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与差异 ——论希特勒与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的悖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54 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 蒋焰 参加讨论
【内容摘要】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一直被认为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提供了一幅“征服世界的蓝图”。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被希特勒所“吸收”，成为了其说明征服目标和缘由的总图，并指导着第三帝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的推行。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然而，在笔者看来，事实也并非完全如上文所说。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并非如此，其在历史事实本身的联系上，思想体系中及实际策略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也正是这些差异给希特勒及其“帝国”的抉择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想就二者的差异及相悖之处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希特勒 卡尔·豪斯浩弗 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 悖论 美国著名地理政治学家R·斯特劳斯-休普在二战期间曾经说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作为说明征服目标和缘由的总图，指导军事战略家沿着这条最容易的路线去征服。所以，解决希特勒的全球心理的答案就是地理政治学。”[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这是当时普遍和流行的看法，并且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只要一提起德国地缘政治学便会很自然的联想起它与希特勒及“第三帝国”的共通点和“亲密”关系。这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定势和惯性思维。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在广义上和某些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和排除上述二者之间的联系，例如二者在要求“生存空间”上的一致性，以及在希特勒上台后所构想的一些扩张目标和历程上的相似性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再对其进行一番重新思考和定位。因此，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历史联系上的“距离” 以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与希特勒及其领导的纳粹党是有着相当深的历史联系。在纳粹掌权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时期。但是，这种历史联系并不能排除上述两者间的差异，也就是说二者并没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具体分析。 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的成立及其核心刊物《地缘政治学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的创办为标志。它主要是“通过运用对地理空间和地域的透视，把历史，经济，政治和自然科学密切接合在一起的综合产物。”<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0页。] 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形态学的观察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一个国家的动态运转情况。”<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0页。] 从时间上看，它的兴起要早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得势上台。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在其成为纳粹党人的“官方科学”之前，基本上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自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以来，致力于研究和宣传一直是其工作的重心所在。虽然它主要是以研究德国的地缘政治为主，但是其研究范围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研究者们的目光同样也关注着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拉美和远东等地，并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些研究分部。这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地缘政治学家继续继承和研究前人们的学术遗产，包括麦金德(H.Mackinder)的海陆权对立的思想，马汉(A.T.Mahan)的海权论主张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许多现实性的工作和考察，做出了不少带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例如，作为其中心人物的卡尔·豪斯浩弗的主要著作就产生于此段时期：包括《日本帝国及其地位演化》(Das Japanische Reich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Entwickelung)（1921年），《太平洋的地缘政治》(Die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1924年），《地缘政治的泛区论》(Geopolitik der Panideen)（1931年）<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等等。这些学术上的研究成果通过其核心刊物《地缘政治学刊》及其随后创办的《时务评论》(Facts in Review)（英文版）而广传世界各地。不久慕尼黑研究所就被公认为是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心，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引起了美、法等国地理政治学家的重视，尽管在一些观点上，他们并不持相同的见解。<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和第7章。] 因此，应该说，在纳粹掌权以前，它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上的研究风范，并没有和“纳粹哲学”或“第三帝国的理念”混在一起，不是其对外宣传的工具。然而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这种地缘政治理论由于被“政府”给予了最高级的官方承认而逐步丧失了以上所说的这种学术客观性和价值。它与第三帝国的战略和政策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甚至在某些时候则完全变了形，但即使是在这种特定的状况下，我们仍不能说这种地缘政治理论与纳粹理论在历史联系上毫无距离。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那种状况下所出现的地缘政治其实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是在当时学术专制下异化的必然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其中存在假象的怀疑而感到惊奇了。 而作为德国地缘政治学创始人的卡尔·豪斯浩弗及其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卡尔之子——奥尔布雷克特·豪斯浩弗(Albrecht Haushofer)与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也非传统所说的那样密切。 卡尔·豪斯浩弗生于1869年8月27日，少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后加入帝国军队，官至少将。在这期间，他于1908-1911年出任了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也就于此间，他对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成为日本及东南亚地区问题的专家。一战后，又转至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虽然此时他仍具有军人身份，但其气质却更像一名学者。[参见[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Wulf Schwarzwaller)：《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Rudolf Hess—Der Stellvertreter)，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在此期间，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作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协作者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并由于选课的原因而与之交往较多，遂成为好朋友。正是通过赫斯的引见，卡尔才逐渐认识了希特勒。然而卡尔对希特勒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在第一次谋面时，他恰好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但只用一种惊讶，甚至是有点轻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人，并劝告赫斯最好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冷静的头脑”。<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76页。] 后来，当赫斯与希特勒走得很近时，据赫斯夫人伊尔莎说（又是卡尔）：“这位将军用尽强制的或鼓励的种种方法，劝阻这位年轻的朋友同希特勒在一起。”<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78页。] 因为他觉得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 <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78页。] 并无真才实学。1924年，赫斯由于自首而与希特勒一同被囚于兰茨贝格监狱。在此期间，卡尔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探望赫斯，而当时赫斯正在协助希特勒创作《我的奋斗》，因此这才与希特勒有了一些更多的交谈和讨论，[参见[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Wulf Schwarzwaller)：《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Rudolf Hess—Der Stellvertreter)，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虽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希特勒可能是从这些谈论中得到了一些“灵感”，但他和卡尔的私人关系并不像外界所传闻的那样——成为了“挚友”。而到希特勒上台以后，虽然卡尔被任命为德国科学院的院长，也被希特勒吹嘘为“我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170页。] 但事后的证明却并非如此：从殖民地问题到“东方政策”无一不显示出他和希特勒之间的巨大分歧，而1938年11月的那次令人“恐惧”的会谈[参见[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70页。] 则成为二者私人关系的“休止符”。其间的恐惧气氛和激烈摩擦使得这位地缘政治学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希特勒了。 而奥尔布雷克特·豪斯浩弗与希特勒的关系则更糟。“他对纳粹的意识形态毫无热情，他从来就不是纳粹党的党员。当希特勒上台时，他甚至有移居国外的念头。”<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163页。] 在政治上，他似乎更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后来，他也作为了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的顾问，但他对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仍持拒绝态度。从其遗留的书信来看，他主要是想通过赫斯，里宾特洛甫而影响到希特勒，但这无疑是徒劳的。在苏台德和捷克问题上，在对殖民地的问题上，希特勒所盼望的只是冲突和危机，而不是其所盼望的“和平”。在占领捷克全境后，奥尔布雷克特再也没被希特勒召见过。[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168页。] 而到后来更严重的是，随着双方分歧的加深，奥尔布雷克特甚至参加了反战组织，终于1944年因参与反纳粹的政变而被捕。1945年4月23日，在柏林被枪杀。[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第161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历史联系事实上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紧密”。虽然它们走到了一起，也影响到了帝国以后的抉择，但这种结合终归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这种历史“联系”上的“距离特征”是我们在分析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与纳粹理论的差异时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思想体系的“悖论”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思想是从德国地缘政治学中吸取了一部分“营养”，如那种把国家看作有机体的“生存空间”扩张论便是很好的证明。它为帝国的“要求”扩张寻找出了理论上的根源。还有，希特勒上台后的一些思想理论上所构想的扩张目标和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应用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学思想就必定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纳粹官方的指导思想。在重新分析和审视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与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是有很多悖论的，其中有一些是本质上的，而另一些则在政策和手段上。这些悖论最终也给帝国的抉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和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希特勒的“纳粹哲学”，这一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极端的种族主义的观念。它宣扬日耳曼—亚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高级的人种。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写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转引自[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第126页。] 对本种族和民族优越性的狂热宣扬必然导致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极端贬低和无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这里变成了人类种族的“糟粕”，他们是下贱的种族，犹太人应当被予以肉体和精神上的消灭。而斯拉夫人，如捷克、波兰和俄罗斯人也只配为日耳曼人伐木，提水的奴仆，欧洲和世界的其他民族也应当如此。 而这种等级分明的种族优越论的观念与作为地缘政治学本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格格不入的。地缘政治学是建立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之上的，因为它的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决定他们命运的更多的是靠自然环境的特性而不是他们属于哪个种族。这种地理因素决定了要有一种较为宽广的视野，而不是陷于狭小的区域。而把欧洲变成一个联合、统一的整体便是一种较为宽广的地缘政治目标，也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所孜孜追求的，他们并没有死抱着“种族主义”的狭隘观念。即使在1939年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曾做过一些带有种族优越论的尝试，但二者却是很难调和的，因为二者的基础不同：种族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偏狭和排外，而地缘政治则更强调开放和宽广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豪斯浩弗对种族主义更是不满：因为越是采用种族主义，宽广的地缘政治目标就越难以实现。而他所倡导的建立统一联合和合作的欧洲（尽管也是德国人占主导的欧洲）的目标便显得十分渺茫。 而与极端种族主义思想所适应的“生存空间”论则也就会很自然的引起地缘政治学家和希特勒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再次分歧。诚如前文所指出的，二者在把国家作为一种有机体以及空间上要求扩张上是一致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国家是个有机体，其生长和发展有赖于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因此生存空间便是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而生存空间的获得又给予国家更大的动力。[参见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在这点上，希特勒也不否认，他完全接受了地缘政治学的思想，他也认为：“只有在这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转引自[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第121页。] 但是，问题在于“生存空间扩张”的方向和手段。而在这一点上，双方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歧。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纲领与种族主义理论相联系：犹太人及其创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值得彻底消灭的，而东方的其他劣等民族则也只配为日耳曼民族做忠实的奴仆。因此，这些劣等民族所占有的土地当然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为日耳曼民族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且这种生存空间的获得也只能以“武力”来解决。“只有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转引自[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第121页。] 但地缘政治思想却没有这种由极端种族主义所派生出来的怪异念头。正如上文所述，在他们看来，地理因素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他们也认为东方是扩张的方向，但这是基于地理上的“海陆权对立”思想，即未来的抗衡将是海权和陆权力量的对立。而为了更好的准备这场迟早的“冲突”，需要在陆上建立起以德意志为主导的大帝国，但建立这种帝国的方法应是“合作”。因为他们认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才是征服空间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这些民族在地理上也与德国有天然的互利关系。[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3。] 而对于占据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由于其地缘上的优势，“重要的是应在地理上的结盟，而不是树敌。”[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3和第66页。] 正是二者在这两个根本思想上的“相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殊途”，同时也影响到了纳粹德国以后的政策和策略。 实际策略的“悖论” 一般说来，实际策略的制定和推行总是在既定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家和希特勒之间在实际策略上的差距和相悖就是其自然的逻辑结果。 首先是二者在“东方政策”上的分歧。虽然如上文所提及的，二者在国家有机体的空间扩张总体理论，即都要求对外扩张方面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实际的目标、执行方针和政策的一致性，而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豪斯浩弗继承了麦金德的海陆权世界对立和冲突的思想，他称这个理论“是一曲铿锵有力的舞蹈主旋律……它所谱写的当今世界政治的曲式就像曾被谱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样”。[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麦金德认为：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反复斗争的过程，“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和处于冰洋水系的遥远地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 双方权力扩张的最终结果便是不可避免的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他的本意是想提醒当时作为海权势力代表的大英帝国警惕来自大陆的威胁。然而正如一句谚语所讲的那样：墙里开花墙外香。它在本国不受重视，但却被未来作为其敌人的德国人豪斯浩弗接了过去，形成了自己的海陆权对立思想。他把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树立成德国所要克服的首要敌人和障碍。为了达到最终“胜利”的目标，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大陆问题，即建立起一支以日耳曼人为首的，可以与海权势力相抗衡的新的陆权力量联合，而采用的手段则是地理上的结盟，而不是树敌，以此来建立一个大陆联盟。因此他所设计的“东方政策”便是“为了通过与那些从西方体系中排挤出来的国家同盟，建立一个与之匹敌的势力。”<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1页。] 但希特勒对这一套理论却似乎并不感兴趣，虽然有时偶尔也拿来用一下，但只是暂借而已，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立即抛掉。因此，希特勒在总体上所采取和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在原则上并未遵循德国地缘政治学说，这突出的表现在他对东欧民族和苏联的态度和做法上。 根据海陆对立的理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虽然认为东欧的一系列小国地带是西方列强捆在他们国家周围的一条可恶的魔带，是英法防止德国向外扩张的防御地区，因而应当是被“铲掉”的“屏障”，从而建立起以德国为主导的体系，但他们却并不认为“征服”就是最好的办法。地缘政治学家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里侧重研究了与该地区非日耳曼民族的合作问题，“他们”被看作是“欧洲人”的一部分，因此德国人的任务是同这些民族发展起一种政治—经济组织的新的更高的联合形式。就如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居恩(Kühn)在1940年颇有感触的问到的：“东部的各民族与德国之间的天然与互利的关系难道不应是一种共栖关系吗?”<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8页。] 而希特勒的观点却并不是这样，他首先是采取欺诈和兼并的手段占领了大片土地，后来则发展成为直接的武力侵犯，变成名副其实的“入侵者”。他以这种“侵略者”的姿态出现，很自然的便引起了广大东欧人民的反感。而他在占领区和卫星国，甚至是在“联盟”之间所采取的政策和实际行动则是更加加重了当地民族的“反抗”情绪。政治上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通过大量的法律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强行迁移民众，对各种反抗行动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同时也残杀了许多无辜平民，建立的集中营制度便是最好的说明。经济上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从金钱到物资，从工业到农业，从粮食到石油等等，只要能为纳粹服务的统统拿走。劳动力也是被掠夺的对象，从1940年10月的220万人到1944年的710万人。这就如戈林所说的：“派你们到那里去，不是去为你们管辖的人谋福利，而是去尽可能的榨取他们，使德国人能活下去。”[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261页。]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与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是有很大关系的。人分三六九等，实行不同政策，履行不同义务，并不失时机的实行种族迫害和灭绝的政策，就连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这些盟国在同德国军队一起作战时，也没能逃脱这种命运，他们的国家首脑也经常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抱怨。到1940年后，虽然纳粹加强了对欧洲“新秩序论”的宣传，似乎像有转向“合作”的意思，但是对东欧民族的野蛮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新秩序论”的厄运，无论它怎样宣传和掩饰，东欧各民族很快就能看出“它”到底是什么货色，所谓的合作和新秩序，只不过是优等民族的劳工甚至奴隶罢了。这很快便招来了更大的仇恨，激发了抵抗运动的扩散。纳粹在欧洲重大的失败就在于它不可能赢得其他欧陆民族全心全意的支持，这给德国从事的整个战争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东方政策”的第二个目标便是苏联。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虽然认为苏联也是一个“草原强盗”，但与英国这个“海洋强盗”比起来，还是有商谈和合作的余地的。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符合海陆权对立的思想。同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也存在必要性和可能性。苏联是一个从纵向伸展的轴心，通过中东的部分延伸到海洋。它拥有大幅度的自然地理区，庞大的领土和丰富的能够自给自足的原料。[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这些都使它拥有天然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和防御能力。因此，试图用武力来征服它是极其危险的。豪斯浩弗认为，在这方面，拿破仑的教训是有益的：在地理上必须结盟而不是树敌。在对付苏联问题上，重要的不是靠征服，而是要用外交和秘密手段来完成。[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72页。] 这符合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关于国家扩张方式的一贯指导思想。有了这种对联盟和合作必要性的认识之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苏联也是凡尔赛新秩序的牺牲品，它那时也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在地理上也曾被肢解并且受到西方的反对。而当它频频向西方示好时，西方人却表现的并不热情，这点可从苏联与英法的关于集体安全的谈判中看得很清楚。而德国同样也是凡尔赛秩序的“受害人”，它的出现向德国揭示出了西方人的“伪善”，因此对它的回答则必是寻求与苏联的和解。这种“命定东方”的信念一直存在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脑中。正如当时的一位美国地理政治学家吉尔基(Gyorgy)所指出的：“‘纳粹哲学’和共产主义哲学之间没有多大不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用豪斯浩弗的地理决定论代替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个涉及到社会力量的辩证法；另一个则涉及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的辩证法。” [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78页。] 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表露出了当时那个时代某些人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二者之间也许确实具备了那种“合作”的可能性。 但希特勒却又一次没和他们想到一起，即使有时会突然转一下向，就像涉及一战后苏德和解的《拉巴洛条约》[《拉巴洛条约》系1922年4月由苏、德两国在意大利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定的。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相互放弃战争索赔，德国撤回对苏俄因颁布国有化法令而提出的有关要求，两国恢复邦交和最惠国待遇，促进两国贸易。参见[前苏联]С.Ю.维戈兹基(С.Ю.ВЫГОДСКИИ)等编：《外交史》(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第三卷（上），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387页。] ，1939年俄德“经济协议条款”[“俄德经济协定”系俄德双方1939年8月19日达成。其主要内容是：俄国的原料应立即开始交货，而德国对应的工业品交货将以较慢的速度进行；这些工业品，用德国给苏的商品货款为周转资金，然后以俄国的交货清偿债务，但在此期间，俄国人必须按名义上百分之五（实际上是百分之四点五）的利率付息。参见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维罗尼卡·M·托因比(Veronica M.Toynbee)和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6)之《轴心国的初期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Axis)（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80页。] 以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给豪斯浩弗所带来的喜悦一样，都是“短暂”的：他曾天真的认为这不但保持了德国的安全，同时也是通向其宏伟大陆体系目标的步骤，只有俄德的冲突才会使西方国家捡到便宜，因此两国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正如他所说：“不要因为思想意识的不同而再次危及两国协调的空间生存的地缘政治基础。”[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2页。] 然而这种合作和联盟的希望是渺茫的，它只能作为一个“狡猾”的外交手段，而不是长久的对外战略，因为它从根本上就已经违反了希特勒的“哲学”：从他的种族优越论本身里冒出来的对斯拉夫民族的厌恶和鄙视，以及由此而衍生出“反布尔什维克”的天生情结深深的影响到了他对苏联的看法——认定了它是罪恶之源。在这种“思想操纵”以及一战、中世纪东进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希特勒在他的空间扩张目标中首当其冲便是苏联。他曾直率的说：“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第120页。]“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转引自[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第122页。]。这就是希特勒的“俄国野心”。因此，他根本上就从未真正的打算过或同意和苏联进行和解、合作以及联盟，因为这最不符合他的“政治哲学”。于是，苏德的冲突就已经变的不可避免了，即使它是与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相悖，即使它是一场严重的错误。而当冲突真正爆发时，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都毫无例外的“悲叹”于这个决策的“败笔”，尽管其核心期刊还是迫于压力而“顺从”的改变了方向。这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泛区论的提出。而由此引出的便是在对美国和意大利地中海战局的态度和做法上的又一次悖论和分歧。豪斯浩弗认为，泛区是指有地理意义上的大国组织形式的出现。一个泛区的形成需要有足够大的自然地理区，原材料能自给自足并拥有适当的地理政治的“压力计”[“地理政治的压力计”是指关于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包括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以泛区论为基础将会构成新的世界体系。他把当时的世界主要划分为三大泛区：“一个是由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洲；一个是由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一个是由德国为主导的泛欧洲。”<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76页。]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些有趣的特点，而也正是这些背后所隐藏的意思决定了他们在对美国和意大利地中海战局上的态度。 首先来看美国，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很明显的把它与大英帝国的结合中分离了出来。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逐渐不再把这两个国家视为那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创造的“天然盟国”，而是一种新秩序中的潜在对手。这样，三十年代后期的美国人曾被广泛的鼓励参与与德国人的合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同美托拉斯杜邦·德·尼摩尔公司缔结协定，获得飞机发动机及完整战斗机；美美孚石油托拉斯投资100万美元与德合作生产合成油料；杜邦公司还于1936-1939年将人造橡胶与用尼龙和赛璐玢制造人造丝的技术转让给德伊·格·法木比化学公司；美孚石油也将制造聚异丁烯橡胶的技术同转让给上公司；据悉1933-1939年间，有60家美国企业在德参与合作，投资资产达3.412亿美元。参见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美国在这种定位下的角色便由与英国共同维持世界霸权的伙伴变成了囊括整个西半球的自身泛区的中心。而美国国内的孤立情绪，使得美国不再插手欧洲事务也加深了他们的这种印象。他们认为这种自成泛区和不插手欧洲事务是得以合作的前提，而美国自身也有一种使德国钦佩和向往的力量——“其在地理政治上具有准确压力计的调节力量，这在帝国新秩序后期中很有前途”[“地理政治的压力计”是指关于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包括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不仅如此，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潜力和地缘上的优势是巨大的，即其本身远离欧亚，自成体系，易守难攻，而一旦它反击时，其力量实在是很难估计。这一切足以给德国造成一种威慑力量，因此未来的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在当时，双方应当是保持友好、中立或不敌对的态度。这才是有利于德国自身发展的正确选择。 然而希特勒的做法在这方面又与地缘政治学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德国便向美国宣战。这在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看来，实在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定。虽然这是德国履行与日本结盟的义务，但在他们看来应当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糊里糊涂地匆匆忙忙向美国下战书，或许运用“口头劝戒”以及其他一些外交策略会更好些。可事已至此，与未来德美之间的泛区合作设想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作为最低限度的“至少不采取敌对态度”在此也划上了休止符。对于德国来说，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美国人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心态，源源不断的向欧洲送来了数以万记的军队、武器和物资。而最后也正是靠着它们，给予了希特勒最后一击，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至此成为了历史。 意大利和地中海战局的问题则属于在另一个泛区的事物——即以德为主导的泛欧洲。它把地中海、中东和整个非洲联合在了一起。这就涉及到了意大利的关于“我们的海”的问题。在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看来，南进和东进一样重要。豪斯浩弗坚信历史上多少征服者没能控制欧洲，这首先就要归咎于没能控制地中海。[参见[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而其盟友意大利的实力和能力实在是很难单独实现这种抱负，这从他们的民族性格、军事能力以及孱弱的经济基础便可看的出来。因此，地缘政治学家曾忠告过希特勒：第一，南进地中海是与东进具有同样重要战略意义的行动；第二，不要太相信其意大利盟友的能力。但是，希特勒却对此不屑一顾，这与他固守种族主义和空间扩张理论息息相关。在希特勒看来，东进才是真正的目标，而南方的地中海地区只要让他的意大利“小伙伴”起到牵制作用就行了，从而更好地为东进战略服务。这样便把地中海的战略地位置于次于东进的战略层次上，并且对“意大利的能力”也是有一定信心的。而最后，只是意大利在北非和地中海溃不成军时，才派出了由隆美尔领导的装甲师，但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终究未能摆脱地中海战局次要化的思维，这从其最初派往北非的军队数，后勤补给状况以及对地中海海上战局的重视不够——始终不能切断英国的地中海通道，保证己方海上后勤通道的通畅等问题上看得很清楚。而更明显的是在非洲军团处于关键或危险边缘时，希特勒曾多次拒绝了隆美尔关于增兵和加强供给的要求，最后则干脆放弃了对北非和地中海的争夺，导致了北非战场的全面陷落以及地中海海权的全面丧失。它使希特勒的“欧洲帝国”处于在南翼和北翼以及盟军构筑的大西洋海墙的重压下，由扩张侵略被迫转为了守势。1943年秋，盟军通过对希腊和意大利的侵扰和登陆作战从“软肋”部狠狠的打击了帝国，不久意大利便投降了。它充分证明了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关于地中海重要战略地位、意大利不足以充当大国角色的评价和看法是正确的。希特勒又一次与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了“悖论”，并最终吞下了由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结 语 豪斯浩弗在评论英国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4页。] 在笔者看来，这句话用于据称有着良好地理教育的德国人身上同样是适用的，尤其是作为政策抉择和战略制定的纳粹领袖者们。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背道而驰，结果证明他们确实是错了。斯特劳斯-休普曾断言地缘政治成为了纳粹的外交政策，然而假若果真如此，当时的他们就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事实上，以卡尔·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所提出的战略与纳粹实际所推行的战略还是有所差异的。如果当初他们关于地理因素、“东方政策”、美国以及地中海问题的忠告均被采纳，那么第三帝国的命运或许就会有所不同。然而希特勒及其纳粹领袖们的本性证明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些“理性的忠告”的，因为他们是最不合理性的。虽然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有一种对未来的远见，但希特勒却要向过去看齐。正如费斯特(Fest)评价的一样：“他（希特勒）要带来的拯救总是旨在复辟伟大的19世纪的东西。”[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5页。] 他们固然是曾利用过地缘政治学来为他们的征服辩解，但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时候不管是在情感上或是在理智上并不能真正领会豪斯浩弗的“科学加艺术”的真正涵义。以致于豪斯浩弗在二战结束时曾发出了“希特勒一伙根本不明白德国地缘政治学”[王恩涌，王正毅等编：《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的悲叹。 本文其实并不想给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做什么辩解，而只是想做出一种更为真实的比较。从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确在很多方面成了纳粹心智的“养料”，也确为其领土扩张充当过辩护者，应该说二者在最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渴望着对“权力的获得”；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指出的是，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只想通过征服而实现独霸，但另一个却总梦想着用更具“理性”的“联合”去建立一种以德意志为主导的体系结构。而也正是这种在目标和手段上的悖论最终给希特勒及其帝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单就“决策制定”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悲剧”。 主要参考书目: 1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 [德]武尔夫·施瓦茨韦勒(Wulf Schwarzwaller)：《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Rudolf Hess—Der Stellvertreter)，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 [美]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一），三联书店据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2月译本第一版重印。 4 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5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前苏联]С.Ю.维戈兹基(С.Ю.ВЫГОДСКИИ)等编：《外交史》(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第三卷（上）,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 7 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维罗尼卡·M·托因比(Veronica M.Toynbee)和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6)之《轴心国的初期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Axis)（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8 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恩涌，王正毅等编：《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肖星：《政治地理学概论》，测绘出版社1995年4月版。 11 [联邦德国]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德意志史》第四卷(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Band 4)（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2 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版。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西方文明的兴衰虚实
- 下一篇：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