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炳松的译介工作有功于史学近代化，朱希祖有评论，他为何译的《新史学》一书作《序》，说：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 堪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 很有功于史学界的。[5]
但应该看到，何氏主观意图要沟通中西史学，同样是没有融会成民族性的理论，只能是中西史学的早期碰撞下的文化嫁接。他的述作重点是在译介上，其中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又是主要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很艰难的，理论上完成不了近代化的任务。
（4）还有一批学人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依托中国古代学术，探索史学更新之道。传统经史之学的印痕更深一些。
这里有刘咸炘、刘师培、蒙文通以及后来的柳诒徵大体可以归结在这一方面。
蔡尚思曾就史学把顾颉刚与蒙文通作了比较，说：
顾说可以叫做“时间的古史层累说”，蒙说可以叫做“空间的古史分布说”，顾氏在疑古，推翻旧说；蒙氏在从古，分析旧说。顾氏比较是用歌谣小说的眼光去观察古史；蒙氏比较是用经学的眼光去观察古史。顾说的适用并不限于古史；蒙说的适用却只限于上古。同处是：用的都是比较法。[6]
我们作一归纳：
顾氏在疑古，惟翻旧说；蒙氏在从古，分析旧说。
顾氏比较 是用歌谣小说的眼光去观察古史；蒙氏比较是用经学的眼光去观察古史。
顾说适用并不限于古史；蒙说的适用却只限于上古。
同处用的都是比较法。
顾颉刚与蒙文通治史之差异，大部分也是路径之差异。
在这条道路上，又有不同情形。如刘咸炘“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注：徐国光：《推十书系年序》。），他以人为中心贯通生物，以哲理贯通天地生的各种事理。刘氏提出史学是人事学，进而说明西方的历史哲学，他研究的西方学术的思想，相当广泛，引用西方诸家说的有：马克思、培根、斯宾塞、柏拉图、桑代雅、叔本华，犬儒学派、柏格森、罗素、孔德、霍布斯、尼采、黑格尔、康德、等。在方法论上，注意“理论考证法”，此即逻辑分析法的研究，吸收西学如雷顿的《逻辑概论》、杜威《思维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
刘氏保持传统学术天地，又努力吸收西方学术之长，会通治史，他的《史学述林》与《治史绪论》诸书明显反映出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轨迹，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一个途径。
总之，我们举例论说中国史学近代化，不同的史家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工作，都是有贡献的。我们看出一个问题，指出古代史学不适应时代一面，由此，进行批判、分析， 以及译介、输入西方学理，这些在建设民族特点的史学是必要的，但仅此，仍然不能实 现更新史学的目的。
古代史学思想与近代史学理论的建构
我们可以看出，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认同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他们把中国史学引向近代化之途的的重要主张，学术途径异趋往往也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体现出史学近代化的特点。一是从理论思想上，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推进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二是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进行创新。这有通史方面，有断代史、专门史、世界史、国别史，以及历史文献的整理等各个方面。中国史学近代化的50年创造出的业绩，在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注：《当代中国史学》作1944年，是写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后是中国百年史学的。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在该书中有详细的论说。）。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把史学近代化过程的史学进步，归结为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输入；二是西洋的新史观输入；三是新史料的发现； 四是日本欧美汉学研究的进步；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几十年的摸索，近代学者努力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输入，但意识到，仅此不够。邓广铭在《中国史学概要·序》中说：“近今之言中国学术文化者，莫不曰视彼欧美，落后已甚，亦遂莫不戚然以忧，怵然以惧，皇皇乎谋夫急起直追之道。而于门类途程之异，其应作分别观者，则多未暇措意究心。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法律诸科，诚哉吾国之落后，而亟须奋力以赴，以谋方驾也。……至如史学一道，则吾国之发展为独早，著述之繁富，体裁之美备，义法之精到，合现代泰西学人之论著以相较，举不能超轶而居先，此则可视吾国之所嘎嘎独造，唯应继续发扬以保持其先进地位 于弗坠者，若必并此而亦舍其祖武，学步邯郸，则断断乎其不可矣。”（注：方壮猷： 《中国史学概要·（邓广铭）序》，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
他们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应当利用这份资源，发展新史学，以体现整个的民族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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