式。比如古代奥运会上后来出现了一个项目：重装步兵的全副武装赛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 比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对士兵心理素质的培养。毕竟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敌方森严的阵势时，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恐惧。这时就需要“战斗的动力”。古希腊人对这种“战斗的动力/斗志”有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dynamis（后来变成物理、化学中的“动力/dynamics”，以及“dynamite”）。我们在阅读古典时期的希腊学者的著作时，经常会遇到他们在讨论如何培养dynamis。比较特殊的一种方法是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到的：可以用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同性恋的方式来培养战士（178E）。如果战士们彼此都是相爱的，那么战斗力肯定会大大提高。还有一些诗人是以写作能激发出dynamis的诗而出名的，比如著名的阿提卡诗人提尔泰欧斯（Tyrtaeus，生活在前7世纪中叶）。柏拉图在《法律篇》629A说斯巴达人为了感谢他的作品，甚至授予他斯巴达公民权（即让他加入那9000斯巴达重装步兵）。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极其崇高的荣誉。不过希罗多德在《历史》九35却没有提这件事。 重装步兵的战术就是这样。当时的一些著名人士，比如像梭伦那样的“贤者”、像阿尔凯欧斯那样的诗人、像埃斯库罗斯那样的剧作家、像客蒙那样的将军、像伯力克利那样的政治家、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像色诺芬那样的学者，都曾以一个重装步兵的身份参与战争。这几位的参战记录都是有文献佐证的。 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大多是由于边界纠纷。一旦双方开战，两边的重装步兵就开到彼此的边界上，采用上述的战术作战。很多时候，双方的阵列会出现“扭转”的现象，形成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阴阳鱼”的图案。即本方的右翼压迫对方的左翼，迫使其后退，而对方的右翼也把本方的左翼压得后退。这时就要看哪一方能坚持自己的“战线”，坚持有效的“盾墙”防御。当某一方无法继续坚持“战线”、“盾墙”开始瓦解、阵列出现混乱的时候，战争的胜负就已揭晓。所以重装步兵致胜的诀窍就是守住自己的“战线”、突破对方的“战线”。 通常，两支重装步兵军队之间的战斗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没有人的体力可以支持那么久），一般几个小时就决出了胜负。失败的一方往往在“战线”崩溃之后马上丢弃武器、盾牌，开始逃命。胜利的一方通常也不会去追击，因为重装步兵的快速行动实在是不太方便。胜利者会在战后收集对方留下的武器、盾牌、盔甲，建立一个小祭坛（或者叫胜利标志）。一般来说，即使是失败者，阵亡的比例也不会高于总兵力的10％。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某一方在“战线”崩溃之后仍然不退出战斗，或者是无路可退，继续就地抵抗，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大屠杀，导致某一方几乎全军覆灭，比如《历史》的一82、五85至五87提到的几次战争。 重装步兵虽然是一支军队的主力，但在战斗时，他们也会得到本方轻装步兵的支持。轻装步兵（psilôn），其实就是原来“英雄阶段”里的普通步兵。只是由于他们的装备和现在的重装步兵相比起来要轻，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们通常只有亚麻、牛皮质地的简单盔甲，一般没有盾牌。武器主要是投枪（他们的投枪，如前所述是没有“蜥蜴锥”的，长度较短、重量较轻，便于投掷，类似于今天的标枪）和弓箭。古希腊军事里不受重视的弓兵，现在成了轻装步兵的一部分。作战之前，轻装步兵的任务是扎营、警戒、通讯等等（如马拉松战役的那位“长跑者”）。作战时，当双方的重装步兵正在彼此靠拢，但还没有交起手来的时候，轻装步兵会在这时向对方射箭、投枪，像原来的“英雄阶段”的步兵那样战斗。还有的轻装步兵负责在阵列后吹笛子（前面的“齐吉”瓶画中可以看到一个）。这是由于重装步兵的头盔都很厚实，别人说话、命令的声音他们听不清楚。所以为了保证大家步调的一致，以便保持“盾墙”的完整性，一般会有几个轻装步兵吹笛子，用乐曲的节奏协调大家前进的步伐。（同时，行进中的重装步兵会和着乐曲唱一种“派昂”颂歌，可参见《历史》五1。）当双方的重装步兵开始交手以后，轻装步兵的任务是用弓箭和投枪袭扰对方阵列的侧翼，或者抢救本方的伤员，或者传达一些紧急的命令。当战争结束之后，负责打扫战场、掩埋尸体的也主要是这些轻装步兵。从功能上看，轻装步兵是对重装步兵的一种补充，他们本身不是陆军的主力。 在轻装步兵之外，当时已有所发展、但仍不太重要的骑兵，在战斗时也是重装步兵的一种辅助力量。不过当时的骑兵的主要功能是和对方的骑兵交战，或者是去冲散对方的轻装步兵。骑兵直接冲向重装步兵的场面似乎很少出现。部分原因是以前讲大流士出兵斯基泰人时提过的：马镫和马掌这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当时还没有专门给马披挂的甲胄，骑手本人的盔甲也不厚。防护这样差的骑兵如果直接冲击对方手持长矛的重装步兵阵列，无异于兔子往刺猬身上撞。骑兵在这时也不是希腊陆军的主力，也只能算辅助兵种。 在介绍了“重装步兵阶段”的古希腊陆军的部队组成、武器装备、战斗方式之后，再让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古希腊陆军（主要是重装步兵）出发，观察当时的希腊社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大家可以参考安德鲁斯的《希腊僭主》第三章。下面我只是按自己的理解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些有关的结论。 让我们从重装步兵的装备入手。相比起荷马笔下的那些英雄们，重装步兵的aspis盾牌要小一些、胸甲保护的面积也小一。虽然在头盔和胫甲方面，重装步兵要强过原来的“英雄阶段”的那些将领，但从整体上说，重装步兵的防护比那套迈锡尼时期的前15世纪盔甲要差。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装备又明显地胜过了“英雄阶段”的普通士兵，即后来的轻装步兵。这表明，重装步兵所属的这个阶层，应该是当时希腊社会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上面有贵族，下面有贫民。这个时期的希腊社会已经不那么两极分化了。 从经济的角度上说，当一个社会开始繁荣、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中产阶级的成长总是必然的现象。对应到古希腊的情况里，“多立斯人入侵”造成的“黑暗时代”于前8世纪结束，希腊各地开始了大发展。贸易的兴盛（主要贸易对象是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和农业的进步（主要是铁工具的普及），逐渐造就了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往上还比不了那些贵族大姓，往下却远远强于普通平民。重装步兵在前7世纪的出现，就是这个阶级的崛起在军事上的反映。 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说，像原来“英雄阶段”那样的战争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两军的胜负如果完全由双方的将领来决定，而这些将领如果又都出身于那些世袭的贵族家庭，那么如果这些贵族将领的武艺不怎么娴熟，岂不是要连累全体人民？在战争这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上，固守形式主义的传统、习俗，有可能会导致大量生命的牺牲以及国家的灭亡。像《荷马史诗》中的描写那样，把军队、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少数几个英雄身上，作为文学是很激动人心的，但在现实情况中不可能持久，迟早要被取代。因为勇敢和武艺并不能随着血统继承下来。西欧中世纪的世袭骑士制度在后来的衰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里，军事领域不像宗教、政治、艺术等等其它领域，这里永远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占第一位的。一个国家要想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永远抱着那种“史诗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不放，就不得不采取实用的、现实的态度[9]。 正是由于重装步兵的战术更强调集体的力量，更看重士兵们的团结一致，所以相比起英雄们的单打独斗，重装步兵的齐心协力，对于国家、城邦来说，确实是更负责任的战术，也就是更好的战术。 重装步兵的时代仍然是公民军的时代，而重装步兵的出现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如前所述，公民军的特点是：平时的公民，战时就是战士。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能在战争中作战的人，才具有公民权。后面这种理解，对于我们下面研究军事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 “公民权”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作politeia（希罗多德在《历史》九33、九34，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治》中有许多地方，都是按“公民权”的意思使用这个词的），这就是后来英文中“politics/政治/政治学”的词源。Politeia最初的含义只是“公民权”，即成为一个社会里的公民需要符合哪些标准。后来含义慢慢变化，可以指一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也可以指这些公民管理其社会时采用了何种形态的政府，还可以指这个政府的大计方针——后面这三个意义分别接近于我们现在的“国民”、“政体”、“政治”。正是因为politeia有这么多的意义，所以在柏拉图的《Politeia/国家篇/理想国》中、在亚理士多德的《Politeia/政治学》中，我们发现他们讨论了很多和公民权、政体有关的内容。 在一个古希腊城邦里，公民权并不授予城邦中的所有人，公民并不包含所有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人都参与政治。比如妇女、奴隶、未成年的儿童、外国人（包含其它城邦的人）都不能算公民。即使是剩下的那些成年的、自由的、本地出生的男性，也不全都算作公民。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有能力参与战争的男性，才算是公民。就这个角度上说，残疾人、精神不健全的人、或者不愿意参加战争的人，在当时的希腊都不算公民，他们都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这是公民军体制必然的后果。极端情况下，比如在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1297b14，他说在当时希腊的某些地方，只有现役士兵才有资格被选为官吏。 公民军体制，和我以前在回顾希腊政治发展时提到的“军事民主制”，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人类社会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阶段，即所谓“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时候，战争是一个氏族公社里最重要的事。而所有参与战争的人，都有权力也有义务聚在一起、讨论关于战争的决策。当这种“战士大会”渐渐成为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之后，非军事的、其它的问题，只要是和大家共同的利益有关，也会拿到这个会议上供大家讨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只有战士才有权参与讨论事关公众的问题。这样，战士这种身份，现在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公民权，参与政治的权利[10]。 “军事民主制”后来的发展可以这样概括：战场上的领袖后来逐渐演变成氏族公社的“王”，协助“王”管理公社日常行政事务的那些有经验的老战士，逐渐演变成“长老议事会”。原来那个所有战士都参加的大会，虽然依旧保有最高的权力，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战士大会”越来越流于形式，权力越来越向“王”和“长老议事会”集中。公民权实际上缩水了。 我在前面的札记中已经提到：“军事民主制”在“荷马时期”就已经开始崩溃，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发展到最后就是贵族们越来越富有，普通平民越来越贫穷。这种现象反映在军事上，就是“英雄阶段”那种单打独斗的战术。 是军事的因素促成了“军事民主制”的产生，从而造就了“战士＝公民权”，也造就“战士/公民大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反过来破坏了“军事民主制”，也影响了军事。“英雄阶段”的那种战术对于社会、对于社会中的所有公民都是不安全的。在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占主导的一方。 解决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这个军事上的问题，有很多方法。古希腊重装步兵的出现就是方法之一。即代表中产阶级的重装步兵在战争中担负了最重要的功能，重装步兵成为当时陆军的主力，势必意味着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大。 前面回顾雅典政治体制的发展时，我提到了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在前7世纪中叶以前，这个“战神山议事会”几乎全部被贵族们，即“好父亲”小集团所掌控。当时，雅典的九执政官就是由这个“战神山议事会”选举的。这个机构反映了“军事民主制”解体后雅典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由于在“英雄阶段”中，贵族们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是陆军的主力，所以只有贵族们才有权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只有贵族们才有公民权（反映在雅典的情况里就是只有贵族才有投票权）。“战神山议事会”可以说是原始的“战士大会”的一种退化形式。 等到了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即所谓“德拉古法”于632 BC出台时，情况已经大变。重装步兵这时已经出现，而且已经成为雅典陆军的主力。这种变化反映在“德拉古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条文：“公民权属于能够自备武器的人”（《雅典政制》4节）。这里的“武器”，亚理士多德的原文就是hopla。所以“德拉古法”实际上就是在说“公民权属于重装步兵”，即“所有重装步兵都有权投票，有权参与政治”。这打破了“战神山议事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反映出军事发展对社会组织形式、对政体的影响。 到了雅典的梭伦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梭伦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权。他把全部公民划分为“500斗”级、“骑士”级、“双牛”级、“佣工”级，这四个等级中“双牛”级对应的就是重装步兵，“佣工”级对应的就是轻装步兵。（“骑士”级当然指养得起马的人，这是比中产阶级更富裕的阶层；“500斗”级就对应于养得起战车的那些大贵族了。）在这里，梭伦实际上把公民权也授予了轻装步兵，这是他的立法比“德拉古法”更民主的体现。 在斯巴达的政体中，重装步兵也居于特殊的地位。我在回顾斯巴达政治发展时提到：传说中吕库古划分了9000块地，授予每个公民一块。这个9000其实就是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数目。也就是说，重装步兵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可以参与选举。与此相应的，斯巴达社会里的“边区居民”，他们享有半公民权（具体而言是有自己耕种土地、获得部分收成的权利，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黑劳士”是没有任何权利的。稍微一想，我们就有理由猜测“边区居民”在军事上是重装步兵的后备军，而黑劳士是轻装步兵。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可参见《历史》九28）。 就这个意义上说，雅典的梭伦立法要比斯巴达的吕库古立法，更为民主，因为雅典的公民权包含的范围更大。等到后来雅典的克莱斯提尼、伯力克利等人出现以后，两种制度的差别就更大了，以至于它们分别成了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典型。而他们两个城邦在政体上的差别，就体现在公民权的不同基础上。就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和“政体”是同一个词politeia，实在是希腊文的妙处。在古希腊人的思维里，政体上的问题和公民权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是同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导致重装步兵的出现。而重装步兵又凭借军事上的作用，确立了自己在政体中的地位，从而反过来影响了社会。这仍然是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雅典人把公民权逐步扩展，而斯巴达人只扩展到重装步兵就停下来了。虽然他们最后形成的结果大相径庭，但是仍然不能小看这第一步：重装步兵开始参与政治。 这第一步的重要性，我们会在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四卷1297b中找到佐证：“在古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出现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参与政府管理的实际上全部是战士（这其实就是在说“战士＝公民权”）。……，当城邦渐渐扩大，重装步兵的力量也跟着增强，于是许多重装步兵也能参与政府管理。这样的政体，在当初就因此而被称为民主政体，……” 看来，“民主政体”这个词在刚出现的时候，就是指“有重步兵参与的政体”。斯巴达人的政体，以及“德拉古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都可以算是“民主的”。只是由于后来的雅典逐渐把公民权放得更宽，所以“民主”到了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时候，主要就是指雅典这样的政体了。而原来可以被称为“民主”的斯巴达，相形之下现在只能算作“寡头”了。 最后多说点题外话，就以上的表述来看，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像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重装步兵。实际上，雅典类型的“民主”，在世界古代史的范围内也是仅此一见，再无其它。古希腊各地的其它城邦，包括后来学习希腊的古罗马，都没有再次出现像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所以，合乎逻辑的问题不应该是“为什么古代中国（或者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没有出现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是“为什么雅典会出现那样的民主制度”。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重装步兵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请参见后面第八卷介绍希腊海军发展过程的札记，那里会介绍重装步兵出现之后，古希腊军事↔社会二元互动的下一个阶段）。 说到底，公民军制度是重装步兵产生的基础，重装步兵又是民主政体产生的前奏。而古代中国（包括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战士＝公民权”的现象似乎很早就消亡了。换句话说，古希腊，特别是雅典，“战士＝公民权”的现象一直延续了很久，这是他们特殊的地方。我想这种特殊，可能和“多立斯人入侵”有关。即多立斯人让已经明显两极分化的迈锡尼社会来了一次“大倒退”。多立斯人自身的文明水平比较低，社会组织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他们占据希腊，就让“战士＝公民权”的观念在希腊来了一次restart。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公民军会在古希腊长期存在，并对社会组织结构产生长期影响。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浅学之见，仅供大家参考。 关于古希腊陆军在希波战争之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可以参考我写的《对古希腊陆军发展史的一个综述》第三部分。 作为对比，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波斯帝国联军的部队组成和武器装备。在七61至七86希罗多德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那一大段描述里，我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这些民族可以参见前面的第9项札记），把他们的武器装备列成如下的一张表。
不知为什么，归纳上面这张表时，我觉得很好玩。这里展现出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说都代表了本民族陆军的精华。但是和前面介绍的希腊陆军比较起来，总让人感觉有点……，怎么说呢，“不专业”吧！像“猎狼用的投枪”、“用火烤硬的木制投枪”、“带石箭头的藤箭”、像“豹皮、狮子皮”、“木棉制的衣服”、“皮裘”这些装备，和希腊重装步兵的铁矛头的矛、铁剑、青铜盾、青铜胸甲和胫甲比较起来，在战斗力和防御力上，有着数量级的差别。 往深一点说，这是和波斯帝国与古希腊城邦，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有关系的。仿照前面从古希腊陆军来分析古希腊社会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从上面这张表反映出的波斯帝国陆军，来分析波斯帝国的社会情况。 波斯帝国是个成分非常复杂、各地社会发展情况差别极大的政治体。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比较先进的社会组织，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从军事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了“猎狼用的投枪”、“用羚羊角制成矛头的矛”、“鹿皮靴”、“豹皮、狮子皮”等等，这说明这些民族的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里的狩猎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这些民族里的战士，和日常生活中的猎户也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其实，猎人这种职业，可能是所有民族里战士的直接源头。像枪/矛、弓箭这些武器，最早都是猎人的狩猎工具；用动物皮作为防护装备，也是猎人的习惯。而直接拿着“猎狼用的投枪”、穿着“豹皮、狮子皮”上战场，说明这些民族的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晚期。他们还没有专门用于战争的武器和装备。对于他们来说，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其意义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一次大规模械斗。 有些民族的军事活动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形态。我们看到了比如“带铁头的藤箭”、“带铁头的木棍”、“亚麻胸甲”等等。它们的出现，说明战争在这些民族中已经不再是日常经济活动的直接延续；战争对于他们已经开始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出现和加剧，社会矛盾的升级导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剧烈，所以这时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仅是猎人们了）都至少需要一些武器、装备用于自卫。这样，不同于狩猎工具的专门的武器、装备出现了，公民军制度出现了。从这个时刻往下，军事↔社会开始了二元互动。 仔细看上面的表，我们发现如果一个民族的居住地比较接近草原、如果他们和游牧民族的接触比较多、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游牧民族的话，那么弓兵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兵种，比如巴克妥利亚人、卡斯比亚人、帕克杜耶斯人等等。这和前面所说的弓兵的起源是一致的，因为游牧民族的弓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工具。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接着前面提到的“社会发展破坏了军事民主制”讲下去。 古希腊重装步兵的出现，依前所述，是对“英雄阶段”的军事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公民军制度”在社会发展之后演变成了英雄们的单打独斗。而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贵族们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重装步兵成为陆军的主力，从而在古希腊重新建立起一套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不同的新“公民军制度”——让全体重装步兵参与政府管理（斯巴达的情况）、让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一起参与政府管理（雅典的情况）。就这一点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寡头制，都是中产阶级凭借自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表现形式。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过程在古希腊历史中，粗略地看，发展情形是这样的：社会发展导致原始“军事民主制”解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英雄阶段”的战术陷入困境→多立斯人入造成整个社会的restart，重新出现“军事民主制”，重新开始强调“战士＝公民权”→“黑暗时代”结束，社会重新开始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重装步兵开始出现，迅速取代以前“英雄阶段”的战术，成为军事上的主力→重装步兵们凭借“战士＝公民权”，开始从贵族手中分享权利→以重装步兵参与政治为标志的原始“民主制度”开始出现→雅典的公民权进一步扩展到轻装步兵，从而成为后来意义上真正的“民主制”；斯巴达的公民权仅限于重装步兵，从而相比之下被视为“寡头制”。 以上这个过程，并不是历史唯一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军事民主制”、“战士＝公民权”的观念经过了“多立斯人入侵”造成的restart。而世界上其它的古代社会并没有经历这种restart，所以历史还有其它各种可能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由于社会的发展而解体之后，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埃及人的做法是让军队本身成为一个专门的阶层，让士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这在《历史》二164至168节有很清楚的描述。希罗多德在那里说古埃及的士兵是社会中一个特定的阶层。按上、下埃及的地域不同，士兵们分为两大“军区”，总人数最多时约41万。这41万人不能从事除军事之外的职业，而且他们的士兵身份是世袭的，“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既然古埃及的士兵阶层不能从事农业、工商业等等，那么他们在经济上就只能依赖国家的供给。他们每人有国家分配的面积为“12阿路拉”（约合3.3万平方米，49亩）的土地，由专人给他们耕种，且不上税。此外，如果成为埃及法老的近卫军，则在土地的收成之外还能得到一定数量的面包、牛肉和酒（二168）。 和古埃及的情况类似，古印度也很早就出现了专职、世袭的士兵阶层。著名的印度“四大种姓”中排第二位的“刹帝利/Kshatriya”，最初就是战士阶层。 这种专职的战士阶层，从经济上看，和斯巴达的那9000重装步兵很相似。斯巴达人也是职业、世袭的战士，也有专门的“边区居民”、“黑劳士”给他们耕种土地。所以希罗多德在二167特别要把埃及的士兵和斯巴达人作一下对比。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斯巴达的9000重装步兵有公民权，是可以参与选举的；而埃及的士兵阶层并不因为自己是战士，就能对法老的政策施加什么影响了。 这种专门战士阶层的出现，值得特别重视。由国家来给这些世袭的士兵提供生活保证，这反映出：1、古埃及、古印度的国家/政府已经有效控制了全国的经济，能够左右各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可以命令一些农民去为战士耕地；2、国家/政府有了一整套完备的税收制度，统治者已经从人民那里剥削了大量的财富，法老可以有剩余的面包、酒等来分配给近卫军；3、统治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支配人民的生活。以上3点缺少哪一点，都不可能让国家负担起一支几十万人的常备军。 所以，在埃及、印度的情况中，军事↔社会的互动过程是这样的：社会发展导致原始“军事民主制”解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贵族和平民的社会地位差距变大→强有力的国家统治机器开始出现，开始把全体人民的生活各方面纳入管理、控制→统治者的个人权威开始建立→统治者开始组织一支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士兵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业→士兵阶层不再有任何经济独立性，只能依靠统治者才能生存，原始的“公民军制度”至此完全消失。 由于有国家来保证生计，士兵们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军事训练，埃及人和印度人就用这样的办法解决了“英雄阶段”那种不合理的单打独斗战术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危险。 埃及、印度没有经历过希腊那样的“战士＝公民权”观念restart，所以他们的这种发展过程是世界各地古代社会里更常见的过程，特别是各个农业民族社会。 跳开一点说，比起游牧民族，农业民族更有可能产生比较复杂、精细的政府管理体系。毕竟农业比畜牧业更依赖土地（农民对土地划分的关注是牧人不能理解的）、更依赖集体（特别是像治水这样的公用设施的建设），这就使得国家管理在农业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其结果就是在农业民族的历史上，大而全的政治体制往往出现得比较早、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比较具体而且直接。其结果就是“公民军”在农业民族中往往很早就消失了。“公民军”在古希腊长期存在只是特例，是“多立斯人入侵”造成的restart带给农业民族的一个意外。而在游牧民族中，政府管理一直都是比较松散、间接的。也是由于政府组织形式的松散，游牧民族倒一直保留着某种程度上的“军事民主制/公民军制度”。 这里可以把古代中国的情况提一下。古代中国的军事体系既不是以古希腊那样的重装步兵为基础，也不是以古埃及、古印度那样世袭的、不参与经济生产的“士兵阶层”为基础，而是自有一套制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1]，中国人对军事的看重并不亚于其它民族。中国又是农业国，所以比较复杂、精细的政府体系也很早就出现了。而当政权对人民的管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具体的时候，古代中国统治者选择了建立国防力量最简单的办法：要求所有合乎条件的人都来参与，并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流传很久的“徭役制度”。这种制度最早可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这里的“徭”，是指所有人民每年都要为国家提供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比如修缮城墙、道路之类的；而这里的“役”，就是指服兵役[12]。具体的服“徭役”的时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以秦为例，从现在已发现的秦律残简来看，男性大概从十七岁（虚岁）时就要开始定期服“徭役”。“徭”的部分规定每人每年大致有1个月担负修筑国防工事的任务。“役”的部分规定每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服2年的兵役，其中1年训练，1年戍边（平时担任城防、警备的任务，战时就是战士）。在秦国的早期历史上，比如春秋时期，当时的战争很少有超过几个月的，所以2年的兵役基本上够用。但到了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灭六国时，战争的时间往往拖得很长。这时的服役时间也就相应地延长了。必要的时候，已经服过兵役的人也有可能被重新召回，比如前面提到的秦昭王在长平之战时的做法。一个秦人大致到了60岁就不必服“徭役”了，如果他能活到60的话。（关于秦汉时代的“徭役制度”，可参见这里。） 这种“徭役制度”和原始的“公民军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兵役”现在是一种义务，是国家法律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责任，违反者是要受到处罚的（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误了服役的报到日期，而当时的规定是“失期，法皆斩”[13]）。这种服役的义务，并不包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些“年十五以上”者在长平之战后就能在秦昭王宫里参政议政了。古希腊那样的“战士＝公民权”现象在这里不存在。即使是在注重“耕战”的秦国，也只有作战出色者能够得到一些奖励，而且一般都是物质上的奖励，不是政治上的权利。就这个意义上说，秦朝，或者中国历史上后来的朝代，即使有时出现了“全民皆兵”的现象，那也不能算“公民军”。因为那些参军的人，并不是“公民”，他们没有相应的“公民权”。 在这种“徭役制度”之下，军队完全由国家来组织、管理，所以军队的装备、口粮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还是以秦为例，出土的秦军的武器、盔甲上都有国家兵工厂的记号。云梦秦简里有士兵黑夫、惊的家书，里面也只提到要家里寄钱和做冬衣的布料，并没有提送盔甲或者粮食过来，可见这两者是由国家提供的。这和古希腊的重装步兵、轻装步兵都是自备武器、口粮上战场是很不同的。 还有一点也是不同的。秦律规定不想去服“徭役”的可以出钱300找人代替，还可以把钱直接给官府。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准许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用钱“购买”服役的义务。如此一来，像古希腊重装步兵那样由中产阶级成为军队的主力，在秦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样一来，秦军的士兵基本都是下层贫民，而且流动性比较大。这一批士兵服役2年之后，会有新的一批加入。他们又需要重新开始训练。这和古希腊比较富裕的重装步兵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训练、随时准备参加战争也不一样。 这就导致古中国和古希腊在军事理论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古希腊人谈到军队时一直都在强调每个士兵的勇敢、“斗志/dynamis”。而古中国人，自从“徭役制度”开始出现的春秋时期，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军队下层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只有军队上层、指挥层比较稳定。所以古代中国人更强调将领的作用，更注意研究如何让一支经过简单训练、单兵素质不高的军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他们更注意研究阵法、战略、佯攻、截断粮道、火攻、情报战、外交战等等问题，代表作就是《孙子兵法》。这是克服“徭役制度”弊病的登峰造极的作品。 “徭役制度”主要实行于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的时代。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到了后来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等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规定一部分人民专门从事军事活动，这些人的士兵职业是世袭的，而且有专门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比较像古埃及那样的“士兵阶层”。但是这些“府兵”、“卫所”的士兵，在和平时期是务农的，即他们要耕种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这种类似于“屯田制”的军事管理制度，好处是：1、避免了“徭役制度”那样把军事责任加到全体人民头上，增加人民的负担；2、士兵们平时是自力更生的，不像古埃及的“士兵阶层”那样只是坐享其成，这就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也有坏处：士兵们一旦经常务农，那么久而久之战斗力会下降。所以在这些制度之外，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募兵制”。即在有必要的时候，允许一些将领从社会上招募军队，自己训练，自己指挥。比较著名的“岳家军”、“戚家军”等等，之所以被叫做“家军”，就是源自这种募兵制度。这种“家军”往往比那些已经不会打仗的“屯田军”更训练有素、更有战斗力，因为他们应招参军的目的就是以战争为谋生手段，他们更像是今天的职业军队。而“家军”的问题在于：这种军队太过依赖于将领个人。一旦将领去世或者被更换，军队的战斗力将大大下降。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八旗成为军事制度的基础。八旗士兵是专职、世袭的战士，不得从事其它职业。这非常像古埃及的“士兵阶层”，给清朝政府也制造了和埃及一样的麻烦：如何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不从事生产的常备军。古埃及曾经一度出现过全国1/3的土地属于“士兵阶层”的情况，可见军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怎样的重负。类似地，清朝中期雍正就试图让八旗自己耕种土地，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八旗的生计到了清朝晚期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再加上长久的和平环境的侵蚀，八旗最后也衰落下去了。 以上只是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变化。由于我们的主要讨论对象的是古希腊，所以对于和古希腊重装步兵大体同时的中国“徭役制度”，我介绍得最详细。 希波战争的另一方——波斯实行何种军事制度，至今学术界对于此问题还没有很仔细的研究。但我估计应该和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有相似的地方，毕竟波斯帝国的组织形式也是一个树立了自己绝对权威的大而全的政府。波斯的军事组织，肯定和具有类似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从古埃及、古中国等等的情况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共通的特点：1、国家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由国家来统一组织、管理、训练，往往有统一的武器装备。2、士兵们打仗是一种法律规定的义务，没有希腊“公民军”那样的政治权利作为他们打仗的回报。3、统治者对于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既然军队在当时隶属于国家，而国家又隶属于法老或者国王或者皇帝，那么军队就是统治者的个人军队。 所有这些特点应该也是波斯军队的特点。正因为常备军的数量庞大且由国家来管理，所以波斯军队的装备是比较差的。希腊没有常备军，他们的主力重装步兵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武器装备是自己购买、保养的。而波斯帝国“军费”的一大部分，化在了维持一支常备军平时的生存上，所以他们无法按中产阶级的水平来武装全部的波斯军队。所以在前面的表中，我们发现波斯的军队在装备上只相当于希腊的轻装步兵。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以前的马拉松战役和以后的温泉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时，希腊、波斯双方一比几十、一比几百的伤亡比例，是很关键的。由于防护较差，轻装步兵在重装步兵面前，就像是鸡蛋在石头面前那样脆弱。 也正因为波斯的士兵们作战并没有政治权利的回报，所以他们的战斗热情肯定比不上希腊的重装步兵们。为自己权利而战和为统治者的意志卖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希波战争中双方“斗志”的差距，是很关键的。我们在后面往往看到兵力占优势的波斯军，反而战斗力不如兵力处于下风的希腊军，除了武器装备的原因，斗志的原因更为重要。 还是由于波斯军的指挥完全依赖于统治者，所以统治者个人的素养就很关键了。如果作为全军统帅的波斯王没有很好的军事素质，没有战略的眼光，没有决战决胜的魄力，那么波斯军的战斗力将进一步下降。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希波战争的性质是很关键的。古希腊“公民军”始终是集体行动的，军事决策时也总是经过集体讨论。比如在马拉松战役时，就是因为米泰亚德在将领们集体讨论时说服了“波勒马克”，雅典军才在马拉松坚守了下去，而没有听从错误的建议撤回城里。很自然的，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比较起来，通常是个人决策失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从这个方面说开去，民主和专制比较起来，通常也是专制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以上我分析了希腊、波斯双方在军事上的情况。总地来说，希波战争是一支人数虽少但质量高、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集体决策的军队，对抗一支兵力庞大但装备弱、被驱赶着上战场、个人指挥的军队。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并不难猜到。 ────────── [1] 参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2] 比如第六卷第9项札记提到：米泰亚德的父亲老客蒙，曾经以家传的赛车参加奥林匹亚祭的驷车赛。这在当时绝对是只有富人才能参加的比赛。而家中有驷车，本身就是地位的象征。这些都说明保养马车在当时需要大量的投入。 [3] 参见《史记·周本纪》。 [4]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陈中梅译本《伊利亚特》的前言部分。 [5] 《伊里昂纪》比较集中提到铁的地方是二十三卷826行以下。这里出现的solon autochoônon，有学者认为是指比较粗糙的生铁，也有学者认为是自然形成的陨铁。另外，史诗的这个段落主要描写的是一次竞技会，而铁块、铁制品在这里是作为奖品出现的。这也说明铁在当时仍然是很稀有、珍贵的东西。 [6] 参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7] 在某些情况下，非游牧民族的弓兵也有很出色的。而这需要特殊的措施。比如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兴起的“长弓兵/Longbow”，主要得益于英国官方大力鼓励全民练习射箭。 [8]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6章，404页。 [9]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三篇中把孙子、老子和后来的法家放在一起，认为他们都继承了古代兵家注重现实的、冷静的“理性态度”，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10] 公民权和战士这种身份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史上也留有一些痕迹。比如《仪礼·士冠礼》提到：为一个男孩行“冠礼”（即表示他已经成年、被接纳为社会的公民）时，需要给他加“皮弁”。而皮弁是军帽。 [11] 《左传·成公十三年》。 [12] 《礼记·王制》中有“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的记载，这三日就是“徭”。而服兵役的时间不限于此。《诗经》中有不少描写人民长期服兵役的诗篇，比如《国风·王风·君子于役》、《小雅·彤弓·六月》。 [13] 《史记·陈涉世家》。 15．温泉关之役详解 “温泉关/Thermopylae”，音译为“铁摩披莱”。这是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处十分险要的关隘，着落于帖撒利以南、波奥提亚西北，玛里斯和福西斯的交界地带。“温泉关”是Thermopylae的意译。因为thermo是“热”的意思（可参考英文中的“thermology/热学”），pylae是“门、关隘”的意思；而“热”源自此关隘附近的山上有一处叫“Chutroi/锅”的温泉（七176）。英文中有把Thermopylae意译为“Gate of Fire/火之门”的，我个人认为这种译法恐怕过于文学化了。
温泉关的具体地理情况可以看《历史》七176。整条通道上有三个地方最容易防守：安铁拉（Anthela）市附近的一处隘口、通道中间由福西斯人建立的一堵墙、阿尔培尼（Alpeni）市附近的一处隘口。它们按方位分别被称为温泉关的“西关”、“中关”、“东关”（我已在左图中用红色记号标明了它们的位置）。其中西关和东关最窄的地方“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广义上的“温泉关”是这西、中、东三关的总称（见七176）；狭义上的“温泉关”就是单指中关（见七200）。 由于除了沿着这段海岸线走之外，徒步穿过横亘在帖撒利南面与福西斯交界地带的广袤山区，在古代甚至包括在今天，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温泉关历来是从帖撒利南下侵入福西斯，进一步入侵波奥提亚和阿提卡的必经之路。中关的那道墙就是以前福西斯人为了抵御帖撒利人南下而修建的。不过到480 BC的时候，这里已不是福西斯人的控制范围，这道墙此时已经倾颓了。 这里就是希腊“科林斯同盟”准备抵御薛西斯王的地方。既然波斯军准备从帖撒利南下一直打到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温泉关就是最好的防御点。 进攻方波斯军的总兵力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介绍在温泉关防守的希腊同盟军的兵力。按希罗多德在七202、七203的描述，我列出了下面的表。这些地名可以参见右下的“希腊本土地图”。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菲琉斯和迈锡尼其实更接近阿尔戈斯，它们其实都是原来“古希腊四国演义”中阿戈利斯集团的成员。而阿尔戈斯，如前所说，并没有参加反对波斯的“科林斯同盟”。所以这两座城市派兵，是跟从了斯巴达的榜样，也暗示它们有脱离阿戈利斯集团的倾向。这说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集团此时正在发展、壮大。 斯巴达的传统盟国是阿卡狄亚地区的几个城邦，比如这里提到的铁该亚、曼提尼亚等等。 比较意外的是这里没有出现雅典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主力此时都在海上，在参加和温泉关战役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战役。 这里的300斯巴达人，如七202所说，都是重装步兵。他们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6章（405页）提到的那300“武士/hippês”。他们是斯巴达陆军中的精锐，平时是国王的卫队，战时在国王的亲自指挥下作战。 另外，斯巴达重装步兵出动的时候，他们统治下的“边区居民”、“黑劳士”是一定会跟着的。前1世纪的历史学者、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Diodorus of Sicily）在他的《历史文存》十一卷4章说拉栖底梦人在这300重装步兵外还出动了1000人。这1000人可能就是“边区居民”、“黑劳士”们。把这1000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来的总人数就是300＋500＋500＋120＋1000＋400＋200＋80＋1000＝4100，正好符合诗人西摩尼德斯在温泉关之战后为阵亡者所写的纪念铭文：“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七228）。把所有的希腊人算在一起，在温泉关等待波斯军的希腊联军总人数，应该有差不多7000人。这7000人的主力，当然是那300斯巴达重装步兵；而全军的统帅，当然是斯巴达王列奥尼达。 7000对抗240万，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战争。 希腊方面为什么只派出了这么点人？要知道，在10年前的马拉松，光雅典和普拉提亚就派出了差不多1万重装步兵，这次怎么这么少？就算是希腊人对温泉关的地形有信心，也不至于如此托大吧？ 部分原因是这时正好又赶上了希腊人的宗教节日。在讲马拉松战役时我提过，当年斯巴达人没有来得及增援，是因为他们正在举行“卡尔涅亚祭”。现在，“卡尔涅亚祭”又一次成为了所有多立斯族城邦派主力前来参战的阻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巴达只派了列奥尼达麾下的300卫队出战。更麻烦的是，所有希腊人都极为看重的“奥林匹亚祭”，即“古代奥运会”，也将在480 BC的秋天举行。古代奥运会举行时希腊各地要保证“神圣休战”；“神圣休战”一旦开始，希腊各地的所有军事活动就将不得不停止。而且“古代奥运会”几乎是从不延期的[1]。 （就这个意义上说，波斯王薛西斯之所以在马其顿等了一个月才南下，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在等待“奥林匹亚祭”的开始。他就是想利用这次“神圣休战”。而今天的我们，则可以从“卡尔涅亚祭”和“奥林匹亚祭”的举行来推断整个480 BC各场战役的具体时间。我将在评论第八卷时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所以，这7000人实际上只是“科林斯同盟”全部陆军的前锋。他们只是准备利用温泉关的地形，尽量迟滞波斯陆军的前进。他们并不准备在温泉关击败波斯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守在这里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海战；另一方面，他们在等待“神圣休战”的结束，等待“科林斯同盟”的陆军主力来增援。希罗多德在七206说希腊人预计温泉关之战不会很快分出胜负，这种预计就是源自这样的目的。
与此同时，波斯人的大军也到达了“西关”之外的玛里斯小平原（七201）。战斗一触即发。 7000人毕竟还是数量太少了，抵抗者们看见对方铺天盖地的阵势，还是觉得害怕。这时有人想撤退。伯罗奔尼撒的几个城邦来的人都觉得应该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唯一陆上通道——科林斯地峡去。这当然让地峡以北的福西斯人和罗克里斯人非常愤怒。这时，联军的主帅列奥尼达站出来，说服大家继续在温泉关守下去，还派出使者去各地请求马上增援。他们认为即使想争取时间，眼前的7000人恐怕也是不够的（七207）。 列奥尼达的这一举动是很关键的。因为照保守的斯巴达人的一贯态度，最佳的防御地点一直都是科林斯地峡。毕竟斯巴达的势力范围在地峡以南、以西。如果要讲“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话，在温泉关防御，应该是波奥提亚同盟、阿提卡同盟的事情。列奥尼达在这里是着眼于全希腊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仅仅看重斯巴达的利益。 正当他们在准备应战时，薛西斯王的探马前来察看希腊方面有什么动静。他发现工事外面的斯巴达人正在作体操、梳头发，对于探马的观察，他们毫不在意。“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七208）。薛西斯听探马这样说，于是叫来在波斯军中的前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问他斯巴达人这么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戴玛拉托斯告诉波斯王：这说明斯巴达人正在准备决一死战（七209）。因为斯巴达人是习惯留长发的，而且平时不怎么梳洗。只有到最重大的战争来临时，他们才开始注意打扮。 薛西斯不相信这么一点人居然就敢和自己的大军作对。于是他等待了4天，看看抵抗者到底在玩什么花招。 4天之中，他向斯巴达人派出了使者，希望他们放弃抵抗，马上投降。这一段记载不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而见于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拉科尼亚箴言集》。在那里，普鲁塔克说薛西斯许诺：只要列奥尼达投降，他将成为全希腊的国王，而不仅仅是斯巴达的国王。列奥尼达对此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你不会贪求从别人那里攫取什么东西。至于我，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这种态度和斯巴达人一向反对个人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薛西斯有鉴于此，派出了第二个使者，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武器。列奥尼达这次说出了一句更有名的回答：（有本事就）过来拿（我们的武器）吧！ 关于豪言壮语，希罗多德在七226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这4天的等待中，一个当地的特拉奇斯人对一个斯巴达人狄耶涅科斯（Dienekes）说：波斯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射出的箭可以把太阳遮盖起来。狄耶涅科斯回答道：那么我们就在荫影下和他们战斗。 4天过去了，对方一点没有准备撤退或者投降的意思。薛西斯认为他们一定是蠢得发疯了，于是下令开始进攻（七210）。 波斯王4天的等待，其实也有等待波斯海军到来的意图。前面讲薛西斯进军的第二阶段时，我提到波斯海军比陆军晚出发了11天。波斯陆军到达温泉关的那一天，波斯海军还在从铁尔玛到阿菲泰的路上。而就在温泉关陆战开始的前一天，月神岬那边的海战已经开打了。 温泉关之战现在正式开始。按上一项札记的分析。波斯陆军基本上只相当于希腊的轻装步兵。希腊的重装步兵虽然不适于长途奔袭，但在原地进行防御却是得心应手。再加上温泉关的地形又十分狭窄，波斯军人数上的优势无处施展，所以他们的进攻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希腊人特别选择这里作为战场的用意现在得到了回报。 第一天进攻的是波斯陆军中的美地亚人和奇西亚人。他们的装备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第二天进攻的是波斯陆军中最精锐的“不死队”。他们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不过“不死队”这个名字却从来没有在考古发现的古波斯文献中出现过。很有可能希罗多德，或者他的波斯文翻译，把古波斯文的“Anûšiya/companions/护卫”和“Anauša/Immortals/不死”给弄混了。这支精锐部队补充兵员的方式也是希罗多德误用“不死队”来称呼他们的原因之一。
然而，即使是这所谓“不死队”，也没有办法突破希腊人的防御。两天过去了，伤亡巨大的波斯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希腊方面当然也有伤亡，但比例很小，因为他们的盔甲更结实。即使是波斯的“不死队”，和斯巴达重装步兵比起来，仍然是轻装步兵的量级。薛西斯王这下子犯愁了。 这时，此役的转折点出现了。一个叫埃菲亚特斯（Ephialtes）的玛里斯当地人出来，向薛西斯王告密，说当地的山中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温泉关的中关，一直到达温泉关的东关，即到达希腊联军的后面。薛西斯王大喜，马上派叙达涅斯率领“不死队”连夜沿这条小路秘密进军，企图包抄希腊联军，到明天来个两面夹击（七213至七215）。 本来，希腊方面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到达温泉关之后，就得知了这条小路的存在。列奥尼达派了1000当地的福西斯重装步兵守在东关附近的山上，守住这条小路（七175、七212、七217）。而第三天清晨，当走了一夜的波斯“不死队”向这些福西斯人发动进攻的时候，福西斯人抵挡不住，于是全部撤到山顶上去了，准备居高临下固守。这就使山脚下的小路向波斯人敞开了大门。
在另一边，前一天夜里，希腊方面已经从一些投诚过来的当地人那里知道波斯军正在包抄他们的后路。当天清晨福西斯人和“不死队”的战斗也证实了这一点。联军将领们马上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列奥尼达让所有的同盟军趁东关还没有被完全截断，马上撤出去。这么做，一方面是不想让他们白白牺牲，同时也是让他们把温泉关失陷的消息尽快带给“科林斯同盟”。原先希腊人认为温泉关之战不会很快分出胜负，现在他们得做好马上应战的准备了（七219）。 至于那300斯巴达人，列奥尼达没有让他们撤退，而是命令他们继续坚守下去（七220）。照当时的情形看，这无异于自杀。 这么安排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因为列奥尼达认为撤退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是不光彩的，是耻辱（七220）。斯巴达人对于胜利、对于荣誉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会里都罕见的。据说每个斯巴达妇女都会把一面盾牌递给即将出征的儿子或者丈夫，并且对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要么带着它回来，要么躺在它上面回来。如上一项札记所述，重装步兵在逃跑或撤退时都会把盾牌抛掉。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的意思，撤退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另外，七205说在温泉关的300斯巴达人都是“有子嗣的”。这说明他们在出征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可能会全部阵亡。 2、希罗多德在七220引用了一段神谕。这是战前斯巴达人从德尔斐的配提亚那里问来的。神谕说：要么是斯巴达城被波斯人毁灭，要么是斯巴达的一位国王死去，两件事必须有一件要发生。列奥尼达就用这种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方法，来让神谕应验到自己身上，这样斯巴达就不会陷落了。这种做法，今天的我们看，实在是很迷信。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迷信的下面，是一个热爱国家的勇敢的人，是一颗忠诚于国家的伟大的心。今天，如果一个人面对“要么牺牲自己，要么国家毁灭”的抉择，我想很多人恐怕是比不上列奥尼达的。 3、最直接的原因，他们在温泉关多坚持一刻，就能给撤退中的同盟军多争取一点时间，他们有多一点机会安全撤出去。 同盟军中的700铁斯匹亚人拒绝离去，他们自愿和斯巴达人一起同死。没有离去的还有400忒拜人。据希罗多德在七205说，忒拜人参战是因为他们受到其它城邦的人的指责，说他们是侵略者的支持者。列奥尼达要他们来温泉关就是想看看他们在战场上是如何战斗的，是否真是“亲波斯分子”。可是到了这最后的时刻，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潜在的叛徒留在身边呢？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吗？自从普鲁塔克以来，希罗多德对这400忒拜人的记载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 希罗多德的记载可能确实是有问题的。表面上看，忒拜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他们向薛西斯的使者献上了“土和水”，表示臣服。所以他们被别人指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既然忒拜已经投降了波斯人，列奥尼达又何必要让这400忒拜人来温泉关参战呢？何必要用战斗的方式考察他们对希腊的忠诚呢？多此一举嘛！所以，在这里战斗的忒拜人，应该是主动来参战的。他们不满于忒拜统治阶级对波斯人的卑躬屈膝，不准备投降，要为自己城邦的人民挽回名誉。他们此刻留下来，可能也是出于自愿，而不如七222所说是被迫参加战斗的。这种对于忒拜不利的记载，很可能来自雅典。因为希罗多德写《历史》的时候，正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希腊各城邦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雅典和忒拜又是“四国演义”中的死敌，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忒拜又加入了斯巴达的阵营反对雅典。所以希罗多德在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听到对当年这400忒拜人的诬蔑，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留在温泉关的就是这300＋700＋400＝1400人，以及和斯巴达人一直在一起的“边区居民”、“黑劳士”们，总人数应该在2000上下。希腊人没有像前两天那样在中关坚守，而是到西关外面来作战（七223）。既然后路已经被切断，他们已经无路可退，索性就主动出击，以他们最后的力量，给波斯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既然他们是在寻死，索性就尽量多拉些波斯人来垫背吧！ 这最后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七224说大多数人的矛都已经折断，他们拔出剑来继续杀敌。按前一项札记的分析，大多数人用剑的情形在重装步兵战斗中是很罕见的。这说明他们已不顾一切。 另外，据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希腊史与罗马史之比较》一文记载：当列奥尼达在早上听说他们被包围之后，就对斯巴达人说：好好吃顿早饭，因为今晚我们将在地府里吃晚饭了。而且他还记载，在最后的西关之外的战斗中，列奥尼达的本意是直接冲击薛西斯本人，希望在这最后的冲锋中能有奇迹发生。这个细节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一方面普鲁塔克是恰容尼亚人，他生活的地方离温泉关很近，很可能一些史实在当地流传了下来。另一方面，直接冲向波斯王本人也符合这种“自杀式冲锋”的意图。 正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薛西斯王的两个兄弟战死了，英勇的列奥尼达也阵亡了（七224）。希腊人方面虽然失掉了主帅，但还能继续战斗。他们像《伊里昂纪》十七卷中那样，为抢夺列奥尼达的遗体和波斯军混战了4次。这时，由叛徒埃菲亚特斯引导的“不死队”包抄到位了。斯巴达人终于抵挡不住，退到了西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他们这时大多数连剑也没有了，而是“拳打牙咬”着战斗。波斯人最后用“箭雨”结束了他们的抵抗（七225）。 按七225的说法，残余的铁斯匹亚人和斯巴达人一起在小山上被箭射死。而这些人一死，那些“被迫参加战斗”的忒拜人就向波斯人投降了。这应该也是雅典人对忒拜人的诬蔑之辞。因为希罗多德在七233说忒拜人在投降之前，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阵亡了。如果他们早就准备投敌，何必要等到此刻？从西关一杀出来就有机会了啊！ 温泉关战役就此结束。希腊方面阵亡的总人数据说有4000（八25），这里面应该包含了最后一天主动出击的那2000多人的大部分，以及前两天的战斗中阵亡的人员，甚至还可能包含了一些帮助希腊抵抗者的当地居民。而波斯方面阵亡的有2万之多（八24）。 虽然此役以希腊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气概，却无疑给波斯人极大的精神震撼。以至于薛西斯命令把本方战死者的尸体尽快掩埋（这违反了波斯人信仰的祆教的规定），以免这样大的伤亡让全军丧失斗志（八24）。他还下令把列奥尼达的头砍下来，挂在一根旗杆上示众。这说明薛西斯对列奥尼达的憎恨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因为波斯人习惯上是最尊重英勇的战士的，即使他是敌人（七238）。 列奥尼达的生平，除了温泉关之战外，我们知之甚少。《历史》五、六卷中经常出现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大约在489 BC逝世，列奥尼达也就在这一年继位为斯巴达王。他出生的年代不可详考，一般认为是在530 BC左右。那么他牺牲时大约50岁。 2世纪的地理学家鲍桑尼阿斯在他的《希腊游记》三卷14章1节说：曾经率领希腊联军在479 BC取得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把波斯军从希腊彻底赶出去的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他的事迹主要见《历史》第九卷），温泉关战役结束40年之后，把列奥尼达的遗骨收集起来，重新带回斯巴达进行了安葬。这个记载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波桑尼阿斯并没有活那么久。而且希腊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就重新夺回了对帖撒利等地的控制权，收复温泉关应该也在479 BC，没有理由要到440 BC才奉安。
在史诗般的300斯巴达重装步兵中，据说有两个人由于眼睛受伤而被允许返回斯巴达。他们后来听说波斯“不死队”正在沿小路包抄。于是其中一人便叫他的“黑劳士”带路，返回了温泉关并战死在那里。另一人由于气馁而回到了斯巴达，结果他遭受了全城人的蔑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火给他，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亚之战中用战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耻辱（七229至七231）[2]。 波斯人被赶走之后，斯巴达人悬赏通缉叛徒埃菲亚特斯。埃菲亚特斯躲进了帖撒利的山区。大约在470 BC，即温泉关之战10年后，他被一个特拉奇斯人杀死。虽然这人杀他是另有原因，并不是为斯巴达人报仇，但斯巴达人还是把赏金给了他（七213）。 正是因为温泉关的失守，希腊方面放弃了进行到一半的月神岬海战。而后面的萨拉米海战，就成了拯救希腊的最终尝试。
今天，温泉关的故事已经溶入了希腊人的血液。比如“埃菲亚特斯/Ephialtes”这个名字在现代希腊文里就是“叛徒”、“卖国贼”的同义词，大致相当于中文里的“秦桧”、“汪精卫”。再比如今天希腊陆军第1军团的徽铭，就是列奥尼达的那句“过来拿吧”（Μολών Λαβέ）；而希腊陆军第20装甲师的徽铭，就是狄耶涅科斯的那句“在荫影下战斗”（Υπό σκιά）。 最后，让我引用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拉科尼亚箴言集》中的一段记载来结束对温泉关之战的介绍，也让我们进一步接近那位历史上气概不凡的英雄。在列奥尼达出征温泉关前，他的妻子戈尔戈王后[3]问他：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呢？列奥尼达回答：嫁个勇敢的男人，给他生一些勇敢的儿子。 这就是典型的斯巴达人。 ────────── [1] 古代奥运会有一次比较著名的延期。即应该在65 AD举行的第211届“奥林匹亚祭”推迟到了66 AD。这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因为他想在66 AD访问希腊时参加奥运会的十马拉的战车比赛。事见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传》23、24节。 [2]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文言文的《斯巴达之魂》，其主线就是这位生还者的故事。 [3] 这位王后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比如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14节说，一个外邦妇人对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女人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答道：“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二）八．对《历史》第八卷的评论 从文气上看，《历史》的第八卷和第七卷几乎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这是源于七、八两卷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就是连贯的、不可分的。所以，第七卷、第八卷是《历史》所有九卷书里联系最紧密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姐妹卷”。 1．第八卷概述 第八卷可以分成3个logoi。L23：月神岬战役；L24：萨拉米战役；L25：薛西斯的撤退。先分别简述如下： L23（八1至八39）：关于月神岬海战，希罗多德先介绍了希腊联合海军的兵力（八1、八2）。海战的具体过程（八6至八18）我将在下面专门介绍。由于希腊人在月神岬海战中没有取胜，温泉关又已经失守，他们于是撤退了。波斯海军现在控制了这一段海岸线，于是波斯陆军开始从温泉关南下（八31至八35）。本logoi的末尾是一段故事，讲述了波斯军在进军德尔斐时的遭遇（八36至八39）。对于这个故事，我也将专门进行分析。 L24（八40至八96）：希腊人的海军从月神岬撤回来之后，雅典人马上开始疏散城市（八41）。随后，希罗多德对于希腊抵抗者的联合舰队，按照所属城邦依次做了介绍（八42至八48）。同时，波斯军进入了雅典，把留在城里没有走的人全部杀死（八51至八53）。这一边，希腊联军内部却发生了分歧。伯罗奔尼撒各城邦的人们觉得应该在科林斯地峡坚守，毕竟那里的通道非常狭窄，可以采用和温泉关之战类似的策略防御（八56）。雅典海军的主将地米斯多克利这时站了出来，说服联合舰队的主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Eurybiades），让大家在雅典城外西南不远的萨拉米岛驻守了下来（八60至八63）。波斯海军这时也到了雅典城外（八66）。随后就是萨拉米大海战（八67至八96）。对于此役，我将在下面作仔细的分析。 L25（八97至八144）：萨拉米海战以波斯人失败而告终，薛西斯王决定返回波斯。他留下了30万陆军主力，交给曾力主攻打希腊的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他本人则率领其余的部队沿陆路向赫勒斯滂海峡撤退（八97至107）。希腊方面发现波斯主力已经离去，他们不准备去破坏赫勒斯滂海峡上的那两座浮桥——无法回到亚洲的波斯王肯定要在希腊作“困兽之斗”——而是开始围攻帮助了波斯人的安比多斯岛（八108至八112）。波斯人这边，玛多尼奥斯陪同薛西斯到了帖撒利，波斯王随后以全速穿越欧洲。一路上波斯人损失惨重，不光没有给养，还爆发了瘟疫（八115）。而且赫勒斯滂的两座浮桥这时已经被暴风雨毁掉了。最后，波斯王和残余的部队是坐船渡过海峡，到达阿比多斯，最后返回萨尔迪斯的（八117）。波斯王既然已经离去，希腊暂时没有危险了。于是希腊各同盟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庆祝（八121至八125）。同时，在希腊北部、色雷斯和马其顿之间的卡尔启底斯发生了发波斯的起义。护送薛西斯撤退的一位波斯将军阿塔巴佐斯想镇压这次起义，却遭到了失败，只好和正在帖撒利过冬的玛多尼奥斯汇合去了（八126至八129）。海军方面，萨拉米之战以后，波斯人的海军不敢越过萨摩斯岛以西，希腊人的海军也不敢越过提洛岛以东，双方开始了对峙（八131、八132）。在帖撒利过冬的玛多尼奥斯也没有闲着。他派臣服于波斯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去招降雅典人（八136至八140），结果却遭到了雅典人的严词拒绝（八143、八144） 2．到希波战争时为止的希腊海军发展过程 在评论第七卷时，我已经总结了古希腊陆军的发展，下面我将相应地简要归纳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最可以信赖的记载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在那里，修昔底德简明扼要地追溯了自“荷马”时代（即迈锡尼文明晚期）一直到他生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海军的发展、变化情况。本项札记就是在他的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可参考该书谢德风译本的4页至14页）。
1．起源 关于古希腊海军的起源，修昔底德说过：“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米诺斯是传说中的克里特岛国王，著名的“迷宫”神话就是关于他的。我们不能肯定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不能肯定他的具体生活年代。但，如果我们想从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发现一些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那句话理解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希腊地域之内）第一个组织海军的文明。 这样的理解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克里特本身就是一个岛屿。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米诺斯文明不可能在东地中海建立自己的霸权。对米诺斯文明的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在克诺索斯（Knossos），这个传说中米诺斯的王宫所在地，有大量来自埃及、西亚的商品。这都说明米诺斯文明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否则不能保证大规模国际海上贸易的畅通。 但是，这种武装力量是否就等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还需要分析一下。修昔底德点出了一个问题：“（在当时）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异邦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事业”。换句话说，所谓的“海上武装力量”，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海盗。海盗作为一种职业，在后来的历史上一直是为人所不齿、憎恨的。但在最初的时候却不是如此。修昔底德举例说：古时候的人们遇见海上来的陌生人时，经常会问“你们是海盗吗？”，而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对方也不觉得被冒犯了。比如在《奥德修纪》三卷73行以下，特洛伊战争后回到派罗斯的老将涅斯托尔，遇见了渡海外出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忒勒马科，是这样打招呼的：“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忒勒马科回答时依然是毕躬毕敬的。这说明海盗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 最早的海军，其实就是海盗。这和我在前面回顾陆军的起源时所归纳的：最早的士兵只是猎户的第二职业、最早的战争只是两个部落之间的械斗，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一切形式的战争，最初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直接延伸。航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习惯了。只要是居住在海边的民族，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都或早或晚地发展出了航海技术。而第一个带着武器出海的人，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打劫别人。当时也没有法律告诉他：“这是犯罪行为”。久而久之，像这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海盗就是所谓“海上武装力量”的起源。 海盗多了起来之后，人们为了自卫，出海时经常会带上武器。这种防卫性的武装，就是后来海军得以建立的基础。前面修昔底德说米诺斯“第一个组织海军”，并不是在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海盗头子。相反地，他是在强调米诺斯组织海军，有着和以往那些海盗不同的目的。他是要用海军“镇压海盗，以保障他自己的税收”。这就是防卫性的武装力量。 米诺斯的海军和那些海盗的不同之处，除了功能主要是防卫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海军是由国家出面来组织的。以前各人自备武装、各自为战的情况，现在变成了全国的海上武装力量由政府来统一指挥、训练、部署。这种“国家性”是海军和海盗最根本的区别。 所以说，真正的、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应该这样来定义：由国家组织的海上武装力量，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虽然都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和海盗的根本差异就是：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有打上了国家的印记，真正的海军才算诞生了。 （然而，即使打上了国家的印记，海军和海盗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很模糊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一直到古希腊文明有了长足发展的年代，当时的海军和海盗其实仍然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比如米诺斯手上的这支海上武装，当他们在“镇压海盗、保障税收”时，是海军；当他们去攻打别人的岛屿、城市，劫掠别人的财物时，其实还是在干海盗的老本行——当然，在国家的层次上，后一种情况可以被视为“海上进攻战”，是一种战争，是国家行为。但是如果海盗们也成立了国家，那又该怎么区分海军和海盗呢？他们的行为现在也是国家行为哦！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前三头”之一的庞培，曾经在地中海各地征剿海盗。这些海盗其实就是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管理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这个时候，还把他们称为“海盗”，似乎就不太合适了。 这其实可以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比如匈奴人进攻汉朝，汉朝总视之为“入寇”，是一种强盗行径。但匈奴人自己则认为这是正大光明的战争，他们就是这样打仗的。再比如，在宋朝政府看来，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人肯定都是“草寇”、“江洋大盗”。但宋江他们肯定不怎么认为。说到底，入寇也好，劫掠也好，战争也好，实质上都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从道德上说，大规模的战争和小规模的抢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军事上说，名将的兵法和大盗的狡猾也只是智慧程度上有高有低。之所以庞培可以说自己是在征剿“海盗”，宋朝可以说自己是在讨伐“乱贼”，只是因为他们是强势的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就把对方称为“盗”、“寇”、“贼”，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这些“盗”、“寇”、“贼”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历史记载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历史上这样的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我就不枚举了。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对于理解海盗和海军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最早的古希腊海军是怎样的。 和修昔底德一样，我们需要回溯到《荷马史诗》，即回溯到继米诺斯文明之后兴起的迈锡尼文明。史诗中直接描写迈锡尼时期的海军、战船的段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伊里昂纪》二卷那一大段介绍希腊联合舰队的“船名表”里。这里把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引用如下： 希腊联军里的波奥提亚人“带来五十条海船，每船/载坐着一百二十名波奥提亚人的儿男”（《伊》二卷509、510行）。有七条船由“菲洛克忒忒斯率领，每船乘坐五十名/划桨的兵丁，战阵中出色的弓手”（《伊》二卷719、720行）。 按修昔底德的理解，这两段诗说明当时的船有大有小。最大的船能载120人，最小的船能载50人。而且他注意到希腊联军的总人数是10万零2000，而船只总数是1200，所以平均下来每条船能载85人。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大。 有一点值得注意，荷马在这里所说的“船”，原文是“naus”。这个词在后来的古希腊人那里用来泛指所有的船舶，包括民用的普通船舶以及各种战船。而在当时，naus船可能是有特定的形制的。另外，这个“naus”就是英文中“nautical/航海的”（比如“nautical mile/海里、浬”，约合1852米）的词源。 对这种naus船，荷马经常用的一个修饰词是“乌黑的”（比如《伊》二卷710行）。现在一般认为这是指船体外侧涂有一层黑色的沥青，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从船体木板的间隙中渗进来。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还比较落后。 另外，像桅杆、船帆、绳索这样的航海用具，在当时的船上还比较简单，甚至可以随时拆卸下来。比如前面引用的忒勒马科去访问涅斯托尔的故事里，忒勒马科一行人上岸之后就“取下风帆……卷拢收藏”（《奥》三卷10、11行）。泊船之后把帆卸掉，可能是担心会有风暴来袭。张着帆的船在风暴中会被吹得无影无踪的。一旦要出发，当时的人会“首先，他们拽起木船，拖下幽黑的大海，/在乌黑的船身上竖起桅杆，挂上风帆，/将船桨放入皮制的圈环，/一切整配得清清楚楚，升起雪白的帆面……”（《奥》四卷779至783行）。 Naus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奥德修纪》五卷237行至259行。这是一个著名的段落，描写的是奥德修斯造船的过程。这里引用如下：“……梢树、杨树和冲指天穹的杉树，/早已风燥枯干，适可制作轻捷漂浮的筏船。/……/奥德修斯动手伐木，很快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一共砍倒二十棵大树，用铜斧剔打干净，/劈出平面，以娴熟的工艺，按着溜直的粉线放排。/其时，丰美的女神卡鲁普索折返回来，带给他一把钻子，/后者用它钻出洞孔，在每根树料上面，/用木钉和拴子把它们连固起来。/像一位精熟木工的巧匠，制作底面/宽阔的货船，奥德修斯手制的/航具，大体也有此般敞宽。接着，/他搬起树段，铺出舱板，插入紧密排连的/边柱，不停地工作，用长长的木椽完成船身的制建。/然后，他做出桅杆和配套的桁端，/以及一根舵桨，操掌行船的航向，/沿着整个船面，栏起柳树的枝条，/抵挡海浪的冲袭，铺开大量的枝干。/其时，卡鲁普索，丰美的女神，送来大片的布料，/制作船的风帆。奥德修斯动作熟练地整治，/安上缆绳、帆索和升降索，在木船的舱面。/最后，他在船底垫上滚木，把它拖下闪光的大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1、当时的船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造船应该从安放龙骨开始，而这里没有这一工序；2、当时的船没有甲板。 平底船和尖底船在航海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尖底船在水线下的船体，可以被看成是一条纵向的刀刃，这种船其实是在海面上“切”着走的。而平底船，相比之下，更像是在海面上“漂”着走。所以这两种船体在行驶的稳定性、行驶速度上都有本质的差别。 Naus没有龙骨，我们可以从荷马对希腊联军营寨的描写里找到佐证。因为他说希腊人的船可以被拖到海滩上。希腊联军在特洛伊城外海滩上的营寨，就是围绕着海滩上的船而建造的，目的就为了保护这些船（比如《伊》十三卷167行）。船可以被拖到岸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的体积还不是很大，重量也不是很重，而且肯定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拖到海滩上之后就只能侧放着。久而久之（特洛伊战争毕竟打了10年），船自身的重量就把船体压垮了。只有平底船才可能长期地放置到岸上。 Naus没有甲板，我们可以从一些考古发现里找到佐证。比如在爱琴海南部的锡拉（Thera）岛出土的一幅壁画（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桨手和乘坐者被画在同一高度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确实没有甲板，他们都是直接坐在船体内侧的。而且船吃水很浅，明显是平底船。
对于当时希腊人的战船大致是什么样子的，以上就是我们能从《荷马史诗》中推断出来的内容了。 至于当时海战的战斗方式，虽然两部《荷马史诗》里描写战争的场面很多，但海战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即使是以海上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奥德修纪》也是如此。似乎当时的海军的主要功能只是运输。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海战的情形。比如前面引用的《伊》二卷720行，提到船上的桨手同时也是弓手。再加上当时的船没有甲板。这就暗示我们当时的海战主要是双方互相射箭。士兵们平时负责划桨，战斗时就用弓箭来杀伤对方船上的人员。正是因为当时的桨手/弓手们是暴露在船舱之外的，所以才易于被弓箭伤害。 由于naus船的速度慢，而当时的导航技术很落后，所以这时的海军一般只会沿着海岸行进，或者是在比较密集的群岛中行进。目的是保持视线之内始终有可以辨认的陆地，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从奥德修斯的旅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宽阔的、没有岛屿的、无法辨认方位的海面，比如“赫拉克勒斯之柱”外面的大西洋，当时的人们是不敢去航行的。而希腊所在的爱琴海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小岛屿。这是希腊人在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航海活动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2．发展 自从希腊人从“黑暗时代”走出来之后，航海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种全新的船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札记中经常提到的“五十桨船”。
五十桨船的长度是35米左右，因为这是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的极限长度，超过40米的木材一是难以找到，二是不能保证加工后木材笔直。 五十桨船最早出现的时间，某些学者认为是在“荷马时代”。因为有人从《奥德修纪》的叙述推断奥德修斯的船似乎就是载50人左右的。不过这种证据还是太单薄了。现在一般认为五十桨船最早出现在希腊“第二次大移民”时代，即前8世纪。最早使用五十桨船的可能是《历史》第一卷中出现过的弗凯亚人。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航海者之一。著名的马塞利亚（Massalia，即今天法国南部的马赛）就是他们建立的殖民地。 仔细地看五十桨船，可以发现它已经有了龙骨，不过船体基本上还是平底的。船艏出现了一个尖突，就像鲨鱼的嘴，主要起“切割”水面的作用。这时的桅杆、索具等已是船体的组成部分，已不能随便卸下。前面引用的模型图片中还可以看到五十桨船上装备了甲板，即桨手现在是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划桨的。桨手和负责控制船帆的水手现在不在同一个高度上了。圆船naus所没有的龙骨和甲板，长船penteconter都有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五十桨船都装备了甲板。古希腊人管那些没有装甲板的叫做“afrakta/开舱船”，有甲板的叫做“katafrakta/闭舱船”。开舱船主要用来运送货物——因为它有更大的载物空间。闭舱船主要用来海战，因为它能为桨手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时的海战，依然是双方互相射箭为主。由于这时的桨手，特别是闭舱船的桨手，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张弓，所以这时的桨手不再兼任弓手，只负责划桨。战斗的任务则交给了在甲板上专门负责射箭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一旦进行海战就把船帆放下，开始射箭。由于对方可能也是“闭舱船”，所以这时的主要攻击的目标不是对方的桨手，而是对方的弓手。只要把对方甲板上的弓手消灭掉，对方就失去了武装和战斗力，只能投降或者逃走。 战斗时船的动力不靠船帆，完全靠桨。这主要是因为战斗时随时要准备变换行驶的方向、速度和节奏，这时还依靠帆就不可行了，不如靠桨手划桨来得更为可靠。 综合起来看，五十桨船相比以前的naus，主要优势是：1、它有龙骨，更类似于尖底船，可以通过“切割”水面带来更好的稳定性和速度。船体也更细长，更符合流体力学的要求。2、如果装备了甲板，成为闭舱船，那么桨手可以得到比以前更好的保护。3、专门负责划桨的桨手可以提供更稳定的动力。 和五十桨船类似的还有“三十桨船”（triakonteros/triaconter，源自“triakonta/三十”）。这种船的特点和五十桨船差不多，只是要小一号，桨手只有30位而已。 比五十桨船更进一步的是“二列桨舰”——希腊文作“dieres”（“di”源自希腊文“dύο/二”，“dieres”即“装了两排”），英文作“bireme”（原为拉丁文，“bi”在拉丁文中有“二”的意思，“reme”源自拉丁文的“rēmus/桨”）。
二列桨舰的具体出现时间不可确考，但估计比五十桨船晚不了太多，可能是在前8世纪中叶。不过还没等二列桨舰站稳脚跟，一种更新的船型就出现了，并最终就取代了五十桨船和二列桨舰，成为古希腊海军的主力舰种。 这就是沿着二列桨舰的思路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三列桨舰”。
如果把船身加长，不就可以容纳下更多的桨了吗？但是不要忘了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长度最多不能超过40米，所以船身不能超过40米长。而且太长的船，转弯的时候也不方便——开奇瑞QQ的司机和开加长凯迪拉克的司机，对于转弯肯定有不一样的概念。 三列桨舰的三排桨手是怎样布置的，自从中世纪以后西方人就一直在猜测。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稳心”问题。后来的西方人从自己的航海实践出发，认为三排桨手仍然太多了。如果垂直地布置三排桨手，甲板到龙骨至少需要5－6米高，这样仍然是不稳定的。这个问题一直到1940年代才告解决。对雅典附近的古代港口的考古发掘，最终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是如何在4米的空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三排桨手都有各自的名称：最下面一排称为“thalamites/底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alamos/底座”上）、中间一排称为“zygites/梁桨手”（源自他们坐在“zygos/舱梁”上）、最上面一排称为“thranites/外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ranos/外架”上）。一般来说，一艘三列桨舰每舷有27位底桨手、27位梁桨手、31位外桨手，两舷总共是170位桨手。 仔细看上面的桨手配置情况示意图，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最上面的外桨手，他们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的。所以，在行进时，外桨手还担负有协调下面两名桨手动作一致的责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2章（中译本445页）说雅典人在出征叙拉古时，舰队中的外桨手会得到“额外的报酬”。 三列桨舰有这么多桨手，能提供的动力当然是五十桨船、二列桨舰不能比的了。三列桨舰的速度一般比五十桨船要快大约30％。对一组训练有素的桨手来说，以10节（1节＝每小时1海里，即1.85公里/小时）的速度持续巡航6－8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在需要短途冲刺的时候（比如海战中），他们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4节。另外，在长距离行驶时，为了保证桨手的体力，一般会让三排桨手轮换着休息，即轮换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休息。 关于三列桨舰的速度，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3章（中译本215页）提到这样一件事：雅典把列斯堡岛上的米提林城的暴动镇压下去之后（427 BC），在野心家克莱翁的鼓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残酷决议：将米提林城的全体人民处死，并当即派了一条三列桨舰去传达这个可怕的命令。第二天，雅典人发觉昨天的决议太过血腥，于是通过了第二项决议，内容就是取消昨天的命令，并派了另一条三列桨舰把这个决议火速传达到米提林。当时在雅典的米提林代表团为了让第二条船尽快追上第一条，许诺给桨手们一大笔钱，并在给桨手们吃的大麦饼里面混上酒，以提高他们划船的速度。而且到了夜里也不像往常那样停船休息，而是轮流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睡觉。“幸而没有逆风”，结果第二条船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走完了这段将近350公里（约合184海里）的路程，把决议及时传达到了。这条船在24小时内的平均速度大约有7.5节。要知道，今天的渡轮走完这段路程也需要大约16小时。 由于速度比较快，再加上当时的水手们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辨认星座的位置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三列桨舰时代的希腊海军已经可以在视线之内没有陆地目标的情况下，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远距离的航海了。 按修昔底德的说法，三列桨舰最早是由科林斯人阿美诺克利（Ameinocles）发明的，时间大约是在前8世纪末。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至少在前6世纪中叶之前，三列桨舰并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因为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关三列桨舰的瓶画、诗歌、壁画等等，没有早于前6世纪的。让三列桨舰得到普及的关键人物，就是在《历史》第三卷中多次出现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底，他生活的年代就是前6世纪中叶。
另外，据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说：在波吕克拉底的时代，萨摩斯人造出了一种叫“萨迈那/Samaina”的船身较宽、速度较快的战船。这个“萨迈那”可能就是三列桨舰最初的名称。因为外桨手坐的外架，是原来的五十桨船、二列桨舰所没有的，所以才会有“船身较宽”的说法。而“速度较快”，更可以理解为是源于多加了一排桨手。 正是这个波吕克拉底，他的海军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三39）。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盗头目；他所谓的“海军”是一群明目张胆的海盗。但在当时，海盗这种职业并不犯法。而且波吕克拉底治下的萨摩斯人是有自己的政府哟！ 在《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和《历史》三59，都记载说最先在萨摩斯流行开的三列桨舰，有一个主要的特点：船艏像猪头一样。观察前面三列桨舰的图片，我们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联想。而这种“猪头”，其实是和三列桨舰的战术有关的。 在三列桨舰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即前6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海军战术仍然沿用了五十桨船“用弓箭射击对方的弓手”的战术。前面谈到波吕克拉底的海军时，希罗多德把五十桨船的数目和弓手的数目一起说，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修昔底德说在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前，希腊各城邦的海军仍然“主要地是由一些五十桨船组织而成的”。三列桨舰由于建造难度大，造价高，所以虽然各地的海军都在造，但数量还不多。 直到雅典的著名海军将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4?－460? BC）的出现，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善（此人将是第八卷的主角）。雅典于前6世纪末在城市西南郊发现了著名的拉里昂银矿。当时的雅典公民大会原来打算把银矿的收益平均分给所有公民，每人10德拉克玛。但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他们把钱用在装备海军上。正是由于雅典现在有了雄厚的财力，才得以建造起一支200艘三列桨舰的海军[2]。这在当时的希腊诸城邦里，绝对是“无敌舰队”级别的海上力量了。自从雅典建立了这样的舰队，其它城邦才纷纷下血本跟上这一轮军备竞赛。和以前的naus船一样，五十桨船从此让出了海军主力的位子，成为辅助船只。在薛西斯入侵的年代，希罗多德在七184计算波斯军总兵力时，认为每条五十桨船上有80人，那么除了50位桨手之外的30人，就主要是水手和弓手。再到后来，五十桨船逐渐变成纯粹的民用船，特别是商船和运输船。 在前5世纪，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是：希腊的雅典人、科林斯人、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北非的迦太基人。他们都是以三列桨舰为主力的海上霸主。 雅典人不光是改变了海军的舰种组成，他们还改变了海战的战术。在海军由五十桨船主导的时代，由于双方主要是靠弓箭来交战的，所以双方一般会在相隔30－50米左右的距离上并行行驶，让本方甲板上的弓手在侧舷向对方射箭。
这种“顶”战术要求船既有速度，也能灵活操纵、快速变换行驶方向，以求在海战中随时寻找战机。这就是当时海战的诀窍。事实上，一组训练有素的船员，能够让一艘三列桨舰在1分钟之内完成180°的转弯，且转弯半径不超过1.5个船长。
由于“顶”在这时是三列桨舰的主要攻击武器，所以船上的弓手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一般的三列桨舰上有200人。除了170位桨手之外，弓手大约只有10名，还有10名投枪手，负责在近距离上杀伤对方甲板上的士兵。剩下的10人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作战时船帆依旧会被放下）。船上的军官大约是这样几位：船长（trierarchos），此人通常是出资建造此船的一位富裕公民，他一般没有什么航海经验，所以只是偶尔会在船上出现。舵手（kybernetes），负责操作舵桨或者侧桨，来控制行驶方向[3]。他通常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即使船长在场，他也是全船的实际最高指挥官。计时员（keleustes），负责指挥桨手以一致的频率划桨。 从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用银矿收益建造海军，到“顶”的普及，再到新战术的产生，大致就在493－480 BC这十几年之间，就在薛西斯入侵的前夜。这种海战方式的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拯救”了希腊。
不过，想把一条三列桨舰整体拖到岸上，则需要有专门的设施。毕竟船身中间是尖底的，直接在地面上拖船会把龙骨刮坏。古希腊人专门为在陆地上拖船而建造了“滑道”（希腊文作“diolkos”），其实就是相距1.5米的两道石沟。一种专门设计的小滑车在石沟上运行，类似于今天的铁路上的平板车。拖船时将船架在小滑车之上，然后用马或者奴隶来拉动小滑车，这样就能保护龙骨了。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三列桨舰有“萨拉明尼亚号/Salaminia”和“巴拉洛斯号/Paralus”[5]。它们都是雅典船，由雅典城邦出资建造并维护。在船上服役的全部是雅典公民（其它的三列桨舰，特别是桨手可能由外地人甚至奴隶组成）。这两艘船被制造得特别轻便，所以行驶速度特别快。它们主要执行雅典官方的任务，其中“巴拉洛斯号”以运送外交使节为主，“萨拉明尼亚号”以运送政府官员为主[6]。战时，它们有时负责侦查，有时负责通讯，有时也投入实际的战斗。它们在雅典被称为“圣船”，能在“圣船”上服役被雅典人视为一种光荣。 （能和“萨拉明尼亚号”和“巴拉洛斯号”一起被称为“圣船”的还有“提利亚号/Delias”。这条船不是三列桨舰，而是一条老式的三十桨船。据说神话英雄忒修斯当年就是乘坐它，去克里特岛破解了米诺斯“迷宫”，解救了雅典的童男童女。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就因为这条船当时正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去提洛岛的献祭。而在“提利亚号”返回雅典之前，城内不得处死犯人。这条古老的三十桨船，只要上面有一块木板朽坏，就用一块新木板去替代，所以一直保持着航海能力。这个现象引发雅典的哲学家们争论一个问题：这条船还是原来那条船吗？有人回答“是”，因为它一直叫“提利亚号”；有人回答“否”，因为上面的木板已经都被替换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帮助古希腊哲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最后提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对于当时希腊社会的影响。
那么海军是如何影响古希腊社会的？我们可以从海军的主力——三列桨舰入手。1条三列桨舰标准载员是200人，当雅典人组建一支200条三列桨舰的舰队时，整个海军实际上就需要4万人，还不包括后备的补充兵员。而三列桨舰战术的诀窍在于既保持一定的速度，又能灵活的操纵。这需要全体船员密切的配合，还需要很好的体力，特别是那些桨手们。在狭窄的船舱里长年累月地重复单调的划桨动作，对于身心两方面都是很大的考验。所以这4万人并不是随便从街上拉来的4万人，而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吃苦耐劳的4万人。当时的雅典，包括郊区，包括妇女、儿童、奴隶，总共的人口估计也就在10万－20万左右。所以雅典海军的这4万人实际上包括了雅典城里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男子，以及外邦来的侨民[7]。 另外，由于整个雅典海军中，桨手们是工作环境最差的、最辛苦的、最危险的（不要忘记当时海战的主要进攻方式是撞破对方的船身），所以去划桨的肯定都是城里的贫民。比较有钱的人谁愿意去当桨手呢？宁可在甲板上去射箭或者投枪。而桨手，其实是三列桨舰的动力，是海战能否取胜的关键。无论船上有多么好的弓手、投枪手、舵手，只要桨手不努力，一切都是白搭。所以桨手这个海军中最低贱的兵种，反而是最重要的兵种。 这就显出海军和陆军的不同了。当时希腊陆军的核心是重装步兵，而重装步兵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相比之下，海军的核心是桨手，而桨手都是来自贫民阶级。考虑到雅典海军的庞大，一旦海军全部出动，那么几乎全部雅典贫民阶级都在船上划桨。所以，一旦雅典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一旦海军在雅典的军事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贫民阶级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回报。一如当年重装步兵成为陆军的主力之后，中产阶级要求从旧贵族那里获得更多的权利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雅典人之所以从梭伦、克莱斯提尼开始，逐步把公民权从重装步兵扩展到轻装步兵，并不是因为轻装步兵在陆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轻装步兵背后的这个阶级——贫民阶级在海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斯巴达人之所以仅仅把公民权给予重装步兵，就是因为他们不发展海军，只发展陆军。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雅典的政治史，会发现：凡是在军事上倚重海军的政治家，全部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地米斯托克利、伯力克利；凡是在军事上倚重陆军的政治家，全部是寡头派的代表人物，比如米泰亚德、阿理斯提德（将在《历史》第八、九卷中出场）、客蒙。这其实就是海军、陆军的组成、战术对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的反映。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寡头派，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寡头派（如第三卷的那场虚拟辩论里的美伽巴佐斯）。他们不认为应该由贵族来主宰城邦政治，而是认为应该由中产阶级来主导。这里的民主派，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派（如那场虚拟辩论里的欧塔涅斯）。他们强调的不是让全体人民都来参与政治，而是主张贫民有更多的权利。对于前5世纪雅典政坛上的这两个党派，正确的叫法其实应该是“中产阶级派”、“贫民派”。为了清楚地表示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我在下面采用“新寡头派”、“新民主派”的叫法。 可以说，自从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的“新民主派”其实已经和梭伦、克莱斯提尼时期的民主派有了一定的区别。在前面的回顾雅典的政治发展时，我提到梭伦的改革，是以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财产多的公民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可以说，梭伦虽然扩大了公民权的范围，但公民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最低的“佣工级”虽然有法庭这样的机制来制衡其它三个等级，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制衡只是一种弥补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四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而克莱斯提尼在6世纪末的进一步改革，并没有触动这个“按财产多少来分配政治权利”的等级制度，而是采用改变“选区”的办法，加强各等级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希望他们能团结到一起，而不是再次陷入党争。 但是在雅典海军大发展之后，贫民阶级，即“佣工级”由于在海军中担负了最主要的责任，当然越来越不满于政治上的“不平等”了。回顾“新民主派”为雅典贫民阶级争取权利的过程，其实就是回顾从克莱斯提尼到伯力克利的雅典政治演变[8]。 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了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22－28节，以及普鲁塔克《平行列传》中的相关传记。 克莱斯提尼的改革大约是在506－505 BC进行的。雅典人第一次按他划分的新“部落/选区”选举新的“500人议政会”和“十将军”，是在501 BC。这个时候，应该说雅典的党争还不太激烈。493 BC，地米斯托克利主张大力发展海军[9]，贫民阶级的重要性开始浮现。“新寡头派”和“新民主派”从此在雅典政坛上开始了长期的斗争。3年后，雅典打赢了马拉松战役。领导这场战役的是曾在切尔松内索当过僭主的米泰亚德（Miltiades，550?－489 BC），考虑到他的这个背景，以及马拉松战役是雅典陆军的胜利，是重装步兵的胜利。所以马拉松战役可以认为是“新寡头派”的胜利。对此“新民主派”当然是不高兴的。战后不久“新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530?－470? BC，伯力克利的父亲）就控告了米泰亚德，并致使米泰亚德最后死在狱中。这位“新民主派”的克桑提波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就是一位海军将领。后来在479 BC的密卡列海战（见于《历史》第九卷）中率领雅典舰队的，就是此人。 马拉松战役虽然是雅典陆军的胜利，但雅典海军却越来越得到重视。马拉松战役后在雅典城外出现的波斯海军，一定让雅典人心有余悸。所以“新寡头派”在米泰亚德死后经过了一个低潮时期。而“新民主派”得势的证据之一，就是“新民主派”的首领地米斯托克利，在483 BC利用“陶片放逐法”放逐了在米泰亚德之后领导“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 “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值得多说几句。这是克莱斯提尼在505 BC的改革中创立的一项很有意思的规定：全体公民可以在每年一次的投票中，用在陶片上写名字的方法，选出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城邦稳定的人。得票最多的人将被放逐，为期10年。如果总票数少于6000，则本次投票无效[10]。雅典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是在488 BC。本来，克莱斯提尼的想法是让任何有可能成为新僭主的人，在羽翼尚未丰满时就被人民以投票的方式放逐，这样就能避免僭主制度的复辟。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到后来简直是只要谁的名气大，谁就可能被放逐。而政党的领导人，不管是“新寡头派”还是“新民主派”，在当时肯定都是名人，所以他们都有被放逐的危险。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两个党的领袖都遭到过放逐的命运。 “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530?－468? BC）在483 BC被放逐，本来应该到473 BC才能回城。但是薛西斯的入侵让“新民主派”很紧张，担心在外面的阿里斯提德会投敌。所以在480 BC，雅典官方宣布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人。在这一点上，“新民主派”确实是错看了阿里斯提德。此人非但不会投敌，而且在希腊最危急的时刻，他还帮助了自己的政敌地米斯托克利。所以后来雅典人给阿里斯提德起了一个外号“正义”（Aristides the Just），一点也不过分。 阿里斯提德是“新寡头派”，依前面的分析，他应该是陆军将领。一点不错。在479 BC的普拉提亚陆战（见于《历史》第九卷）中率领雅典陆军的，就是此人。也是他利用自己在希腊同盟军中的影响力，迫使斯巴达退出了反抗波斯的“科林斯同盟”，使雅典得以担负起领导希腊的责任。他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实际建立者，虽然他不是海军将领。 有一点值得注意。普鲁塔克提到：这个“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实际建立者克莱斯提尼的好友[11]。乍看上去很让人不解，因为他们似乎在政治上属于对立的党派，怎么会是好友呢？其实这很自然，因为他们都是陆军将领。而克莱斯提尼和地米斯托克利之间却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就是陆军和海军的区别：一个看重中产阶级，一个看重底层贫民。就这个意义上说，比起“新民主派”的地米斯托克利、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更像是克莱斯提尼的继承者（不要忘记“新寡头派”＝“中产阶级派”）。如果我们考察克莱斯提尼所属的“阿克门尼德族[12]”，那么这种联系将十分明显。当年成立“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就是克莱斯提尼的父亲，而“海岸党”就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阿克门尼德族的后代中，最能体现这种联系的是柏拉图。他对“新民主派”是有不少微词的。 薛西斯入侵被击退之后，“新寡头派”恢复了不少元气。一是因为普拉提亚陆战的胜利。二是因为当薛西斯侵入雅典时，雅典全城疏散，人民都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
但是，雅典现在已经领导了“提洛同盟”，而这个同盟的维系完全依赖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新民主派”的卷土重来只是迟早的事。雅典的两党之争在经历了“米泰亚德 vs 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 vs 地米斯托克利”这两个阶段之后，迎来了“客蒙 vs 埃菲亚特斯”的阶段。 客蒙（Cimon，510?－450? BC）是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的儿子。他是一位陆军将领，不过也精通海军事务。虽然希波战争后期几次希腊人反攻的海战几乎都是他指挥的，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位陆军将领。因为他崇拜斯巴达的政体，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总是把斯巴达人抬高到雅典人之上”。468 BC，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黑劳士”奴隶举行起义，斯巴达人开始大规模镇压，这就是前后打了10年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14]。这场战争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由于464 BC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全城只有5间房子完好无损，斯巴达青壮年损失惨重。而客蒙就在这个时候率领了4000雅典重装步兵去帮助斯巴达人。 客蒙这一走，雅典“新寡头派”所依靠的中产阶级力量，可以说一下子削弱了不少。“新民主派”自然会趁这个“新寡头派”的首领及其部分支持者不在城内的机会展开进攻。“新民主派”的首领埃菲亚特斯（Ephialtes，?－461 BC，不是温泉关的那个同名的叛徒）认为要解决“新寡头派”，首先要解除那个富有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的政治权力，以防他们再次用手中的财富“收买人心”。于是他向公民大会建议：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监督执政官的权力，只让它保有审判杀人案件和官员贪污案件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把“战神山议事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把它排除到了雅典政治体制之外。在雅典陆军主力不在城内的情况下，这个决议被通过了。“新民主派”初战得胜。 “新民主派”的第二个胜利来得也很快。462 BC，客蒙再次率军去帮助斯巴达人平定“黑劳士”起义，结果却被斯巴达人劝了回来。雅典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所以“新民主派”乘机鼓动人民在461 BC的投票中用“陶片”放逐了客蒙。不过，当斯巴达人于458 BC结束了“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雅典人担心斯巴达人这时会腾出手来进攻雅典，帮助客蒙恢复名誉，于是主动地在457 BC召回了客蒙，以缓和与斯巴达的关系。而埃菲亚特斯，则在客蒙刚刚被放逐之后就被“新寡头派”找来的刺客暗杀了。 接替埃菲亚特斯领导“新民主派”的就是伯力克利（Pericles，495?－429 BC）。他和雅典海军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伯力克利比较著名的几次军事行动，比如率领100艘三列桨舰环绕伯罗奔尼撒（453 BC）、远征切尔松内索（447 BC）、远征黑海（436 BC），都是以海军为主的。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也主张依靠海军来作战[15]。至于“新寡头派”，自从450 BC客蒙逝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和伯力克利抗衡的人物了。从445 BC到430 BC，伯力克利连选连任“将军”之职长达15年。 依靠了海军的伯力克利为贫民争取了很多权利。在他的建议下，城邦开始为法庭陪审员发放津贴（445 BC）。因为那些整日忙着糊口的贫民，如果因为参加法庭审判（其实就是参与城邦管理）就不得不放弃一天的工作，还有谁会来呢？城邦提供陪审员津贴，其实是在鼓励底层贫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为他们全力投身政治去除后顾之忧。他还为贫民们争取到了类似的看戏津贴，鼓励他们参与文化活动。也正是由于现在城邦要为公民的社会活动买单，所以他提出了限制雅典公民权的做法——“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可为雅典人”（445 BC）。顾准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六章4节中感叹伯力克利此举“未能免于狭隘”。其实这恰恰说明伯力克利提高了公民权，特别是普通贫民的实际权利。如果不是当时有很多外邦侨民想在这种“政府买单”的政策中渔利，伯力克利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限制。雅典毕竟不是美国，不可能对移民有那么大的宽容。即使是美国，今天不也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么？ 也正是在伯力克利的建议下，456 BC，原来只限于“500斗级”、“骑士级”才能当选的执政官一职，现在也对“双牛级”开放了。“双牛级”其实就是重装步兵对应的中产阶级。伯力克利用这种方法来向重装步兵示好，以缓和海军与陆军的关系，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事实上，伯力克利之所以能够创造雅典历史、甚至是古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终注意协调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协调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关系。虽然他是“新民主派”，但对于“新寡头派”并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激烈做法。他虽然和客蒙是政敌，但也在客蒙被法庭起诉时（463 BC）放过了客蒙[16]。修昔底德也记载说他和当时的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私交甚厚[17]。这种态度和他的身世有关。伯力克利的父亲是克桑提波斯，是“新民主派”的领导人，是海军将领，政治上倾向贫民；而他的母亲是克莱斯提尼的侄女，是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和陆军、和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伯力克利始终希望中产阶级/贫民阶级、陆军/海军、“新寡头派”/“新民主派”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而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首领，比如鼓动杀死全体米提林人的克莱翁，就不再有他那样的胸襟了。后期的“新民主派”已经走向极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411 BC会发生由重装步兵主导的雅典“400人”政变，建立寡头政府；而与此同时，驻守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会反对“400人”政变的原因[18]。 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已经变成了“极端民主派”。他们主张一切通过公民大会的投票，九执政官、十将军都是公民大会的下属。而贫民阶级在雅典人口中肯定地占据大多数，论票数其它阶级不可能超过贫民阶级。所以“极端民主派”实际上是把贫民阶级的意志强加在其它阶级之上。这已经失去了“民主”的本意，实质就是“多数的暴政”。梭伦的初衷：“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持一面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19]，这时已经完全被抛弃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外，原来伯力克利提出的“陪审员津贴”只是一种补偿，到后来在“极端民主派”的鼓动下，津贴标准被一再提高。结果是贫民中出现了很多不从事生产，每日以参加法庭、参加公民大会谋生的人。这种现象在阿理斯多芬的喜剧《蜂》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人在法庭或者公民大会里，没有什么标准、政见可言，往往是凭着一时好恶来决定是非曲直。而他们脱离生产、完全依赖城邦的津贴生活，也造成了雅典经济情况的紧张。 更为重要的，在管理国家这类问题上，贫民阶级必然地缺乏经验，再加上法庭、公民大会中充斥着没有主见的贫民，这就给一些巧舌如簧的野心家们提供了机会，比如克莱翁，比如亚西比亚德。在这些野心家的鼓动和操纵下，雅典的贫民阶级越来越缺乏远见，只是凭着一时冲动来决定国家大事，比如上面提到的米提林事件，比如修昔底德被放逐（423 BC，原因是安菲波利被斯巴达军攻陷，而此事与修昔底德无关），比如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获胜的十将军却被审判（406 BC，控告他们没有及时埋葬海战的战死者，而当时风浪太大，无法及时埋葬。审判的结果是十将军中有六人被处死）。 贫民阶级本身的素质不高，也导致他们对当时的学术界抱有怀疑、抵制的态度。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很多让后世人扼腕的悲剧。比如阿那克萨哥拉被审判（约430 BC，因为这位哲学家宣称“太阳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从而被控告“不信神”。他最后逃离了雅典），比如苏格拉底被处死（399 BC，他也被控告“不信神”）。 对于这种“极端民主派”，或者说“贫民的暴政”、“多数的暴政”，亚理士多德有一段很深刻的批评，这里引用如下：“第五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这种情况是蛊惑家（demagogue）造成的。……在这里民众成为集体的君王，他们不再在法律控制之下，成长为君主专制，佞臣得势。这种民主政体和君主制的僭主独裁相似，二者都对好的公民实行专制统治。平民的命令相当于暴君的诏令，蛊惑家之于平民相当于佞臣之于僭主。……蛊惑家将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用群众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因为群众是听他们的，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左右国政。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摘，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政治学》1292a4以下）。在亚理士多德看来，这是最坏的民主政体（是的，民主也有坏的）。而雅典贫民阶级的退化，最终也反映在雅典海军战斗力的退步上。405 BC，正是雅典海军在羊河（Aegospotami）海战中败于斯巴达海军，最终迫使雅典向斯巴达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随之结束（404 BC）。而雅典海军在此役之后再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了。
关于古希腊海军在希波战争之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可以参考我写的《对古希腊海军发展史的一个综述》一文的第三部分。 希波战争时的古希腊海军，正是三列桨舰崭露头角的时候。而这时的波斯帝国联军中的海军[20]，他们的战舰和装备，正如希罗多德在L21中描述波斯海军时反复提到的，他们“和希腊人一样”（七90、七91、七93等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以三列桨舰为主。但是他们对于三列桨舰的“顶”战术还不太熟练，毕竟这种战术最先是在希腊本土发展起来的。希、波双方在海军战术上的差距在第八卷的两场海战中有明显的反映。 ────────── [1] 一般比较大的古船都有所谓“压舱石”——即在舱底放上重物，使船的重心尽量降低。目的就是增加船的“稳性”。 [2] 这个事件见于希罗多德《历史》七144。但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4节说，当时造了100艘三列桨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22节也说是100艘。有可能雅典的这200艘三列桨舰是分两批建造的。 [3] 从最早的naus船开始，古希腊人一直是用舵桨（船艉的一面大桨，可参见前面引用的奥德修斯造船的史诗段落）或者侧桨（船艉两侧的大桨，上面各种船舶的图片中都可以看见）来控制船舶行驶方向的。实际上，西方人在12世纪前一直不知道尾舵（在船艉下的一块可以左右旋转的垂直平板）。尾舵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时间大致是在西汉。 [4] 参见《历史》七182。当在马其顿的铁尔玛海湾外监视波斯海军动向的三艘希腊了望船被追击的时候，雅典的一条三列桨舰就在配涅优斯河口紧急靠岸。雅典人把船艏拖到岸上，然后就弃船逃走了。 [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2章，202页。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就是“萨拉明尼亚号”负责逮捕远征叙拉古的舰队中的亚西比亚德。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6页。 [7] 三列桨舰的桨手一般不使用奴隶，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只有当情况紧急，桨手来源不足时，才会出现让奴隶划桨的现象。可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七卷1章，507页。 [8] 关于克莱斯提尼以前的雅典政治演变，可以参见第五卷第6项札记。 [9] 亚理士多德把此事放在483 BC，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就是在这一年当选了“名年执政官”。但是，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60? －7? BC）在《罗马古代史》六卷34节记载地米斯托克利是在493 BC当选“名年执政官”的。考虑到483 BC离薛西斯入侵太近，我个人认为493 BC更有可能。 [10]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程序可参见《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7节。 [11] 《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2节。 [12] 关于这一家族，可参见第五卷第6项札记。 [13] 具体数目是每人8德拉克玛，参见《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0节。 [14] 前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参见第六卷第5项札记。458 BC，“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以起义的“黑劳士”承诺永远不返回伯罗奔尼撒，斯巴达人承诺放他们离去而结束。 [1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1章，101页以下。 [16] 参见《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10节。 [1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4页。 [18]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5章，605页以下。 [19] 引自《平行列传·梭伦传》18节。 [20] 关于他们的民族组成，可参见第七卷第9项札记。 3．月神岬之役详解 月神岬之役虽然被希罗多德放在了第八卷，其实此战和第七卷的温泉关之役大体是同时进行的（八15明确提及了这一点）。同时进行的这两场战役，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八21提到温泉关方面和月神岬方面各有一艘三列桨舰在待命，随时准备把本地的战况通知另一地的希腊守军）。 在第七卷第13项札记的末尾，我讲到波斯海军在经历了配里昂山附近的风暴之后，来到了马格尼西亚以南的帕伽撒依湾。而希腊海军此时已从“激流湾”返回了月神岬，还把波斯海军中掉队的15条船给俘获了（七194、七195）。这场小规模的战斗是月神岬之役的序幕。而温泉关那边此刻还没有开打。
希罗多德在八7讲到，波斯海军到达了阿菲泰之后，发现希腊海军已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如果马上进攻，波斯人认为希腊人会撤退回到卡尔启斯附近的“激流湾”，在那里更为狭窄的海面上抵抗。为了不给希腊人留下退路，波斯人想出了一个包抄的计划：他们派了200艘三列桨舰“在斯奇亚修岛的外海上迂航”，让这些战舰“迂回优庇亚”，目的是从优庇亚岛的东侧一直航行到南侧，最后经过希腊海军曾经驻守过的“激流湾”，到达月神岬以西。这样，希腊海军就无法向西南撤退了，只能在月神岬原地战斗。“在得到信号知道迂航的船只到达（即包抄到位）之前，他们（波斯人）是不打算进攻的”（八7）。但是，波斯人的包抄计划被一个希腊人斯奇里亚斯（Scyllias）破坏了。此人曾经在配里昂发生风暴时帮助波斯人打捞沉船上的财宝。这时他却偷偷乘船来到月神岬，把波斯海军的计划向希腊人和盘托出（八8）。
但是，这支分舰队仍然命运不佳。当它们行驶到优庇亚的一个叫“洼地”的地方时，再次遇到了风暴。勉强逃过配里昂风暴的这200条船，这次没有多余的幸运伴随着它们。波斯分舰队在出发后第2天就全军覆没了。这个“洼地”具体指哪里已不可详考，一般认为是在优庇亚岛的东面某处。 而希腊方面从斯奇里亚斯那里得知了波斯分舰队正在包抄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这里先根据八1的叙述，把希腊联合海军的兵力总结如下。这些地名可以参见右下角的“希腊本土”地图。
这里的271艘全部是当时的海军主力三列桨舰，战斗力比较差的五十桨船并没有统计在内。有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城邦/地域造不起三列桨舰，只有五十桨船。比如罗克里斯人[1]只提供了7艘五十桨船。 希腊联合海军的主帅是斯巴达的优利比亚德（Eurybiades）。虽然斯巴达人只派出了10艘战舰，远远不及雅典人的127艘，但各个参战的希腊城邦只认可斯巴达人的权威（即使斯巴达人并不擅长海战），所以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就主动地把指挥权让给了优利比亚德（八2、八3）。雅典在希腊诸城邦中呼风唤雨的地位，要到希波战争后期才建立起来。雅典人此时接受斯巴达人的指挥，也许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是因为他们有大胸襟，他们认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八3）。不过，由于希罗多德在政治上倾向于雅典的民主制度，所以他这里对雅典人的表扬也许有夸张的成分，真实的原因也许是雅典人迫不得已。 至于波斯海军方面的三列桨舰数目，我按照七89至七95的叙述列了下面的表（这些地域可以参见第七卷第9项札记）。
另外，上面这张表统计的是波斯帝国海军在铁尔玛时的兵力。他们后来在配里昂山下的海难里损失了“不下400”艘三列桨舰（七190）。色雷斯等地随后给他们补充了120艘（七185）。在月神岬，波斯海军此时应该有大约920艘三列桨舰。相比起希腊方面的271艘，他们仍然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但月神岬之役首先进攻的却是希腊人。波斯人还在等那200艘战舰包抄到位，而希腊人既然知道有一支分舰队正在包抄他们的后路，而撤退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他们在斯奇里亚斯投诚的第二天就主动出击了。 （大致是同一天，温泉关那边薛西斯开始了进攻。） 在八11的叙述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方面是按照前面所讲的“三列桨舰防御战术”那样排阵的。即他们主动地向波斯海军进发，等到了开阔的海面就围成一个圆圈，“把他们的船艉聚拢在一起”，用船艏去面对冲过来的波斯舰队。这样一来，希腊人就能尽量发挥“顶”的战斗力而避免本方有太大损失。由于战舰数量处于下风，希腊人以这样的战术是很自然的。 第一天的战果是波斯方面损失了30条船。希腊方面的损失希罗多德没有说，但估计不会多于30（八11）。 就在这天夜里，绕行优庇亚岛的波斯分舰队被第二次风暴所毁灭。次日清晨，在海滩上了望的希腊侦查人员发现了他们的遭遇，并报告了在月神岬的希腊联合舰队。就在此时，又有53条雅典的三列桨舰来增援他们。希腊方面士气大振，继续采取和昨天一样的战术去攻击波斯海军。第二天的战果是他们消灭了一部分西里西亚舰队，具体数目不详（八14）。 数量这样少的对手居然敢于主动发动进攻，而且两天过去，居然拿他们毫无办法，波斯海军方面对此当然不能容忍。绕行优庇亚的分舰队失事的消息他们此时一定也知道了。既然包抄已不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再等待下去，索性就主动出战吧。所以到了第三天，波斯人主动开始进攻。对此，希腊人还是把三列桨舰排成“圆圈”的阵形进行防御。这一天的战斗是整个月神岬之役中最激烈的，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但没有分出胜负。天黑之后，双方就各自收兵了（八16）。 这场海战中，波斯方面最勇敢的是埃及人，而希腊方面最勇敢的是雅典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叫克里尼亚斯（Cleinias）的雅典人（八17）。他是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三列桨舰和200名船员来参战的，看来是位富翁。另外，此人就是未来的野心家亚西比亚德的父亲。后来亚西比亚德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担任高官，是和他殷实的家境有关的。 然而希腊方面的损失也是巨大的。雅典人损失了他们舰队的一半（八18）。127＋53的一半就是90艘。地米斯托克利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再加上从温泉关那里传来消息：列奥尼达他们已经阵亡，温泉关已经失守。现在，海军独自留在月神岬这样打消耗战已没有意义，所以希腊方面连夜撤退。其中雅典舰队在最前面开路，科林斯舰队殿后（七21）。 地米斯托克利在撤退途中还想了一计。他叫人在岸边有水源的地方，以及比较醒目的地方都刻下这样一段话：“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为奴隶，这乃是不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还是投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分化波斯海军。即使伊奥尼亚人不投诚，地米斯托克利也希望这些话能让薛西斯不再信任他们（八22）。 月神岬之役至此告一段落。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可以说是不分高下。拯救希腊的重任于是历史性地落到萨拉米身上了。
────────── [1] 这里是特指“欧普斯的罗克里斯”，参见第七卷第15项札记。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三）4．薛西斯向雅典进军 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他的陆军打通了温泉关；他的海军虽然没有消灭希腊海军，但对方毕竟已经从月神岬撤退了。 为了振作全军的士气，薛西斯先把在温泉关阵亡的希腊人（大约有4000）的尸体堆在一起，再把阵亡的波斯人（大约有20000）留下1000，其余就地掩埋。然后叫刚刚“赢得”月神岬之役的波斯海军过来参观陆军的战果。于是有很多人都坐船来温泉关这边参观。不过希罗多德说：这种4:1的伤亡比例反倒让海军的那些人没有被薛西斯骗过（八25）。
波斯陆军首先穿过了福西斯（八32、33），然后分成了两路。一路由薛西斯亲自率领，继续向南穿过波奥提亚，直冲雅典（八34）。另一路则准备去抢劫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八35）。 这后一路的遭遇比较奇怪，值得具体说说（以下见八36至八39）。德尔斐当地人听说波斯军马上就要来，担心阿波罗神庙里那么多财宝[1]会被抢劫，于是去问神谕。结果神谕说：神会“保护他自己的财物的”。于是德尔斐人把妇女儿童都送到海对面的阿凯亚，男人们则躲进了附近的山中。波斯人到来之后，面对的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就在这时，神迹发生了。先是神庙里“任何人都不许用手触的神圣的武器（即神的武器）”居然自动跑到神庙外面去了。然后天上降下了霹雳，把附近的两座山峰给打了下来，压死了很多波斯人。面对神的力量，波斯人不得不逃走。逃到波奥提亚之后，他们与向雅典进军那一路合并了。 这个“神迹”故事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神要是真有这样的本事，为什么不在温泉关、月神岬显灵呢？至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在下一项札记中将试着分析一下。 波斯陆军主力从福西斯南下，一直打到雅典。一路上的希腊城邦，除了那些已经投降波斯人的之外，基本上都遭到了“三光”式的洗劫，连神庙也不例外（如八33），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强奸妇女的事件（八34）。这和波斯军在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等地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七197提到，薛西斯对于帖撒利的神庙就很尊重。我认为，波斯人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洗劫当作一种报复。福西斯人和斯巴达人一起守过温泉关，所以他们的城市大多被劫掠。铁斯匹亚的700战士自愿和列奥尼达同死，所以他们的城市也被洗劫。普拉提亚人是参加过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的，当然也逃不过报复。既然波斯人现在是在报复，当然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波斯海军方面，在参观完温泉关的战场之后，他们在优庇亚岛北端的希斯提亚伊休整了3天，然后开始向雅典进发，用了3天的时间到达了雅典城外的帕列隆港（八66）。
逃难在外的这些雅典老百姓，从各个渠道得到了一定的救济。还是《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0节，记载说当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战神山议事会”，向每个上船逃难的人发8德拉克玛的补助金。这差不多是当时1个普通人1个月的生活费了。另外，特洛伊真人也通过了决议：向在城中避难的雅典妇孺每人每天发2奥波尔的津贴，这正是当时人均生活费的标准。他们还用自己城邦的钱给雅典的孩子们聘请了教师。古希腊人这种互相帮助的精神比之现代人，也是毫不逊色的。 现在，雅典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了。薛西斯的大军毫不费力地攻入了雅典。此时卫城山上还留有少数雅典人。先前的神谕说雅典人要靠“木墙”才能得救，这些人认为“木墙”就是卫城的城墙，而不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认为“木墙”是指海军（参见七141、142）。这些人主要是一些神庙的祭司和没有疏散的贫民（八51）。他们凭借卫城山的地利还在拼死抵抗着（八52）。最后，波斯人通过一条小路最终攻上了雅典卫城。有些抵抗者一见此情形就从卫城上跳下来自杀了。还有一些躲进了雅典娜的神庙，结果他们被攻上来的波斯军当场杀死。卫城山上的神庙遭到波斯人的洗劫之后，被付之一炬（八53）。当年伊奥尼亚起义时，雅典人烧毁了萨尔迪斯的库伯勒神庙，波斯人现在以此为口实烧毁了雅典娜神庙，进行报复。
至此，薛西斯可以说已经为萨尔迪斯的库伯勒神庙完成了复仇。然而他不准备就此罢手，他还要把整个希腊都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而他的这一企图马上就要破灭了。 ────────── [1] 比如第一卷中吕底亚王克洛索斯奉献给德尔斐神庙的那些珍宝，参见一50。 5．神谕问题 在讲述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古希腊的神谕。毕竟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特别是萨拉米海战——神谕一直扮演了很特殊的角色。神谕在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非常特别的地位。 从整体上看，古希腊人和宗教之间的距离很近。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神统治的，而神是喜怒无常的，祂们的意志是变幻不定的。对于祂们的安排，凡人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更改的权力。至多，凡人们只希望通过祈祷、献祭来取悦祂们，而这些是否奏效，则完全由神决定。 所以，普通的古希腊人都是很虔诚的，也可以说是很迷信的。不排除有一些头脑比较清楚、思想比较深刻的人渐渐对神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和宗教之间的纠葛就一直贯穿始终。但一般的古希腊人，他们的生活、习俗还是紧密地和这个充满了神灵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任何重大的场合，他们都要举行向神献祭的活动。比如当时的公众节日，全部和宗教、和神有关。比较著名的有雅典的“地母节/Thesmophoria”（大约每年公历10－11月间举行，纪念地母神“德墨忒尔/Demeter”和祂的女儿“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花节/Anthesterion”（大约每年公历2－3月间举行，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等等。再比如古希腊人在军事行动之前，特别是战斗开始之前，总要向神献祭。祭司此时会杀一只小动物（通常是小羊或者小猪），来观察动物的内脏，以便决定是否出战。这种占卜即使是在形势比较危险的时候也要进行下去，可以参见色诺芬的《长征记》六卷4章。我们在《历史》第九卷将遇到类似的情形。 而古希腊人的生活中，他们和神灵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神谕。 神谕（希腊文作“chrêstêrion”，英文作“oracle”），也就是人们向神庙的祭司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然后祭司以神的名义作出的回答。神谕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小到个人的婚丧嫁娶、旅行经商，大到城邦的宣战媾和、外交结盟，古希腊人都会去求神谕。这种现象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比如《历史》的三57、四161、五89、六34、八144等处。《长征记》三卷1章也提到，色诺芬在去参加“长征”前也问了神谕。即使是他的老师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此举也是很看重的。另外，如果一些重大的行动事先没有征求神谕，那么古希腊人认为肯定会失败。比如斯巴达的多里欧斯想在西西里建立一个殖民地，事先却没有问神谕，希罗多德认为这就导致了他最后的身亡（五42）。 不是每座神庙都可以发布神谕的，只有一些特定的、有预言能力的神的神庙才有这个资格。古希腊各地有几个著名的神谕发布处。它们的名单见一46，即吕底亚王克洛索斯问神他是否可以去攻打波斯人的段落里。（注意：克洛索斯不是希腊人。他也去问神谕，说明这种习俗已经传播到了希腊周边的地区。）
关于德尔斐，值得多说几句。最早的时候，这里崇拜的并不是阿波罗，而是大地女神该亚（Gaia，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神）。当时的人们来德尔斐是向这位女神求神谕的。协助该亚的是祂的两个女儿：忒密斯（Themis，女提坦神之一，后来变成了专司法律的女神。西方法院门前经常有一位蒙着双眼、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的女性雕塑，就是祂的形象）和福碧（Phoebe，也是女提坦神之一，日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忒密斯的外祖母）。
上面这个德尔斐三易其主的故事，可以被认为是古人对德尔斐历史的一种“重构”。即德尔斐的宗教实际上历经了三个阶段：该亚阶段、皮同阶段、阿波罗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取代第二个阶段的过程，可能有暴力征服的背景。参照古希腊历史，可以认为这次暴力征服对应于前12世纪的“多立斯人入侵”；阿波罗杀死皮同，其实是多立斯人攻陷德尔斐的神话式表述。而“配提亚”和“皮同”在名称上的联系，则反映出：1、皮同原来可能并不是蟒蛇，而是指原来的女祭司（也确实有神话说巨蟒的名字是“配提亚”）；2、德尔斐在多立斯人入侵前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神谕发布处了；3、“皮同/配提亚”是女祭司，而阿波罗是男神，所以“阿波罗杀死皮同”的故事也可以被认为是父系社会最终取代母系社会的一个隐喻。 另外，和奥林匹亚赛会齐名的“四大泛希腊赛会”之一的“皮同赛会”，据说就是阿波罗杀死皮同之后，为了赎罪而举办的。举行竞技会一般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人物的死亡（比如阿基琉斯死后，希腊联军就举行了一次竞技会来纪念他）。所以，作为发布神谕的祭司，皮同的早期形象也许是很正面的。皮同以蟒蛇的面目出现，应该是后来的人们为了弱化多立斯人暴力征服的血腥味，而特意虚构出来的。后期神话还为阿波罗杀死皮同找到了理由：皮同现在是一个男人的形象，他在阿波罗的母亲勒托（Leto）分娩之前试图非礼勒托。在更晚期的神话里，这种血腥味已经被完全抹掉，皮同的形象完全不见了，故事变成了忒密斯和福碧把德尔斐让给了阿波罗。 今天，德尔斐依然是希腊最负盛名的旅游地之一。关于此地实在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就是围绕这块石头，即围绕着世界的“中心点”建立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特洛佛尼乌建造的那座神庙了。据考古者研究，那座神庙大概建于前8世纪，是德尔斐最早的大型建筑。从前8世纪往下，各种献祭的物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神庙的遗迹里，说明德尔斐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全希腊建立了自己在神谕方面的权威。（见于记载的所有德尔斐神谕里，最古老的大概也是前8世纪的。）和德尔斐相比，其它地方的神谕发布处始终没有这么多的献祭物遗存，说明它们的权威性要差一些。 到了548 BC，这座最早的神庙被一场纯属事故的大火所焚毁。重建工作于536 BC开始。全希腊都在为新神庙募捐，甚至当时的埃及法老阿玛西斯也捐了一些明矾（二180）。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回顾雅典政治发展时提到的雅典民主派首领克莱斯提尼。他被雅典僭主希庇亚斯驱逐之后，为了取悦并得到配提亚的协助，故意用超出原定规格的大理石来建造这座新神庙。后来又直接贿赂配提亚，让她们给斯巴达人说神谕时总是加上叫他们去攻打希庇亚斯的内容。这座新神庙大约在513－505 BC建造完成。希波战争时期，很多历史性的神谕，就是发自这里。
阿波罗神庙中的密室（adyton）就是配提亚说神谕的地方。另外，那块“肚脐”石也在此密室之中。神庙的正殿里还有一团“圣火”，即永远不熄灭的火焰，代表了神圣和纯洁。当年薛西斯的入侵被击退之后，为了“净化”薛西斯给希腊造成的“污染”，全希腊的火焰，包括各城邦的“圣火”以及每家的灶火，全部被熄灭。然后由德尔斐这里的“圣火”引出火种，重新给把纯洁的火给予全希腊人。以此来表示希腊获得了重生[2]。
战乱一直困扰着德尔斐。历史上有三次战争和德尔斐有关，因此得名“圣战/Scared Wars”——其实只要是战争，总是残酷而血腥的，哪有什么“神圣”可言呢？ 第一次“圣战”大约于595－586 BC爆发。起因是德尔斐附近有一座小城基拉（Kirrha）。这座小城的居民盯上了络绎不绝来德尔斐献祭、求神谕的朝圣者，以及他们携带的钱财，于是专门干起了打劫朝圣者的行当。这样一来，当时希腊所有的强力城邦——雅典、斯巴达、忒拜、科林斯等等，组成了一支联军前来攻打基拉。联军的首领是我们在“僭主群像”里遇见过的息西昂僭主克莱斯提尼（雅典的那位民主派领袖克莱斯提尼的外祖父）。此战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战争。由于联军无法很快攻破基拉的城墙，一个叫内布罗斯（Nebros）的医生想出了一个主意：往向基拉城内送水的水管里投放一种有毒的菟葵。结果城内的人全部染上了痢疾，基拉城被攻陷，全部人民都被杀死，该城被夷为平地。 第一次“圣战”的后果是成立了“安菲克提昂同盟”（也有译为“近邻同盟”、“神圣同盟”的）——得名于“丢卡利翁－希伦神话”[3]中希伦的弟弟。这个同盟是一个以管理德尔斐事务为主要功能的宗教性组织（可参见七200、七213），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主要职责是保证各地的朝圣者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德尔斐。同盟的成员有12个——全部是希腊族——包括了雅典人、斯巴达人、忒拜人、福西斯人、玛里斯人、马格尼西亚人、罗克里斯人，以及德尔斐本地人。成员国互相保证彼此作战时不切断对方的水源，也不将对方全体人民杀死。这大概是由于基拉的惨剧让他们产生了某种负罪感。这个保证在他们之间也一直得到了遵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医神”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460?－377? BC）就是那位内布罗斯的后代。也许是对祖先的行为感到不齿吧，希波克拉底为医生这个行业制订了所谓“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生这一行的职业道德的起源，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第二次“圣战”发生在希波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由于福西斯离德尔斐最近，所以福西斯人希望能够掌握德尔斐的控制权，其实就是想掌握那些财宝。德尔斐人于是请斯巴达人来帮助他们抵抗福西斯人的野心。449 BC，斯巴达人出兵赶走了福西斯人，宣布德尔斐是独立的城市。而雅典人为了在死敌忒拜人的北边寻找一个盟友，在伯力克利的率领下于448 BC帮助福西斯人夺回了对德尔斐的控制。这场战争是斯巴达、雅典争霸的一个序幕[4]。然而，由于雅典重视海军超过重视陆军，所以福西斯人最后还是选择了更能保障自己安全的政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是站在斯巴达一边的。 第三次“圣战”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由于长达27年的大战让斯巴达和雅典双方都损失惨重，忒拜开始称霸。为了抵抗忒拜的扩张，福西斯人再次打起了德尔斐财宝的主意。356 BC，他们抢劫了德尔斐，希罗多德提到的宝物绝大多数都被福西斯人劫走。福西斯人的行为在当时就引发了希腊各地强烈的愤怒，于是针对他们的“圣战”爆发。虽然福西斯人靠着变卖宝物得到的资金招募了一支雇佣军，坚持抵抗了10年，最后还是于346 BC被彻底击败，被迫交纳了巨额的赔款。领导第三次“圣战”的是新崛起的马其顿人。当时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凭借此战开始在希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标志性事件就是福西斯人被驱逐出“安菲克提昂同盟”，马其顿人得到了他们的席位，成为了这个纯粹希腊族同盟的新成员。这意味着马其顿人正式被接纳为希腊族，虽然雅典的那些反马其顿人士依然在叫他们“野蛮人”，即“非希腊人”。 此后，关于德尔斐的战事还有不少。比如曾经入侵罗马的高卢人在279 BC试图攻占这座“圣城”，但他们被奇迹般地击退了。福西斯人也因为参与保卫德尔斐而重新被“安菲克提昂同盟”接纳。另外，罗马的独裁者苏拉曾经在86 BC攻陷了德尔斐，并大肆劫掠。罗马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尼禄也于51 AD德尔斐拉走了500件青铜器[5]。即使是这样，2世纪的鲍桑尼阿斯仍然见到了很多宝物。可以想见鼎盛时的德尔斐集中了多少希腊文明的精华。 让我们回到神谕的问题上来。各地的神谕发布处有着各自的仪式和习俗，并没有统一的规范。不过大体上都是由求神谕的人先向祭司献上祭品，然后祭司会根据一些“神迹”来给出回答。这些“神迹”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形式。比如在奥洛普斯的安菲亚劳斯神庙，是靠看燃烧牺牲时火焰的形状来决定占卜结果的（参见八134）。比如在小亚细亚的科罗封，一个不识字的祭司下到一个洞穴里去喝一口泉水，就能针对每个人心中的问题以诗句的方式给出回答[6]。形式比较特殊的是勒巴狄亚的“特洛佛尼乌洞”。这里是让求神谕的人先经过斋戒、祈祷、沐浴等程序，还要用察看牺牲内脏的方式决定是否被准许求神谕。一切就绪的时候，提问者要先喝一口“忘泉”的泉水，以便忘记心中的一切事情，然后要喝一口“忆泉”的泉水，以便记住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随后他会下到“特洛佛尼乌洞”中，按照一定的程序行动，最后会有一些声音，或者是景象在洞穴里出现。然后他回到地面上，由祭司给他解释这些声音或者景象，这样就得到了神对他的问题的回答，即神谕。洞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外人是不知道的。因为祭司们要这些求神谕的人发誓不泄漏洞穴中的情况[7]。 在德尔斐，求神谕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每年的冬天这里不接受来访者。因为据说冬天阿波罗会离开德尔斐，去“极北地”和“极北人”一起生活。阿波罗的兄弟酒神狄奥尼索斯会来德尔斐暂住，所以冬天没有神谕可以提供。每年春天的一个特定的日子——Bysius月[8]（大致相当于公历的3－4月）7号——即阿波罗的生日这天，配提亚们会开始准备发布神谕。准备工作包括斋戒、沐浴、献祭等仪式、以及喝一口专门为她准备的泉水。这道泉水是在阿波罗神庙的密室内流过的，旁人绝不能饮用。据说经过了这些仪式，配提亚就有了预言的能力。以后每个月的7号（冬天的月份除外），她们要把这套仪式重新进行一次。
学术界一般认为配提亚的回答实际上都是一些含混不清的词语，需要配提亚身边的祭司把这些呓语“翻译”为人类可以听懂的语言，才最后得到神谕。但古代作家经常提到配提亚是直接说出神谕的，不需要旁人的“翻译”，比如《历史》的五92。有可能这两种形式（经过“翻译”或者直接说出）都曾经出现过。 神谕的格式，在《历史》里比较常见的是合乎格律的诗句，大多数很简短，上十行的算是非常长的神谕了。不过也有少数散文形式的神谕，也就是说不押韵、不合乎诗的格律。 神谕的内容往往是含混而多岐义的。所以，古希腊人经常要对神谕进行解释。比如在七141至七143，雅典人问配提亚该如何抵抗薛西斯的入侵，神谕叫他们去依靠“木墙”。这个“木墙”到底指什么，雅典人提出了很多解释。有人认为是指卫城的城墙，有人认为是指海军。双方争执不下。问题是神谕最后有一句“神圣的萨拉米啊，……你会把妇女出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这就让那些主张是指海军的人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这明显是在形容海战的失利。这时，地米斯托克利站了出来。他认为最后那一句并不是在说雅典人海战失利，而是说波斯人海战失利。因为如果是雅典人失利，萨拉米岛怎么会是“神圣的”呢？应该是“残忍的”才对。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意见，雅典人决定依靠海军来抵御入侵者。 这个故事反映出3点问题： 1、在如何抵抗侵略这样重大的问题上，雅典人居然是依靠神谕来进行决策的。可见神谕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可见神谕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地位。这里面固然有迷信的成分，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 2、对神谕需要解释，那么这就给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利用神谕为自己服务提供了机会。比如这里的地米斯托克利，他就是一个精于此道的高手。我们不相信有先知先觉的神，所以地米斯托克利在这里的行为，并不是解释“出”神谕的真实含义，而是把神谕解释“成”他希望的含义。由于神谕的含混和岐义，政治家于是可以用自己的意见去“解释”，有时甚至是“替换”神谕的内容。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口才。实际上，当时精明的政治家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神谕，其实就像是今天精明的律师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法律条文，都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前者似乎还要更严肃一些。 另外，克莱斯提尼贿赂配提亚，让她对斯巴达人说假神谕，这也是政治家利用神谕的一种手段。只是这种手段比较低级罢了。克莱斯提尼的行为由于被揭发而为人所知，那么还有没有其它类似的情况而没有被揭发的呢？恐怕是有的吧。 所以，关乎城邦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上，当时的人们依赖神谕，除了迷信之外，也有政治在背后起作用。对一些重要神谕的解释，有时还包括神谕本身，在当时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和产物。一条神谕的产生、解释的过程，其实很类似于今天一部法案的产生、解释的过程。有可能，那些比较重要的神谕，在当时都是经过了现在已不为人所知的政治斗争才产生出来的；而对它们的解释，同样也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毕竟，谁能把神的意志说成和自己的主张一致，谁就能在当时的政坛上获得巨大的优势。 3、神谕本身的含混，其实是配提亚的一种语言技巧。比如一53那句著名的双关语：“如果克洛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帝国”，不论克洛索斯、居鲁士哪一边胜利，这句话都是对的，因为这里的“大帝国”既可以指波斯，又可以指吕底亚。在雅典人求来的那段神谕里也有一样的情况。“木墙”既可以指卫城的城墙，也可以指海军。而如果雅典陆军要出战，卫城是他们一定会防守的地方。所以不论雅典抵抗侵略是依靠海军还是依靠陆军，这句话总是对的。而“神圣的萨拉米”那一句，其实可以指雅典人，也可以指波斯人。如果雅典人赢了波斯人，正如地米斯托克利所说，那么萨拉米就是真正的“神圣的”。如果波斯人赢了雅典人，那么希腊一定也沦陷了，至少科林斯地峡以北将被波斯完全控制。这样一来，德尔斐必定要接受波斯人的统治。那么一旦波斯人知道了这条神谕，当然也会认为萨拉米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正是在这里击败了雅典人。（萨拉米岛离雅典非常近，无论雅典是靠陆军还是海军去抵抗波斯人，主战场一定不会离萨拉米岛太远，即使是陆军去防守卫城，萨拉米岛仍然可以见证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到了那个时候，德尔斐更在乎的是波斯人如何理解这个“神圣的”，而不是雅典人如何理解它。于是，不管雅典是依靠海军还是陆军，不管雅典是胜利还是失败，如果日后有人重新来读这段神谕，总会发现它是正确的。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这段神谕有多种理解的可能，那么就应该对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智慧与口才，表示我们的敬意。他成功地利用这段神谕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他的“解释”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听从他的意见，实在是雅典人、希腊人，甚至是日后所有的西方文明的一大幸事。因为从军事的角度上说，海战是当时希腊人击败波斯人的唯一途径。他的“解释”，是唯一在军事上正确的“解释”。如果当时他没有站出来，原来的那个“陆军版解释”被雅典人接受，那么雅典人、希腊人、以及日后所有西方文明的命运，将遭受不可想像的灾难。 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水平、军事水平当然值得我们夸奖，配提亚的文学水平也值得我们赞叹。雅典人或者出动陆军，或者出动海军；雅典人或者失败，或者成功，一共有4种可能性。配提亚的这段话居然能够把这4种可能性都包含进来，能够“一语四关”。话能说到这个份上，也算是“通神”了吧？还好希罗多德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位配提亚的名字——阿里斯托尼凯（Aristonice），让我们记住她吧！ 配提亚在语言上的含混和岐义，其实是和德尔斐祭司阶层在政治上的态度一脉相承的。作为神谕祭司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利益是和神谕的声誉、神谕的准确度直接挂钩的。只有神谕的准确度，或者说成功率高，来这里献祭、求神谕的人才会多，这里的祭司阶层才会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如何提高神谕的成功率呢？像上面那样说“双关语”、“四关语”，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包含进来，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然而还有其它的做法，比如在政治上两边下注，对政治冲突的双方都保持友好，帮助一边的同时也帮助另一边。说到底，德尔斐祭司阶层始终希望自己能在各种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历史》中出现过的所有德尔斐神谕。下面这张表列出了全部希罗多德直接引用过原文的德尔斐神谕。还有一些神谕他只是间接提到，没有引用原文。比如四161，北非的库列涅人问如何能让他们的国家繁荣幸福，“配提亚命令他们从阿卡狄亚的曼提尼亚请一位仲裁者来”。这类间接提到的神谕在全书中数量很多，我没有全部列在下表中，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间接引用的神谕在表中以灰色表示）。
在和希波战争直接相关的神谕里，我们发现德尔斐其实一直就在两边下注，既帮助这一边也帮助另一边。当时的形势是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面对着这样的形势，他们发布了一些倾向于波斯人的神谕：表中的第17、21、23、24、26条。一旦波斯人最后胜利，这些都可以让德尔斐的祭司到波斯王那里去表功，他们的神谕生意可以得到一个新主人的保护。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布了一些倾向于希腊人的神谕：表中的第14、25、29条，以及第22条的部分含义。一旦希腊人最后胜利，这些都能保证德尔斐在希腊人心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来这里的朝圣者依然会络绎不绝。 所以，不光是在语言上，在政治上德尔斐的祭司阶层也一贯地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这也不能怪他们。德尔斐作为一个宗教中心，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很有限。如果不采取这种似乎不太光明正大的做法，德尔斐几乎不可能在希腊城邦间的争斗中存活下来。祭司们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生存。自然地，当神谕这门“生意”越来越红火，德尔斐神谕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祭司们为了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神谕永远“准确”，会越来越自觉地把这种手段运用到极致。换句话说，他们是当时最出色的外交家，虽然不一定是最出色的政治家。 德尔斐祭司们的外交手腕，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们和当时的列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上表第9条，当波斯刚刚兴起时，德尔斐就在向波斯人示好。当时波斯人和希腊人的矛盾还没有激化。这个时候的示好，说明了德尔斐在外交上敏感的嗅觉。另外，上表第15、16条，也反映出德尔斐以神谕为手段，灵活地处理了与科林斯之间的关系，保证自己在科林斯发生政权更迭时始终能够站到得胜的一方。 这种外交手腕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所谓“薛西斯派军队向德尔斐进军”的故事（见上表第27条）。上一项札记里，我提到当时发生了“神迹”。神的武器自动跑到神庙外面，霹雳把山峰打了下来，压死了很多波斯人，并迫使其余的波斯人逃走了。这种传说肯定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答案在《历史》的九42。在帖撒利留守的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是这样说的：“我们既不走近这个神殿（即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也不想劫掠它”。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波斯军队向德尔斐进军，更谈不上有什么“神迹”。那个故事完全是欲盖弥彰。我甚至怀疑德尔斐的祭司们早已和波斯方面有过接触。双方约定德尔斐是“不设防城市”，希腊人不在这里驻军坚守，波斯人也不来进攻。在薛西斯王进军希腊的整个过程中，德尔斐其实始终是安全的。这个安全就是他们用外交手腕为自己争取到的。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理解为什么叙拉古僭主盖伦会叫他的亲信把钱带到德尔斐，在那里静待局势明朗化（参见七163和第七卷第4项札记）。德尔斐在当时的立场，就像是二次大战中的瑞士（也许更接近西班牙，^_^）。 而波斯人对德尔斐的这种态度，也是和他们自身的传统一致的。德尔斐供奉的是日神阿波罗。而波斯人信仰的祆教，其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代表物之一就是太阳。所以，波斯人其实把阿波罗视为阿胡拉·马兹达的对等神，正如希腊人把其它民族的神灵对等于他们的宙斯、阿波罗等等一样。 上面提到这些外交成就，不要以为只是德尔斐祭司们的天才的灵光一现，他们其实在各地都安插了自己的耳目，收集各地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信息。换句话说，他们有一套庞大的情报网络。否则，他们不会事先知道忒斯特斯坟墓的位置（见上表第6、7条），也不会事先知道吕库古是怎样的人物以及他心中有怎样的打算（见上表第4条）。“德尔斐情报网”的存在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这不奇怪，外交的前提就是情报收集。 另外，德尔斐还在利用自己的情报和影响力，指导着希腊人的殖民行动（见上表第11、12、13、28条）。殖民行动是未来建立新的城邦，建立新的航路、商路的必要前提。德尔斐对于殖民行动的关注，其实是他们在帮助希腊各城邦扩张自己的商业活动，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从整体上而言，他们为古希腊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他们特殊的贡献。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抹杀的。所以说，外交这档事，如果办好了，也会成为国家战略中十分关键的一步棋。 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前5世纪的希腊世界来说，政治、军事中心是雅典、斯巴达；经济、文化中心是雅典、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特别是叙拉古）——在前6世纪还要加上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宗教、外交中心就是德尔斐。如果一定要在当时的希腊选一个首都的话，我投德尔斐一票。毕竟这里的神谕实在名气太大了，德尔斐在希腊各城邦中的崇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可动摇了。它的影响力超然于城邦间的政治纠纷之上，甚至越过了民族间的界线，在周边的非希腊民族中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以至于希腊的敌人也对它礼敬有嘉。 当然，德尔斐的这种手段并不是唯一的。当时几乎所有的神谕发布处都采取了大同小异的策略，只是他们的名气和影响力不及德尔斐罢了。比如在一159，我们看到米利都的“布兰奇代”神谕（克洛索斯在希腊各地询问的著名神谕处名单里有他们，见前），也有过和德尔斐类似的行为。当波斯人击败吕底亚人，进而占领伊奥尼亚时，他们就在敦促抵抗者臣服于波斯人。这也是在向新势力示好啊！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神谕发布处都像德尔斐那样“为名所累”，要靠外交手腕和情报网络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要靠“两面派”手段来立于不败之地。一些小的神谕处，虽然名气不大，影响也不广，反倒能够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直抒胸臆。这里面比较突出的是巴奇斯（Bakis）神谕。这个神谕是由波奥提亚的一个小城埃里昂（Eleon）的一座神庙发布的。他们在“神谕界”的地位当然不能和德尔斐相比，甚至连“布兰奇代”神谕也比不上（克洛索斯的名单里没有他们）。但就是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小神谕发布处，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以下是《历史》记载下的3条巴奇斯神谕：提醒优庇亚人警惕“架纸浮桥”的异邦人——就是指波斯人（八20）；预言希腊人在萨拉米的胜利（八77）；预言很多波斯人将在波奥提亚丧命（九43）。在《历史》全书引用的所有神谕里，这3条是立场最鲜明的，所用的语言也一点没有含混、岐义之处。巴奇斯祭司们坚定地和希腊人站在一起。他们不是在预言什么（因为神不存在），而是在鼓励希腊人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奋战。希罗多德在《历史》的最后两卷，讲到希腊人成功击退波斯人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居然不再直接引用德尔斐神谕，而是转向了巴奇斯神谕，说明巴奇斯神谕对当时的希腊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激励。同时也说明德尔斐在当时一直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抵抗者。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荣耀的光环里呆得太久的德尔斐居然只是想到要自保。它的外交优势一点也没有用来为其它希腊城邦服务（比如发几条规劝波斯军不要大肆劫掠的神谕）。这种过于爱惜自身的羽毛、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的小算盘，让德尔斐失去了号召起全希腊人民、进而把自己提升到更光辉的地位——希腊解放运动的领导者——的机会。如果德尔斐能有巴奇斯一半的勇气和决绝，我想以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希腊的统一将更早实现，也许就轮不上马其顿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唉，外交这档事，太过沉迷于其中、太瞻前顾后地考虑各方关系，反而容易忘记大棋局和大形势；好的政治家一定是好的外交家，好的外交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 最后谈一些和德尔斐神谕有关的其它问题。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配提亚？当然，首先她必须是位女性，而且在比较早的时候，她必须是位处女。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处女更有“通神”的可能。除了些之外，我们就不太知道成为配提亚还需要哪些条件了。有时她可能是一位名门的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头脑聪明，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形势都有很深刻的理解。有时又可能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孩，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总地来看，当时选择配提亚似乎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似乎当选者都有某种特殊的气质。具体情况现在已无法知道了。 也许就是配提亚本人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导致神谕有时是由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则需要其他祭司来“翻译”她的呓语，也导致神谕有时是合辙押韵的诗，有时是平淡的散文。 配提亚是终身的职务。只有当一位配提亚去世后，才会为她选择继任者。而一个女孩一旦被选为配提亚，则马上脱离日常生活，在阿波罗神庙里开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学习如何发布神谕，并最终成为一名新的配提亚。当时的希腊人非常看重这个职务。家中如果有女孩被选为配提亚，则被视为是全家的光荣。一般来说，配提亚们都是来自德尔斐附近地区，不过也有来自希腊世界其它地方的。 配提亚必须是处女的规定后来被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有一个帖撒利人来德尔斐求神谕，他发现给他说预言的那位配提亚非常美丽，于是爱上了她，最后发展到把这位显然还是少女的配提亚劫走，并强暴了她。当然，这是德尔斐官方的说法，我们不知道是强暴还是两相情愿。反正德尔斐官方规定以后的新配提亚必须是已婚妇女，年龄必须是50岁以上[15]。当然，一旦当选，她们仍然要马上脱离家庭生活，开始独居。这件可以说迟早会发生的意外，大致发生在前2世纪。从此以后，配提亚就不再是处女了。 配提亚的人数似乎没有硬性规定。最多的时候同时有3位配提亚在为人民服务。 除了配提亚之外，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还有其他一些祭司（通常是男性），负责协助配提亚。领头的是“阿波罗祭司”，人数大约是1到2位，主要职责是修缮神庙建筑、组织宗教节日中的仪式、庆典，管理日常的收支账目等等事务性的工作。这个职务一般由德尔斐或者附近地区的著名人士担任，没有什么宗教性的责任，也不是终身职务，老了可以退休，有点像今天某个基金会的主席。2世纪的著名希腊学者普鲁塔克（《平行列传》的作者），就曾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关于德尔斐神谕、关于配提亚的细节，都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想进一步研究者可以去看他的《道德论丛》中的两篇文章：《论配提亚为何不再以诗的形式发布神谕》以及《论神谕的衰落》。 在这个事务性的“阿波罗祭司”之外，还有几位在配提亚身边实际参与神谕发布的祭司。有些被称为“预言者/prophētai”（英文中的“prophet/先知”就是源于此词）。他们大概就是负责将配提亚在癫狂中发出的含混呓语“翻译”成诗句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算是神谕的真正作者。还有一些被称为“圣者/hosioi”，他们大概就是在神庙前面负责收钱、杀牲、观察羊肝的人。 关于配提亚的癫狂，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普鲁塔克提及的一件事：配提亚在说神谕时，身边经常会有一种“十分甜美的气味，仿佛是世上最昂贵的香水散发出来的”。自19世纪之后，不断有考古学者去德尔斐的遗址进行发掘，试图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气味。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不得不声称这些只是古人的臆想之词。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为我们找到了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终答案的结果。 在所有的自然合成的碳氢化合物中，乙烯是最符合所谓“甜美的气味”的描述了。而且乙烯对人有麻醉作用。事实上，当空气中的乙烯浓度低于20％的时候，人还有比较清醒的意识，但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说话的方式、习惯也会发生变化，手脚的感觉会变得麻木，即使用针去刺也不会有所觉察。等人从乙烯环境里出来，大约1－2小时后可以恢复正常，但记不起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干过什么。一旦空气中的乙烯浓度超过20％，人会被重度麻醉，出现浑身不停的抽动、无法站立、极度兴奋、狂呼大喊等近乎疯狂的表现。如果在这种环境中呆得太久，人会死去。而所有这些症状，在古代文献中都有记载。所以，乙烯中毒是配提亚的癫狂的最合理解释。普鲁塔克也提到凡是成为配提亚的女子，平均寿命都低于其他女性。 最新的考古学证实了这一点。地质调查发现德尔斐所在的地区，地下有不少沥青矿，而沥青矿中就含有乙烯。再加上当地有很多泉水，这些地下水中自然也就含有乙烯。我们应该记得，阿波罗神庙的密室里就是有一眼泉水的。而且这个密室的空间很狭小，又不通风，所以泉水带来的乙烯，很容易在密室的空气中累积起来。这样的话，普鲁塔克闻到的那种“十分甜美的气味”，十有八九就是乙烯的气味。而配提亚看着面前的一碗泉水，其实就是闻着乙烯在说神谕。当然，她们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中毒症状，她们以为这神灵附体的感觉。 另外，德尔斐正好处于一个地层断裂带上，希腊又属于地震多发地区，而地层的轻微移动，也可能造成地下积累的乙烯气体被排放到空气中，这也是配提亚乙烯中毒的来源之一。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德尔斐神谕在普鲁塔克的时代，即罗马帝国哈得良皇帝的时代（2世纪中叶）会衰落下去，就是因为当时希腊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地震。 关于乙烯和配提亚的联系，可以参考《Science/科学》杂志上2006年10月2日的这篇文章《The Prophet of Gases》（需要注册）。
德尔斐的神谕自从前8世纪兴盛之后，有无数的善男信女来这里表达他们的愿望，祈求他们的幸福，憧憬他们的梦想。直到393 AD，这里才被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修一世（Theodosius I）封闭。传世的德尔斐神谕大约有600条，在当时都被视为神的声音。在大约1100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西方世界最神秘的地方。而它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大概就是刻在阿波罗神庙墙上的那两句由传说中的“七贤”一起写下的箴言：γνω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μηδεν αγαν（凡事勿过度）。 ────────── [1] 克洛诺斯是宙斯的父亲，众神之王。大地女神该亚对祂说：你的儿子将胜过你。于是祂的妻子瑞亚每次生孩子，克洛诺斯就把新生婴儿吞到肚子里。瑞亚生了宙斯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再次被吃掉，就用襁褓包着一块石头交给克洛诺斯，后者不察之下将石头吞了下去。后来宙斯长大，推翻了克诺索斯的统治，强迫祂把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包括波赛冬、哈德斯、赫拉等等）都吐了出来。那块石头是最先被吐出来的。参见赫西奥德的《神谱》453行以下。 [2] 参见《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20节。 [3] 参见第一卷第24项札记。 [4]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8章，78页，以及《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1节。 [5] 参见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十卷7章1节。 [6] 参见塔西陀的《编年史》二卷54节。罗马帝国的年轻统帅日尔曼尼库斯就曾去这里求神谕。 [7] 参见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九卷39章5节以下。鲍桑尼阿斯本人去过这个洞穴，所以知道一些细节。 [8] 参见第一卷第21项札记。 [9] 参见第一卷第20项札记。 [10] 参见第一卷第8项札记。 [11] 本条及上一条神谕可参见第五卷第12项札记。 [12] 参见第六卷第2项札记。 [13] 本条及上一条神谕可参见第七卷第4项札记。 [14] 参见第七卷第15项札记。 [15] 参见狄奥多洛斯（Diodorus of Sicily）的《历史文存》十六卷26章6节。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四）6．萨拉米之役详解（α版） 现在，让我们走近萨拉米。 套用雨果在《九三年》中的话说：这世界上有喜马拉雅山，也有萨拉米。萨拉米也许是历史的顶峰。英国的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曾经在他的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一卷1章中，这样评价480 BC的萨拉米战役和479 BC的普拉提亚战役：“在历史上，再没有此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2004年，一位美国历史学家Barry Strauss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述这场战役的书，书名就是《萨拉米之役：拯救希腊以及西方文明的海战/The Battle of Salamis: The Naval Encounter that Saved Greece --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事实上，我在开始写这一项札记之前，是斋戒、沐浴过的。 让我们接着本卷第4项札记讲下去。当希腊海军从月神岬返回雅典以西的萨拉米岛，波斯海军随后到达雅典以南的帕列隆港，另一方面，雅典全城疏散，薛西斯占领并焚毁雅典卫城之后，双方的海战一触即发。 从月神岬撤下来的希腊海军，得到了一支新舰队的增援。这支舰队一直停泊在特洛伊真（八42），看来是早就准备下的后备舰队。不过，全部希腊海军集结在萨拉米之后，联军内部却出现了分歧。就在雅典卫城被攻占的当天下午，“科林斯同盟”的海军将领开会，会上讨论的结果是海军要撤到科林斯地峡附近进行海战（八56）。地峡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希腊大陆的唯一陆上通道，最窄的地方大约只有6－7公里。希腊方面（主要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伯罗奔尼撒人）准备利用这个“瓶颈”，继续他们在温泉关的那种战术。 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当然反对这样的安排。因为萨拉米岛上有部分从城里疏散出来的雅典居民，如果海军撤到地峡附近，这些人无疑将会被波斯人俘虏。于是他当夜就去找从月神岬开始就统领所有希腊海军的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要他重新开会（八58）。第二次会议上，地米斯托克利着重阐述了以下几点必须在萨拉米进行海战的理由（八60）：1、科林斯地峡附近海面比较开阔，而萨拉米岛东面的海面比较狭窄，狭窄的海面更不利于波斯海军发挥他们数量上的优势；2、如果离开萨拉米岛，等于是将雅典城的港口（当时指帕列隆港）拱手让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可以利用这个港口——既便于他们的运输舰队转运粮食，也让波斯陆军有可能在港口登船，直接绕过地峡，用两栖登陆的办法攻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的各个地方，这样就让“科林斯同盟”在地峡的防守变得毫无意义了；3、可以保护在萨拉米岛上的雅典人；4、如果在这里海战，同样也可以保卫伯罗奔尼撒。 这时，科林斯的海军将领阿迪曼托斯（Adimantus）站出来嘲笑地米斯托克利，说一个已经失去了自己城邦的人（指雅典已经被占领），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八61）。地米斯托克利对此进行了驳斥，甚至威胁说如果优利比亚德不听从他的建议，雅典人将把所有的家人老小都带上船，然后去意大利（八62）。在这种威胁之下，优利比亚德同意让舰队留在萨拉米（八63）。雅典的舰队是联合海军的中坚，优利比亚德不可能坐视他们退出联军。 另一方面，波斯海军也在开会讨论如何作战。这时，波斯联军中唯一的女将——哈利卡那苏（即希罗多德的故乡）的女王阿尔忒密西亚（Artemisia）说波斯人不应该进行海战，因为海战不是他们的优势。她主张马上让陆军登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八68）。这个可以说一针见血的建议虽然让薛西斯王很赞赏，但没有得到波斯海军其他将领的认同，所以薛西斯决定还是在萨拉米进行海战（八69）。 （希罗多德对于这位女王是很尊敬的，即使她属于敌人的阵营。可能作者小时候在故乡听过不少关于这位勇敢不亚于男性的女王的很多故事，所以他笔下的阿尔忒密西亚是个形象比较突出的人物。当然，一个女人竟然也来进攻希腊，雅典人认为这实在是“使人十分愤慨的事”。八93提到当时雅典的统帅曾经发布了这样的悬赏命令：“凡是生擒阿尔忒密西亚的人可以得到10000德拉克玛的奖赏”。考虑到当时1个普通雅典人1年的生活费也才120德拉克玛，这个赏格简直是天价。） 第二天晚上，波斯陆军开始进逼地峡（八71）。这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参加了“科林斯同盟”的城邦都派了人手“不分日夜”地加固地峡上的长墙。毕竟这是他们抵挡波斯人可以凭借的最后一道工事了。主持筑墙工程的是斯巴达的国王、列奥尼达的弟弟克里奥布洛图。前来筑墙的有：斯巴达人、全部阿卡狄亚人、埃利斯（所有古代奥运会的主办国）人、科林斯人、息西昂人、埃皮道鲁斯人、特洛伊真人、赫尔米昂人等。缺席的城邦中最主要的是阿尔戈斯和它的一些附属城邦。希罗多德在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它们：“这些城市……就是站到敌人的一面去了”（八73）。 希腊海军方面这时发生了动摇。昨天晚上的会议已经决定了要留在萨拉米，现在则又出现了要撤到地峡去的议论。结果是连夜召开了第三次海军将领会议，会上主张撤退和主张留下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会议形成了僵局（八74）。在这次会议上，主张留下的只有雅典人、厄基那人、美伽拉人。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既然我无法说服这些盟友，那么我要让敌人帮我说服他们。 这就是著名的“西琴诺斯事件”。西琴诺斯（Sicinnus）是一个人的名字。此人是地米斯托克利的一名仆人，也是他子女的保育师。他有波斯血统[1]。现在，地米斯托克利叫这个西琴诺斯偷偷地坐船出去，带了一个口信给波斯人，说希腊海军现在已经手足无措了，要波斯海军马上包围萨拉米岛东西方向的海面，不要让希腊人逃走了。说完之后，西琴诺斯就回去了（八75）。 西琴诺斯大概是用波斯语传达这个口信的。波斯人也相信了他，于是连夜让舰队的西边一翼绕行到萨拉米岛的西面，东面一翼封锁了萨拉米岛东面的海峡，还派了400步兵[2]到萨拉米以东的一个小岛（普西塔列阿/Psyttaleia）上驻守，以便和海军配合（八76）。 另外，据狄奥多洛斯的《历史文存》十一卷17章记载，当时去堵住希腊海军向地峡方向退路的是波斯海军中的埃及舰队。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希罗多德在后面描写战斗场面时，提到了波斯海军中的腓尼基人、伊奥尼亚人，多立斯人、色雷斯人等等，却没有提到埃及人。 波斯人的部署是在半夜完成的，希腊人对此完全不知道。他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撤到地峡去。这时，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雅典陆军的将领、寡头派的领袖、有“正义者”称号的阿里斯提德，坐船来到了萨拉米。此人曾经被“陶片”放逐，不久前被雅典公民大会的决议召回[3]。放逐他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一手策划的。但是，面对所有雅典人共同的危险，阿里斯提德不准备现在搞什么内讧。他把地米斯托克利从会议现场叫出来，对他说：“不管是在先前别的场合下，还是在目前，我们都应该比试一下，看我们两人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用处的事情”。而目前的情况是他亲眼看到希腊海军已经被包围，再讨论撤退已经没有用了（八79）。 地米斯托克利告诉阿里斯提德：波斯人就是被自己引来的，还要他去会场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将领。因为只有出自阿里斯提德之口，别人才不会认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捏造的消息（八80）。 但是，其他将领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八81）。直到有1艘从波斯人那边投诚过来的三列桨舰（来自铁诺斯岛），再次证实这个消息，他们才相信。于是希腊人终于决定明天开战（八82）。地米斯托克利成功地设下了这个圈套，让自己的盟军和敌人，都不得不在萨拉米展开决战。 这里先说明一下双方的海军兵力。在八43至八48，希罗多德详细介绍了希腊方面的三列桨舰数目，这里列表如下（参加海军的各地区可以参考右下的“希腊本土”地图）：
希罗多德在八48说三列桨舰总共有378艘，但这里只有366艘。少掉的12艘三列桨舰可能被厄基那人留下防守本岛了（八46）。毕竟他们的岛离雅典也很近，有可能被波斯海军攻占。 378艘三列桨舰，再加上开战前夜从波斯方面投诚过来的那1艘，以及在月神岬之战中投诚过来的1艘（来自列姆诺斯岛），希腊海军一共有380艘三列桨舰（八82）。 这个数目的准确性如何？亲身参加过萨拉米海战，还为此专门写了一出悲剧《波斯人》的埃斯库罗斯，在该剧339－340行说希腊人“大约只有300艘三列桨舰，此外还有10艘精选的”。这个310的数目比希罗多德的380少了70。问题可能出在希罗多德这边。因为他自己提到雅典人战前总共有200艘三列桨舰（七144），在月神岬海战中损失了大约90艘（八18），那么参加萨拉米海战的雅典舰队应该只有110艘，而不是上表中的180艘。70的差额就出现在这里。我们推测出的这个110，还有另一个佐证。克特西亚《波斯史》残篇的第26节，提到雅典人率领着110艘三列桨舰来到萨拉米。所以对于希腊海军此刻的总兵力，我倾向于接受埃斯库罗斯的数字：310艘。 波斯方面呢？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到达铁尔玛时他们有1207艘能用于作战的三列桨舰，在配里昂山下的风暴中损失了“不下400”。虽然色雷斯人给他们补充了120艘，但月神岬海战前，波斯海军的总兵力应该只剩下了大约940艘。在月神岬海战一开始的序幕中，他们又损失了15艘。整个月神岬海战中，希腊人方面光雅典就损失了90艘，而波斯人的损失应该比希腊人的损失还要大。那么此刻在萨拉米，波斯海军应该只有大约800艘三列桨舰。 这个数字和古代作家们的数字是有差距的。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341－342行说波斯人在萨拉米海战前有“1000艘战舰和207艘快船”。似乎他认为波斯人的1207艘三列桨舰一直没有受到损失，这恐怕不太可能。另外，克特西亚说此刻波斯人有1000艘三列桨舰（《波斯史》残篇26节），柏拉图说有1000艘以上（《法律篇》699B），伊索克拉底（Isocrates，436－338 BC，和柏拉图同时的著名希腊演说家、学者）说有1200艘（《演说集与书信集》四卷93节），都比我们的估计要多。对此，我只能说既然我们是在研究希罗多德的《历史》，那么还是尽量以《历史》的记载为准。既然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推断出800这个数目，只要没有特殊的理由（比如上面从埃斯库罗斯、克特西亚，包括希罗多德本人的记载中推测出的310），那么最好还是坚持这个800。 无论如何，波斯人的兵力远远多于希腊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薛西斯王对此役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甚至把自己的王座安置在萨拉米东面海湾的北岸一座“埃伽列欧斯/Aegaleus”山下，准备现场观战，还叫他的史官准备记下本方那些表现英勇的舰长（八90）。 第三天早上，双方开始接战，战斗极为激烈。毕竟希腊方面现在是无路可退，波斯方面又有国王在亲自督战。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薛西斯眼前的萨拉米东面的海湾。下面，我全文引用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的描写，让我们以一个参战者的角度来体会当时的战况。 波斯使者对阿托萨太后（大流士的王后、薛西斯的母亲）是这样汇报的：“太后啊，那是报仇神或者天上的恶魔，出来发起了这不祥的事。有一个希腊人，从雅典军中跑来禀告你的儿子，说当天晚上，希腊人不会严守阵地。他们想跳上船凳，偷偷地向各处逃命（这明显是在说“西琴诺斯事件”）。 “国王听了这话，不明白希腊人的诡计，更不理会天神的妒意，他马上向全体舰长宣布了这道命令：当太阳收拾了那普照大地的光亮时，当黄昏笼罩天体时，叫他们把主要的船只紧接地排成三排，防守着那海口和波涛汹涌的海峡；还用那其余的舰队围着萨拉米。要是希腊人逃过了这道难关，他们的船只偷偷地遁去了，全体的船长都要受斩刑。国王下令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不明白天神所安排的结果。 “于是我们的士兵听从命令，严守秩序，用过了晚餐，每个水手把桨好好地套在架上。等到日落西沉之后，黑夜到临时，每一位水手，每一位善战的士兵都上了船；这几列舰队互相鼓励，各自驶到了各自的岗位上，每一位队长命令他全体的船只通宵在港内巡游（以上是在说波斯海军在夜里的合围行动）。看到黑夜将尽，希腊海军还不曾偷偷地驶出来。 “但是等白日的光照耀到大地时，首先从敌方响出了一阵吼声，像是凯旋的歌唱，同时那岛上的崖石清晰地送来了一阵回声。我们知道中了计，大家害怕起来：因为敌人并不像唱着庄严的战歌在逃跑，却是汹涌地冲出来接战。于是全军的战号齐鸣，他们得了司桨人（大概就是三列桨舰上的“计时员”）的口令，那拨水的桨立刻就一齐摇进水中。顷刻间他们便全体出现了。他们的右翼首先在前面领导，大队的船只跟在后面。正在这时候我们听见了一种很长的呼声：‘前进呀，希腊的男儿啊，快解救你们的祖国，解救你们的妻儿子女，解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墓！你们此刻是在为自己的一切而努力战斗！’ “同时从我们这边响着各种嘈杂的声音。这时机不可拖延，于是那铜饰的船头（即三列桨舰的“顶”）立刻就互相撞击起来。有一艘希腊船向一艘腓尼基的船身进袭，击破了我们的船艄；于是每一艘都向敌人撞去。起初我们波斯的长蛇舰队还能抵抗，等到这许多船只集中在那狭小的港内时，非但不能彼此顾及，反而用那包铜的船头对着自己的船身撞去，撞坏了全船的桡桨。敌方的战舰不肯失去良机，围着我们攻打，把我们的船弄翻了。海面上看不见水，尽是破船片和被杀的尸体；海滩上和礁石上也满堆着尸体。其余的波斯船都在纷乱中逃遁。我们的兵士就像是金枪鱼或是一网小鱼，让人家用断桨和船片打击宰杀。 “呻吟与哀唤的声音充塞了海上，直到黄昏后才停止。惨痛的事情多着呢，就叫我细数十天，我也数不完哪！但您可以相信，我们从未在一日之内丧失过这样多人！”（《波斯人》353－432行，引文参考了罗念生的译本）
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狄奥多洛斯都提到萨拉米狭窄的海湾是波斯方面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地米斯托克利故意要选这里作为战场的原因。另外，从埃斯库罗斯的描述来看，波斯方面对于三列桨舰的“顶”战术还不太熟练，没有希腊人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就发生了许多波斯船撞沉本方船只的现象。 混乱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位唯一的女将阿尔忒密西亚乘坐的船，撞沉了另一艘波斯船，结果让一艘追击她的雅典船以为这是自己人，就把她放过了（也放过了10000德拉克玛的赏金）。而观战的薛西斯又以为阿尔忒密西亚撞沉的是希腊船，反而对她大为赞赏，甚至说出了：“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子了”（八88）。 也是由于波斯海军的混乱，有一些腓尼基人的船被伊奥尼亚人撞沉了，便以为伊奥尼亚人已经被地米斯托克利在月神岬海战后的那些“留言”所诱降，所以到薛西斯那里去控告伊奥尼亚人。结果薛西斯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于是把这些腓尼基人斩首了（八90）。看来地米斯托克利的计谋即使没有让全部伊奥尼亚人投诚过来，也至少分化了波斯海军。 萨拉米之役的关键点，大概是波斯海军的统帅阿里亚比格涅（Ariabignes）在海战中阵亡（八89）。此人是薛西斯王的兄弟。他一死，整个波斯海军马上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以至于再也无法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导致了彻底的惨败[5]。 海战的同时，阿里斯提德率领的雅典重装步兵登上了普西塔列阿岛，把昨晚来这里驻守的那400波斯步兵也消灭了（八95）。对此，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也进行了描写。 波斯使者继续向阿托萨太后汇报：“萨拉米前面有一个险恶的小岛，那欢舞的山神潘时常在那海岸上留连，国王派遣精锐去到了那儿，等败覆的希腊敌军从船上下来逃命时，好截击他们，那才容易呢；同时还可以救助海峡内的友军。哪知他算错了这个结局！因为天神让希腊人取得了海上的光荣。他们当天穿上了精良的铜甲，带着兵器跃下船来，把全岛围得水泄不通，使人们迷乱得不知向何处逃遁。敌人用石头挥击我们，那弦上飞出的利箭有如雨下，我们的兵士就这样死亡了，后来敌人呼吼一声冲了过来，宰割我们这些可怜人的肢体，杀得一命不饶。国王坐在那海边的高山上，从他的银座上俯视全军，他看见了这惨败的情形，高声地号叫着。他撕破了王袍，大呼大嚷，立刻下令他的陆军纷纷退走。”（《波斯人》447－470行） 残余的波斯海军逃回了雅典城外的帕列隆港。在希腊人方面，海战中表现得最勇敢的舰队是厄基那舰队，其次是雅典舰队（八93）。个人中最勇敢的是厄基那人波吕克里图（Polycritus），他曾经在海战中对地米斯托克利说：你曾经指责我们厄基那人是和敌人站在一边的（八92），今天就叫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战胜波斯人的。个人第二位的是雅典人阿明尼亚斯（Aminias），他就是那位差点得到10000德拉克玛赏金的人（八93）。 双方的损失，希罗多德没有提。狄奥多洛斯说希腊方面损失了40艘三列桨舰，波斯方面损失了200艘，还不包括被希腊人俘获的[6]。照这个比例，如果再打一仗，波斯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将荡然无存。可以说，希腊人这次是完胜。 最后，八94提到了这样一件事。雅典人说科林斯的海军将领阿迪曼托斯（就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嘲笑雅典人的那位），刚一接战就准备逃走。科林斯的全部40条三列桨舰跟他一起逃走了。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们希腊人获得了胜利，他们才返回战场，而这时萨拉米海战已经分出胜负了。对于这种说法，科林斯人坚决否认。 萨拉米海战就这样结束了。薛西斯王眼看着自己的舰队遭到这样的惨败，用希罗多德的话说，“他实在是给吓坏了”（八103）。于是在波斯陆军大将玛多尼奥斯和“变成男子”的阿尔忒密西亚女王的劝说下，他决定返回亚洲，只留下30万陆军交给玛多尼奥斯，其余的波斯军全部撤退（八101）。一天之前还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希腊文明，就这样在萨拉米海战之后，可以大大地缓一口气了。 埃斯库罗斯引用的希腊海军在战前唱的那首颂歌，后来成为古希腊文学中一首著名的诗篇。那最后一句“你们此刻是在为自己的一切而努力战斗”，成为了古希腊人的一句谚语。其它的场合，比如体育比赛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往往会用这句谚语来彼此鼓励。 不过，以上只是我们对于萨拉米之役的第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基本上是以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描述为蓝本，参考其他古代作家的记载而得到的。其中的主要情节，由于有战斗的亲历者埃斯库罗斯的描述，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西琴诺斯事件”，比如萨拉米狭窄的海湾带给希腊人的地利、比方说波斯海军的混乱、比如说双方的兵力差距等等。然而，如果我们参考更多的资料，那么对于这第一种解读，也许就有修正的必要了。 ────────── [1] 参见《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2节。 [2] 这个数字见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一卷36章2节。 [3] 为了防止他投敌，参见本卷第2项札记里回顾雅典政治发展的部分。 [4] 参见《历史文存》十一卷18章。 [5] 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4节把此人的名字写作“阿里亚墨涅/Ariamenes”。另外，普鲁塔克提到此人乘坐的大船在海战中“不停地放射利箭和标枪”，而他的船是被一艘雅典船撞沉的。这可以被看作波斯海军还不习惯三列桨舰“顶”战术的一个例证。另外，第七卷第8项札记提到波斯海军中的三列桨舰上负责射箭、投枪的士兵是加倍的，也说明他们的战术仍然主要依靠投掷武器，而不是“顶”。 [6] 《历史文存》十一卷19章。 7．萨拉米之役详解（β版） 首先我们要拯救一个人的名誉，这就是科林斯的舰队司令阿迪曼托斯。他的形象在《历史》中是很不堪的。先前在月神岬的时候，还没开战他就主张要逃跑（八5）。是地米斯托克利给了他3塔兰同的贿赂，才把他留在月神岬。同时接受贿赂的还有联合海军的统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地米斯托克利给了他5塔兰同。考虑到1条三列桨舰上全体成员1个月的薪金也才1塔兰同[1]，这算是两笔重贿了。而这钱也不是地米斯托克利自己出的。当地的优庇亚人请求希腊海军在月神岬抵抗波斯海军，好让他们有时间把家人财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于是送了一笔30塔兰同的贿赂给地米斯托克利（八4），而他只用了8塔兰同就达成了此目的。希腊海军里最重要的3位将领一下子都被希罗多德抹黑了。 后来，在萨拉米海战前的第二次将领会议里，阿迪曼托斯嘲笑了雅典人（八61）。等海战打起来之后，他又率领科林斯舰队逃跑（八94）。基本上他在《历史》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形象。 对这个小人形象的最猛烈的质疑，来自普鲁塔克。他在《道德论丛·论希罗多德的恶毒》一文的39节提出了很多证据，来为阿迪曼托斯正名。主要的证据我列举如下： 1、科林斯人在反抗波斯的战争中的功绩是得到公认的。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之役胜利后，曾经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奉献了一尊三角香炉，上面刻着所有参加过抵抗薛西斯入侵的31个希腊城邦的名单[2]。科林斯在名单上紧跟在斯巴达、雅典之后，排在第3位。 2、科林斯舰队不仅参加了萨拉米海战，还表现得非常英勇。雅典人甚至允许他们把在萨拉米阵亡的科林斯士兵埋在萨拉米岛上。这座合葬墓上有这样的墓志铭：过客啊，那多水的科林斯是我们的家乡/而萨拉米，这埃阿斯的岛，是我们的坟墓。/在这里，我们击溃了米底人（即美地亚人）、波斯人、腓尼基人的舰队/拯救了神圣的希腊。 3、在科林斯地峡上，还有为保卫地峡而牺牲的科林斯士兵的合葬墓，上面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当希腊遭遇到危险的时刻/我们至死用鲜血保卫她。 4、至于阿迪曼托斯本人，普鲁塔克引用了他的墓志铭：阿迪曼托斯长眠于此。他的决心/让希腊赢得了自由的王冠。 这些证据应该说足够了。历史上真实的阿迪曼托斯不是希罗多德笔下的那个小人。那么他又何以变成那样的形象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关于他在月神岬收受贿赂的事情，根源不是阿迪曼托斯的问题，而是地米斯托克利的问题。优庇亚人提供的那30塔兰同，是给全体希腊联合海军的，这不是贿赂，而是军费。是地米斯托克利私自扣下了大部分钱，只给了优利比亚德和阿迪曼托斯一小部分。地米斯托克利的行为是在贪污，而另两人拿钱是名正言顺的。 2、关于他在海军将领第二次会议上嘲笑雅典人，是和当时的意见争执有关。绝大部分将领都是主张撤到地峡去的，只有雅典人主张留下来。而会议上双方一旦争执起来，难免有比较出格的言语。地米斯托克利威胁要让雅典人全部上船去意大利，其实也是很不合适的。 3、至于萨拉米海战一开始他就率领科林斯舰队逃跑，则只要我们看一下上一项札记的地图，就能发现他们其实不是在逃跑，而是准备去堵截从萨拉米岛西边绕过来的埃及舰队。在雅典舰队看来，他们行驶的方向似乎是在逃跑，于是有了这样的误解。而从科林斯水兵在萨拉米的合葬墓的墓志铭来看，埃及舰队并没有及时包抄到位，科林斯舰队最后还是回到了海湾的东面，和其它希腊舰队一起作战。 4、最关键的问题。雅典和科林斯在希波战争时是盟友，但到了前5世纪中叶，即希罗多德写《历史》的时候，两国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之间此刻已经剑拔弩张，而这个时候的科林斯是和斯巴达站在一起，反对雅典人的。所以，雅典人就把原先对科林斯舰队的误解，恶意地放大成绘声绘色的故事。本来是英雄人物的阿迪曼托斯，就这样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定格为让人不齿的小人形象。 类似的，由于希罗多德对雅典的偏爱，他往往从雅典人的角度上去描述历史。比如在温泉关战斗的那400忒拜人，就被他说成了胆小鬼，其实这些人是和“斯巴达三百勇士”一样的英雄。有些城邦在希波战争中，本来有很突出的业绩的，却由于他们后来和雅典交恶，以至于希罗多德在雅典人的影响下，给予了他们不太公平的评价。比如这里的科林斯人，以及斯巴达人。还有一些城邦，本来是真正的投降派和小人，却由于他们后来和雅典交好，在《历史》中躲过了希罗多德的批评。比如阿尔戈斯人。他们不参加“科林斯同盟”，表面的理由是一条德尔斐神谕阻止了他们（七148）。事实却是阿尔戈斯人和波斯方面早就有接触，而且定有协议（七151），甚至当时有人怀疑就是阿尔戈斯人把波斯人引来的（七152）。希罗多德一方面记下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又特意针对这些事情为阿尔戈斯人开脱（七152）。甚至他在讲述一些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筑墙时，也只是不点名地批评了缺席的阿尔戈斯（八73）。从语气来看，即使是这个不点名批评，他也是有所顾忌的。为什么希罗多德对阿尔戈斯用了这么多曲笔呢？就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正在和阿尔戈斯接近，准备共同对付斯巴达。于是，真正的叛徒阿尔戈斯，在《历史》中被处理得十分模糊；而真正的英雄科林斯，反倒成了一个鲜明的负面形象。由此我联想到了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仿佛就是历史的重演。在一些现代西方年轻人的心目中，苏军在二战中的形象，反倒不如纳粹德国军队，简直是奇哉怪也！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的爱沙尼亚人，今天居然在拆苏军烈士墓，实在是让人齿冷！同样地，我们的教科书什么时候把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成绩公平地写出来，才算是真正地对历史和先烈负责。 研究《历史》，我们的目标是当时的历史真相，而真相往往被后来的政治纷争和角逐所歪曲、掩盖、抛弃。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就是要拨开这些人为的迷雾，去找寻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所有的这些人为的迷雾中，当下的政治环境也许是最难以察觉、最根深蒂固、然而也是最危险、最需要警惕的迷雾。就这一点来说，一切历史都不应该是当代史。 在为科林斯人正名的过程中，我引用了科林斯战士在地峡上的墓志铭。但地峡上何时发生过战斗？我们在《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描述。 希罗多德在两个地方模糊地提到了地峡上的战斗。一处是八71。在萨拉米海战的前一天，“异邦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了”。但是这次进攻的过程却完全没有提及。另一处在九10。在地峡上筑墙的伯罗奔尼撒人，他们的统帅是斯巴达国王克里奥布洛图，“当他（即克里奥布洛图）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突然暗了起来。”克里奥布洛图在九10“战胜”的这些波斯人，应该就是八71“向伯罗奔尼撒进攻”的那些波斯人。希罗多德对于地峡上的战斗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是很清楚的，但战斗的细节他一直没有提。他的重心一直是放在萨拉米海战这边。个中原因，我想可能是为了突出雅典人的功绩吧，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抹杀了伯罗奔尼撒人，特别是斯巴达人的功绩。 地峡上的战斗，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除了这两处模糊的记载之外，我们还有几个不太明确的佐证。 第一个佐证是《历史》的九14。这是在下一卷的讲述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于479 BC再次攻占雅典的段落里。希罗多德在此处说有一支波斯骑兵劫掠了美伽拉，而且这是“一支波斯军在欧罗巴的日落方向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说，波斯军在地峡上往西打，最远就到美伽拉为止。 科林斯地峡在美伽拉以西。如果479 BC的波斯军也只打到美伽拉，没有继续往西，那么480 BC的克里奥布洛图又何以在地峡上“战胜波斯人”呢？所以我的看法是：波斯骑兵劫掠美伽拉是发生在480 BC的；这是薛西斯向伯罗奔尼撒进攻行动的一部分。希罗多德为了尽量抹去斯巴达人的功绩，把这次进攻放到了479 BC，而且说他们只打到了美伽拉。 第二个佐证可以证实我的看法。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一卷44章4节，提到波斯军曾经在某一天夜里进攻地峡上的一座城市帕该。他还看到了帕该城外的一块石头上留下了波斯人的箭头。而这个帕该，就是在美伽拉以西的。这说明波斯军确实打到了美伽拉以西的地方。帕该城外的那些箭头，应该就是480 BC波斯人向伯罗奔尼撒进攻时留下的。 第三个佐证也在《历史》中。如果波斯军去进攻美伽拉是发生在480 BC，而不是479 BC的话，那么八65提到的一件奇怪的事，就能够得到解释了。这件事希罗多德得自一个波斯军中的雅典人。此人说在波斯军攻陷雅典卫城的当天，他和也在波斯军中的前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即温泉关战前薛西斯王去询问斯巴达人是否会出战的那个人），两个人一起在特里亚平原（Thriasian Plain）上看到埃琉西斯（Eleusis）方向升起了一阵烟尘，还发出一阵呐喊声（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参见上一项札记的萨拉米之役地图）。他们两人认为这预示着波斯军的失败。而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波斯军在占领雅典之后，马上就向地峡进军了，而埃琉西斯正好处在从雅典到美伽拉的路上，所以这一阵烟尘和呐喊声，其实意味着波斯军正在攻占埃琉西斯。 （埃琉西斯是雅典附近著名的宗教中心。这里主要供奉的是地母神德墨忒尔和祂的女儿珀尔赛福涅。这里经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埃琉西斯密仪/Eleusinian Mysteries”。这种密仪在希腊人中享有极崇高的声誉，从雅典卫城到埃琉西斯的大路，也因此得名“圣路”。只有特殊的教友才能参加这种一年一度的密仪，而且绝对不能向外界公开密仪的内容。我们现在大致知道密仪中有斋戒、祭祀、涤罪、神话表演等内容，但细节仍然不清楚。可参见这里。） 第四个佐证是考古学提供的。在科林斯地峡上，就在伯罗奔尼撒人“日夜不停”地加固的那道长墙的北侧，有一座海神波赛冬的神庙，又名“地峡的波赛冬”神庙。这座神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科林斯同盟”的会场。“科林斯同盟”几次讨论如何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就是在这座神庙里开会的。比如派兵去守腾配关、派代表去四处求援、派列奥尼达他们去守温泉关，派海军去守月神岬等等军事行动，就是在这座神庙里决定的。而考古者发现这座神庙是在大约480 BC－470 BC，被一场大火烧毁的。注意这个时间。很有可能，这座“地峡的波赛冬”神庙就是在480 BC薛西斯向伯罗奔尼撒进攻时，在希波双方在地峡上战斗的过程中，被战火焚毁的。 总得来看，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地峡上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而以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关于这场战斗的细节。 九10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当克里奥布洛图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突然暗了起来”。这当然是一次日食，应该就是我们在第七卷第5项札记提到的日食。这次日食发生在480 BC的10月2日。也就是说，地峡上的战斗是10月2日结束的。 现代学者推测萨拉米海战具体发生时间的所有尝试，都认为萨拉米之役发生在480 BC的8月或者9月。而地峡上的战斗居然到了10月2日才结束。萨拉米之役的α版解读里，希罗多德说萨拉米海战一失败，薛西斯就准备撤回亚洲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肯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希罗多德自己也说波斯人“在海战后又等待了几天，然后就循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返回波奥提亚了”（八113）。
希罗多德在八97也提到了薛西斯筑堤的事，但他说这是薛西斯装装样子的，他本人其实已经在想撤退的事了。对此我宁可相信普鲁塔克的说法，这时的波斯王是认真准备再打一仗的。他要是真得早已“被吓坏了”，又何必这样劳师动众地“装装样子”。 大致是在波斯工兵部队筑堤的同时，波斯陆军也在地峡上进攻。他们射出的箭头留在了帕该，600年后被鲍桑尼阿斯看见。他们烧毁了“地峡的波赛冬”神庙，2400年后被考古者发现。 那么为什么仅仅几天之后（肯定不够把堤筑完），波斯军就撤退了呢？这就需要提到著名的“第二次西琴诺斯事件”。这段故事见于八108至八110。地米斯托克利向联合海军的主帅优利比亚德建议：去毁掉波斯人建在赫勒斯滂上的浮桥，这样就能切断薛西斯的退路。优利比亚德认为把这样一股强大的敌人困在希腊，不是什么明智的事——困兽犹斗的道理，谁都明白。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叫西琴诺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第二次去找波斯人，故意吓唬他们说希腊人正准备去摧毁浮桥。 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6节里记载了相似的事件。在故事的这个版本里，建议地米斯托克利放弃摧毁浮桥想法的，不是优利比亚德，而是雅典的阿里斯提德（陆军将领、寡头派领袖）。去恐吓波斯人的，也不是西琴诺斯，而是一名被希腊人俘虏的波斯王室太监阿尔那克（Arnaces）。最关键的不同：希罗多德的版本里，薛西斯已经决定撤回亚洲之后，希腊方面才想出了这个计谋；而普鲁塔克的版本里，就是因为这个计谋，让薛西斯担心起自己的退路，这才下定决心撤退的。 综合起来看，希罗多德认为萨拉米海战一结束，薛西斯就已经吓破了胆，已经在准备撤退；普鲁塔克认为要等到“第二次西琴诺斯事件/阿尔那克事件”之后，波斯王才放弃了在海峡上筑堤，并最终撤出了阿提卡。希罗多德的安排主要是想突出萨拉米海战的意义——最终目的是突出雅典人的贡献，但未免把薛西斯描写得过于胆怯了。相比起来，我更相信普鲁塔克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更能体现筑堤的意义和“第二次西琴诺斯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单单突出萨拉米。 对于α版解读的下一项修正，则可能影响到我们对480 BC一系列战役的看法。温泉关、月神岬、萨拉米都会因为这个证据而需要重新来审视。
铭文并不长，我这里把它全部译为中文（根据这里的英译文译出）： “诸神在上 “以下决议已经议政会、公民大会通过： “由斐瑞利欧（Phrearrhioi）村社的尼科勒斯（Neocles）之子地米斯托克利建议： “关于防卫及抵抗异邦人入侵之事宜，我们把城市交给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以及其他所有神祉（照看）。 “所有雅典公民以及在雅典生活的外邦人，必须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转移到特洛伊真，交给我们的建城始祖忒修斯（照看）。老人和动产必须转移到萨拉米岛。神庙司库和祭司必须留在卫城，以保护神的财产。 “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雅典人和外邦人必须登上已准备好的200艘船，和斯巴达人、科林斯人、厄基那人以及那些愿意分担危险的人一起，为了（保卫）他们自身以及所有希腊人的自由，去抗击异邦人。 “在雅典有地产、房产的，有合法子女的，不超过50岁的人们里，（十）将军们明天要从中选出200位船长，以抽签的方式为他们每人指定一艘船（来指挥）。（十）将军们还要为每艘船指定10名2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士兵，每船还要指定4名弓手。在指定船长的同时，（十）将军们还要为每条船指定相应的专业军士。另外，（十）将军们还要为每艘船指定桨手，并公布桨手的名单。雅典桨手应从由各村社登记处的报名中选择，外邦桨手应从他们在波勒玛克那里的报名中选择。（十）将军们要把这些桨手汇总，并分成200组，每组180人，公布桨手名单时要注明每组对应的船名、船长的名字、专业军士的名字，以便桨手去各自的船报到。 “当（十将军们）完成了桨手的分组，并以抽签的方式为所有战舰都指定了一组桨手之后，议政会和（十）将军们要向全能之神宙斯（Zeus Pancrates）、胜利之神雅典娜（Athena Nike）、保护之神波赛冬（Poseidon Asphaleius）献祭，随后全部200艘船都按议政会和（十）将军们的命令开始装备（人员及武器）。当200条船全部装备完毕之后，其中100艘要去支援优庇亚岛的月神岬，另外100艘要分布在萨拉米岛以及阿提卡其余地区的四周，停泊在锚地并（时刻准备）保卫国土。 “为了保证全体雅典人民一致抵抗异邦人的决心，那些被判处10年流放的人必须来到萨拉米岛，直到公民大会对他们作出新的决议；那些被判处剥夺公民权的人必须……（以下铭文无法辩认）” 这里的“异邦人”当然是指波斯人，这里的“外邦人”是指在雅典生活的侨民，比如来自优庇亚、帖撒利、伊奥尼亚等地的人。他们在雅典一般是做生意，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很多人可能也是来雅典避难的。“判处10年流放的人”就是指被“陶片放逐法”驱逐的人，阿里斯提德就是其中之一。波赛冬的“保护之神/Asphaleius”称号，不要和七192提到的那个“救主/soter”称号弄混。那个称号是波斯舰队在配里昂遭受海难之后，希腊人才给波赛冬加上的。这里没有用这个称号，正好说明这些法令是在配里昂海难前，即月神岬海战前发布的。另外，1艘三列桨舰的桨手通常是170名，这里是180，多出来的10人应该是后备。相比之下，波斯海军没有增加桨手，反倒把船上的弓手和投枪手的数量加倍，从侧面证明了他们还没有确立以“顶”为主的海军战术。最后，“十将军”在这里多次出现，而传统的“九执政官”之一“波勒玛克”只出现了一次。这个现象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十将军”的权力正在上升。由于整篇铭文记载的都是地米斯托克利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法令，所以铭文得名“地米斯托克利法令”。 自从这篇铭文于1960年被发现，学术界对它的真伪就一直有争议。认为它是伪作的主要依据是铭文所用的字母。比如Ω这个字母是属于标准化的希腊字母，即所谓“伊奥尼亚字母”，而雅典要到403 BC才采用这种字母。铭文中出现了很多Ω（上面的照片中可见），这就说明它不是480 BC的产物。再有比如“诸神在上”这一句，也不符合当时的雅典公文的习惯。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铭文是300 BC左右才刻上的。 那么铭文的内容呢？如果这些都是前3世纪人的想像之词，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些都是当时真实的法令。可能是前3世纪的雅典人为了缅怀地米斯托克利的功绩，把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法令都重新刻在石头上，让后人来以此纪念萨拉米之役。前4世纪的雅典著名演说家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384－322 BC）也曾提到，当时有人给雅典的年轻人宣读过一份“地米斯托克利法令”[3]，以激发出他们的爱国热情。 如果我们承认这份法令的真实性，那么希腊人在整个480 BC的各场战役都变得有条理了。首先，在温泉关、月神岬开战之前，法令就在要求雅典人准备疏散。这意味着温泉关、月神岬的战斗，实际的目的只是为后方的希腊人转移财物和家人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希腊人只往温泉关派出了那么一点兵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希腊海军方面没有把全部主力都派到月神岬（注意：α版解读里提到有一支希腊海军分舰队一直停留在特洛伊真，后来才和从月神岬撤下来的舰队合并，一起参加萨拉米海战）。相应地，希罗多德说雅典人是听说了温泉关失守后才急急忙忙地开始疏散（八41），也是不对的。他们早就在准备疏散了。从时间上看，从温泉关失守到雅典被占领，中间大约只隔了6－7天。如果不是早就在准备，那么大一座城市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搬空的。 其次，如果温泉关、月神岬两场战役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时间，那么希腊人在这两场战役中的表现也就很合理了。温泉关方面，希腊陆军一直都是守在关隘里的，从不主动出击，除了最后一天列奥尼达知道已经被包围而主动出来作战之外。这种战术是和他们的目的相一致的。月神岬方面，希腊海军一听说温泉关被攻占就开始了撤退。其原因就是既然波斯人已经打通了陆上通道，不再有什么障碍阻止他们进军雅典，那么海军继续在月神岬待下去，也不能完成争取时间的任务。所以他们马上就撤回了萨拉米，这个他们早已选定的主战场。 最后，雅典人很早就把萨拉米作为了主要的战场，这从法令中的兵力配置就能看出来。所以萨拉米之役应该是早就在计划之中的。这样一来，希罗多德在八56以下所描写的海军将领之间的争吵，也就很成问题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整个萨拉米之役的所有步骤都是精心策划出来的，连“西琴诺斯事件”都是联军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我不敢做这么大胆的猜测，但我也认为萨拉米之役应该是早就计划好的。不过这个计划不是联军集体的决议，而是雅典单方面的想法。伯罗奔尼撒舰队的部分将领（比如科林斯的阿迪曼托斯）可能还是对之有异议的。因为伯罗奔尼撒人一直主张在地峡战斗，他们的陆军就是在地峡上筑墙的。他们的海军不太愿意在萨拉米战斗是有可能的。但，从军事的角度上看，正如地米斯托克利在第二次海军将领会议上的发言所说，萨拉米海湾要比地峡附近的海湾更合适，因为这里更狭窄。总而言之，我认为海军将领们还是有过争论的，但争论的实际情形应该没有希罗多德的描写那样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自然，希罗多德的描写，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突出雅典人的光辉形象。 以上就是对萨拉米之役的β版解读，这一版本和α版的不同在于：希腊联军还是比较团结的，不像α版里那样似乎总是在争吵；科林斯舰队并不是在逃跑，而是去堵截埃及舰队；α版里没有提到的地峡上的战斗被我们补充了进来；雅典的全城疏散是有计划的，而不是慌乱中的紧急措施；薛西斯在萨拉米之后并没有马上撤退，而是在准备第二次攻势，只是由于“第二次西琴诺斯事件”，他才下决心撤回亚洲；我们发现整个480 BC的三场战役，核心就是萨拉米之役，温泉关、月神岬都是在为萨拉米做铺垫。 这个β版解读的特点是突出了战争双方在决策上的连续性。希腊方面的整个战略部署都是有条不紊、环环相扣的；波斯方面也不像α版那样只输了一仗就丧失了斗志，而是在继续准备进攻。这样一来，双方的行为都更为合理，更易于被我们现代人来理解。 ────────── [1] 参见第七卷第7项札记。 [2] 参见九81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91页。 [3] 参见《德谟斯提尼演说集·第十九篇——论失败的使命》303节。 8．萨拉米之役详解（γ版） β版解读应该算是很完整的了，而下面这个γ版，则主要参考了一些波斯方面的记载。 从考古发现的薛西斯王时期的波斯铭文来看，似乎他本人并不认为出征希腊是一次失败。在1935年发现的所谓“代瓦铭文/Daiva inscription”中，薛西斯王描写自己的统治范围时说：“我统治着：美地亚、埃兰……、住在海这边的伊奥尼亚人，以及住在海对岸的伊奥尼亚人、……”（“代瓦铭文”的英译文见这里）。“住在海这边的伊奥尼亚人”，当然是指小亚细亚的那些伊奥尼亚人，比如米利都人、萨摩斯人等等；“住在海对岸的伊奥尼亚人”只可能是指雅典人。也就是说，薛西斯王认为自己出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也许令我们很惊讶。但仔细想想也对，毕竟他已经烧毁了雅典的卫城，为萨尔迪斯的库伯勒神庙报了仇，而且波斯人在希腊还留了30万的占领军，他当然可以认为雅典属于被他统治的地域。雅典人屈服于波斯，在薛西斯看来是迟早的事情。 波斯王在铭文中的说法，当然有夸张的成份。毕竟雅典人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投降波斯。而30万波斯占领军和领军的玛多尼奥斯的失败，倒真正是迟早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这段铭文是479 BC的上半年写的，是在薛西斯得到玛多尼奥斯战死、波斯人被赶出希腊之前写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薛西斯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又为何要撤回亚洲去呢？胜利者在失败者面前首先撤退，这似乎说不过去吧？ β版解读里提到的“第二次西琴诺斯事件”是原因之一，即薛西斯担心赫勒斯滂上的浮桥一旦被希腊人攻占，他就不得不穿过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控制区才能回到波斯。而斯基泰人的地盘是那么好通过的？他父亲大流士不就在那里吃过亏么？ 迫使薛西斯撤退的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古波斯铭文里。我们从一些铭文中得知，有一个叫Šamaš-eriba的人在巴比伦领导了一次反抗波斯的叛乱。巴比伦的太守佐皮洛斯（就是用“苦肉计”攻陷巴比伦的那个佐皮洛斯，参见三153以下）被杀。后来佐皮洛斯的儿子美伽巴佐斯平定了这次叛乱。而这次叛乱很有可能就是在480 BC爆发的。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七卷17节也提到薛西斯从希腊回来之后就摧毁了很多巴比伦的神庙（大概是一种惩罚）。 所以薛西斯的撤退，在他自己看来，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被希腊海军击败，也不是担心无法回到亚洲，而是波斯帝国内部出现了问题。所以他更不会承认自己远征希腊是一次失败了。顶多是由于巴比伦的叛乱让自己不得不先回来一步而已，反正玛多尼奥斯会把剩下的事情很快处理好的。 总之，在薛西斯王看来，萨拉米之役只是一个小挫折，并不影响他这次远征在整体上的成功。他并不认为希腊人在萨拉米击败了自己，当然更不会如希罗多德所说“被吓坏了”。至少在479 BC的普拉提亚之役之前，薛西斯一直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那么我们该怎么评价萨拉米之役呢？α版、β版里的失败者，现在居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那么多古希腊作家、学者，比如希罗多德，花费了这么大力气、不厌其烦地反复描写的这个事件，难道只是源于他们民族自豪感的无限膨胀？只是希腊人用了生花妙笔和如簧巧舌，把一场本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夸张成古今第一？萨拉米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萨拉米之役，到底说明了什么？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恐怕都同意一点：萨拉米之役证明了希腊人在海军战术上要强于波斯人。波斯的海军在萨拉米的失败，可能有地势的因素，即海湾太狭窄，他们的数量优势反倒导致他们互相撞船。但更主要的是波斯海军战术上的问题。战术比较精明的指挥官，看到敌人聚集在一个狭窄的海湾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把敌人引出来，而不是大家一起往里冲。三列桨舰的“顶”战术，要的就是对船只的灵活操控，而波斯海军在萨拉米完全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反倒表现出他们在操控船只方面的劣势。 其次，即使萨拉米证明了希腊海军强于波斯海军，这又能说明什么？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我在分析薛西斯入侵希腊的兵力问题时提到的一点：薛西斯上百万的兵力，主要的后勤供给是靠上千条运粮船把粮食从小亚细亚、埃及等地源源不断地运来。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在薛西斯向希腊进军时，海军始终紧紧跟在陆军身边，就是为了时刻保证粮食运输的安全。而萨拉米之后，波斯海军在数量上已没有多少优势，战术上又明显不及对方，所以现在希腊海军可以不用再找萨拉米海湾这样的狭窄地形作战了，可以在开阔的海面上与波斯海军正面交战。而波斯海军的失败，直接后果就是运粮船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这样一来，波斯陆军的给养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果不其然，我们在八115看到了撤退中的波斯陆军在吃草，吃树皮、树叶。这就是萨拉米的意义所在了：波斯军的粮食供应一下子变得极为危险。所以，即使巴比伦没有发生叛乱，即使薛西斯没有撤退，波斯军的兵力也会大量下降，因为他们的陆军没有了海军的支持，再也供应不起这样庞大的兵力了。薛西斯最后留给玛多尼奥斯的30万人，应该是希腊本地的粮食所能供应得起的占领军的最大数量。 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薛西斯是重蹈了他父亲在出征斯基泰人时的覆辙：后勤问题又一次成了波斯巨人的泥足。而且，那些把波斯帝国联军总兵力仅仅估计为20万左右的学者，实在是没有理解、同时也是变相贬低了萨拉米之役的重要性。 最后，波斯陆军兵力的下降，最终促使希腊人在下一年在普拉提亚和他们展开了正面交锋。如果没有萨拉米之役，这种正面交锋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萨拉米作为希波战争的转折点，是当之无愧的。正如虽然诺曼底登陆是对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整个二次大战的转折点，仍然要算斯大林格勒。 薛西斯王虽然不承认他在萨拉米被击败，但历史告诉我们，他确实被击败了。这场海战的意义，他本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意识到了。 总地来说，古希腊人对萨拉米的看重，特别是希罗多德的描述，虽然有夸张的成份，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而如果我们假设萨拉米之役是波斯人胜利了，则古希腊人对萨拉米的看重，即使是希罗多德的描述，也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在历史上真正应该据有的地位。 别的不用说，西方文明里如果少掉了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数学、医学、美术等等成就，几乎就等于中国文明失去了“百家争鸣”。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说过：“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安全的整体性概括就是：它是由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组成的/The safest gene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s that it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footnotes to Plato”。要知道，薛西斯被击退10年之后，苏格拉底才诞生，柏拉图是在萨拉米之役之后53年才出生的，亚理士多德更是晚了将近100年。如果薛西斯当时胜利了，则他们都将是奴隶的后代，怎么可能有机会去研究学问？比他们再晚的那些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整理文献的学者们，更是无从谈起了。至于罗马人，他们的文明里如果去掉了希腊人的部分，恐怕只剩下了军事征服。古罗马“法制”的基础——十二铜表法就是他们学习希腊人的成果。而后来的所有欧洲古代国家，对于罗马法体系的依赖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即使是所谓西方文明里“两希”之一的基督教文明，也从古希腊文明那里借取了非常多的内容。没有菲洛、奥古斯都、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可以说，萨拉米之役是决定西方文明命运的一役。这场战役的结果直接决定了西方文明后来2000多年的走向。虽然古希腊文明自身在中世纪也曾经被遗忘，但西方人毕竟还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找回了古希腊。而如果那310条船在萨拉米战败的话，西方人是找不回什么东西的，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文艺复兴。再后来的英美法革命、工业革命就更是无本之木了。 确实，萨拉米之役不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不是最血腥的、伤亡人数最多的，更不是最能体现军事指挥艺术的典范战例，但它依然是世界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它就是最重要的一役）。萨拉米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后世挽救了什么。当古希腊文明命悬一线的时候，后世的所有西方文明都在颤抖。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二十五）9．薛西斯回到亚洲/希腊方面的追击
波斯陆军全部撤回帖撒利之后，一位波斯将领阿塔巴佐斯护送薛西斯撤往赫勒斯滂海峡。这一路上发生了饥荒和瘟疫。对此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480－510行有一大段描写，这里引用如下： 波斯使者的汇报：“（萨拉米海战后）那些脱险的船只顺着西风纷纷地逃避。那些残余的陆军又损失在波奥提亚，有的渴死在甘泉之畔，有的疲惫不堪，经过许多地方逃到了斯特利蒙河，那晚上，天神提前唤起了严冬，让那圣洁的河流结成了冰。那些先前不敬神的人都祈祷起来，礼拜天地。我们的兵士求完了神，便涉冰过去。那些趁着阳光还没有射出时便动了身的人安全地达到了对岸。不久太阳的光环发出烈火来把冰河从中融解，我们的兵士便一个一个坠入了水中，那断气最快的人倒算是有福。那其余的得救的人辛辛苦苦地穿过了色雷斯；能够逃回家的并没有几人。……” 看来波斯军在撤退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损失很大，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上一项札记提到的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粮食供应。 埃斯库罗斯说波斯海军“顺着西风”逃走，说明海军这时候没有再像薛西斯进军时那样陪伴陆军。八103也提到薛西斯让那位女将阿尔忒密西亚把他的几个孩子送回了以弗所。看来阿尔忒密西亚接替了在萨拉米阵亡的阿里亚比格涅，成为波斯海军的新统帅，而以弗所是海军向西撤退的目的地。波斯海军最后是在库麦过冬的（八130）。 另一边，波斯陆军的30万精锐是在帖撒利过冬的，主要是因为帖撒利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而护送薛西斯的阿塔巴佐斯在回到帖撒利和玛多尼奥斯汇合之前，绕道去卡尔启底斯镇压欧林索斯和波提达亚的反波斯起义。他虽然攻克了欧林索斯，但没有攻克波提达亚（八126至八129）。 （这里的波提达亚值得一提，这座城市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重要战场之一[1]。） 不过从整体上看，色雷斯一带依然是在波斯人的控制之下的。薛西斯大军在撤回赫勒斯滂的一路上虽然遭受了很大损失，但八115也提到很多掉了队的士兵都留在了沿路的城市里。他们也可起到占领军的作用，对当地加以控制。出生在阿布德拉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大约生于460 BC，而小时候他就是从一些住在阿布德拉的波斯人那里受的教育[2]。可见萨拉米之役20年后，波斯人还在那一带活动。希腊人把波斯人全部赶出欧洲，是很晚以后的事。 八117提到赫勒斯滂上的浮桥在薛西斯到达前就已经被风暴摧毁，波斯王是乘船到达阿比多斯的。在等待渡船的时候，很多波斯人因为一路上又饥又渴，所以在赛斯托斯吃了很多，结果居然有被撑死的。看来波斯陆军在失去海军支持后，粮食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希腊人方面，他们本来是想追击波斯海军的，一直追到安德罗斯岛也没有发现对方的行踪（八108）。于是他们开始进攻安德罗斯岛，主要原因是这个岛是和波斯人站在一边的（八112）。当他们未能攻克安德罗斯岛时（可能是因为海军中没有适合陆战的重装步兵），于是转而攻占了优庇亚岛南端的卡利斯托，然后返回了萨拉米（八121）。 据希罗多德说希腊海军进攻这些地方，是受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影响，因为他想从这些地方的人身上榨出些钱。地米斯托克利本人的性格中唯一的，当然也就是最大的缺点现在暴露出来了：贪财。这一点在在萨拉米之役的β版解读里我已经提到了。而这个缺点和他最后的命运是有关系的。
后来他们去求神谕，问神是否满意这些祭品。神谕说别的都满意，但少了厄基那人的那一份。厄基那人于是又献上了1根青铜桅杆，上面装饰着3个黄金星（八122）。其实在联军共同奉献的祭品中，自然是有厄基那人那一份的。神谕说少了他们的祭品，实际意思是说他们的战功比别的城邦要多，所以祭品也应该更多。这其实是在夸奖厄基那人的首功。 等到海军回到地峡之后，便在“地峡的波赛冬”神庙附近投票来选谁是萨拉米之役的功臣。结果每个人都投票说自己第一，而大部分人都投票赞成地米斯托克利第二，这样一来，地米斯托克利的票数反而最多（八123）。虽然谁是第一没有选出来，但地米斯托克利的名气无疑是在全希腊传播开了。后来他去斯巴达，斯巴达人授予他一顶橄榄冠，表彰他的智慧；也授予联合海军的总司令优利比亚德一顶橄榄冠，表彰他的英勇。等地米斯托克利回雅典的时候，斯巴达人送了他一辆最好的战车，还派了300名斯巴达重装步兵精锐[3]去护送他。这在希罗多德看来是绝无仅有的荣誉了（八124）。地米斯托克利的名望和地位在这时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 ────────── [1]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5章，41页。 [2] 参见第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九卷34节以下。 [3] 这300人很可能就是那著名的300“武士”，即斯巴达王的卫队。和列奥尼达一起在温泉关作战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可参见第七卷第15项札记。 10．古代奥运会 在《历史》第七、八卷，我们时常看到有关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赛会的记载，比如七206、八26、八72。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了解这个著名的古代运动会。 奥林匹亚赛会（Olympic Games，又译为奥林匹亚祭、奥林匹亚竞技会、奥林匹亚运动会），得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一个叫奥林匹亚（Olympia）的小城。请注意不要将这个小城和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Olympus）山弄混。那座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神话中的圣山，那里据说是以宙斯为首的12大神，以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青春女神赫珀等神祉的居所。而这里的奥林匹亚小城是一个专门崇拜宙斯的宗教中心。
奥林匹亚除了宙斯神庙里的神像之外，最著名的就是奥林匹亚赛会了。鲍桑尼阿斯的《希腊游记》是我们有关这项活动的主要资料来源，下面的讲述就主要依据了这本书（引用时简称为《希》）。 关于奥林匹亚赛会的起源，比较得到公认版本说是克里特的赫拉克勒斯（不是后来的那位大力神）从“极北人”那里学来的。赫拉克勒斯在奥林匹亚和他的4个弟弟一起比赛跑步，结果他得了冠军。于是他规定下这种比赛要每5年举行一次，以纪念他们5兄弟。不过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遵守（《希》五卷8章5节）。 （按现代人的算法，其实应该叫做“每4年举行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和古希腊人的计数方法有关的。比如2004年雅典举办了奥运会，2008年北京将举办下一届奥运会。按古希腊人的计数方法，他们会说：雅典奥运会之后“第5年”是北京奥运会，现代人则会说是“第4年”。我们说“第4年”的时候，其实是把04年本身不算在里面的。从05年开始算，05、06、07、08，这样才有了“第4年”的说法。04年在我们的意识里其实相当于数学上的“0”，是一个计算的起点。而古希腊人的数学里没有“0”这个概念，他们要算的话会把04年也算在里面，所以就有了“第5年”的说法。） 后来，一位叫配洛普斯（Pelops）[1]的神话英雄一度恢复了这项赛事。传说奥林匹亚附近有一座叫披萨（Pisa）的城市，这里有一个国王叫奥诺茂斯（Oenomaus），他有一个女儿叫希珀达密亚（Hippodamia）。奥诺茂斯本人非常善于驾马车，于是他规定：凡是来向他女儿求婚的人，必须在马车比赛中赢过自己才能得到她女儿，输了的都要被处死（《希》五卷14章6节、六卷21章9节）。前后有12位求婚者就这样丧了命。最后，远道而来的配洛普斯赢得了比赛。原因是希珀达密亚爱上了他，于是在比赛前给父亲的马车做了手脚，结果父亲不仅输了比赛，也丢了性命（《希》五卷13章7节）。赛后配洛普斯娶了希珀达密亚。婚宴当中，他在奥林匹亚举办了一次赛会，以感谢宙斯（《希》五卷8章2节）。 再后来，据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完成了他的“十二大功绩”的第五项——清除埃利斯王的牛圈之后，由于埃利斯国王不愿意给他应得的报酬，于是他率军攻陷了埃利斯。战后赫拉克勒斯也在奥林匹亚举行了一次赛会，来感谢他的父亲宙斯[2]。 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当然是很可疑的。但以赛会的方式来纪念一个英雄人物、来向神献祭，在古希腊倒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希》五卷8章3节）。上面三则传说里提到的赛会，都可以被看作古代奥运会的雏形。它们和后来真正的奥林匹亚赛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都是为了纪念某一件特殊的事而举办的，并没有形成制度，也就是说没有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连续举办。 奥林匹亚赛会正式成形，和另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伊菲图斯（Iphitus）有关。据说他从德尔斐的配提亚那里得到一个神谕，要他恢复奥林匹亚赛会。于是他和斯巴达的著名立法者吕库古一起“复兴”了奥林匹亚赛会，也就是说他们俩重申了这项赛事必须每4年举行一次的规定。更重要的，他们俩规定举行奥林匹亚赛会时，所有城邦要停止彼此之间的武装冲突，为的是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安全来到奥林匹亚参赛。这就是所谓的“神圣休战/ekecheiria”[3]。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奥运会，要从伊菲图斯和吕库古的“复兴”开始算。（看来，现代奥运会算是这项赛事的第二次“复兴”。） 自从伊菲图斯和吕库古“复兴”奥林匹亚赛会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个奥运冠军是来自埃利斯的科洛布斯（Coreobus of Elis），他的这次夺冠据推算是在776 BC。以后每届的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就有连续的记载了（不过绝大部分没有保留到今天）。人们于是便以776 BC的这一届奥林匹亚赛会作为第1届古代奥运会。要注意，我们不能肯定776 BC以前就一定没有正式的古代奥运会，只是776 BC的这一届是记载中最早的罢了。 大概到了264 BC的时候，一位学者提迈欧斯（Timaeus of Sicily）开始用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时间来纪年。他把每两届奥运会之间的4年周期称为一个“奥林匹亚纪/Olympiad”，并用奥林匹亚纪的数目来确定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发生年代。比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年份，用他的写法就是“第95次奥林匹亚纪之第1年”（＝400/399 BC）。在提迈欧斯提出这种方法之前，希腊诸城邦各有各的纪年方式，比如雅典是用名年执政官的名字，斯巴达是用首席监察官的名字，阿尔戈斯是用赫拉女祭司的名字等等[4]。他的这种做法后来被很多学者继承，成了一种通行的古希腊历史纪年方法。在提迈欧斯之前，比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也曾偶尔用过这种方法，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不过，用奥林匹亚纪来纪年，始终只在学术界比较流行，当时各地的官方纪年方式一直还是各管各的。我们在古希腊各城邦发行的货币上，从来没有见过奥林匹亚纪来纪年的。 另外，我们之所以知道第1届古代奥运会是何时举办的，是因为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罗幕洛传》12节提到：罗马建城的那一年相当于“第6次奥林匹亚纪之第3年”。而罗马的建城在754 BC，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第1届奥林匹亚赛会举办于776 BC。 776 BC的那位科洛布斯，他是一位赛跑冠军。实际上，最初几届古代奥运会只有“赛跑/dromos”这一个项目。这种赛跑的距离叫做1“斯塔迪昂/stadion”（英文“体育馆/stadium”的词源），约合今天的185米。据说这就是奥林匹亚赛会的创办者，那位克里特的赫拉克勒斯一口气能跑完的距离。 古代奥运会后来增设了不少运动项目。下表列出了一些主要项目加入奥运会的时间，以及这些项目的简介（参见《希》五卷8章）。
除了这些主要项目外，后来陆续加入的项目还有：“信使赛跑”（即越野长跑比赛）、“马驹驷车赛”（拉车的马都是1岁以下的马驹）、“骑马驹赛”等等，这里就不介绍了。
在成人的比赛之外，还有专门为男孩子举行的“少年奥运会”（《希》五卷8章9节），项目主要是赛跑、赛车、拳击等等，和正式的奥运会差不多。不过当时人似乎认为少年奥运会只不过是一种娱乐游戏，重要性远远不及正式的成人奥运会。
各种项目的冠军，所得的奖品是一顶橄榄冠——由埃利斯的一座爱神庙附近的一株野生橄榄树上的树枝编成（《希》五卷15章3节）——此外别无其它。这个习惯据说得自于奥林匹亚赛会的创办者——那位克里特的赫拉克勒斯。当年他赢得1斯塔迪昂赛跑后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橄榄冠。《历史》八26提到当一个波斯人听说奥运会的奖品只不过是橄榄冠的时候，感叹到：“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金钱。”确实，荣誉是选手们最看重的东西，但金钱他们也不是不看重。由于奥运会在古希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希腊各地确实有很多奇观，也有很多奇闻，但众神最关注的只有两项：埃琉西斯密仪和奥林匹亚赛会”（《希》五卷10章1节），所以各个城邦为了鼓励自己的选手，往往也有物质的奖励。比如雅典官方的奖励是500德拉克玛。差不多可以让一个普通人什么都不干过4年的了，正好够他去参加下一届奥运会。还有的城邦让奥运冠军享受终身免税的生活，还可以终身免费进剧场看戏。
奥林匹亚赛会给冠军的奖品是橄榄冠，而亚军、季军等等则没有任何奖品，历史记载上也极少出现亚军、季军的名字。古代奥运会不是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地方。来这里的选手们只有一个目的——赢。当时也有运动员宣誓的仪式（地点是奥林匹亚的一座宙斯小神庙，专门为宣誓而建）。和今天的宣誓仪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除了宣誓公平竞赛、不作弊之外，选手们还要宣誓自己“已经严格按照规定训练了10个月”（《希》五卷24章9节）。也就是说，他们宣誓要向神展示出人体体能的极限。竞技的目的，在这里是用人体的极限表现来取悦神，同时也是取悦人。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比赛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
为了赢得比赛，现代运动员有时会采取一些“非体育道德”的方法，古代运动员也一样。对于在比赛中作弊的选手，当时的惩罚是他要在宙斯神庙外自己出钱树立一尊宙斯的青铜像。最早的作弊事件发生在第98届奥运会（388 BC）——看来古人的道德观还是比今人要好些，想想看现代奥运会才举办了28届就出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有一位帖撒利的拳击选手贿赂了他的几位对手，要他们在比赛中放水，结果他本人和收他钱的选手都被罚树立雕像。鲍桑尼阿斯还在雕像上看到了这样的铭文：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要通过“敏捷的双腿和强健的身体”来赢得，而不是通过金钱。后来，第112届奥运会（332 BC）的五项全能比赛也出现了类似的选手行贿事件，而这次的主角是一位雅典选手。骄傲的雅典官方拒绝树立雕像，并扬言要抵制奥运会。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后德尔斐的配提亚出来说：除非雅典人接受处罚树立雕像，否则她将拒绝对任何一个雅典人说神谕，雅典官方才最终让步（以上见《希》五卷21章2节以下）。鲍桑尼阿斯描述了很多这样的“作弊雕像”，而考古者在奥林匹亚也发现了很多残像，证实了他的说法。看来古希腊人，和我们一样，也是有道德瑕疵的普通人。
历届古代奥运会的主办国都是埃利斯（不像现代奥运会那样会有很多国家来申办），裁判都是埃利斯人。裁判的数目最初大约只有1－2人，因为当时的项目少，后来逐渐增加到10人左右，人数最多时有12人。裁判们都是从埃利斯的公民里抽签选定的（以上见《希》五卷9章4节以下）。和选手需要宣誓一样，裁判也要在宙斯神庙里宣誓不收受贿赂、不对外泄漏选手的个人隐私（《希》五卷24章10节）。 最初的时候，奥林匹亚赛会似乎只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人才参加（证据是早期的冠军总是伯罗奔尼撒人）。不过随着这项赛事的名气越来越响，很多其它地方的希腊人也来参加了。在整个古典时代，参加奥运会是有身份限制的：必须是男性，必须是希腊人（即“希伦人”，也可以认为是“说希腊语的人”），必须是自由人，必须没有犯过宗教方面的罪行。不过随着后来希腊文明的影响逐渐扩大，很多周边地区的人慢慢被允许参赛了，比如以前不被认为是希腊人的马其顿人（《历史》五22）。到最后，连罗马皇帝尼禄也参加过66 AD的那一届专门为他推迟举办的奥林匹亚赛会[10]。 古代奥运会似乎没有人数的限制，符合条件又经过刻苦训练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所以可以想见选手是非常多的。我们不太能肯定选手人数到底有多少，几百到几千人都有可能。现场的观众肯定更多，估计达到数万。第五卷第12项札记提到息西昂的僭主克莱斯提尼在奥运会上当着所有选手和观众的面，邀请他们来息西昂参加“招婿比赛”，就是因为这里确实集中了希腊的精华。 和现代奥运会一样，古代奥运会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体育明星。最著名的有以下几位： 斯巴达人奇奥尼斯（Chionis of Sparta，生活在前7世纪上半叶），他曾经获得4次1斯塔迪昂赛跑的冠军、3次双程跑的冠军（《希》三卷14章3节）——在200米和400米项目上还没有一位现代运动员达到这样的统治地位。他后来还参与了巴托斯在北非的移民。 罗德岛人列奥尼达（Leonidas of Rhodes，生活年代不详），他比奇奥尼斯还要厉害，曾经在4次奥运会上包揽了短距离赛跑（指1斯塔迪昂赛跑、双程跑、重装步兵赛跑）的全部12项冠军（《希》六卷13章4节）。简直是超人哦！ 克罗同人米洛（Milo of Croton，生活在前6世纪下半叶），此人是一个传奇。他在连续6届奥运会上（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内）都获得了摔跤冠军（其中第1 次是少年奥运会该项目冠军）。关于此人有很多传奇故事（参见《希》六卷14章5节以下），比如他站在一块铁饼上，叫别人来推他，结果没有人能把他从铁饼上推下来；比如他获得冠军后，别人给他雕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然后他自己把这尊雕像搬到了宙斯神庙前面；再比如他用手握住一个石榴，别人休想把他的手掰开，而石榴仍然不会裂。据说他经常进行这种表演来显示自己的力量。 一般说来，古代奥运会的赛程安排是比较紧凑的。按《希》五卷9章3节的介绍，最早的时候全部比赛都是在1天之中结束的，后来由于项目的增加，赛期也慢慢变长。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古典时代的一次奥林匹亚赛会的全部赛期是5天。
在奥林匹亚赛会举行的前几天，埃利斯人会派出信使，到希腊各地宣布奥运会开幕的具体时间，并宣布即日起开始“神圣休战”。对于奥林匹亚赛会举行期间的这个“神圣休战”，古希腊人是非常看重的。对于违反“神圣休战”的城邦，奥运会的主办者有权对他们予以惩罚。比如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4章，中译本391、392页，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420 BC，第90届奥林匹亚赛会开始时，斯巴达曾经出动了1000重装步兵去攻打埃利斯的一个城堡。不要忘了埃利斯就是奥运会的主办国，所以他们对斯巴达人这次违反“神圣休战”是非常愤怒的。于是埃利斯对斯巴达开出了每个重装步兵2米那、总共2000米那（即20万德拉克玛）的超级罚单（我很怀疑斯巴达国库里有没有这么多钱）。斯巴达人争辩说他们出兵时宣布“神圣休战”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斯巴达，而且他们一得知“神圣休战”已经开始就停止了攻城。关于罚款的问题，埃利斯人和斯巴达人争执了很久。虽然双方最后达成了妥协，但这一届奥运会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埃利斯人甚至叫来了2000重装步兵在赛场外戒备，恐怕斯巴达人会发兵，特别是比赛中还发生了一位斯巴达选手抗议裁判不公的事件。
埃利斯人利用“神圣休战”的例子还不止这一个。前面利用“神圣休战”罚斯巴达人巨款也算一个例子。另外，本来“神圣休战”只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才有效，但后来埃利斯人居然声称本城市处于“永远神圣休战”状态，即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进攻埃利斯[13]。这就太过分了。 另外，在66 AD为尼禄专门举办的第211届奥运会上，尼禄亲自参加了十匹马拉的马车比赛。结果他中途翻下了马车。其他选手见此情形马上拉住缰绳，等他重新爬上马车后才继续比赛。不用说，冠军是尼禄。毕竟皇帝在亲自驾车哦！政治在这里以最讽刺的面目出现了。当然，对于希腊人的好意，皇帝很感激。这顶橄榄冠给希腊人换来了整个行省的免税[14]。 政治牵扯到奥运会当中，确实是由来已久的。《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25节记载，地米斯托克利有一次去看奥运会，看到赛场旁边有一个装饰豪华的小棚子，那是西西里的一位僭主希罗为他的驷车搭建的临时马房。地米斯托克利于是鼓动他周围的雅典人，大家一起把棚子拆了，不让这个僭主参加比赛。民主派人士反对独裁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像这样似乎也过分了一点。 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古代奥运会是没有火炬接力活动的，比赛现场也没有一直燃烧的奥运圣火。这些都是1936年纳粹德国主办柏林奥运会时想出来的主意，以强调他们日耳曼人（即所谓“雅利安人”）是古希腊文明的正宗继承者。这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固然是可鄙的。但传递圣火、点燃圣火这些活动本身，确实能够扩大奥运会的影响、激发人们参加奥运的热情，所以今天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另外，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在最早的时候，参加奥林匹亚赛会的选手们并不是裸体比赛的。有记录的第一位裸体比赛的选手是美伽拉人奥西普斯（Orsippus of Megara，生活在前8、7世纪之交）。在第15届奥运会（720 BC）的1斯塔迪昂赛跑之前，他故意把自己衣服上的绳结都松开。这样一跑起来衣服都掉到了地上，于是他就比那些穿衣服、束腰带的选手更容易迈步，因此赢得了冠军（《希》一卷44章1节）。在他之后，裸体比赛才变成了一种惯例。不过在摔跤、混击等比赛中，选手有时会穿上一点护具，以保护“关键部位”。 正是因为选手们都是裸体比赛，所以古代奥运会绝对禁止女性观看（唯一的例外是奥林匹亚附近的一座德墨忒尔神庙的女祭司，她是可以来看比赛的，而且赛场边有为她专门保留的座位）。埃利斯法律甚至规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任何女性都不能越过比赛场地附近的一条河，违者将被从附近的山崖上扔下去（《希》五卷6章7节）。不过，有史以来据说只有一位女性违反了这项法律。这是位叫卡丽帕忒拉（Callipateira）的妇女。她的儿子参加了奥运会，她就化装成教练员混进了赛场。后来她儿子在拳击比赛中获得冠军，她过于兴奋，喊出了声，以至暴露了自己的性别。然而卡丽帕忒拉并没有被扔下山崖，因为她的父亲、兄弟，现在又加上她的儿子，都是奥运会冠军，所以组织者放她走了。看来这位母亲的家庭熏陶是她一定要冒险来看儿子比赛的原因。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埃利斯人从此加了一条规定：所有的教练员也要裸体进赛场（《希》五卷6章8、9节） 所以，古代奥运会不允许女性观看，我认为更多地是考虑了道德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重男轻女的表现。女性其实是可以以间接的方式参加奥运会的。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的主战派国王阿基斯（Agis），他有一个妹妹叫希妮斯卡（Cynisca）。这位斯巴达公主就非常喜欢运动，她自己养的马后来在奥运会的驷车赛中获得了冠军，所以她也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奥运橄榄冠的女子（《希》三卷8章1节）。别忘了，马车比赛冠军的荣誉是由马主获得的。所以即使希妮斯卡没有现场参赛，她的名字也留在了奥运会的官方记录之中。在她之后，还有一些斯巴达女子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奥运会，并获得了冠军（这些都和斯巴达对女性的特殊培养方式有关）。 古希腊女性还能以更直接的方式参加运动。这就是今天已经不太有人知道的“赫拉伊亚赛会/Heraea Games”。这是一项专门给女孩子举办的比赛，地点也在奥林匹亚。奥林匹亚赛会是奉献给宙斯的，相应地，这项“女子奥运会”是奉献给宙斯的妻子赫拉/Hera的，所以有了“Heraea”这样的名字（以下见《希》五卷26章）。 赫拉伊亚赛会的起源，据说是当年配洛普斯靠马车赛赢得了希珀达密亚之后，希珀达密亚在婚宴上举办了一次有16位女孩参加的比赛，以感谢赫拉。也就是说，这项赛会的起源差不多和奥林匹亚赛会一样古老。 和最初的奥运会一样，赫拉伊亚赛会只有一个项目：赛跑。但距离不是1斯塔迪昂，而是5/6斯塔迪昂（约合154米）。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女性和男性在身高、腿长、步幅上的比例就是5:6。另外，赫拉伊亚赛会始终就只有这一个项目，没有加入五项全能、拳击、赛马等等其它项目。
和奥林匹亚赛会中的冠军一样，在赫拉伊亚赛会中获胜的女孩也能获得一顶橄榄冠，以及一份献祭给赫拉的牛肉。负责组织赫拉伊亚赛会的是16位已婚妇女，以纪念创立这项赛会的那16位女子。 和奥林匹亚赛会一样，赫拉伊亚赛会也是每4年举行一次。举行的时间大概比奥林匹亚赛会稍早。因为这样可以让那些陪着父亲、兄弟来奥林匹亚朝圣的女孩们，更方便地参加赫拉伊亚赛会。 最后要强调一点，奥林匹亚赛会固然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体育竞技比赛，但并不是唯一的。当时和奥林匹亚赛会同样在全希腊有着广泛影响的还有三项赛事：皮同赛会（Python Games）、地峡赛会（Isthmian Games）、内米亚赛会（Nemean Games）。它们和奥林匹亚赛会比较见下表：
泛希腊赛会的比赛项目都差不多。比较特别的是皮同赛会，由于它是在向阿波罗献祭，而阿波罗又是主管文学、艺术的神，所以皮同赛会上还有朗诵诗歌比赛和音乐比赛，这些都是皮同赛会特有的项目。 另外，正是在196 BC的地峡赛会上，罗马将领弗拉明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230?－174? BC）宣布希腊获得了“自由”，即从马其顿人的占领中被罗马“解放”了出来。他在这个场合宣布这一消息，无疑是因为希腊各地都有人来看比赛，所以这个消息可以更快地传到希腊世界每个角落。 这四大泛希腊赛会，最重要的当然是奥林匹亚赛会。而所有这些赛会，都在崇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迪奥多修一世（Theodosius I）对所谓“异教”的大镇压中，被勒令停止（约393 AD）。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位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一位亚美尼亚的王子Varastades，他在第291届古代奥运会（385 AD）上获得了拳击冠军。 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现代奥运会的意义自然不用说了。它代表了人类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同时也是各个地方的人们放下彼此的争端，在一个和平、公正的环境里，为人类自身的完美而不断奋斗的一种象征。（所以我十分不齿台湾当局这次拒绝圣火的做法。）如果人类始终无法摆脱战争，那么我希望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战争——体育场上的“战争”。毕竟赛跑是用不着大炮的，踢足球也用不上战斗机。
────────── [1] 这位配洛普斯后来征服了全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于是这个半岛也因他的名字“Pelops”而得名“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os”。 [2] 参见品达《奥林匹亚赛会冠军颂》第10首24行以下。 [3] 参见《平行列传·吕库古传》23节。 [4] 现存最有名的实例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1章（106页脚注）。他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用了上述3种纪年方法来记载的。 [5] 可见雅典重装步兵在马拉松主动跑8斯塔迪昂去进攻波斯人，确实是很罕见的情形，参见第六卷第7项札记。 [6] 参见品达的《奥林匹亚赛会冠军颂》第3首33行。 [7] 参见第七卷第14项札记。 [8]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2章，435页。 [9] 参见《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7节。 [10] 即本来应该于65 AD举行的第211届古代奥运会被推迟到了66 AD，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传》23节。 [11] 这个时间表引自《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William Smith编）830页。 [12] 参见色诺芬的《希腊史》三卷2节、23节。 [13] 参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八卷3章33节。 [14] 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传》24节。 [15] 关于“叠裳”，可参见第五卷第13项札记。 [16] 关于“阿玛松人”，可参见第四卷第5项札记。 11．一个可能的时间表 在上一项札记里，我介绍了奥林匹亚赛会。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提，就是每届古代奥运会是何时举行的。 品达的《奥林匹亚赛会冠军颂》第3首19行明确提到：当初那位克里特的赫拉克勒斯创办这项赛会的那天晚上，是个满月。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品达的时代，奥运会是在一个接近满月的时间举行的。品达依据了这个现象，才说最初的创立者就是这么安排的。另外，该诗的24行明确说比赛时天气很热，所以学者们一致断定古代奥运会是在夏天举行的。（现代奥运会延续了这个习惯，也在夏天举行。）至于具体时间，学者们一般认为古代奥运会在夏至后第一个月举行。参考以前讨论古希腊历法时给出的希腊各地月历表，则古代奥运会应该是在雅典历法的Hecatombaeon月（即公历7－8月）的11日开幕，15日闭幕。因为古希腊历法的每月15日是满月。这天应该是奥运会的5天赛程的最后一天，即大家参加“百牛大宴”的日子。 （奥林匹亚赛会当然是根据奥林匹亚当地的历法来决定举行时间的。但奥林匹亚的历法情况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借用雅典的月份名称来说明之。） 然而考虑到古希腊城邦的历法中，加闰月是比较随意的，所以也不排除奥运会是月圆后第二个满月，甚至是第三个满月时举行。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历法里加入了闰月，而闰月又加在奥运会举行之前，那么奥运会自然要顺延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 之所以要把“奥运会在何时举行”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我们下面要参考奥运会的举行，来尝试确定480 BC的几场希波战争中的重要战役的具体时间。 《历史》里能够有助于我们确定480 BC各场战役具体时间的地方，分别是以下几处：波斯联军从吕底亚的萨尔迪斯出发，1个月之后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然后用了3个月到达雅典（八51）；波斯陆军离开铁尔玛之后11天，波斯海军主力也离开铁尔玛（七183）；海军主力1天之后到达马格尼西亚（七188）；当天夜里起了风暴，一直持续了3天（七192）；经过风暴的波斯海军1天后到达了阿菲泰（七193）；此前3天，波斯陆军已经进入了玛里斯（七196）；去防守温泉关的希腊联军在出发时，卡尔涅亚节和奥林匹亚赛会即将举行，即“神圣休战”马上就要开始（七206）；波斯海军在月神岬之战后第8天来到了雅典城外（八25、八66）；当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筑墙防守的时候，卡尔涅亚节和奥林匹亚赛会已经过去了（八72）；斯巴达王克里奥布洛图在地峡上击退波斯人之后，他在献祭时出现了日食（九10）；薛西斯在萨拉米海战后，等待了几天，然后撤往帖撒利（八113）；薛西斯率领的大部分波斯军，从帖撒利撤回到赫勒斯滂海峡，用了45天（八115）。 另外，从对温泉关之役的讨论和对月神岬之役的讨论，我们知道：温泉关战役之前的4天，波斯王一直按兵不动，战役本身持续了3天；月神岬战役前后进行了一共5天。而克里奥布洛图献祭时遇到的那次日食，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已经说明它发生于480 BC的10月2日。 480 BC是举行第75届奥林匹亚赛会的年份。依照前面的介绍，似乎这届奥运会应该是在480 BC的7－8月举行。然而，希罗多德明确提到这一年的奥林匹亚赛会和卡尔涅亚节是同时进行的。而卡尔涅亚节是斯巴达人的一个节日，从斯巴达历法的Carneius月7日开始，15日（即满月的那一天）结束[1]。斯巴达人的这个Carneius月，对应于雅典的Metageitnion月（即公历的8－9月），这个月是前面提到的Hecatombaeon月的下一月。正常的情况下，奥运会和卡尔涅亚节是不会同时进行的。这就提示我们：第75届奥运会并没有准时开始；这一届奥运会是延期举行的，即当年有闰月。 然而，能不能就此说这届奥运会就是在480 BC的8－9月举行的呢？也不行。天文学计算告诉我们480 BC的8月19日是满月，如果第75届奥运会只延期了1个月，在8－9月举行，那么这届奥运会就应该是在8月19日结束。因为这一天是夏至后第二个满月。可是，我们从上面归纳的《历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1、希腊人到达温泉关时，奥运会即将开始；2、从温泉关开始战斗到萨拉米海战结束，中间不超过15天；3、萨拉米之后几天，薛西斯就撤退了。这样看来，从温泉关开战到薛西斯从萨拉米撤退，中间的时间跨度不会超过1个月。那么，薛西斯的撤退应该发生于奥运会结束后的1个月之内，最迟不会晚于9月19日。可是地峡上的战斗怎么要到10月2日才结束呢？ 所以我认为第75届奥运会推迟了2个月才举行。如果我的这个想法能够成立，那么薛西斯就应该是在10月撤退的，这样正好可以跟日食的记载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我认为斯巴达人的卡尔涅亚节也是延期举行的。卡尔涅亚节延期了1个月，奥林匹亚赛会则延期了2个月。天文学计算告诉我们：夏至后第三个满月发生在480 BC的9月18日凌晨。这一年的奥林匹亚赛会和卡尔涅亚节应该是在这一天结束的。 我的这个猜想还有一个很模糊的证据。在萨拉米之役的β版解读中，我提到当时波斯军中有两个希腊人，他们在萨拉米海战的当天听到埃琉西斯方向有喊杀声，他们把这个声音当作了埃琉西斯密仪中教徒发出的喊声，于是认为天神会让波斯人失败。而埃琉西斯密仪是在雅典历法的Boedromion月（即公历9－10月）举行的。所以，这两人有这样的误解，从侧面证明了萨拉米海战确实是在9－10月间进行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第75届奥运会延期了2个月。 另外，在《平行列传·卡米卢斯传》19节，普鲁塔克明确指出：萨拉米海战胜利的那一天是Boedromion月20号。这条记载是对我的这个猜想最有利的证据。 下面就是我按照这个猜想归纳出的480 BC的几次战役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参考了Kenneth Sacks在《Classical Quarterly》杂志1976年26期232－248页上的文章《Herodotus and the Dating of 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里的表（转引自www.livius.org），一些地方我做了修改。这里提到的各个事件，可以参考第七、八卷的各项札记。需要说明一下：我的这个归纳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学术界现在的主流意见仍然认为第75届奥运会只延期了1个月。 波斯陆军到达马其顿的铁尔玛之后，希波双方的行动应该是这样的（黑字表示夜晚）：
以上就是我对480 BC几场战役的具体时间的看法。我尽量兼顾了《历史》的记载和实际的天象（满月、日食）。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时间表，仅供大家参考。 ────────── [1] 第六卷第7项札记讨论马拉松战役的具体发生日期时提到了这个节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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