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字，不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而频见于西周以后的金文（注：《克鼎》载：“天子明德，显孝于神。”《历鼎》说：“肇对元德，孝友唯型。”《善鼎》曰：“唯用绥福前文人秉德恭纯。”等等。）。《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车。”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王侯为了争取人民、治理好国家，力求“德不失民”、“德以施惠”、“恤民为德”。个人的追求亦如晋国叔孙豹所言：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秦汉以后儒家、士人继续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以“德”为源、为本，实现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境界。国家的政策，基本是“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德性贯穿于人与自然、社会、神灵、祖先各个方面的关系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两汉文明接受了“礼性”和“德性”的传承，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宗教文化的作用和成长，价值取向始终重伦理而轻宗教。虽然东汉时期原始道教和佛教已经踏入社会生活，但宗教性最终不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
至于两汉文明的制度传承，脉络比较清楚。郡县制、职官、城邑、交通、陵寝乃至经济制度的赋役等，都和东周与秦代的制度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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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区域特征指的是历史地理观下的文明特征。也就是从历史、地域特性之间了解文明的复杂性和创新性，最终达到融汇合和、冶铸一炉的文明史观。
根据两汉书记载的各郡具体户口数目，可知户数、人口数中原都占据了西汉、东汉的五分之一。在当时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拥有人数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该地区的发展与进步程度。特别是东汉时期的中原，作为京都的所在地，天下财富，辐凑而来；人才熙熙，云会京师。《史记·货殖列传》曾形容西汉长安“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二者实为一理也。
对于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详细的评述，重温如下：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纤俭习事”、“好稼穑”、好“商贾之利”是当时河南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尤其是无所不至的商贾活动反映出的商业文明特点，已经打上了传统的印记。今天郑州仍然作为“商城”定位，应当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但是，众所周知，两汉时期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把商业文明或者手工业文明作为两汉时期文明的特征有不妥之处。不过，就地域来言，拥有许多“治商有道”的大商人和实际经商经验的中原地区（注：《汉书·卜式传》：“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汉书·货殖传》：“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后汉书·岑晊传》：“宛有富贾张泛者，桓帝美人之外亲。”），确实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值得重新总结和审视。《汉书·食货志上》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史记·货殖列传》已经总结出答案：“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作为两汉时期的中原文明，还有很多突出的特点。单远慕先生在《中原文化志》中按照思想、学术、宗教、科技、文学、美术、艺术、建筑、教育、体育、民俗等领域的成就，总结出中原文化的特点是：“发展持续，源远流长”、“文化渊薮，地位领先”、“领域繁多，异彩纷呈”、“骨干作用，影响广泛”、“遗迹遍域，文物首屈”[9]（P316）。除去后一条不适于形容两汉时期中原文明的地位和作用外，余四论可谓道出了中原文明存在的真谛。作为中原文明的特色有两点还需要进一步强调，一是科技领域内铁器铸造、使用和流通的情况；二是东汉时期洛阳的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四姓小侯学和中原地域全面兴起的私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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