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即从当代的情况来看历史。为什么呢？乾隆时期的江南，当然是发达的，虽然江南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并不很严。那个时代，政府政策培育经 济的能力是有限的。据我的理解，中国政府能够把最现代化的技术推广到其他地区，但是不能开发新的技术。所以，并不是政府窒息了江南的前途，而是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些 问题。我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强调，欧洲工业革命是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欧洲一些流行的说法所能解释明白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所谓重要因素，许多因素在中国其实都存在，并非欧洲所独有。我的意思并不是探讨中国为什么不发生工业革命，而是认为我们对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并没有搞清楚。我觉得我的清代政治扼杀经济发展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周：你曾经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作过序，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外行的人对他的纵横论述很欣赏，内行的人则对他的观点和论证颇 不以为然。我的老师王家范教授还曾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解读历史的沉重”的长篇书评，他用了3万多字的篇幅，对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和核心论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严重背离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变迁的实际情况。很想听听你对这本书更进一步的看法。
王：首先，在我们美国的学术圈内，弗兰克的书很有学术价值。他把许多人的视野打开，了解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很值得人们注意。但他是个外行，他的一些成果，必 须依靠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对我们内行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听他的。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一些类似的现象当作零星的现象。所以他要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变化都捏在一起，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的依据，他找到的主要是一些类似的现象。白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了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他所想的经济上的联系，我最近在merican Histor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白银的作用。当时白银的流通不是按照国际贸易的理论进行的，那么，这种贸易是什么呢？我觉得弗兰克教授没有说清楚 这种贸易，当时的国际贸易和现在的不同，地区性很强。当时地区间的联系远不如今天那样密切，弗兰克把世界经济的一些现象搞在了一起，所以他在看法上有失偏颇也就无 法避免了，这也是他的主要问题。当然我仍认为他贡献很大，否则我不会为他写序。
周：最近20多年来，应当说，中国本土的学术界与国外的互动日趋频繁，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不断加深，但由于语言乃至文化上的隔阂，这种认识与了解仍然是有限的。你身 处美国的学府，又时常往来于欧洲、日本等地，对这些地区的中国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及其趋势比较了解，在你的印象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趋势？
王：最大的趋势有两个：第一，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虽然也有做短期的，但多半的学者，包括年轻学者，都比较愿意考虑长期的问题，这就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放在比 较大的范围内。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把中国历史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有的将中国历史放在亚洲，有的放在世界历史之内，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做一些比较，看看相互之间的联系。这非常有好处，因为将来我们作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历史专业的人的来往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就更能说服别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在哪里？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并没有想到具体的课题，虽然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课题，如清代满州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影响清代的历史的？但我觉得更重要、范围更大的是中国历史本身。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看，中国历史的地位可以说越来越高。但所谓“高”，是指它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我在日本也看到了。在美国，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则和亚洲史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很乐观。
周：读过你的《转变的中国》的人，都明白你跟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见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你还曾撰文批评黄教授关于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论著。最近黄教授就 你的同事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彭教授书中的核心观点及论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拉开黄、彭激烈论辩的序幕。你是这场论辩的知情人，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你们和黄教授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王：黄教授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国近代经济没有一点发展和变化，从明代到改革之前，没有多大变化。我们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太简单。他也不愿意看更 多的材料，靠比较少的材料来提出论点。我们和黄教授之间最基本的分歧在于：中国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从明代以来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是什么变化？黄教授觉得没有什 么变化，有，也是不好的变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是他发明的，别人也曾有相同的说法，但只有他还坚持着。有意思的是，他最近写的和他过去写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中间似乎没有看新的东西，受新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死的。除了黄教授，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变化。大家都同意，肯定有一些变化。在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了；另一段时间，经济可能会遇到问题。尽管大家对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家都承认有一些变化，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据我理解，黄教授认为几百年的经济史都没有变化，太简单、太表面了。他的看法是与那些坚持欧洲特点和好处的人一样的，比如，黄教授说中国江南几百年没有变化，有一些做欧洲历史的人听了很高兴，因为黄教授的说法支持了他们的老一套。除了少部分人，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双方辩论的文章很快就将发表在《亚洲研究》上，希望能够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国内的学者有机会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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