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秦汉时期的礼仪制度虽有变易，但因循之处似乎更多，作为天子出行这样的重要制度或许就是来自周代。《史记·礼书》记曰：“至秦有天下，秦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在尊崇天子的一些制度上，秦朝依据了古代以来的制度。《礼书》又说：“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汉代礼仪多出其手。按照《礼书》所说，他在礼仪的制订上有一定变更，但总体上还是“皆袭秦故”。叔孙通制订汉家礼仪的背景是刘邦面临混乱的朝仪不知所措，此时制礼，对于前代尊君之礼一定会“少有变改”。《史记》、《汉书》叔孙通的传记都说他“颇采古礼与秦仪”。看来，《逸礼·王度记》所说先秦“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应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对“天子驾六”应当如何理解，鄙意以为不可过于拘泥。正如孔子被后世奉为“文宣王”，祭祀孔子的庙堂里，门上可以有九枚门钉，以显示其“王”的规格，但不会每一道门上都要有九钉。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分场合，不区分具体情况，一概将“天子驾六马”看成周天子出行必乘六马之驾，显然是不适当的。同样的道理，洛阳东周王陵中的“天子之乘”也未必意味着那时的周天子出行时一定要有六马之乘。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但越是如此，越要强化周王的崇高地位，一方面，各国霸主仍以“尊王”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周天子也会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地位。周人重礼，在时人的观念中，丧葬礼仪十分重要，尽管王室经济拮据，但周天子仍然要建造大型陵寝，随葬车马。“六马之驾”意味着周王地位的尊隆，非一般人可以比拟。联想到齐国景公的大型车马坑的发现，就不难理解东周天子为何要在墓葬中随葬“驾六马”的车驾了。
自郭店楚墓竹简被发现和公布以来，相继出现的重要考古和文物资料不断地震惊学术界。人们在欣喜阅读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上博竹书的时候，湖南里耶秦简、江苏九连敦战国古墓竹简、遂公盨、眉县系列青铜器、广西百色新石器时代大型石器加工场、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等新发现接二连三地传来，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同这些发现一样，洛阳东周王陵“六马之驾”的发现，促使我们思考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随着洛阳东周王陵的进一步揭示，它将越发显示出对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极其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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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徐子宏。周易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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