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关系、食物需求与私有制的起源（200505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05 再见理想 胡其柱 参加讨论
原文刊于《妇女研究论丛》2005.2 关于私有制的起源，流行多年的解释认为,剩余食物导致了私有财产。实际上，这个解释并不怎么合理。剩余食物只是私有财产出现的一个前提，没有其他因素的推动，剩余食物不存在转化为私有财产的必然性。这中间需要有个中介或者说促发因素。解释私有制的起源，关键就是要分析其中的促发因素。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明白私有制的产生，才能明白私有制的意义所在。笔者认为，私有制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两性关系和食物需求有重要关系。 一 一种社会现象的生成，背后都有促成力量，或自然界，或人类本能，或人类意识。在远古社会，人类思维比较简单，自然界的力量和人类本能应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作为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的出现大概也离不开这两个因素。遵循此原则，笔者觉得探讨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应该联系人类最主要的本能——两性关系和食物需求来考虑。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史前社会是一个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北京大学陈铁梅教授对中国新时期时代32处墓地的人骨鉴定进行了统计，得到的男女性比整体值为1.75。知原先生对人骨鉴定超过50例的26处新石器时代墓地进行统计，得到的男女性比平均值为1.82。[1]另外，姜涛先生也曾根据有关资料做过一个关于史前时代20个考古遗址的性比统计，其中性比高于3的有3个，高于2的有4个，高于1的有11个，只有青浦崧泽与华阴横阵的性比低于1，为0.7。最后的平均性比为1.85。[2]三组性别比例统计数字分别为1.75，1.82和1.85，平均在1.8左右，基本相近。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史前时期男子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女子，大约2名男子才可以对应1名女子。 在这里，男女比例为什么失调暂不讨论，本文关心的是严重的性比失调会给人类的群体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对于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以往关注得很少。赵宇共先生曾敏锐地提起过，但没有展开来论述。其实，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男女两性的结合方式。 从人类本能角度讲，性欲随着身体的成熟而自然出现，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发泄。如果性比平衡，男女会很容易找到发泄对象，群体生活就不会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出岔子。问题是在史前社会，男性比女性多得多，相对于男子的发泄欲念，“供”明显得少于“求”。这种状况决定了男子性欲发泄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尤其当两名或多名男子共同面对一名女子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而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暴力搏斗。经过博斗，胜利者可以得到与异性交合的机会，而失败者则被杀死或忍气吞声。这个推断可从考古资料中找到佐证。 一些学者在对南非古猿进行了研究后，发现大多数古猿的头骨和颅骨残片，无一例外地都有暴力打击的痕迹，或者在正面，或者在侧面，或者用棍子，或者用石头。他们认为南方古猿用棍子和石块不仅是为了猎取动物，而且也用于内讧。[3]（116）如果说古猿还不足以代表远古人类中的残酷斗争，那北京猿人的情况或许可以作进一步的证明。北京猿人被从周口店挖掘出来以后，人类学家发现，猿人的头骨上面有一些圆凹、深切的伤痕，不是自然性压伤，而是人为的打击。对于远古人类中存在的这种互殴现象，有人认为是饥饿所迫，有人认为是出于宗教信仰，有人认为是为了抢夺女人、财物。笔者更倾向于谢苗诺夫的解释，即远古人类的殴斗可能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但大部分与男子的欲念发泄有关。 不过在食物缺乏的远古社会，男子互殴不会导致对女子的独占。他们参与互殴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暂时的生理需要，而不是长期保持与个别女子的性接触并限制其与别人结合。一方面，生存条件不允许他长期霸占某个女子，因为若想长期与某个女子保持性关系，就必须给予她相当的“好处”，就当时的情况，“好处”只能是食物。但在远古社会，这种付出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女子与氏族图腾联系密切，在远古人类眼中带有“神”的光环，所以在生活中处于“尊贵地位”。女子不受男子支配，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男子。任何男子都没有理由，也没有胆量要求某个女子与他长期保持性关系而不理睬其他人。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两性结合既有暴力争夺的因素，又保持着一定自由选择的色彩。 总之，史前社会中男多女少的状况对群体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就是男子之间的大量互殴。后来各种部落禁忌的出现有多种原因，防止本部落男子为争夺女子互殴应该即是其中之一。 二、 在母系社会之前，部落男子固然会为争夺女人发生冲突，但冲突仅限于男子之间，不会给女子带来严重影响。到了母系社会末期，食物缺乏改变了相近部落之间的生存关系，同时也间接地使看似无序而又遵循特定逻辑的两性结合方式受到了挑战。 母系氏族末期，随着人口增加，食物消费量越来越大，食物源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为了活下去，一些人找到野果和猎物丰富的地方后开始定居，并拒绝其他人来分享，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建立“排他性的公有产权”[4]（103）。由是各群体和部落之间围绕食物源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从此，部落内部矛盾下降，部落之间的冲突凸显。部落战争给予了男子充分表现自己、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同时也造成了女子地位的急剧衰落。这种衰落不仅表现在领导和管理方面，更表现在被当作掠夺对象而成为战利品上。 对兴高采烈的胜利者来说，俘虏来的女子与本部落的女子是不同的。本部落的女子与图腾有神秘联系，会得到本部落男子尊重；而掠来的女子是其他部落的，与本部落图腾无关，所以在胜利者心目中不具备“神”的光环，处理起来也就不会心慈手软。一开始，她们会被当作祭品来供奉神灵。后来，胜利者的观念慢慢转变，将俘来的女子留下来，作为新的“性”财产加以分配以缓解群体内男多女少所导致的性张力。 不过，抢来的女子毕竟是有限的，平均分配不现实。这种“供需”不平衡同样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而此冲突又不具备部落内部两性张力自我化解的客观条件，故有可能会引起内讧。为了防止内讧和自耗，部落制定了特殊规范，和平地分配掠夺来的“性”财产。借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建立一种全体部落男子都认同的关于女子的“个人私有产权”。可以说，这是男子对女子“性占有”的开始，也是父系社会起源所迈出的第一步。[5] 男子对女子“性占有”的出现，部分地化解了部落内部的性张力，同时也导致了既有食物分配模式的松动。因为“性占有”不同于财产占有，它意味着对女子身体的占有，对女子生命的占有，而要想长期保持对女子身体和生命的占有，就必须供应适当的食物。可是按照惯例，部落食物平均分配，占有女人的男子只能分得一个人的食物，根本解决不了自己女人的饥饿问题。于是新两性关系与原有食物分配模式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有几种解决办法：一是男子放弃对女子的占有，任其自生自灭；二是改变原有的食物分配模式，酌量照顾占有女子的男子；三是两方面都不改变，由性占有者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获取更多的食物。男子不会轻易放弃对女子的独占，大家也很难同意为了个别或者少数的性占有者改变食物分配模式，所以，前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难度，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它既维持了两者的同时存在，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冲突。而且进入农业时代后，人们由山林转移到平原，大型野兽很少见和农业耕作不必集体协作等因素也为个体生活提供了可能。 由于人员流失会导致部落力量削弱，最初离开集体的人肯定会受到惩罚。不过，严厉的惩罚能阻止个体的背叛，却无法制止分离的趋势。当定居在平原上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不再疲于奔命地去追逐野兽和采集果子时，其精力变得充沛，追逐性欲的倾向变得更为强烈。与采集和狩猎阶段相比，他们的性欲会高涨很多。于是，最先对外部落女子的占有会逐渐蔓延，直到对本部落女子也产生了强行控制占有的念头。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趋势时，惩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严峻的形势使得传统只能向现实妥协，即改变原来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模式，允许成员可以在不离开集体的情况下进行个体生产，产品除了交给集体一部分外剩下的归个人所有。由此，个体食物开始出现。 当然这个改变不会轻易实现，其过程必定充满了冲突与抗争，失败与挫折。但不管怎样，当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启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伫立其间，螳臂挡车。 在中国，简单的个体财产在三、五千年前的考古遗址中有所体现。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就是一例。考古学家发现，姜寨聚落有许许多多的独立房屋，有大的也有小的，小的面积在15-20平方米之间，里面有火塘，有日常必需的用具，有盛满粮食朽灰和海螺的陶罐等等。很明显，屋内摆设体现出来的消费模式已不是共同围着篝火的集体消费了。过了一千多年后，这种个体消费进一步得到发展。在郑州大河林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多间套房，每间都有一个库房，里面摆着炊煮器和饮食器，说明居住者的消费与大集体基本上隔离了开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故可以推测，由两性关系格局变动所引起的个体食物消费模式至此已初步确立。 三 父系社会初期，较为固定的两性关系促使男子努力寻求大量食物，来养活自己的女人。不过，此时男子对食物的占有还仅存在于意识层面，部落内也不存在关于食物占有的明确“规范”，私有食物不过是个人短暂一生中的点缀。父子观念和财产传承观念的产生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从此以后，不但个人占有的范围由食物扩及所有财物，个人占有的形式也逐渐趋于制度化，最终成为后世规范完备的产权制度。 父子观念产生于何时，一直是个不得而知的谜。不过根据血缘确认需要以较为固定的两性关系为前提的原则来推断，应该是父系社会比较成熟后，男子才有可能慢慢总结出婴儿出生的规律。这个规律让男子看到了自己与婴儿之间的紧密联系，父子观念由此产生。后来男子将灵魂意识与父子观念糅合起来，又形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灵魂不死观念。他们觉得婴儿是自己血肉的再造，也是自己灵魂的继续，当自己的躯体因年老消失时，灵魂并不散去，而是在婴儿的身体中再生。只要血肉永传，灵魂就会不死。 灵魂观念整个地改变了两性结合的目的和意义。从此以后，两性愉悦开始让位于父子联属，男女关系开始从属于父子联系。男子的目光不再一如既往地全部投入在女性身上，而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关注自己的“骨肉”。伴随着关注目标的变换，男子追求和积累食物的心态也发生了转折。食物的意义具有了新的以往不可想象的生命意义。既然灵魂可以不死，食物就可以永传。食物可以永传，也就意味着它具有了流动性，获得了生命力。到这里，个体财产的意义由最初的维持生命，更明确地说是维持两性共同生活的需要，转成了占有和承传。对照远古中国的神话历史，权力交替由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过渡到夏商周时代的“子继父业”，恐怕即是此种观念转换的一个侧面体现。 为了这层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的父子联系，父亲倾出所有为子女赢取尽可能多的财物。正是在这里，父亲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即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财物，到死时亲手交给自己的儿子。久而久之，这种做法不断蔓延，就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惯习。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持财产能够顺利传承，部落集体制定了明确的规范加以保障。此即财产继承制度的最初形成。 总而言之，根据考古资料和理论推测，可以说两性关系和食物需求在私有制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男子为了保持对女子的“性占有”，不得不本能地去积累保存食物，最初的私有财产由此出现。后来父子观念促发传承观念，男子为了给子孙后代积累大量财物，追逐食物和其他财产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形成了保证财产顺利传承的财产继承制度。财产传承刺激了私有财产量的扩大，同时也给予了私有财产更为充足的持续存在的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