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顾颉刚古史辨派的疑古史，发明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学说，动摇传统史学的根基。这是史学近代化的又一条路径。
史学近代化是对传统史学的封建性的否定。近代新文化疑古思潮与古代的疑古思潮一个重要区别，是跳出了经学争议的圈子，疑经不再是为了更好地尊经，它要反对旧文化、旧经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要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求解放思想；要打破三皇五帝的黄金世界说。顾先生不满意崔述辨古史，其中的第一点是：“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
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学说，既是历史观，也是认识论、方法论。关于古史层累地造成学说，顾氏作了说明：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的状况。接着又提出古史四条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史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疑古史一开始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一时的轰动，但难以坚持下去。后来，顾颉刚从疑古史到辨古书，努力研究古代文献以建设古史体系，它展现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条更新之道。
2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解体了，重点转向方法论探讨方面。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构建“现代史学”、“新史学”。[2]同时，史学概论、通论、方法论和史学史著述大量出现，其中包括相当多的译介作品。
（3）何炳松另启一条史学近代化途径。他输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同时，又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进行研究，汇集中外史学以求新。这条路径，他在《历史研究法·序》写了自己的想法。该《序》中写于1927年，他说：
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世之习西洋史者，或执此为吾国史家病。殊不知专门名家之于其所学，或仅知其然而终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然而后推知其所以然。此乃为中西各国学术上之常事，初不独吾国学者为然也。西洋史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过二百年来事耳。然如法国之道诺（P.C.F.Daunou），德国之特罗伊生（J.G.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E.A.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词，莫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尔特（Greifswald）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B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一为法国索尔蓬（Sorbonne）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二人 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一八九 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两书之出世，离今均不过三十余年耳。
吾国专论史学之名著，在唐有刘知几之《史通》（中宗景龙时作），离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在清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乾隆时作），离今亦达一百七八十年。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
又说：
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中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藉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襞积之讥，自知难免。[3]
这是说，中国古代史学里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多，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中国与西方史家见解大体相同，也有不同。何氏声称：“不敢稗贩西藉以欺国人”、“万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他注意到西方史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在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以及史学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在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理论与方法论方面，也做出成绩。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史学》、《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原作为[法]郎格罗亚、塞诺波的合著）、《西洋史学史》（与郭斌佳合译）、《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等，此外还有一系列论文。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他是有贡献的学人。
何氏指出，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够阅读的通史。这是巨大的文化工作，是一项振奋民族精神的工作。他说：这种在史学基础上所做的艰苦的“打椿”的工作，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界进步的现象，而且也十足地表现出整个民族精神的努力向上！[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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