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下）（2003061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03 史学理论研究 陈恒 参加讨论
| 亚历山大问题 一提到希腊化时代就会使人想到令人敬畏且又让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追随罗马帝国时期作家的观点，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仁慈的，而忽略了亚历山大战争的残酷性或者说这种残酷性被涂上光环。古代那种把亚历山大的行为看作是典型的暴君统治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酒后的暴虐和其统治晚期要求人们像神一样对待他——被巧辩了或赋予一种正面的解释。这种观点在塔恩1948年出版的亚历山大传记中达到顶峰，该书把亚历山大描绘为有骑士风度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东征的目的是实现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人类大同的思想。(注：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2v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由塔恩塑造的一个想极力融合东西方理想的人物形象，直到最近还是魅力无穷的，连流行一时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注：如M.Renaut的The Persian Boy,New York 1972.这是一本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的历史小说，不断再版。) 二战以后的学者越来越怀疑塔恩那理想化了的亚历山大形象，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批评了以塔恩为代表的理想派。历史学家巴迪安正在逐步消除塔恩笔下的理想形象，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残忍且现实的政治家；而沙谢迈耶则把亚历山大看作是“一个无人性的人，一个僭主”。(注：F.Schachermeyr,Alexander derGrosse,Vienna 1973.)他不能容忍远征中那为获得个人专制和辉煌的努力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这种观点在新近出版的有关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伯斯沃斯(A.Bosworth)的《征服与帝国》(Conquest and Empire,1988)中得到清晰的阐述。 政治经济问题 亚历山大东征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希腊政治理性主义对东方神权专制主义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不可改变的东方世界最终赢得了胜利。专制君主成为象征。在希腊化王国之中，国王是一位独裁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令，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波里比阿认为这一时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君主。文献资源和铭刻中所描述的马其顿诸王的真正行为举止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统治像独裁者一样。这种君主制使“有气魄的希腊人”堕落为“腐败的亚洲人”，尤其是他们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同情表明他们已背叛了希腊文化。彻底的崩溃不可避免，但这种崩溃为爱希腊的罗马人的干涉而延宕了，从而延长了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 最近的学者不断倾向于强调这一时期古代近东政治的连续性，把马其顿王朝希腊主义当作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这背后，传统的近东机构继续在起作用，这犹如波斯帝国甚至更早时代帝国统治之下，当地机构所起的作用一样。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很容易找到这些例证。比如，出自位于安纳托里亚西南部的卡里亚(Caria)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腊铭刻表明，拉布朗达(Labraunda)的避难所的传统统治者继续像他的前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履行其职责。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以他名誉颁布的法令现在以希腊语来写了，并用希腊城邦的典型术语来表述了。最近出版的铭文和楔形文字文献都表明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在土地占有类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类似连续性。 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比如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腊化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注：见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因此人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这种概念性框架导致了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和贫乏”。(注：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82,p.125.尽管芬利佩服罗斯 托夫采夫的学问，但从芬利对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常性批判态度表明芬利认为罗斯托夫采 夫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对希腊化时 代研究的伟大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师，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他的 注释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现在他对图版的阐释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是对他的证据的有力说明。 关于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希腊化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故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不是平衡的。这一工作最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研究，如可作为殖民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例子，整个希腊化世界到处都是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和马其顿裔的继承者，在政治方面他们是统治者并剥削当地的富有者，这点就像不久前的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剥削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已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托勒密埃及和法属北非比较研究的论文。(注：E.Will,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 of Chester G.Starr,Maryland 1985,pp.273-301.) 文化交流问题 从地中海世界到印度边界，希腊文化都处于垄断地位，旅行者都可以在这一区域发现新的城市，就是在许多老城市当中也可以发现与希腊生活许多相似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希腊语都是官方语言、文化语言，以至一个人可以从希腊旅行到印度而不怕语言沟通不便。希腊知识分子和希腊化了的知识分子享有共同的尊敬，这些共同的尊敬是因他们的老师所传授的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最伟大作家的著作而来，这些老师认为这一时期是再也不能到达的完美的象征，更不用说超越它了。 教育有助于加强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的传播和盛行。这种教育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那不多的几本伟大的书上，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像士兵一样，艺术家和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化，会背井离乡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资助和佣金，让远处的人们分享他们的艺术享受，因此这就呈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希腊化世界文化生活的表面统一性。新城市在制度上以同样的方法模仿那些希腊古老城邦的制度，这有助于把希腊文化气氛输入到东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对于当地人来说，希腊文化是一种相当珍贵的身份象征，是一种属于特权阶级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急切地追求希腊文化。 然而希腊化世界的文化生活仅仅是表面的统一。新近研究已表明爱琴地区的希腊文化和亚非等地的新王朝的希腊文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有许多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但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希腊文化在欧洲和爱琴盆地城市是种家乡文化。在这些城市之中，作家、艺术家可以很随便地从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整个宝库中任意撷取他们所需要的主题和主旨。而在亚洲的作家、艺术家则不能分享这种传统。那些在近东的希腊人极其顽固地保持他们的祖传文化而忽略当地民族的文化，因此“希腊化世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殖民社会的特征”。(注：Murray在Journal of Roman Studies(67[1977],p.178)上评论A.Momigliano所著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Cambridge 1975)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这就是说，是希腊文化的一种简单的、不完善的版本。(注：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文化最详细的论述是Fraser的Ptolemaic Alexandria(第1卷)，第305-794页。)因此亚历山大那种想把希腊文化与已有数千年传统且已成定式的东方文化进行混合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尽管这种现象时常潜伏在现代关于希腊东方化研究的表层之下。 就像近代的香港或者是孟买一样，即使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居民大多数是当地人，但正式的政府形式和官方崇拜都是希腊式的。入侵者们急切地想保持他们的传统，尤其是通过体操房来教育年轻人，这种运动不但在城市里很盛行而且在埃及的乡村里也很盛行。在耶路撒冷发生纷争的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体操房--这种纷争造成了马加比起义——犹太上层年轻人的趋势是采纳希腊的服饰和风俗；纵观整个希腊化世界，希腊文化是如此魅力无穷以致希伯来人时常向希腊人屈服，在犹太人会堂(gynagogue一词本身就是希腊语)里，异教的艺术品样式被广泛地模仿着。(注：E.L.Sukenik,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London 1934).A.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可参阅V.Tcherikover,He 【 正 文】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New York 1970);M.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2ed.,London 1974.) 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的民族并不总是彻底地接受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基督以后的第2世纪起，犹太宗教领袖开始对他们的律法书(Torah)进行阐释，这导致了犹太塔木德传统的形成，是有意对希腊影响的反动。尽管公开的叛乱是不常见的，但埃及人以及其他民族能够有意地破坏这种“殖民”制度，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推翻其统治者的仇恨。 城邦与城市问题 如果说在早期希腊化时代城邦和城邦文化就消亡了，这不符合实际。然而城邦确实发生变化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压力，那种普通市民在城邦政府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的稳定性信仰已经开始衰落了。不断增加的是那些专家，例如雅典金融专家Euboulus和Lycurgus，职业军人和他们的惟利是图的长官——例如雅典人Iphicrates和Memnon of Rhodes——这类人倾向于取代古典城邦时期的业余官职、将军和市民税吏。公元前3世纪和以后的这种新政治结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在混乱的希腊化世界里，城邦必须想尽办法维持其不稳定的独立，当面对许多王国不断努力征服另外一些国家或在外交、军事斗争中利用这些国家作为砝码时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政府变得越来越渺小，最后只是虚伪的外表，在这个外表之后是贵族寡头的统治，时常是默许的或公开的一个接一个的强权政府的支持。 城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穷途末路了，越来越粗糙不堪了，但是总还存在。来自希腊爱琴地区各地的铭刻证明这时的城邦活力和能动性，也证明了个人的爱国主义，这些个人仍旧愿意为城邦的利益和由公民大会颁发的嘉奖令冒险，甚至献出生命。城邦仍然是希腊生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一直延续到古代世界最危机的时候，这种自治政府的最后残余才消失。(注：有关希腊化时代城邦持久生命力的经典叙述是A.W.Gomme,The End of the City-State,刊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 1937,pp.204-48.) 埃及与近东与上述的情况是不同的。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希腊人向东移民并定居于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其他一些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新城市里，特别是塞琉古王朝所建立的新城市里，希腊人建立这些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他们的新王国。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建筑辉煌还有些为古老希腊所不知愉快之事物。尽管有关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古迹几乎荡然无存，但从Ai Khanum可以窥探出当时希腊化城市的辉煌与繁荣的大概，Ai Khanum是位于阿姆河流域的一座名叫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法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有宽敞街道、不朽庙宇、大体育馆、大剧院和美丽建筑的大城市。因此当一位简明希腊导游手册的作者Heracleides Creticus感到有必要警告那些来自东方旅游者咋看雅典和其他希腊本土著名的城市时候不要失望，这些城市只是些过失的街道和破落的房屋，这一点也不奇怪。(注：Truesdell S.Brown,Ancient Greece,New York:Free Press 1965,pp.245-254.) 尽管这些城市很辉煌，但亚洲的这些新城市只是非希腊世界中希腊文化的岛屿。早期研究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希腊化时代的城市看作是“熔炉”，在这座熔炉里希腊文化和非希腊文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相遇了，融合产生一种新的国际文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学者对希腊化时代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加尖锐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征服亚洲之梦是惊人地相似，伊索克拉底梦想使亚洲的土著像斯巴达的奴隶一样努力工作来支持新希腊者和他们的马其顿主人。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希腊化世界是一种社会地位由种族来决定的社会——种族的从属关系是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来计算的。有一点不能确定是，亚历山大是否有一种混合马其顿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来产生一种混合精英去统治他的帝国。(注：至于亚历山大大帝是否有建立世界文化帝国的雄心壮志的问题，可参阅K.Sowards所编Makers of the Wester n Tradition(New York 1983)一书，书中载有塔恩和R.D.Milns两人有关这方面的争论 文章。)但事实却是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其人口的总数少 于总人口的10%——这些人属于统治精英。 假如城市为国王所剥削，作为回报，国王也必须支持当地的上层阶级，且总是更加慷慨地授予他们各种头衔和荣誉。威尔斯(Welles)已批评了那些过分美化塞琉古对其辖下城市政策的观点，事实上，国王们“不是用甜言蜜语来使他们顺从，就是挥舞大棒使其屈从”。(注：Ehrenberg,Greek State,pp.191-194.)检视了那些纷繁复杂和自相矛盾的材料以后，埃伦伯格(Ehrenberg)总结到：“总的来说，城邦和君主们的互利关系可以有悖任何法律，或者说实际可以不顾以往的任何合理性；他们的关系完全基于他们之间力量的真正对比上。” 希腊化世界衰落的原因 关于20世纪欧洲霸主地位衰落的原因人们已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持反对美国立场的人已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希腊化世界与欧洲大陆的衰落都是由于外部世界干涉的结果，希腊化世界就是由于野蛮而未开化的罗马人干涉而衰落的。这种观点已为众多的从事古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所赞同。显然罗马的威胁逐渐使希腊化的国家失去了独立；就像阿塔鲁斯二世(AttalusⅡ)所说，“发动一场事业而没有罗马人的参与”，(注：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第61封。)那注定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化世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在于其臣民持续增加的对支持君主国的不满。 三、国内研究希腊化时代概况 在我国，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看作第一个阶段，90年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 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本来起步就很晚，加上上述研究希腊化时代的诸多困难因素，使得人们的眼光大多集中在前亚历山大时期。如有一本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教科书，在叙述古希腊史时只在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晚期希腊的历史：“以后雅典的历史充满着马其顿人和雅典人统治反统治的斗争，雅典内部寡头派、民主派以及亲马其顿派、反马其顿派的斗争，直到罗马侵入和统治为止。”(注：见《世界上古史纲》(下)，人民出版社，第207页。)该书虽然在别的章节中也简略地提到了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等，但于希腊化时代科学文化成就却只字未提。再如近年集体编写的《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也具体地谈到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但却回避“希腊化时代”这个概念。另外，和研究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几百篇论文相比，研究希腊化时代的文章也实在是少得可怜。到是解放前由杨炼翻译日人原随园所著的《希腊文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更显得材料充实、条理清楚，是在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一本好书。 史学界如此，其他有关各界也莫不如此。虽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美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译著不少，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中就有不少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内容；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1989年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1979年版)等等，但只是缺少自己的东西。 总的来看，在9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尚无重要的研究著作，已有的成果一般趋向于低调否定态度。顾准的说法代表了一般学人的观点：“当希腊人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注：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这里的“混合品”明显含有贬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了，态度较为公允了，视野也更为广阔了，出现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 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系统地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特别是它对基督教及其神学形成的影响。重点放在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洛提诺上，并把斐洛看作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相结合的典型，而把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看作是这几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这种以希腊化时代哲学思潮为背景来考察这一时代犹太思想、基督教思想的完整性的著作，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的不足。 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结合的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是早期基督教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典范。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神学涉及很多理论层面，如自由意志论、灵魂-身体救赎论、寓意解经法等，都体现了希腊文化的特性。翁绍军的《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这一问题多有所涉及。王晓朝从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希腊化和基督化之间的争论。(注：王晓朝：《“希腊化”与“基督化”的世纪之争》，刊《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黄天海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西方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代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心路历程，深入分析了两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在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起源。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希腊化时代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发展史迹和创作特性。确切地说，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是一种兼为历史、哲学尤其宗教文献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因为那时文学尚未从其他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类似今天“纯文学”的作品即已出现，也凤毛麟角。作为历史著作，它们隐含了当时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犹太教的演变史和初期基督教的传播史；作为哲学尤其是宗教文献，它们记录了犹太人及初期基督教徒的哲学、伦理、法律思想特别是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由于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盘根错节地纠结为一，因此该书是本研究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交流的小型百科全书。 杨巨平的几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关于君主制，杨认为这既非马其顿君主制的顺延，也非亚历山大大帝的首创，更非对东方君主制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把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度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产物，但希腊化时代诸王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及特点又各不相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问题，杨认为，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它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沈坚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基本与杨巨平相同，认为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汇合的结果。陈恒的几篇论文对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并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这一时期科学成就和诸文明之间的交往。裔昭印认为希腊化时代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它是东西文化汇合交融、妇女经济权力增长、城邦衰弱、古典价值观崩溃和新的哲学思想兴起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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