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导致外交范围由华夏文化圈向异文化圈的扩展。先秦时代的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中的华夏文化圈内进行的，其时诸侯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地区差异，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则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他们之间的外交问题可以方便地通过语言、文字的交流、辩难而进行。因而“辩士”型的纵横家、游士活跃于外交舞台。及至汉代，其外交不仅及于“东亚外交圈”中的异文化圈国家，如与横跨欧亚草原的匈奴即于这个时期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发展至“西域外交圈”中的诸文化圈国家。这种变化首先导致语言、文字交流的困难。先秦时代外交基本上可以运用相同的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汉代的外交则需迂回曲折进行，即必须借助于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往往需要经过多重中介，即所谓“重译”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像先秦“辩士”那样的滔滔说辞、长篇大论已不合时宜，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其次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外交谈判中文化学术内涵的淡化。先秦“辩士”在外交中往往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内容以加强其说辞的说服力，这在华夏文化圈内不仅能够相互理解而且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对于异文化圈来说其必要性和效果都大为减少，甚至是无用的。因而汉代外交谈判中的文化内涵较之先秦时代相应淡化和减少。而且汉代发展起来的外交关系国家大多为多武少文的国家，如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所谓“长于武力而短于文事”（注：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第7卷第5期（1937年5月）。）。西域之大月氏、乌孙、康居等基本上亦与匈奴同俗（注：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可以说先秦时代外交关系国家多为多文少武，汉代外交关系国家多为多武少文，因而外交使节也由先秦时代的多文少武变为汉代的多武少文。
二是与诸多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导致外交中“武”的成分增加。先秦时期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基本上是在华夏文化圈内处于大体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到了汉代由于外交范围的扩大，不仅在“东亚外交圈”内增加了新的外交关系国家，而且发展了与“西域外交圈”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处于古代东、西方诸文明国家的中间地带，其社会发展阶段一般落后于华夏文化圈内诸国。东西方诸文明中心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外交关系规范，如华夏文化圈内诸国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包含外交关系法则在内的“宾礼”，确立了外交关系中“礼尚往来”，以及“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注：《左传·成公九年》。）等外交使节权利、义务的国际法准则。而中间地带国家对于东西方文明中心所形成起来的外交关系规范的接受和实行则相对薄弱和滞后。加以他们“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5页。），因而袭击、扣留、杀害外交使节的现象比先秦时期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汉方也采取一些相应的报复措施，因而外交中“武”的成分有所增加，外交往还中的躯体接触、体力和武艺的较量与争斗较之先秦更为经常发生，军事行动和刺杀之类的行为在外交中较之先秦更为经常运用，外交与武力较先秦时代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外交使节人选中出现多武少文的情况也就很自然了。
三是随着外交范围的扩大导致外交旅途的空前艰险。先秦时期的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原地区及其邻近地区进行的，地理情况熟悉，外交旅途较短，交通较为便利，外交旅途中的困难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少。以张骞“凿空”的壮举为标志，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从而面临着一片陌生的外部世界。由于外交范围空前扩大，外交旅途空前伸展延长，地理环境生疏复杂，旅途中的艰难险阻空前加重，使得这个时期的出使具有强烈的探险性质。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物质条件对于遥远的外交旅途的制约是很大的，出使是一项极其艰难险阻的苦差。班固慨叹通西域之艰难曰：“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赞》，第3929页。）故出使西域“绝远，非人所乐往。”（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出使外国常被称为出使“绝国”。加以还要经常遭受沿途敌对的、不友好国家的种种阻挠、袭击。这就要求外交使节需要具备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外交使节就是探险家。因此需要选择具有献身和冒险精神，坚忍不拔的品格，以及过人体力的人才以充任外交使节，文弱书生是不堪其任的。张骞所率使团百余人出使西域十三年之后仅剩二人得以生还，就生动地说明当时对于使节身体素质、生存能力的要求是多么高。因而汉代外交使节中多有“勇士”、“壮士”、“少年”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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