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1104-1162）是南宋初期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注：顾颉刚：《郑樵传》，载郑樵著、王树民点本《通志二十略》附录四，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68页。）。自其代表作《通志》在南宋行世以来，各种评论意见纷纷出现。在这些意见中，明代布衣学者胡应麟的评论显然值得重视，但学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故笔者不揣谫陋，试为此文，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论《通志·艺文略》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一字明瑞，尝自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曾于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举于乡，但他自9岁从里师习经生业时即不以一第为重，故而此后几次北上会试，均落第南还。而在万历五年第一次会试下第后，他即“旋绝进取念”（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九一《先宜人行状》，续金华丛书本。），终身以聚书、读书、研究、写作为务，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和藏书大家。胡应麟在39岁时曾刊有四卷本《经籍会通》一书，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从其所论各家来看，他对郑樵的评价，所用篇幅最多，这当然反映了他对作为目录学理论家和实践家的郑樵的重视。对此，钱锺书已经有所指陈。钱先生说：“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云）……按，实斋（章学诚号实斋）《易教》、《文集》两篇议论，四语囊括。同卷称郑渔仲（郑樵字渔仲）《校雠略》皆前人未发，复屡引渔仲《通志》，又与实斋有同嗜。卷十三云……实斋《史德》、《文德》两篇指归，已为抉发。不知实斋曾读元瑞书否？”（注：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3-264页。）然除此之外，钱先生再无一语论及胡应麟对郑樵的认识和评价情况。考察胡应麟全部传世遗文，可以看出，胡应麟不仅对郑樵学术表示了极大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郑樵的评论，详核精到，既探其学术之本，又索其致误之由，并能由其目录学成就入手，进而论及于其学术全体。
首先，胡应麟从宏观上对郑樵的得失关键进行了把握。他说：“《通志》殊有绝到，而持论过当，力不副言。”（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载《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下同。）这就明确指出，郑樵既有“绝识旷论”（注：章学诚语，见《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又存在着“高自称许”（注：马端临语，见《文献通考》卷二○一《郑夹漈通志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影印）。）的缺点。此论深得自诩最为知郑之学的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认同，他说：“郑樵校雠，实千古之至论，而艺文部次，不能自掩其言。”（注：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上晓徵学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立论高远，实不副名”（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关于《通志·艺文略》，胡应麟指出：“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钜，剖核弥精，良堪省阅。第通志前朝，失标本代，有无多寡，混为一途。”“郑渔仲一概钞入，不复辨其有亡，大误后学。”“《通志》所载，今古混淆，靡从考核，甚为惜之。”（注：以上引文见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卷三、卷四。）
又说：“《晏子》，墨之宗也，而刘氏《七略》列于儒之首（见《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后世史志皆入儒家类，郑樵《艺文略》诸子类“儒术”首列《晏子春秋》）；《董子》，儒之杰也，而郑氏《通志》列于墨之终（郑樵自注云：“其说本墨氏。”而《汉书·艺文志》则云难墨子，后世史志皆入儒家）：皆类例之大病也。又《通志》（《艺文略》诗总集类）有崔光《百国诗》四十三卷，检光传，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国诗，国为一卷，《通志》书名、卷数皆误。此或因仍前史，然光传失考，亦郑之疏也。”（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郑渔仲《通志略》，宝货（应为“货宝”）类有《玉格》一卷，似钱谱香谱之属，而下题段成式撰。遍考诸家书目，无所谓《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别有撰入。第注成式姓名甚确，则谓《杂俎》目中所列审矣。考《杂俎》‘玉格’一门，皆谈二藏事，绝非品玉之书。盖亦因段氏门目而误也。”“《（续）树萱录》，宋王銍性之撰，盖幻设怪语，以供抵掌，取忘忧之义。而郑樵列于种树家（见《艺文略》史类“食货种艺”），大为可笑。”（注：引文见胡应麟：《二酉缀遗》卷上、卷下。载《少室山房笔丛》，下同。）“郑氏《通志》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亡所发明。”（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这里，胡应麟在基本肯定《艺文略》的同时，也指出了郑樵的失误与不足。按郑樵的本意，其《艺文略》是要做成“纪百代之有无”（注：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之五），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本，下同。）、“广古今而无遗”（注：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之二）。）的通史性艺文志，从而将各门学术的本末源流、先后因革明晰地表现出来。这就势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概行载入，使其先后本末具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1页。）。因此，胡应麟说他“该括甚钜，剖核弥精”，首先说，是很符合郑樵的学术本心的。再从郑樵的学术实际考察，胡应麟的这一评论也很恰切，这可以近现代目录学名家余嘉锡之论为证。余先生说：“《艺文略》虽不免抵牾讹谬，而其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0页。）但是问题在于，在通记有无的同时，郑樵却忽略了对各种文献“存”、“佚”的注明。《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群书时，曾有“梁有今亡”的著录方法，如史部正史类：“《齐纪》二十卷，沈约撰。梁有江淹《齐史》十三卷，亡。”但郑樵却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著录方法，而于一切古来之书，不论其存佚与否，全都不注存佚。这对于郑樵自己来说，并不影响他“穷百家之学”（注：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之二）。）的宗旨，但于后人考证则不仅无裨实用，而且还很容易为其误导。此即胡应麟所说的“靡从考核”、“大误后学”。这是郑樵《艺文略》的重要失误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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