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罗马帝国元老院的重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04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网 吴少梅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吴少梅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元老院是古代罗马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罗马国家走过王政、共和与帝国各个历史时期。帝国初期重建的元老院不仅在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罗马帝国的稳固发展功不可没。重建的原因则在于罗马特殊的政治文化 【关 键 词】罗马/元老院/元首/前期帝国/重建/政治文化 【正 文】 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五世纪，罗马国家维持了一千两百多年，其历时之久，可谓历史奇迹。罗马国家的这一历史奇迹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罗马元老院的发展与演变更是政治文化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与罗马国家历史相始终的重要的政治机构，学者们多将研究重点置于共和国时代（注：有关国内学者对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研究，请参看，房宪，《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教学》，1986年第5期；《罗马元老院在共和国外部发展中的作用》，《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而对帝国时期的元老院则鲜有涉及。造成这样一种重心偏离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大家在潜意识中均认为，帝国时期的政体——元首制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人的独裁统治，既然如此，作为集体统治象征的元老院无疑形同虚设。因而，对它稍有论及，多全盘否定。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一方面不符合罗马的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便是忽略了古代罗马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割裂了古代罗马政治体制发展的延续性。有鉴于此，为更深层地透晰罗马强大生命力的缘由，本文欲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憾。 与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相比，帝国时期的元老院不仅在人员的构成，而且在其行使的政治功能上均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归之于元首制的创建者奥古斯都及他的继承者提比略的共同经营。他们的重建的成果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即从公元前27年元首制的建立至公元180年安东尼王朝的结束。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元老院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而且在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元老院的结构与功能、元老院与元首的关系以及重建元老院的原因进行粗略地探讨。 （一）元老院的重构与复活 罗马的元老院起源于王政时代，它最初是由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任命一百名父老组成（注：李维，《建城以来的罗马史》，1.8.7。）。从王政到共和国，元老院的人数由最初的100人增加到300人，其地位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最初的咨询机构转变为罗马国家的实际领导者（注：关于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政治职能，《牛津古典词书》的元老院条作了详尽的解释，请参看，N.C L Hammond & H.H.Scullard,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Senate,Second Edition,Clarendon Press.），在罗马共和国早期、中期的历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后期共和国时，由于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的出现，使得元老院难以正常地行使其政治职能，即便如此，没有任何将领敢公然宣称要废除元老院。公元前27年，已成为罗马世界唯一主宰的屋大维宣布，他要将治理罗马国家的权力转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此时的元老院已难以承担此重任，不仅元老人数庞杂，而且各个元老对自己的职责漠不关心，因此，要使元老院重享昔日的权威，屋大维则必须重建元老院。 屋大维从三方面对元老院进行重建：即重新确定元老院的人数；规定元老应具备的财产数额；重构元老院的政治功能。通过对元老院的两次清洗(lectiones)，他将元老院的人数确立为600人，这一规模符合发展壮大中的罗马国家的需要，它一直持续到公元三世纪。对于元老个人，屋大维在罗马史上首次规定他们所应拥有的财产额，即100万塞斯退斯(sesterces)（注：Dio’Roman History,54;63.Loeb Classical Library；另据Suetonius记载，元老的最低财产额为120万塞斯退斯，Gaius S-uetonius,The Twelve caesars Augustus,41,Penguin Classics.）。尽管以财产作为衡定元老的标准，但屋大维依然看中元老的个人品质，对于那些人格优秀而财产不足者，屋大维均用自己的钱来弥补缺额。以人格与财产为担保，屋大维希望以此确保罗马政治的秩序与清廉。而元老个人积极的参政议政是保证元老院发挥其职能的重要前提。为此，公元前9年，奥古斯颁布了朱里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这项法律明确规定了元老院召开会议的固定日期，并且要求将参加会议的元老的名单公布于众，对于那些无故缺席者，则处以高额罚金。奥古斯都以法律手段，监促元老们积极的参政议政，以此确保元老院有效地行使其政治职能。 对于权力渐进发展的元首，元老们又是如何看待的？这也是我们理解元首与元老院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巴巴拉·莱维克将帝国时的元老划为两大类，即贵族元老（奥古斯都统治时他们仅占元老总数的29%）和新元老。而贵族元老和新元老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中不存在反对元首的激进人员。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元老院就不断地从意大利的平民家庭以及行省的“好人和富裕的人”中吸收新成员，弗拉维王朝时，行省出身的元老终于在元老院中占了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反对元首的激进分子已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而消隐于历史舞台。 诚然，新元老中的许多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小普林尼）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元老身份，极力维护元老院的尊严，努力确保元老院职能的正常运行，然而，二世纪时，即使是小普林尼也认为，为了臣民的利益，元首应独自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上面约略的分析使我们可以断言，在前期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元首逐步从元老院中的首席元老转化为一个凌驾于众元老之上的独断者，他一步步的从融于元老院走向控制元老院。这一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前期罗马政治舞台上元首和元老院的双重奏。无视这一渐进的过程，则必然忽视元老院在前期帝国的作用与地位。 （三）重建：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 识者早已指出：“一部罗马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它的政治文化蕴积丰盈而趋于衰竭的历史，它从中深刻地反映了这1200多年，罗马从第伯河畔的一个蕞耳小邦发展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历史过程。”（注：张广智，《论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一项历史学的分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因此，本文意欲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前期罗马帝国元老院重建的原因。其实，从社会心理层面，尤其从某个特定时代的集体心理来分析人们对改制的态度、情感及信仰，这正是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倘以此分析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的重建，我们以为似可深入历史的深处，其研究工作也可由此深入一步。 群体心理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普列汉诺夫早有论及，他说：“社会心理异常重要，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3页。北京三联，1961。）那么，世纪之交的罗马人的心理状况如何？它们对决策者的行为及政体的构建有什么影响？诚然，我们不可能如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者那样运用数据准确地估价特定时期的群体心理，然而，从古典史学家的记载中，我们仍可发现，当时的罗马人民对五百年的共和制度怀有深深的留恋之情。这种对共和制的依恋使得我们可毫不夸张的将这种心态称之为“共和情结”。这一情结源于罗马人在共同文化氛围中的共同经历，他们耳闻目睹了共和制下罗马国家所创造的雄伟霸业，使得他们把共和制与罗马国家的强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和制的崇高与威力便这样被罗马人所认同，并融汇于罗马人的潜意识中。任何敢于公然更改共和制度的人，毫无疑问会遭到罗马人的厌恶与反对。这一集体心理在公元前44年得到验证，这一年的2月15日，当凯撒坐在观礼台上观看竞技表演时，他的同僚安东尼突然跳到台上，把一顶王冠加在他的头上，面对这一举动，场内的大众中只有少数人在鼓掌，而大多数人在叹息。（注：阿庇安，《罗马史》，第14章。商务印书馆，1979。）元首制的创建者屋大维和凯撒相比，的确没有后者那过人的精力与惊人的才能，然而他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正确地把握了时代的群体心理。凯撒尽管将王冠扔在地下，但他丝毫不掩盖他对共和国的蔑视。在他的心目中，“共和国，仅是一个既没有形式，又无内容的名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注：Suetonius,The Twelve Caesars,Caesar,77.）尽管他极富雄才大略，但他最终被刺而亡。而屋大维却懂得群体心理的巨大能量，因而在他成为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主宰后，他便在复古的旗号中确立了一种新的体制——元首制。这种制度“是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反动精神的必然结果。”（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正是这种时代的精神决定了奥古斯都的政策取向。奥古斯都深知，“所有罗马人，不论他们对历史和传统的感觉多么的微弱，但他们对罗马元老院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却有着明晰的概念。”（注：Richard J.A.Talbert,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P81,Princeton Univ.Press,1984.）既然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须顺应罗马大众的心理要求，所以，他自然恢复了共和国的象征——元老院在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一般说来，集体心理状态是一种内化的且隐而不彰的东西，但它却是一种对历史的发展起深层作用的“心理结构”，具有继承性和恒久性，它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社会群体的思维走向，制约人们的价值观念。一个高明的政治决策者，倘顺应这种集体心理，没有不成功的，反之则惨矣。奥古斯都在政治上成功的奥秘，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的成功重建，其因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人类群体的精神生活，这就关联到元老院在罗马民众宗教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了。 在罗马传统的信仰中，“元老院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注：Mary Beard & Michael Crowford,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P34-35.Duckworth,1987.）因此，共和国时，它不仅是至上的行政机构，而且也是最高的宗教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巨大的宗教权威使它在共和国时拥有至上的政治权威。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元老院代表着传统，因而对它无条件地服从也就是对他们的传统以及代表传统的神灵的服从。这构成了罗马人民的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奥古斯都深明此理，他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心理需求，一方面要利用元老院的宗教权威赋予他的统治以神圣性和其合法性。事实正是如此，帝国时各个元首的权力和头衔均是元老院赋予的，每个元首都要刻意表明自己的权力得之于元老院的授予。最有力的佐证便是在出土的钱币上，明晰的刻着元老院授权于伽尔巴、韦伯芗、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画面。69年，伽儿巴在前往罗马就任元首的途中，他坚决拒绝别人给予他的元首称号，而只有在那波与元老院派出的使团相遇，并由他们授予他元首的称号时，他才欣然应允（注：Dio’Roman History,54;63.Loeb Classical Libr-ary；另据Suetonius记载，元老的最低财产额为120万塞斯退斯，Gaius Suetonius,The Twelve caesars Augustus,41,Penguin Classics.）。此外，元首们还利用它在整个帝国境内普及对元首的崇拜。在罗马传统宗教中，元首崇拜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它只能神话共和制度等抽象的原则，而不能神话个人。正是通过元老院传统的宗教权威，元首崇拜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为帝国境内统一的认知和信仰，这种统一的认知和信仰遂成为元首统治稳固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确立和普及元首崇拜的过程中，元老院身上的神圣光环逐渐转移给元首，从而为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化在意识形态上铺平道路。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审时度势地重建元老院对罗马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只有元老院才能承认元首权力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因而它便能在王位继承的空档期以及内乱时暴风雨式的王位更替中保障罗马国家的稳定发展；另外，正是通过开放的元老院，大量优秀的省民被纳入国家的统治体系，从而拓宽了罗马国家的统治基础，也意味着元首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又加强了元首的统治。 那种认为元首制从一建立便是专制（仰或隐蔽的专制）或王政的观点明显忽略了政体演变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从罗马元老院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从元首制发展为君主制历时一个半世纪。因而，进入帝国后，“元老院作为伟大的罗马权力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象征而保留下来，这一方面同旧的罗马人的感觉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不时追忆起罗马辉煌的过去。”（注：D.Sannel,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New York,1905.）对它的重建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在前期帝国，元老院依然是“帝国的柱石，行省的光荣……国家的生存，世界的和平，你们的性命，我的性命（指奥托与支持他的士兵——引者注），只有取得持续存在的元老院的支持才能得以保证。”（注：Tacitus,History,I,84.）它与元首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不断调整的状态，正是这种界线不甚明了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罗马国家的百年和平。当元首崇拜将元首制深入到帝国境内每个居民内心，当一种更高效、更加遵从元首旨意的“作为元老院复本”的元首顾问委员会(consilium principis)被确立后，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就只能是明日黄花了。 【责任编辑】周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