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努力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坚持和发展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品格，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一点可以从上个世纪中国的史学近代化谈起。
关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思考
20世纪100年的中国史学，经历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历程，从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即通常说的开始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史学转型的历程。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学在时代大潮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学人对此深有感受。（注：30年代，李则纲在《史学通论·序》说：“现在的世界，正急向转形方面趋走，许许多多的学问，固然发生动摇，而最难支危局的，更莫如历史学。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除颂为帝国主义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的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的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第1～2页。）中国史学近代化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一个世纪过去了，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史学的近代化能不能理解只是“西化” 问题，近代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或者说中国的古典史学在近代条件下还有没有价值；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结起来，人们常说的“与世界史学接轨”，但这是不是说，只是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地向世界史学靠拢，而毫无作为？等等。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21世纪史学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当代全球化趋势的情形下，这些问题更为严峻地被提出来了。
因此，讨论上个世纪的史学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十分明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地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要讨论史学近代化问题，必然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所谓史学近代化的内容是什么；
二是史学近代化的阶段是指那一段，至少20世纪100年不能笼统都称之“史学近代化”，那么，中国史学近代化究竟是指哪一个时段；
三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发展21世纪的史学有怎样的启示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上个世纪100年史学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大致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建立为标志，把这之前的大约50年，作为第一个大阶段。这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阶段。这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学或者是就世界史学来说，都可以说得通。史学变化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发生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又是受到当时世界史学潮流深刻影响的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因此不好再称之为史学近代化。大陆与台湾的祖国海峡两岸，以及90年代末以前的港澳地区的史学，经历不同的发展途径，但民族文化的根系，又使得海峡两岸的史学存在内在的联系。
前50年的史学近代化和50年代以后的史学变化不同途径的出现，构成20世纪变动不拘而又错综复杂的史学景观。
约50年史学近代化又可以分出两个小时期。从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第一个时期。
钱玄同在逝世前谈到1884年以后中国学术变化，他是以1917年作为变化的标志，说：“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1]。这和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标志，或者以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划分史学近代化为前后二个阶段，大体是相当的。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的发表，标志中国史学进入史学近代化的阶段。史学近代化潮流中不同的流派的思想有同有异。相同处是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主张，和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不同的是他们思想差异带来的主张上的分别。从文化上说，就其相同处说，可以归结为以下诸端：
提倡民史，反对君史；
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变化为主要的思想观念更新；对旧史学的观念多方面的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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