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如果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已经有5000年的文明史。以河南为中心区域的中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文明积淀的内涵和本质（注：关于文明的定义颇多，笔者比较倾向黄留珠先生的意见，认为：文明是一种表现历史发展（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想补充的是文明还代表着产生自己主体文化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本质。）。历史的脚步踏入东周时期以后，中国的文明发生了一次大的量变与质变，有人谓之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1]，也可以说是中国区域文明个性特点极为张扬和融合的时代。秦王朝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两汉时期区域文明的进步程度与京都、郡治乃至重镇所在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两汉时期的文明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原文明在两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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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之前，不妨简单讨论一下文明的含义。《周易·乾卦》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明夷卦》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史记·乐书》载：“是故情深而文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德为性本，故曰情深也。乐为德华，故云文明。”《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由此可见，汉代以前文明的字义与今天我们理解的文明内涵有一定的差别。
今人林剑鸣先生认为：“‘文明’既包含物质方面，也包含精神方面……举凡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都应该包括在‘文明’之中。”[2]（P20）基于这种认识，《秦汉社会文明》（1985年第一版）一书的内容主要涉猎了农业、手工业、城市、服饰、饮食、居室、交通、祭祀、婚丧、迷信、信仰和精神风貌。1999年《周秦汉唐文明》出版时，黄留珠先生认为：“文明是与文化大体相同的一个概念，但更着重表现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先进的文化形态。它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表现为物质文明；人与社会关系的进步，表现为制度文明；人与人本身关系的进步，表现为精神文明。”[3]（P4）较之前述的定义更加强调的是文明的进步形态。因此，该书涉猎的内容囊括了社会实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物质生活（服饰、饮食、都邑建筑、交通）、社会制度（职官、选举、法制、军制、礼制）、文化信仰（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教育、经学、史学、科学技术、宗教）、时代风貌（节日、风俗、精神风貌）、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几乎是包罗万象。秦汉文明的标尺及指标到底是什么？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黄留珠先生的观点比较易于接受。不过，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指标是否属于先进的文化形态，仍存有疑问。
综观5000年的文明史，文明的内涵不断在丰富，两汉时期的文明较之夏商时期的文明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既表现于帝国与方国（王国）性质的不同，也表现于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人本主义、“天下太平”、“贫而乐，富而好礼”与人祭、人殉、巫术宗教、贵族经济性质的不同。那么，从不同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文明的研究，不可拘于一定时代的特征，也不能完全借用国外的文明特点，应当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各段进程的特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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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汉时代文明的发展特点，《秦汉社会文明》直接概括为“多样化的统一”、“大规模地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在对抗中的进步”三点。《周秦汉唐文明》中，由于撰写的历史跨度比较长，大约是为了涵盖内容之故，把周秦汉唐文明的特点概括为“集大成性或开创性的文明成就”、“影响最为巨大”、“体现中国文明诸多特色”三点。为了体现整个历史文明的特点，又涵盖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从大处着眼我们把两汉时期的文明概括为三种特点，即特殊性、创新性和传统性。
1.文明的特殊性指的是个性不同，也就是民族精神的不同，或者是文化气象的不同。汉代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于个性的特点之中。
首先，是大一统国家精神和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经过了秦代短暂统一，建立了以刘邦为首的布衣王朝。它从建国之初就十分注意社会各阶层及边远民族的关系，萧何、曹参、周勃、陆贾、樊哙、灌婴以及韩信等出身低贱之辈均担任了朝廷要职。东汉亦不例外，光武帝时期入官的戴凭、郭宪、钟兴、夏恭、洼丹、苏竟、王良等都是平民出身，官秩比二千石或以上之职。这种参政议政的方式直接引导了社会各阶层对汉代政权的向心力，进而转化为一种爱国意识情操。另外，在平素使用的铜镜铭文里，铸有“国家”、“四夷”、“胡虏”等字（注：王士伦著《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8页辑录：“驺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与之雷同者，还有“吕氏作镜”、“伯氏作镜”等等。），葛兆光先生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已经确认了中国、中国的近邻、中国的敌对力量，正因为如此，‘汉’成了民族、国家的共同名称，成了人们相互认同的基础，中国人在此时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国家概念，他们才会在铜镜铭文中企盼自己的国家安定、强盛和繁荣”[4]（P338-P339）。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两汉时期因民族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在完成疆域统一之前，基本是武力征服、和亲援助恩威并用的手段，统一之后，就纳入了中央和郡县治理的双重轨道。如西汉王朝中央管理机构大鸿胪和典属国，地方管理机构除郡县制外有专门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和属国都尉等；东汉王朝基本同于西汉，新增加了管理南匈奴的使匈奴中郎将之职。这些措施，不但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也为今日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意义之大，较之商周时期自不待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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