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学家的人格（2003061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21 学海 李 增 洪 参加讨论
| 提要：社会分工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且没有达到完全社会化的时候，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手段。职业分工是社会分工突出的表现形式，史学家作为职业分工中的一个社会阶层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强调发展经济的时代，史学家的职业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但史学家自身的人格不能降低，这既是时代所要求的，也是史学家的职业所决定的。 关键词：人格 职业 分工 历史学 一、“人格”与职业 “人格”（personal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面具、脸谱。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其定义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国著名人格理论家、人格物质论学派的创始人高顿．阿尔伯特（Gordon Allport）曾综合性地阐述了自古以来不同学派的50种定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格”这一概念是非常宽泛和模糊的，不同的人对它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格”涉及到“什么是人”和“人的本性”这一问题。 在世界上，人所最不了解和最难于了解的就是人本身。所以，现代西方思想界，有着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之誉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晚年著作《人论》中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 这可以说是对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句名言。据此可以说，虽然不能就大家公认的“人格”概念来展开我们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就我们对“人格”的理解，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研究。这便需要我们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首先提出我们的“人格”的功能性的定义。 根据各家学派的论述，我们将本文操作性的人格定义概括为：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总的精神面貌，即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定倾向性和心理特征的总和。人格是对人的总的、本质的描述，它既表现这个人、代表这个人，又解释和说明这个人的行为；它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惯常行为表现出来的。 那么，人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这样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因此可以这样说，人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社会实践，而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又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职业性社会实践活动在人格上的表现。职业特征在人格素质上的这种体现，我们不妨称之为职业人格。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只有职业分工把这些个人联系起来，才使处在不同职业分工地位上的社会成员的活动与整个社会运动辩证地统一起来，才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职业分工是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没有达到完全社会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所以，每个人都是以一定的职业角色从事着社会生产活动。这种职业角色一旦形成，人们便根据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以及因地位和特权关系而要努力承担的角色，来限定自己，从而使自己的人格打上职业的特征或烙印。 由此可见，历史工作者的职业人格是由历史研究这一职业的性质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性格的人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时所必然遵循的，也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每个人所必备的素质之一。 根据我们的理解，历史工作者的人格素质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热爱生活，密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二是客观公正的心态；三是坚韧不拔的毅力。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二、热爱生活，密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研究始终都是处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一种主体意识的活动。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受现实社会影响的。历史工作者的观念变化与其所处时代的脉搏是息息相关的，他对历史关注的动力来自现实社会。而且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社会。所以，只有那些热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人才能在历史研究中有所作为，并最终实现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对于历史学家，在认识领域古今是相通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马克思在谈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时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马克思还将这种研究方法形象地比喻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曾说过：“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说过：“一个对当今事务无动于衷的作者，他笔下的历史肯定是毫无生气的。” 在《我的历史观》中，汤因比谈到，正是漫步于北海的萨弗尔克海滨时，使他对历史上的地中海人有了新的认识。正是1914年的世界大战使他对修西狄底斯的著作有一种新的领悟。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生于1918年，亲眼目睹历史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升平的气氛中度过的。1914年8月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和平竟会毁于一旦。1918年停战之日，我也万万想不到此生还会再遇上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历史研究正是对其所经历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思考。“以今察古，以古知今，这一特点可以说贯穿于汤因比的整个学术生涯。” 所以，作为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历史学，古今是相通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离开现实来谈历史。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动力和目的所在。斯宾格勒在写《西方的没落》一书时，思考的是西方文明的出路何在。汤因比在写他的代表作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时，所关注的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何去何从问题。他们都是在给西方文明把脉，试图为其开出一付济世良方。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奥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如果将目光由外国转向我们中国，这类的事例那更是不胜枚举了。如“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写《史记》的动力也是来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自周公到孔子的历史，孔子已做了总结，从孔子到司马迁这段历史由谁来总结呢？正是带着这一思考，司马迁才提出了“小子何敢让焉”的口号，担当起这一历史的重任。后来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更是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出发的。因此，历史学家脱离现实来写历史是不会形成读者群的，只能供那些有闲者消谴，为附庸风雅的人增添一点居室里的摆设。现如今，哀叹史学危机的人，大多都与其自身脱离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联。历史始终是现代人的历史，“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历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的主题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只有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才能掌握最新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成果，才能写出时代所要求和大众所欢迎的史学著作来。我们翻开西方史学史便不难发现，史学上的每次变革无不与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相联系。正是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潮给伏尔泰撰写《路易十四时代》以理论武器。也正是理性主义思潮，使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第十五、十六章对基督教历史的论述成为史学著作中的不朽的名篇。人们提起兰克的史学，有谁会不联想起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呢？同时历史研究的主题转换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当伏尔泰宣称要将《路易十四时代》写成“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历史时，我们又怎能不想到他所处的正是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他的广阔视野不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吗？也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法国的年鉴学派才提出了长时段和整体历史这一研究主题的。也正是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从底层看历史的研究主题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所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不能脱离时代和现实。 历史学家从来都是站在现实的角度看待过去，现实社会提供其研究的主题、思想的武器和施展才华的舞台，离开现实他便象一台没有软件的电脑，成为单纯的记忆工具。但是，让历史学家密切关注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历史研究还需要历史学家始终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心态。 三、客观公正的心态 历史的内容是丰富的，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我们所提出的任何观点如果从历史上来寻找证明，几乎是轻而易举的。而这也正是需要历史学家保持公正心态的关键之处。如果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而不加分析地任意引用历史上的事例做论据，这便失去了公正，那是危险的，而且是恶劣的。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可以以论带史，但决不能削历史事实之足来适理论观点之履。当历史事实说明的或反映的观点与研究者预想的观点相反时，应该修正的是研究者的观点。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从这一点出发，历史是强而有力的，不容人任意涂摸篡改。 任何历史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一特定条件来谈历史，即要有历史感，不能要求古人做他不可能做的事，要看到古人较前人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古人与我们今人之间的距离，即也要看到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奴隶制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他说：“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 古人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从事历史创造的，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才能真正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所以恩格斯接着又说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与此同时，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出发进一步评论说“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论述都贯穿和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历史工作者认真阅读和研究的经典之作。 历史工作者的人格素质中的客观公正心态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写道：“在研究国家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所以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标准既不是个人的好恶，也不是当代人价值观，而应以其是否符合客观历史规律为依据。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多层面的，既有总的发展规律，又有局部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此做了极为可贵的探索，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但是，在历史规律的运用上，又要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和机械化，否则也会失去历史的公正性。如在对私有制问题的评价上，有的人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得出的结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私有制都是罪恶，都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而不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如何？完全忘记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也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掉。所以，在历史规律的研究和运用上，我们还要把握好目标与途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们对历史持公正态度所必需的。 对历史规律的探索是一项艰苦的异常费时费力的工作，没有恒心和毅力是不会取得成果的。 四、滴水穿石的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首先，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达到这一点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但对堆积如山的历史资料如何予以分析，以便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则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所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全部联系中掌握事实”，就是寻找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规律中分析事实、把握事实。只有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才是可靠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撰写《资本论》时，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时间去研究历史资料，钻研了一千五百种以上的书。为了写作其中有关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他翻遍了整个大英博物馆里载有工厂视察报告的蓝皮书。美国学者摩尔根（1818-1881），在人类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发现了原始社会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氏族”，使得众多的、被许多学者所曲解的一些史实，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他为此至少花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其次，历史资料的发掘是重要的而且是无穷尽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人类社会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历史事件一旦成为过去便不会再度发生，历史上的任何事情可以有相似性，哪怕是惊人的相似，也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历史科学不象自然科学，可以用主客观的吻合的实验来研究，他只能利用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旁观者留下的档案记录，当代人的历史分析，口头传说，碑刻铭文，遗物等来复原历史。历史资料好比建筑上的原材料，没有它，历史工作者便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而历史资料的发掘则是无穷尽的。一方面是指，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前人所不曾见到的历史资料。如解密的著名政治家的档案、国家档案等；考古新发现，如汉简、秦简、敦煌文书、“二里头文化”遗址、殷墟等。另一方面是指，对人所熟知的文字资料也有一个再认识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如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这六部经典，自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学人都从中寻章摘句用以立论，阐发其微言大义，可到了清代章学诚这里则提出了“六经皆史”，“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剪伯赞先生则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只‘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 所有这些文字必须经过辨伪、考据等才能成为真正可用的史料。史料发掘是一项离历史研究的主旨较远的工作，尤其需要研究者的恒心和毅力。“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史料的发掘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所需时间长，而且带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性质，没有恒心和毅力是不会有所成就的。 第三，“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历史研究工作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也不可能抛弃前人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只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有所超越。前人所走的路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认真的予以总结都是我们走向真理的基石。这需要我们翻阅前人的大量资料，对他们的思想做一个总体把握，即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看一看马克思的《1844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列宁的《哲学手稿》等，我们就会获得具体而深刻的体会。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劳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的。但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超越前人就必须如此。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谈的史学家的人格素质，是指一名合格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而并不是说，现在从事历史工作的人都已具备上述素质,或者所有从事历史工作的人都是千人一面,毫无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这里讲的的史学家的人格素质。是每一个历史工作者所应追寻的一种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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