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涉及到的两个“初”字与此相比,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四个“初”字在史家笔下既不表示固定的时间等量的时距,也不代表时间发展的同一方向。体现出编年史家灵活多变的叙事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编年史家为了叙事需要,使用这类模糊的时间概念,往往与其所要表达的独特的思想有极大关联。此类时间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受作者主观操纵的,并不是用于记录所谓“发生于特定时刻和空间中特定的一点的某种东西”,所表述的时序与时距很难与自然时间顺序相符,应属时间表述中的变异形态。然而,这种变异形态与整个主体时间的框架结构又是相吻合的,在史家叙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总之,编年体是中西史学领域共有的文体现象,然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其内涵并不一致。中国史学独特丰富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人绵密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在编年体时间结构方面,历代编年史家们不是机械地依照自然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其著作时序,凡是经他们笔下建构的时间,虽有反映自然时间的一面,却也带有浓重的人为的主观性,寓含着史家深层的哲理性思维。当然,编年体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时间链具有相对的自闭性,常将连续的历史事件割裂成零碎状态。所以,编年体虽最早产生,却始终无法成为主导性的史学体裁。 【参考文献】 [1]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上海:上海书店《清经解续编》本,1988. [4]章太炎。国故论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6]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7]刘恕。资治通鉴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代刊本。 [8]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1987. [1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1]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藏宋代刊本。 [12]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刘乃和。资治通鉴丛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杨仪。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7][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8]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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