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希腊史研究概述（下）(2003111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28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杨俊明 参加讨论
| 3、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形态 启良分析了希腊的两个典型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社会经济。指出，相对古代东方各国，希腊依仗地中海之便，商业要发达得多，但商业始终未能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始终未能取代农业这种主要的经济形态；换言之，古代希腊同古代东方各国一样，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城邦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农业为本，商业为末〔25〕。 黄洋分析了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从而得出结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城邦制度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也是理解希腊城邦社会的一个关健。在希腊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任何其他自由人都不能拥有土地，土地所有权成为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希腊城邦社会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特征：其一，希腊城邦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不是如许多学者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商业社会。因为无论其工商业的发达与否，它并不是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基础。其二，无论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政体中，还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体中，土地财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它还导致了古典城邦社会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农民阶层被纳入到城邦的政治体系中，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而不像在其它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从属阶层，这也是区别希腊城邦和其它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26〕。 4、雅典奴隶制状况和人数 徐松岩对于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那种关于公元前4世纪奴隶制作坊规模空前扩大， 人数最多者可到100—200人，一般在30—60人之间的观点，是夸大失实的。实际上，雅典奴隶作坊人数最多的约60—70人。在公元前4 世纪的雅典公民集体中，非奴隶主占80％以上，可能拥有奴隶的主要是最富有的1200人，以及中产阶层中极少较富有者，其人数远不是总人数的20％。在这些奴隶主中，除个别拥有50—70名以外，奴隶人数一般不超过13个。因此，奴隶的占有和使用远未普遍化，那种认为公元前4 世纪雅典公民使用奴隶普遍化的观点，显然严重曲解了历史事实〔27〕。他强调，雅典奴隶制发展的顶峰时代是伯里克利时代，决不是在公元前4世纪；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奴隶人数由9—10万骤减至不足1.5万人； 公元前404—338年，奴隶制发展滞缓，奴隶人数至多2万左右，奴隶制发展的总体水平远不及伯里克利时代。在整个古典时代，小土地所有者始终是雅典公民集体的主体，自力谋生的小生产者一直占公民的大多数，正是这些小生产者构成城邦的社会经济基础〔28〕。 三、军事战争史 1、希波战争史 王圣诵对希波战争的起点提出质疑，他不同意把希波战争的起点定于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而认为应以公元前544年伊奥尼亚人在帕尼奥尼翁集会反抗波斯侵略为起点。其理由如下：第一，它揭示了希波战争的基本原因是侵略与反侵略，如果把小亚细亚希腊人起义作为希波战争的起点，无疑是把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拦腰砍断，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战争原因。第二，它是历史的转折点，这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波斯摧毁了吕底亚在小亚的统治，君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一举而成为称霸西亚的庞大帝国。这使西亚、爱琴海域和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西亚及至爱琴海域、希腊大陆的面貌。其次，希波战争使希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了。因此，有理由做出结论：希波战争始于公元前554年〔29〕。 陈远峰等人认为，希波战争第二阶段的性质不应视为双方争霸的战争或认为是希腊军乘胜向外扩张的性质。他们指出，尽管战争的第二阶段希腊由防御转入进攻，波斯退居守势，战场由大陆希腊转到海上和小亚细亚一带，但是战争的根本原因，战争双方基本目的仍然没有改变，希腊继续对波斯作战，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仍然是正义的。对此无可厚非。希腊对波斯的进攻是驱逐和彻底打败侵略者，完成全部希腊城邦的解放的任务的正义战争。因此，对希波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战争主动权的易位以及战场远离大陆希腊而否定了希腊城邦战争的正义性〔30〕。 陈勇的《论萨拉米司海战胜利的原因》一文，对传统的看法认为希腊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希腊船小而灵活，而波斯人船队则船身宠大”作了辨析。也指出，双方海军主力都是三层桨战舰。这是一种长约42米，中部宽6米，吃水线1.2米，排水量100余吨的战舰， 雅典人的船并不小，而且为载更多兵力，其船载重量更大，为冲撞敌舰，造得也坚固，希腊人的航行海战技术比不上号称“海上王”的波斯海军主力腓尼基和小亚希腊城邦〔31〕。 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黄英贤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各种原因，认为这场大战是奴隶制城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奴隶制帝国争霸的产物。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深刻地揭示出这场战争的根源，才能把握住这场战争发展的规律〔32〕。罗碧云、李惠良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认为，简单地、笼统地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结为：“两大集团的争霸”实际上否认了雅典盟国反对雅典奴役斗争的正义性；否认了其他国家如西西里城邦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就是不问主次地把雅典和斯巴达置于同等的地位上，袒护了雅典，而忽视了斯巴达集团反对雅典扩张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这既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因而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斯巴达坚决支持科林斯对雅典的战争，是为了维护盟国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盟主地位。从这一点上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确实表现出争霸的性质。但是如果从整个战争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斯巴达集团的反扩张战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些国家的反侵略战争以及雅典盟国反对雅典奴隶统治的暴动交织在一起。伯罗奔尼撒的援军每每和被侵略被奴役的城邦一起作战。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斯巴达集团所进行的战争也具有某种自卫的正义的性质〔33〕。 史海青详细分析了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它所发动的远征属于明显的侵略行为，它在西西里进行的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因而失道寡助。其次在于雅典国内的党争从一开始就严重地危害了这次远征。这种危害主要表现在雅典公民大会受党争的影响，任命将帅失当及处理亚西比得欠妥诸方面。此外，雅典对西西里发动的远征本身即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最后远征军的将帅们在战术上墨守成规而叙拉古方面则采用了机智灵活的正确的战术〔35〕。对于雅典海上同盟与帝国，邓晓主张，提洛同盟的建立了顺应了当时的局势和希腊统一大势。雅典成为同盟的领袖有其历史和自身的原因，同盟的成功应为主流，同盟应为正在形成中的希腊民族统一国家〔35〕。 3、亚历山大及其远征 黄松英认为，亚历山大远征的性质是侵略的，是他首先使用武力，打到别人国土上来，侵犯他国的领土主权，所以说他是侵略者、征服者并不过分。但任何事物都要放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中去认识，战争是阶级对抗所常有的现象，是用暴力手段来施行的政治的继续。远征东方的计划早在腓力二世的时候就已确定了科林斯大会上宣布了向波斯进军的计划，这一场战争迟早总会发生的。对于发动这一场战争，是不能苛求也不能过高评判亚历山大的。但亚历山大远征的具体目的，战争在什么时候进行，怎样进行，结果怎样，都与亚历山大的主观意图和个人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亚历山大在远征当中个人意志、才能和智慧的表现就成为评价他个人的主要依据。远征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认识亚历山大。把亚历山大放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以认为，亚历山大是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是马其顿的英雄，是古代世界卓越的人物，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名字像他生前所期望的那样垂之永之〔36〕。 任寅虎认为，亚历山大的活动是侵略和掠夺性的活动，但是，亚历山大把这样广大的地区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却加强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亚历山大远征后不久就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新时期〔37〕。 李春元认为，亚历山大远征暂时地缓和了希腊各城邦和社会危机，延长了奴隶制寿命，亚历山大有着远大的政治眼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处理复杂事物的机敏果敢的本领，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38〕。 寒山则分析了学术界以往探讨亚历山大为何兵临印度河上流后突然撤军回国的三种看法（气候水土不适、当地人民反抗、士兵厌战），认为士兵厌战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但如果只讲士兵厌战还不够全面，应当说是包括大部分将领在内的整个军队的厌战。如果没有将领们的支持，单纯士兵的厌战是不会产生多大后果的。将领们之所以同亚历山大离心离德，是由于战略和政略上的一系列事件引起的。对伊索斯大战的议和，克雷塔斯之死以及卡利西尼斯的被杀等，都在马其顿军心中埋下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性绪在亚历山大兵临海帕尼斯河后，发展为全军的公开罢战。在这种种形势下，亚历山大不得不决定“班师回国”〔39〕。 朱建军分析了亚历山大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一个原始君主迅速变成专制君主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君王倾向于专制，那么反对专制斗争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最初的君王未获成功，只要社会环境不变，专制政体的建立只是一时间上的问题。此外，亚历山大利用持续战争环境，使征战的马其顿人离不开他，这促进了亚历山大更加自行其是，加之波斯的专制之风有助于亚历山大的弃旧图新〔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