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疏漏。据王重民考察：“公元1159年，郑樵已是56岁的人了。他很担心如果病死，他的通史便永远不能完成。因此，未免草率从事，连准备带编写，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公元1161年脱稿，这就是有名的《通志》200卷了。郑樵也于次年春天就死了。”（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页。）顾颉刚也指出，《通志》“只是急就而成”（注：顾颉刚：《郑樵传》，见王树民点校本《通志二十略》附录四，第2086页。）。如此看来，传世之《通志》并非郑樵的最后定稿，或者干脆地说只是一个未定稿，因此其疏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如将儒家“难墨子”之《董子》误入墨家，并振振有词云：“其说本墨氏。”而其最具讽刺性者，便是躬蹈自己所批评的前人之误。郑樵在《校雠略》中，作有《见名不见书论二篇》，指责前人编书苟且，不实考其书内容本旨如何，仅依书名臆会入类，妄为判断。而事实上，郑樵自己却对《玉格》、《续树萱录》也采取了这种只看书名、望文生义的粗疏、不负责任的态度。继胡应麟批评郑樵此误之后，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批评了郑樵“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的失误，指责他将《玉格》“列入宝器类，尤为荒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通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章学诚称之“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叙》，《章学诚遗书》本，下同。）。而近人刘咸炘则径指其“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故其误如是。樵所诋之看名不看书者，已实躬蹈之，而且尽其谬焉。”（注：刘咸炘：《续校雠通义·纠郑第九》，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推十书》本，第1611页。）
郑樵在目录编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反对“泛释无义”（注：郑樵：《通志·校雠略·泛释无义论》。）。他主张一部书目之中，书籍解题的有无要视需要而定：“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今当观其可不可。”（注：郑樵：《通志·校雠略·书有应释论》。）其《通志·艺文略》共著录图书10912部，绝大部分没有解题性的说明文字。此即胡应麟所说的：“昔人著作之旨，亡所发明。”在此我们看到，胡应麟虽然明确主张撰写解题（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在评论郑樵、马端临的目录工作后说：“倘更因当时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题，稍存故实，则庶几尽善矣。”“咸著品题”，即指撰写解题。另参拙文《胡应麟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史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但他于郑樵之无解题或少解题并无讥评，也没有认为这是其一项失误或不足，他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笔者以为，胡应麟的这种评价态度，比起目前一些学者的论述还要客观。
郑樵《艺文略》的缺陷，关键不在无解题，而在其不实，即其不可据性。清末目录学名家姚振宗说：“《艺文》、《经籍》之可贵，贵其纪实，有存佚新旧之可稽，篇卷异同之可考。”（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28页。）郑樵以“尽见天下之书”（注：郑樵：《通志·总序》。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本，下同。）为标榜，虽未能至，却也读书极博，他于“故家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读尽乃去”（注：郑樵著、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附录一《福建兴化县志·郑樵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在这些藏书中，必有一些遗文故籍为官方所无，《亡书出于民间论》即是他在访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他在《艺文略》中著录这些书时，却一概未注明存佚情况，这对后人徵文考献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缺漏，使后人不敢信从。（马瑞临则明称著录存书，后世当然可以依据。）这还只是就真籍而言，《艺文略》中尚有误信世人伪作之书而录入者，这就更使其目录不可凭信。明代《文渊阁书目》著录苟简，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它“徒草率以塞责”，但也明确肯定：“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文渊阁书目》。）就是因为其所录乃文渊阁所现存。相反，焦竑《国史经籍志》的境况就大不同了。焦《志》声誉远比《文渊阁书目》好得多，但 《四库全书总目》却将之列入目录类存目，因为此目在著录群书时，“丛钞旧目，无所 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往往贻误后生。” （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国史经籍志》。）余嘉锡也指出：“今欲窥有明一代之 储 藏，惟此二书（即《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而已。若焦竑之《国史 经籍志》，抄撮史志，多非实有其书，不足据也。”（注：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 第121-122页。）焦竑《国史经籍志》不足以成为撰修《明史·艺文志》的依据 ，而郑樵《艺文略》亦未能成为后世徵文考献的依据，其弊正相同，这才是《艺文略》 不为后人所重，参考价值不大的最主要原因。
关于《艺文略》，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说明，这就是它与《群书会记》的关系问题。现今学界已取得共识，那就是郑樵《艺文略》是在其《群书会记》基础上写成的。但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这一因革关系也是胡应麟首先阐发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群书会记》云：“大略记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其家皆有之也。”这是后人对《群书会记》一书的最早记载。是后，马端临辑录此文入《经籍考》，将其卷数由陈氏所 记26卷改正为36卷，余皆未作更动。也就是说，陈、马二人对《艺文略》与《群书会 记 》的关系，并未作出任何说明，他们并不知晓二书间的因革关系。二百年后，胡应麟 才 第一次揭示此义，他说：“郑又有《群书会记》三十六卷，今不传，陈振孙云，《会 记 》大略世间所有之书，非必尽出其家。余以为或即《艺文略》草本，则宋世亦未必皆 有 也。”（注：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近代以来，顾颉刚、王重民等人都持此说。顾颉刚云：“《通志·艺文略》全本此书（即《群书会记》）而作，惟星数一名易为天文而已。此书有三十六卷，而《艺文略》只八卷，固以卷帙并合，谅此书于类例存亡之间有甚详之说明，亦未可知。”（注：顾颉刚：《郑樵著述考》，见王树民点校本《通志二十略》附录五，第2130页。）王重民说：“《艺文略》是就《群书会记》改编而成的。《群书会记》原有三十六卷，《艺文略》仅有八卷，卷数的减少当由于合并，并不是删减了内容。”（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42页。）《群书会记》乃《艺文略》所因一案，自胡应麟创议，至此遂成定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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