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西底德的回憶——初讀《波羅奔尼撒戰爭史》（中）（2007022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54 万科周刊 林國華 参加讨论
| 由于稟有這種古老的知識和技藝﹐花言巧語﹑跳蕩不拘的青年亞西比德在實際行動中其實“老謀”得令人聳然。這種“老謀”使得他在日後的流亡生涯裡曾以一人之力秘密操縱了雅典﹑斯巴達﹑波斯和遠征愛奧尼亞的雅典軍隊四大勢力﹔而且﹐他雖然身居愛奧尼亞﹐卻親手導演了千里之外的雅典政治改革﹐最終在被瘟疫﹑戰爭﹑內訌折磨得奄奄待斃的雅典城建立了一套自伯利克裡以來“最好的政體”。亞西比德的“老謀”也體現在他為西西裡遠征提出的卓而不群的作戰計劃中﹕先禮後兵﹐通過說服手段﹐收買散居西西裡的小邦國﹐從而瓦解其整體實力﹐最後以武力征服在西西裡居于領袖地位的敘拉古。自負的亞西比德顯然是企圖把戰場變成談判桌﹐以屬人的技藝(言辭)克服乃至取代神聖不犯的自然(戰爭)﹗這是典型的雅典風格。亞西比德這個過了度的雅典人就象小頑童伊卡路斯(Icarus)身負父親戴德勒斯(Daedulus)製作的蠟翅飛向太陽一樣﹐從死去的父輩們那裡秘密繼承了有違自然的帝國技藝﹐然而﹐他飛得太高﹐離大地太遠﹐離神明太近。盲眼詩人荷馬遵從謬斯女神們的旨意﹐曾做長歌以傳達天神宙斯的警誡﹕那些離神太近的英雄必將受苦和毀滅 ﹗多少有些遺憾的是﹐亞西比德似乎深深地惑于蘇格拉底的“愛慾”教導﹐而蘇格拉底偏偏早已放逐了那個老邁不堪的盲眼詩人 。 雅典遠征軍到達西西裡的時候正是一年中的春天。到了秋天﹐愛平等怕僭主的雅典人終于下令召回亞西比德接受公審﹐罪名是“瀆神”。老奸巨猾的亞西比德在回國中途溜之大吉﹐後來獨自一人﹐揚帆過海﹐竟投奔到雅典死敵斯巴達那裡去了。他替久戰不勝的斯巴達人謀劃了致使雅典軍隊一敗涂地的戰術﹐並就自己的流亡在斯巴達宮廷發表了一篇“申辯”。同樣身處流亡歲月的修西底德將這篇頗有派頭的“申辯”全文照錄﹕ “斯巴達人﹗過去和現在一樣﹐總有一類人常常領導民眾走入邪惡的道路。放逐我的正是這一類人﹐因為我是整個國家的領袖﹐他們對我深懷恐懼。我的原則是保全這個政體﹐它是祖先傳下來的。在這種政體下﹐我們雅典人達到了最偉大和最自由的地步。至于民主政治﹐稍微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東西﹐而我不比任何人缺乏常識。真的﹐我有足夠的理由攻擊民主政治﹔但是﹐對于這種連一般人都認為是愚蠢的政體﹐我沒有什麼新東西可說。雖然我過去有愛國的美名﹐但是現在我要幫助它的死敵儘量進攻它。我請求你們斯巴達人不要因此就認為我是一個惡棍﹔你們也不應該認為這只是一個流亡者的激情﹐因而懷疑我的觀點。我的放逐是由于那些放逐我的人的邪惡。我所愛的雅典不是現在這個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個我曾經在其中安享公民權的雅典。我現在幫助你們進攻的國家已經不再是我的國家﹔我要盡力恢復我過去的國家。真正愛國的人不是那些當他們被不正義地放逐而不還擊的人﹐而是那些不顧一切努力試圖恢復正義的人。” 一貫蓄而不發的修西底德對這篇“申辯”照舊不做評論。然而﹐他應該料到﹐這似乎是不經意中記載下來的“申辯”足足震蕩和困惑了西方兩千多年的神經。和許多人一樣﹐作為讀者﹐我無力探查這份“申辯”的累世美名和臭名背後的究竟﹔然而﹐有一點﹐我想我應該記得﹕亞西比德是雅典哲人蘇格拉底的愛侶﹐蘇格拉底也被亞西比德奉為天神。兩人親密無間﹐曾經合伙誘騙雅典的大富人克力同拿錢賄賂獄卒釋放他們在大牢裡的好朋友斐多。蘇格拉底在瘟疫和戰爭中苟且偷生﹐據說是奉了神的召喚﹔神要他活下去﹐只是為了讓他在某一時刻到市場上向雅典民眾發表一篇“申辯”之後再死。據說﹐在那篇申辯裡﹐蘇格拉底提到並讚揚了一種超越城邦之外的生活﹔雅典人感到這種生活冒犯了他們的神和律法﹐而蘇格拉底說﹐奉行這種生活的人其實是民眾的大恩人。 在斯巴達宮廷裡﹐亞西比德交代了他此次遠征西西裡的的全部軍事計劃﹕ “我們航往西西裡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裡人﹐然後跨過海峽征服意大利半島的希臘人﹔之後﹐我們準備西進進攻非洲的迦太基帝國以及富裕的迦太基城本身。然後﹐我們將揮師越過地中海到伊伯裡亞(今天的法國)﹐在那裡﹐我們將招募當地大批蠻族軍隊﹐然後協同我們在西方已經獲得的希臘軍隊回兵圍攻你們斯巴達。” 細心的人不難認出﹐這項雄心勃勃的軍事藍圖是羅馬式的。它旨在把地中海變成雅典的內湖。如果它成功了﹐也就不可能再有後世的羅馬了。 亞西比德流亡了﹐另一位將領拉馬卡斯戰死。只剩下尼西阿斯孤身一人在固若金湯的敘拉古城下勉力支撐﹐無非是等待滅亡罷了。尼西阿斯是個老人﹐他反對這次遠征。遠征之前他以老人的口吻發表演說抨擊亞西比德的少年輕狂﹐勸勉飽受瘟疫和戰爭之苦的雅典人休養生息﹐不要用既有的東西冒險去換取不可靠的偉大希望。在雅典﹐據說大家都知道﹐尼西阿斯是個尚德行﹑敬神明的好人。他對幸運女神藏在“希望”裡的笑臉懷有深深的狐疑。因此﹐他習慣于不去希望 。後世亦莊亦諧的歷史家普魯塔克考證說﹐尼西阿斯之所以敬拜神明是因為他想祈求神明保護他在羅立溫的一座大銀礦 。我們無從得知這項考證的確切度﹐我們只知道﹐尼西阿斯的財富是名聲遠揚的。這個名聲後來間接導致了他的死亡。 西西裡遠征是亞西比德用花言巧語向雅典人兜售的一個偉大希望﹔和所有種類的“偉大”一樣﹐它偉大得過了度。亞西比德流亡以後﹐這項偉大的希望工程落在了最不善于希望的尼西阿斯老邁的肩膀上。尼西阿斯倍感無助﹐只得操起他經營銀礦的手段﹐頻頻求神問卜。尼西阿斯似乎昏了頭﹐竟然不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帝國不是銀礦﹗與舉重若輕的亞西比德執意要把戰場變成“談判桌”相對﹐尼西阿斯卻執意要把戰場變成“祭神壇”。兩人都離開“自然”太遠了。他們都可謂是雅典城的“異類”﹕亞西比德是一個過了度的雅典人﹐而尼西阿斯根本就不配作雅典人﹗ 本來打算征戰于山海之間的雅典遠征軍在敘拉古城下全軍覆沒。修西底德對那次覆沒的回憶據說為希臘文學貢獻了最“崇高”(kalon) 的一段篇章﹕ “雅典人決定從陸地上退卻。這是一個悲慘的場面。他們不僅喪失了他們所有的戰艦﹐而且沒有實現他們巨大的希望﹐反而使自己和雅典本土同時處于毀滅的危險。當他們離開軍營的時候﹐他們眼裡看到的是悲慘的景象﹐心裡想到的是悲慘的思想。死者裸露戰場﹐沒有埋葬。當任何人看見自己的戰友躺在死屍中的時候﹐他心裡就充滿悲傷和恐怖。被遺棄的病號和傷員比未埋的死者更為可憐﹔他們比死者更加令殘存下來的生者感到痛苦﹔他們請求撤退的士兵帶他們一起走﹐對他們的親戚朋友大聲哭嚎﹔他們抱著行將離開的戰友們的脖子﹐盡力跟在這些人後面跑﹔當他們跑不動而不得不停下來時﹐他們只能一再向天哭喊﹐高聲哀號。他們的懇求和悲傷使所有人感到軟弱無助﹔全軍都以淚洗面﹐心中感到無限悲傷。然而﹐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是眼淚所無法表達的﹔他們擔心﹐在無法預測的未來﹐還有更大的痛苦在等著他們﹔所以﹐即使身處一個敵人的國土﹐他們也覺得戀戀不捨﹗同時﹐他們感到羞愧和恥辱。真的﹐他們就象從一個圍城裡涌出來的難民﹐而不是來攻克別人的城邦的。他們記得他們在出征西西裡時是多麼驕傲﹑多麼豪華﹐而結果卻如此恥辱﹑如此落魄﹗沒有哪個希臘軍隊曾經遭受過這樣的慘敗。他們本是來奴役他人的﹐而現在﹐他們卻因為遭受著被他人奴役的危險而落荒而逃。他們曾經是在祈禱和凱歌中起航遠征﹐而現在﹐起程回國的時候到處都是詛咒和埋怨。讓他們感到更加難過的是﹐他們是從陸地上敗退﹐而不是在大海上行軍。” 我們看到﹐在修西底德的回憶裡﹐再次出現“沒有埋葬”的屍體。這是令人痛苦的回憶。它遙遙對應著十七年前瘟疫下的雅典人對親人屍體的野蠻虐待。十七年後﹐敘拉古城下﹐絕望的雅典人再度野蠻。此時的尼西阿斯終于明白了“希望”的意義﹕他必須使眼前這群野蠻人看到希望的影子﹐從而把他們重新扶回到人的位置﹔要做到這一點﹐他所擁有的唯一力量就是他曾經大肆抨擊的﹑被亞西比德“濫用”的“言語”﹕ “雅典人﹗你們應當滿懷希望。不要因為過去的災難或者現在這不應得的痛苦而譴責自己。看看我﹐在私人生活方面﹐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比我幸福﹐但是我也和這裡最卑賤的人一樣﹐身陷同樣的危險。但是﹐我終身敬拜神明﹐如我所應當的﹔我對待他人的行為是正義的﹑無可指責的。因為這個緣故﹐我對未來仍然懷有希望。我們的敵人所享受的幸運已經足夠了。如果在我們遠征伊始﹐神明對我們發怒的話﹐那麼﹐現在他們的懲罰已經夠多了。在我們之前﹐其他人也進攻過他的鄰人﹐他們做了一般人都會做的事情之後所遭受到的痛苦也沒有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現在我們希望神明對我們要仁慈一些﹐這是合理的﹐因為現在我們的痛苦值得神明的憐惜而不再是他們的嫉妒。雅典人﹗你們應該知道﹐我們還有四萬人活著﹐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停下來都將是一個龐大的城邦。這次退兵﹐你們要注意安全和秩序﹐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應當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在什麼地方﹐當我們被迫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我們就得到了一個要塞﹑一個城邦﹑一個國家﹗士兵們﹗你們要勇敢﹐我們雅典人會重建雅典的偉大勢力。雖然現在傾覆了﹐但是你們應該記住﹕建立城邦的不是那些沒有人的城牆和船艦﹐而是人﹗” 這是尼西阿斯生前最後一次政治演說。他認同了希望的救贖意義﹐但也暗示了希望的幻影品質。演說重複了十六年前伯利克裡“遺囑”裡的主題﹕與神和解﹑與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帝國的莊嚴。修西底德顯然覺得這已經太遲了。他說﹕當伯利克裡滿懷希望地預言雅典可以戰勝斯巴達的時候﹐雅典的實力是雄厚的。希望背後原來是實力。 在這次同樣是遺書一般的演說中﹐我們看到﹐尼西阿斯總結了自己的正義和虔敬的德行﹐並堅信神明終究會眷顧有德行的人。和那個彌羅斯島上的人一樣﹐尼西阿斯腦子也裡藏著一種相同的﹑令人不耐煩的﹑古老的神義論思想。 演說裡﹐尼西阿斯三次提到了“城邦”。早在遠征伊始﹐他就很清楚﹐這次遠征絕非一次常規的軍事行動﹐而是“在遠離雅典本土的敵人的國土上面憑空建造一座新城。”建城(founding)需要建城者(founder)﹐建城者就是一國之國父﹐而國父則是身懷特殊魄力的卓絕之士。可是﹐在雅典的政治家裡﹐尼西阿斯可能是最不具備“國父”品質的一個人。尼西阿斯是個正義的人﹑敬神的人﹐他極似冤死在希臘英雄戴奧墨德斯手下的透特拉斯之子阿克敘羅斯 ﹔他可能永遠都無法明白或接受一個事實﹕國父的品質就是該隱的品質(舊約﹕創世記)﹑羅穆路的品質(普魯塔克﹕羅穆路傳)。他也可能永遠都不能明白或接受一個道理﹕任何“城邦”的創立皆始于不正義﹐“起源”因而都是骯髒的﹗因此﹐在他三度以“城邦”之名提醒雅典人守住帝國文明的時候﹐他對自己正義德行的絮說聽起來矛盾重重﹑刺耳難當﹗ 尼西阿斯被殺之後﹐修西底德追加了一篇只有一句話的悼念﹕“尼西阿斯被殺死了﹐在所有的希臘人裡﹐他最不應該得到這樣悲慘的下場﹐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嚴格地從事于德行的探究和實踐。”這篇如墓志銘一樣的悼念驚悚了幾乎所有修西底德的讀者。很多人為尼西阿斯的正義德行和悲慘下場而痛哭流涕﹐以至于弄濕了修西底德的書頁。修西底德一定會對這麼多淚水感到訝異﹐因為他本來無意于這般濫情﹐他只不過想說出一個很普通的道理﹕帝國的事業和正義的德行原本是無關的﹔問題並不是尼西阿斯不該死﹐而是他本不該去西西裡﹐甚至本不該做雅典人。對于這個道理﹐十七世紀炮製了威風八面的“利維坦”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肯定很清楚。他曾經親手把修西底德的歷史翻譯成了中古英文。在他的譯本裡﹐頗具“國父”氣象的霍布斯竟然一聲不響地把尼西阿斯的這句“墓志銘”給刪掉了﹗霍布斯的這個舉動讓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盧梭感到很不安。他耗費了莫大的心力寫了一本小書﹐叫做<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在那本書裡﹐據說盧梭探究了人類世界的苦難﹐並以含淚的同情講述了一個足以讓霍布斯倍感困惑的故事﹕“起源”不是骯髒的﹐“起源”是干淨的。霍布斯如果讀到盧梭的書會不會象他刪除尼西阿斯的“墓志銘”一樣把他扔進廢紙簍﹐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了。我們只知道﹐盧梭那本書是對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物性論>第五卷“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篡改﹐而在<物性論>裡﹐詩人盧克萊修用伊壁鳩魯的戀世語言重述了歷史家修西底德對雅典瘟疫的末世回憶。 （4） 伯利克裡的悼念 西西裡遠征在最高程度上表達了雅典的悲情。對于這場悲劇﹐有人因循亞裡士多德的悲劇理論﹐試圖找出其中的“悲劇過失”(hamartia)。不少人找到了﹐有的說是亞西比德的“愛欲”﹐有的說是尼西阿斯的“正義”。對于此類要麼是道學家﹑要麼是所謂“現實主義者”們的紛說﹐歷史家修西底德一定不屑一顧。他的答案早已藏在他為伯利克裡僎寫的悼念裡了﹕ “真的﹐在他(伯利克裡)主持國政的整個和平日子裡﹐他英明地領導國家﹐保衛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時代正是他的統治時期。但是﹐在他的一些繼承人中﹐私人野心和私人利益的爭斗引發了危害雅典以及同盟國的安全的政策。其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伯利克裡的地位﹑他的賢明﹑他的廉潔。他尊重雅典人的自由﹐但同時又能夠成功地控制他們不至于走上歧途。是他領導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導他。所以﹐雅典雖然在名義上是民主政體﹐但事實上﹐權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利克裡手中的。但是﹐伯利克裡的繼承人彼此卻是平等的﹐而每個人都想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他們採取攏絡民眾的手段﹐結果他們就喪失了對城邦的政治公務的實際領導權。在一個治理著一個帝國的大城邦中﹐這樣的狀況自然會引起許多過失。西西裡遠征就是這類過失之一。西西裡遠征本身並不存在過失﹐它不是一個判斷上的過失﹐尤其當我們考慮到我們所要對付的是我們雅典人的敵人。表現在遠征上的這個過失在于雅典國內沒有給予海外的軍隊以適當的支援﹔由于他們忙于個人的陰謀﹐以圖獲得對民眾的領導權﹐他們讓這個遠征軍失掉了它的生命力。雅典城內的不和導致國家政策紊亂。內爭最終毀滅了他們自己﹐毀滅了遠征軍﹐毀滅了雅典的帝國文明。” 修西底德說的再明白不過﹐尼西阿斯的“正義”和亞西比德的“愛慾”均不構成雅典悲劇的過失。恰恰相反﹐“正義”和“愛慾”是任何一個城邦和文明得以存在和伸展的東西。導致了雅典悲劇的“過失”是“第一公民”伯利克裡去世後的雅典“民主”。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這是比“外侮”更可恥的“內訌”﹐一種國家共同體的致死瘟疫。在這個意義上﹐雅典的“瘟疫”從來不曾退去。斯巴達人求得的那個神諭是應該應驗的﹐因為雅典之亡于“瘟疫”符合自然﹗ 雅典人太愛平等了。這種過度的愛慾背後是對偉大事務的過度的怕。是怕﹐而不是愛﹐使得渺小的雅典人承受不起亞西比德用花言巧語向他們兜售的偉大希望。是怕﹐而不是愛﹐最終葬送了偉大的雅典。 可能正是在這裡﹐在對伯利克裡及其帝國事業的悼念裡﹐已入風燭之年的史家修西底德和曾經酒後狂舞的哲人蘇格拉底 結下了隱秘的親緣。蘇格拉底的學生的學生亞裡士多德同樣對偉大的事物抱有無限的“愛慾”﹐以至于他竟然讓“愛慾”這個字出現在他最偉大的一部探究最偉大的事物的書裡的第一句話裡(<形而上學>)。這種愛慾促使他對雅典的民主政體實施了一次“考古”﹐這可謂是一次“民主考古”﹐它多少令人想到修西底德的那次“帝國考古” 。考古報告讓亞裡士多德感到失望﹐因為他發現﹕民主是政治家德性(statesmanship)的敵人(參亞裡士多德﹐<政治學>﹐第三卷)。據說﹐亞裡士多德後來對城邦裡的政體探究和建設喪失了興趣﹔他說﹐那只不過是“家政”﹐只不過是尼西阿斯的銀礦﹐它不夠偉大﹐因為它本性注定就是不偉大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味迷戀于它﹐就喪失了對它的邊界的感知﹐就喪失了對邊界外面的東西的感知﹐那樣的話﹐連尼西阿斯的銀礦也可能保不住了。後來﹐亞裡士多德離開了雅典﹐投奔亞歷山大去了。流年似水﹐當羅馬帝國殘敗不堪之際﹐拉丁學者裡悄悄流傳著一封從地下挖出來的信札﹐信用希臘文寫成﹐內容涉及如何採用移民屯兵之術改變波斯大帝國的人口版圖﹐從而把波斯瓦解于無形﹐把希臘從波斯的陰影裡徹底解放出來。收信人是亞歷山大大帝﹐寫信人是亞裡士多德。不過﹐據博學的現代的古典學家們報道﹐那封信是拉丁哲人的偽造﹐意在慫恿羅馬皇帝把那些亞洲來的基督徒們從帝國趕出去﹐重溫帝國的舊夢。 (责任编辑：admin) |