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形成了共同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从黄老思想到独尊儒术的转变，标志着这种共同模式的形成。《礼记·中庸》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此形容两汉时期的思维模式，适合贴切。简单地用考古资料举例，汉墓营建的形制和随葬品的组合，虽然因时期有所变化，但每一时期的特点在汉代疆域的东西南北墓葬里俱可找到相同的内容，这种惊人的相似应当是来自于共同的思维和认识。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广州汉墓》、《长沙发掘报告（汉墓）》、《洛阳烧沟汉墓》、《上孙家寨汉晋墓》、《山西朔县秦汉墓》等发掘报告或简报反映出来的情况，可知小砖室墓流行、井灶模型明器多见、案盘耳杯备具，足以说明“行同伦”的效果。审美情趣的认同，从铜镜背面花纹上可以把握它的踪迹。从汉初到文景时期，汉镜主要流行蟠螭纹镜类，但已经摈弃了战国时期该镜种繁缛神秘的格调；武帝时期前后，开始流行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和日光铭文镜；宣元时期，主要流行铭文镜和四乳四虺纹镜；新莽时期开始流行博局镜、多乳禽兽镜；东汉早期，常见云雷连弧纹镜和简式博局镜；东汉中期以后，变形四叶纹镜流行；东汉晚期，北方多龙虎镜、夔凤镜，南方多神兽镜、画像镜。这些特征的出现和流行，来源于共同的审美情趣。汉初，为了从战乱中求得经济的稳固发展，“清静无为”的思想深入人心。到了文景时期，人民的思想已经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崇尚神仙鬼怪的幻想中脱离出来，去真正领悟来自生活、生产的现实乐趣。与此相适应，铜镜的装饰，首先是简化过去繁缛神秘的蟠螭纹图案，用常见的花叶和草叶作为新的装饰图案。“见日之光”、“日有熹”、“与天无极”等词句正是从内心深处发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感叹。可惜，随着儒学的独尊及阴阳五行、谶纬之学的兴起，这种审美情趣又被引入另一条途径，星云纹镜、博局镜以及多乳禽兽镜的出现就是这种思想变化的产物。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东汉晚期的社会动乱，人们对生命状态审美的思考借助于物化载体，达到了自由和超越的境界，一方面是广筑和美化墓室（壁画墓、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另一方面追求不死的神仙境界和子孙繁衍带来的生命延续。这一切均在长宜子孙镜和神兽镜、画像镜中折射出来。
2.文明的创新性，是指时、空中的差异、变革、演进或推陈出新。
两汉文明的创新性，也就是在发展中铸就自己的血肉之躯。比如：汉代的盐铁官营制度，这项政策有效地节制了资本，裁抑了兼并，剥夺了私家操纵盐铁的专利，为中国社会永远没有以盐铁垄断为利的大资本家出现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冶铁作坊的官营适应于批量的铁器制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犁铧、镢、锄、锸、铲、锹、耙、镰等的推广使用，满足了汉代以农耕为生存命脉的各个环节的需要，奠定了中国传统耕作方式的基础。这喻示着两个问题，一是铁器制造制度、技术（炒钢、百炼钢等）、器类、使用方法，在两汉时期完成了铁器历史上最为突出的变革，使得铁器作为生产力提高的指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放。二是在魏晋以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农村，铁器的形状及使用方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证出汉代铁器技术变革的重要性。铸造铁器的使用，从春秋晚期算起至秦代，也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为什么在两汉时期达到了铁器文明的巅峰？此问题很令人深思。
还有，具有特色的选官制度实施。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社会史》中将东周以后士的社会演化分为游士时期、郎吏时期、九品中正时期、科举时期、进士时期[5]（P44-P47）。从中可见两汉时期郎吏制度就是一种察举、征辟或太学生的仕途路线，较之战国时期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制和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制度的形成始于汉文帝（注：《汉书·文帝纪》：“二年（前178年）十一月诏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汉武帝时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注：《汉书·武帝纪》：“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对于这套选官制度之意义，许多知名学者都有评述。最近，《中国文明史》中有另外一层陈述：“因为在中国的文明模式中，这是惟一的可供选择的文官制度。而且在前工业时代，它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形态。……然而又必须看到，贤人政治是古代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而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说今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告别这份遗产。可以说，中国人哪一天告别了贤人政治，哪一天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6]（P611）这种肯定中的否定思辨精神，值得称道。但是如果摈弃了两汉之后以贤良政治为目的的文官制度，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纽带又在哪里呢？“无奈的选择”、“较为理想的政治形态”已经造就了中国汉代以来连绵不断的2000年文明史，其结果要求今天的评判一定要立足于历史的全部，更要善待古老文明的传统性。
3.文明的传统性是指文明内在的精神和力量，是指文明形成以后，无形当中遵循自己路线前进的规律和趋势。
对该题目的阐释，可以从深层的特质与浅层的制度两方面进行。
两汉文明的礼性和德性当属于前者。《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简单地概括出礼的起源与祭祀有关。东周时期，“礼”的含义泛指各种制度、规则，主要是吉、凶、军、宾、嘉五礼。礼性的传承到两汉时期，已经渗透于上自天子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的局面[7]（P316）。刘邦当朝以后，经过叔孙通等人的“制礼”，懂得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道理；汉武帝以儒术为本，并不是与礼教精神相背离；新莽时期的“托古改制”，实质是想恢复周礼的主旨；谶纬神学的直接受益者刘秀“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故《后汉书·礼仪志上》说：“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邹昌林先生说：“中国文化以礼为基础，虽然有着多种原因，但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生产方式，却是古礼发展、定型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而古礼的衰落，最终也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的变更引起的。古礼向新礼的过渡，以及汉代以后，礼仍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仍然离不开这种经济上的原因。它说明，在中国，礼不但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且还是一种财产分配方式。”[8]（P285）由于礼的系统庞大、内涵丰富，每一位中国人都会时时处处感到礼的存在和作用。至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代先民对礼不懈追求的缘由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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