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其特点与功能，各种文化典型可以大体分为文化偶像和文化鉴戒两大类。文化偶像是正面的文化典型；文化鉴戒是负面的文化典型。文化偶像以颂扬典范的方式体现着获得广泛认同的理想人格、角色期待和行为模式，而文化鉴戒则以惩戒失范者的方式警示世人。例如，“尧舜”是圣王的代词，属于文化偶像；“桀纣”是暴君的代词，属于文化鉴戒。它们常常相提并论，成对出现，相反相成。
无论文化偶像还是文化鉴戒，都不是对历史原型的忠实摹写。剪裁历史，增删事实，修饰形象，注入意义，惟其如此，文化典型方堪称文化符号。以“尧舜”、“桀纣”为例，作为历史人物，尧舜即唐尧、虞舜；桀纣即夏桀、商纣。尧舜是盛世之王；桀纣是亡国之君。前者的成功令人艳羡，后者的失败遭到唾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为诸子百家论说帝王之道最有力的证据。于是，尧舜成为公认的圣君典型，桀纣成为公认的暴君典型。人人言尧舜，个人道桀纣，一切褒扬之辞和贬斥之辞分别向两极凝聚。前者成为完美无缺的治者与人格的象征，后者成为一无是处的君主与人格的代称。这就使“尧舜”与“桀纣”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历史原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尧舜”与“桀纣”都是某类文化典型的抽象。前者可以泛称圣王贤君乃至所有完人；后者则可以加诸独夫民贼乃至各种恶人头上。尧舜凝集了古代文化的一切理想；桀纣汇聚了古代文化的一切禁忌。它们以一种悖反的极化结构概括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义。
文化典型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观念中诞生的，因而，其构成和特点与之完全相符。例如，在中国古代，帝王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君、臣、民是三个最基本的政治等级，而圣贤主义又是社会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与此相应，在一批圣人文化偶像中，圣王偶像数量最多，类型也最完备；圣人偶像明显地分为圣王、圣臣、圣民三大层次。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圣人偶像也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圣化思潮）、社会权威崇拜（特别是圣王崇拜、圣人崇拜和神圣崇拜）、社会理想（特别是圣王理想、圣贤人格）的重要对象。
文化典型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各种文化偶像是人格理想、角色模范、行为典范的集合体。中国古代讲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此相应，文化偶像都是自觉遵守社会角色规范的道德楷模，且大多以某种具体的社会角色的面目出现，诸如明君、慈父、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等。这类文化偶像几乎遍及各种主要社会角色，可以排成系列，诸如圣王偶像尧舜、圣臣偶像周公、圣贤偶像孔子、贤相偶像诸葛亮、清官偶像包拯、忠义偶像关公、义仆偶像李善以及二十四孝等孝子偶像。它们实质上是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各种角色规范、角色期待的人格化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古代，许多文化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崇拜和敬仰，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关公偶像最为典型。武圣关帝不是思想家，且与历史原型有很大距离，然而，附加在这个文化偶像身上的忠义价值及各种文化意义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广大“愚夫愚妇”的政治观念和道德理念。这类文化典型为全社会所共享，贯通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越是获得官方推崇、民众敬仰的文化偶像，越具有普遍意义。
各种文化典型的形成都经历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有多种文化因素参与了这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例如，关公偶像的原型是蜀汉的败军之将。关羽横死，遂被一方民众作为冤魂厉鬼而顶礼膜拜。后来僧人借用民众信仰使之成为佛教护法神。儒家又将其收归门下，树立起手捧《春秋》、恪守忠义的模范形象。在民众崇拜、帝王敕封和某些行业添加意义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关公不仅作为武圣而与文圣孔子平起平坐，还被说成是协天大帝、伏魔大帝、武财神，从而获得广泛的信仰。在关公形象演变过程中，各种宗教信仰、民间社会意识、经典思想、官方学说和统治者的意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对这个偶像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也有异有同，有取有舍。其他文化偶像的形成与意义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有必要从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的角度，对其成因、内涵、主旨、功能、影响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取舍与解读的异同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相关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如统治思想、经典思想与各种蒙书、职业性行规的社会意识的关系。各种蒙书大多是经典思想的通俗解读本，在统治思想、经典思想和精英思想大众化、民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类研究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的价值体系。
从思想史学科的角度看，深入研究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是为了更全面、更准确、更具体地解读官方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经典思想、精英思想。它不仅没有背离思想史研究的宗旨和目的，而且扩充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资源、对象和视野。有关的探索既可以弥补以往的思想史研究的明显缺失，又可以为丰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改进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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