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以怎样的历史观指导我们当前的历史研究以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是一个极其 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毋庸置疑，指导我们当前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真的只限于各种各类、经严格审定的教科书么？而且，即使 各种各类、经严格审定的教科书已经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范式的研究者也还存在着一个如何理解 和把握的问题，以及指导理论与研究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遑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然随 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入拓展而与时俱进！在这个意义上说，蒋大椿教授的《历史与人的 意志支配的实践》一文（注：蒋大椿：《历史与人的意志支配的实践》，《安徽史学》2 004年第1期，第22-33页；下引该文，只注所载刊物名称、刊期和页码。），通过对“ 教科书体系”以至于恩格斯本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即“合力论”的质疑，表 现出来的正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由于蒋教授关于以往“有关理论论著”和恩格斯的“合力论”的质疑，主要是“针对 人类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传统见解，本文提出正是 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和改变了实际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合力论’ 不能成立”（注：蒋大椿：《历史与人的意志支配的实践》，《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第22-33页；下引该文，只注所载刊物名称、刊期和页码。）；因此，本人的思考和 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对象性实践活动是如何创造和改变实际的历史进 程的？2、“合力论”是不是真的否定了人的意志的作用？3、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和如何运 用唯物史观？有必要予以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蒋教授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的 回应之文，而不是与蒋教授的商榷之作，因此对于蒋教授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不予置 评；而且，为了保证讨论本身能够进一步深入，规避考据学和版本学等引用经典文本的 文献学方面可能出现的歧异，本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征引，特地采用 蒋大椿教授参与编选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一书（注：黎澍主 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该书，书名 简称《论历史科学》并只注页码。），以使讨论本身更有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而非学术 讨论之外的争论。
一、对象性实践活动是如何创造和改变实际的历史进程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无论这种人是 个体的人、如上帝或救世主，还是群体的人、如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或政治组织，甚至 不是类的人、如绝对精神，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的规律运动变化的人的活动的产物 ；因此，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发现和 揭明人的活动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显而易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活动 创造历史乃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因为，前者所肯定的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 实在性与客观必然性，而后者所强调的正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 的全部特性。个人以为：马克思的历史性贡献正在于：在前此或同时代的哲人智士只是 看到了上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的一方面且各执一端--如“自然主义的历史观 ”（注：参见：《论历史科学》，第1-3页。）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间的统一性且揭示了这种统一性的真实的基础 ：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何以能够构成矛盾对立着的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 的真实基础？因为，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本质特点，就是通过这种活动改变不依赖 于他而在他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对象世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为了使他所需要的对象 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必须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实际地改造对象世界、即实 际地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之所以具有创造性，乃是由于在此活 动之前，活动的结果已经作为某种真实的东西呈现在人的想像中并作为自己内在固有的 尺度规定和范导人们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而这种能动的、创造性的改造对象世界的活 动能够获得成功，一方面固然依赖于人们对于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是否具有自觉意 识，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人们对于对象的自然属性以及规定对象的自然属性及其运动变 化的客观必然性是否具有正确的认识。只有自觉且自由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活 动，才能以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并能以保证这种活动的成功”（注：陶清：《性学 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自我体认和诠释》，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1页。）。 由此可见，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够构成矛盾对立着的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 性相统一的真实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的统一，并且因此而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基础，从而也就构成了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
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所从事的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不仅确立了矛盾对立着的客观 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真实基础，从而克服了以往一切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偏弊， 而且提供了解释和改变人类历史从而创造历史的真正基础，并因此而揭明了实践活动的 辩证本性。对于马克思这一历史性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 中予以高度评价；而且早在发表上述讲话的六年前，恩格斯就在《卡尔·马克思》（187 7年6月）一文中肯定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历 史性贡献，“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 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 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 被承认了”（注：《论历史科学》，第45、42、42、43页。）。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首先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即劳动，是整个历史的基础从而也 就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语）的基本立场、观 点和方法，也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如何创造和改变实际的历史过 程问题的必要的和重要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即使是肯定“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 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注：《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第22页。）也必须以之为 前提，而不是相反。一个明显的例子：“市民社会的活动”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人的意 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而且肯定具有“创造和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但是， 当我们把这种活动理解为“现实历史的基础”（注：《论历史科学》，第45、42、42、4 3页。）、将这种活动的作用理解为“历史的动力”（注：《论历史科学》，第45、42、4 2、43页。），如此理解至少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 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注：《论历史科学》，第45、42、42、43页。）。由此可见 ，把人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确立为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把人的对象 性的实践活动理解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对于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一切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其他活动，从 而将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割裂开来且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有可能退化至 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念中去。
由上可见，关于“对象性实践活动”、尤其是“创造和改变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对象性 实践活动”，只有是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理解和把握，才有可能超 越前马克思历史观念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 到某个所给定‘对象’的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换句话说，理 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39页。本文引用有删节。）；因此，在“效果历史”中既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又存 在着历史理解的真实，而只有历史理解的真实才有可能显示历史的真实。关于“对象性 实践活动”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满足人的生 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即劳动基础之上去把握，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以企达与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界融合”，更因为只有这样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才能以实 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并通过创造和改变实际的历史进程而自我确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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