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尝离事而言理
“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离“事”，在阐明事实的基础 上论述道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提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的问题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 ，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 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引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谓发表议论不如写出事实更有说服力，而事实之中 自亦不无道理，故《春秋》一书可以称得上是“王道之大者也”。这个认识，当是促使 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跟孔子所处的时代 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孔子所处的时代，史学尚在兴起之初，孔子所见前人的重要议论， 主要是《易》、《诗》、《书》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学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左 传》、《国语》及战国诸子的史论，十分丰富，汉初思想家的史论、政论也十分丰富。 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史记》和《春秋》的差别：第一，《史记》不可能像《 春秋》那样简略；第二，司马迁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微言大义。这就是《史记》之所以 成为既是材料翔实的历史著作，又包含有丰富的历史理论的缘故。司马迁和《史记》的 这种面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追本溯源，孔子开其端绪 ，又经司马迁加以发展，形成了这种风格。就《史记》来说，从全局看，司马迁所关注 的历史理论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他对这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揭示 ，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来实现的。（注：《报 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从局部看，司马迁作十表，而于诸表序文中阐述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作《秦始皇本纪》，而借用贾谊《过秦论》分析秦朝兴亡的历史 原因；他作《平准书》、《货殖列传》，而在相关序文中揭示出经济生活的重要和贫富 悬殊的社会现象，并由此窥见社会历史变动的法则；他作《儒林列传》，而在序文中阐 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说明司马迁的历史理论都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空言”。其后，班固、荀悦、陈寿、范晔、魏徵、杜 佑、司马光、范祖禹、王夫之、赵翼等人，在历史理论上多有成就，而他们的风格，都 是从司马迁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各有特色。
唐代史家刘知几认为史论的作用只是“辩疑惑，释凝滞”，（注：《史通·论赞》。） 这就把史论的意义和价值看得过于狭隘了。其实，许多史家对史论的认识是极明确的。 《汉书》的史论，反映了班彪、班固父子的历史观及其与司马迁的异同；范晔《后汉书 》的史论反映了作者的功力和见识，自谓其“有精意深旨”，有些史论“往往不减《过 秦篇》”；（注：《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宋书·范晔传》。）唐初众史家撰梁、陈、 齐、周、隋“五代史”时，魏徵撰《隋书》史论和梁、陈、北齐三书总论，表明当时史 家对史论的高度重视；杜佑《通典》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即包含序、论、说、议、评等和 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者对说、议、评还作了清晰的区别和解释，反映了作者的严谨态 度；（注：参见拙文《重读<通典>史论》，收在拙著《杜佑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 996年，第152-166页。）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臣光曰”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这些，都表明历代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而史论的作用和价值也不仅仅是“辩疑惑， 释凝滞”。同时，还应当看到，史家的史论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南 朝萧统编《文选》，其中设“史论”一目，认为史书论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注：萧统：《文选》序。）有广泛流传的价值。上文论到宋人编纂《文苑英华》，也 设有“史论”一目。这都表明，“史论”作为史书的一部分，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人吴缜论作史的要求，意颇精粹，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 ：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作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 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 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失又为史之意矣。（注：《新唐书纠谬》序。）“事实”是基础， 而“褒贬”、“文彩”是不可缺少的。所谓“褒贬”，自然离不开史论。这同孟子所说 的事、文、义，（注：《孟子·离娄下》。）同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注：《旧唐 书·刘子玄传》。）都有相近之处，只是吴缜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得更明确、更中 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论都具有历史理论价值，但历史理论往往包含在史论之中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史事同理论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不同的认识。朱熹曾这样告诫学生们如何读 书，他说：“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事物，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 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病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若有疑 ，则记之纸也。”（注：《朱子语类》卷11。）朱熹说史书是“皮外事物，没紧要”，这 话显然不对。元初，胡三省严厉批评类似观念，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 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 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注：《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认为，把经与史对 立起来或完全割裂看待是不对的，而“道”也包含在“事”中，因而要认识“道”，是 不能不重视史书的。在古代史家看来，史书中史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借史以明道，而史 家的历史观念是其中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学上，即便是那些以“论”作为主要特点的著作，也是不脱 离史事而发论的。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有“略”，有“论”；范祖禹的《唐鉴》 ，也是先说事，后发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事、论并举，或因事而论，或以论 举事，可谓事、论交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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