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十分重视发扬中国历史学的“求真”传统。他强调，研究历史，一定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更不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以致“走上失实失真的地步。”（注：《华岗文集》，第464、465页。）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要有辨伪求真的眼光，首先要辨清材料的来源。”（注：《华岗文集》，第224页。）在谈到《老子》研究时，又说：“当然我们不必去作繁琐的引证，更不要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注释所迷惑，而要拿出严肃辨伪的科学鉴别功夫，以便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要进行科学鉴别，就应该从《老子》其书本身去探索，也就是从全书所论述的全面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信而有征，避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的支离臆测。”（注：《华岗文集》，第463页。）华岗特别强调，剥削阶级和反动政治势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固然应该揭露和批判；革命者也决不允许借口革命需要，而对历史有任何的捏造和曲解。他说：“我们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注：转引自史若平：《为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3页。）
在追求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华岗不仅强调要重视对历史资料的分析鉴别，更着重坚持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华岗针对着有人“不公允的”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指出：“诚然‘五四’时代人物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能使我们今日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太激进了，而是因为他们在批评中缺少正确的历史观。正因为他们不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执行批判，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留下了让封建文化视为避逃的缝隙，同时却又一般是卑视旧有的文化遗产，而不能给以正确的扬弃。”（注：《华岗文集》，第108页。）我们所以特地引用这一段话，是因为不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还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上，这一段话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近年来，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和否定颇多。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便成了一个必须讨论清楚的重要问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了唯物史观。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因此，那位作者主张，要“少谈历史观，多谈历史感”，或者用历史感取代历史观。
我们并不认为，唯物史观以外的任何历史观和方法论，一点也不能发现和揭示某些历史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我国的史学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砍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摒弃了以往认为思想、观念、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的陈腐观念，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但如果因为我们曾经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过错误和偏差，就根本否定和一笔抹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那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几乎所有史家”都因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而被迫接受“唯物史观”，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恰好有两篇文章，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篇是朱佳木同志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早在1933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说，“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建国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原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对此，朱佳木同志问道：“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它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6页。）另一篇是陈其泰同志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其中讲到：“谭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土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页。）两篇文章里提到的几位都是史学大家，两位文章作者今天写作此文肯定不会是受到“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文章所说的内容，与前面引用的把“几乎所有史家”一概抹煞的说法，哪个更加合乎历史的真实，我想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还有所谓“少一点历史观，多一点历史感”，实在也是叫人难以索解的。历史观只有对错之分，没有多少之别。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都不免受到某种历史观的支配和指导。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使历史观“少一点”？历史观与历史感，也不是此长彼消、你多我少的关系。所谓“历史感”，无非是指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氛围、历史特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很困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