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郑樵此误，正是自蹈其“见名不见书”之弊。而胡应麟批郑佑班，则正是实事求是之论。班固改变《七略》分类方法，出《司马法》于兵而入于礼，说明他不但已阅此书，而且还对学术源流及学术分类有着独到看法。胡应麟对班固这一“绝识”的大力推奖，也得到了后世的肯定。章学诚说：“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于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于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之二）。）
无庸烦言，章学诚所谓“最为知本之学”、“独于此处能具别裁”云云，正是胡应麟“绝叹孟坚之卓识”、“益以信坚之识”之处。如果再进一步细究起来，还可以看出二人论点虽同，但在评价态度方面尚有很大差别。因为，“军礼”二字尚未可遽断为郑樵所删。《汉书·艺文志》“六艺·礼类”著录此书时虽云“军礼司马法”，但在通计此类书籍总数时，班固自注云“入司马法一家”，计兵权谋类书籍总数时又自注云“出司马法入礼”。是则班固自己已简称“军礼司马法”为“司马法”，又怎能责之于郑樵呢?“不为推寻本末之弊”，郑樵固亦有之，但这里是章学诚自己犯了这一错误，因此，章学诚所谓“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者，未免夸大其词，反不如胡应麟之论平情易近。
其四：“《尉缭子》，兵书也。自汉至隋，咸列杂家，郑渔仲以为见名不见书，马端临大善其论。然《汉志》兵家，自有《尉缭子》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而杂家之《尉缭子》，非此书也。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故郑以为孟坚之误，舛矣。”（注：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上。）
郑樵语出《通志·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其言云：“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霸史类序”之后全引此文并加按语云：“按，夹漈言，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订历代艺文志之失；所谓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者，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
按，《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兵形势类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班固在著录群书时已做了删并重复的工作，而于此《尉缭》一名两见，不但说明这两部书诚如胡应麟所言，绝非同一部书，而且也说明班固绝非简单的依缘他人，他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工作。郑樵不加深考，径指班固将之误入杂家，正是其“意有不可，不为推寻本末”，“强坐班氏之过”的表现。胡应麟责之以舛，诚为公论。
对此，清代以来发表意见者较多，如章学诚云：“（焦竑）以《尉缭子》入杂家为非，因改入于兵家，则郑樵先有是说，竑更申之。按《汉志》，《尉缭》 本在兵形势家，书凡三十一篇，其杂家之《尉缭子》，书止二十九篇；班固（于此二书） 又不著重复并省，疑本非一书也。”（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焦竑误校汉 志第十二》（之十三）。）这是肯定了胡应麟二书非一的观点。刘咸炘说：“今按，兵家 、杂家皆有《尉缭》，章氏疑本非一书是也。”“今《汉志》明著省刘者，固是互 注， 其仍复见者，篇卷不同，非必一书也。”（注：分别见《推十书》之《目录学·名 目第 四》（第1749页）、《续校雠通义·匡章第十六》（第1641页）。《汉志》中存在的班 固未 省之同名书，并不是同一书。胡应麟是通过论《尉缭子》、《鬻子》（详见后）等书 阐述 此意的，这是他的论述内容及主题所限，未能从一般性上予以说明。今有学者专门 著文 讨论《七略》中“同名书”非“同一书”的问题，见《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所载 杨新勋《<七略>“互著”“别载”辨正》一文。）刘咸炘熟读胡应麟著作，却未能 发现 胡应麟已先发此意，不免失于目睫之近。嘉庆四年（1799），钱侗辑释《崇文总目》 ，于 《尉缭子》条云：“侗按，《隋志》一卷，《旧唐志》、《唐志》并六卷。《通志 ·校 雠略》云：《尉缭子》……（与上引郑樵文同，不录）。侗考《汉志》，兵形势家自 有《 尉缭子》三十一篇，与杂家内二十九篇各别，郑渔仲讥之，非是。”（注：（宋）王 尧臣 等撰、（清）钱东垣（侗）等辑释：《崇文总目》卷三兵家类《尉缭子》条，许逸民、 常振 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侗按” 、“ 侗考”云云，说明钱侗根本就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胡应麟通过详细考察郑樵妄讥班固的谬误，非常清晰地揭示出，郑樵由于主观对班固的排斥，在学术问题上也未能静下心来，以致根本就没有对《汉书》进行仔细研究。胡应麟就此指出：“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钜，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这段议论，平实质朴，语切心长，不啻郑樵之药石，整个学界都应引以为诫。相比之下，章学诚的纠误态度显然并不平和，他直斥郑樵有“偏恶之心”，“不近人情”，是搞“狱吏锻炼”，语气之苛，殊失学者风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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