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
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史书编纂体裁的多样化，纪传体的体裁基本退出了史学舞台；以章节形式撰写史书，成为流行色。摒弃了原来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
提倡社会文化史、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从政治史的研究为重点转向文化史研究的倾向出现；
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如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考史法、二重证据法、计量方法、历史心理的研究法，语言比较研究的方法，等，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学术期刊出版与学术交流、争鸣加强。等等。
这些都是以前史坛所不曾有的现象。史学近代化涵盖了史学思想理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方法、史书编纂形式、史学传播的形式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史学近代化是中国史学一次全面的更新。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变化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史家对历史的解喻，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变化，导致对历史材料重新审视与利用。近代史著与古代史书最大不同的是历史观点上的变化。历史进化论对中国通史、古史及断代史研究与史书编修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夏曾佑与刘师培同样讲进化论，但所编的史书却有不同着眼点。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又是一种类型。其后，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缪凤林、钱穆和范文澜等，写出不同的通史，他们的历史观点、政治倾向以及治史兴趣，在史著中反映出来 。
五四以后，中国近代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阶级阶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明显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因此史学近代化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相联结又有新的内容。
把史学近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可以看出，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治史的途径。各人经历不同，同一个史家一生的治学主张可能有不同的变化。我们选择梁启超、顾颉刚、刘咸炘、何炳松人物来分析，很可以看出中国史学近代化中不同的情形， 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不同途径。
（1）梁启超是史学近代化的代表人物，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张，概括起来，是从“史界革命”到“史之改造”，再到对当年提出的“史界革命”进行“忏悔”。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特别是1902年，发表《新史学》，他打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这篇文章是进行史界革命的檄文。他从理论上指出史界革命的必要性，论说了史界革命的方向与内涵，提出新史学的理论。在他看来，传统史学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古代史学的弊病的病源有四端，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以上四弊而又生出二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这样的六弊又给读者带来的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新史学》一文阐述他的历史进化论基本观点：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例公理者也。这是梁启超在史学理论探索上最有生气的方面。第一点，是把历史与自然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历史社会与自然运动虽不同，但社会与自然都是在进化之中。“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社会进化明显体现在人群的活动方面。
还有一点，他提出了史学功能问题。史学功能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家似乎也没有可取之处。他感叹：“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荜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梁氏的史界革命，基本否定了几千年传统史学的价值。（注：文中引《新史学》，见《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氏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作，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大概。梁氏不再提史界革命，而主张“史之改造”。从“革命”到“改造”，很能说明新史学思潮的重大变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0年代的梁启超似乎革命的锐气少了，但多了一点认真思考，对传统史学不能一概否定，他意识到：“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他充分肯定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万斯同《历代史表》、黄宗羲《明儒学案》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作品。对中国学人在方志与对域外史的研究也作出了肯定性的分析。又说：“我国史学根柢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 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显然与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对旧史学大张挞伐是不同了，但他又不是全盘肯定。
梁启超经过一段反复，他把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的人格主义以及中国的王阳明心学与印度的佛学混合在一起，最后他又一手瓦解了他早年的新史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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